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基本信息,適合閱讀人群,作者簡介,目錄,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紀史

本書側重於文明史的視角，以活潑生動的形式敘述了世界古代諸文明及歐洲中世文明的興衰歷程，並揭示其主要特徵。作者在充分占有原始文獻並吸收海內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執教和研究心得，對世界古代中世紀史進行了系統而簡明的闡述。全書輔以近SO幅精美插圖以及用於解釋專有名詞的文本框，章後附有大事年表，書未開列以中文出版的閱讀文獻，便於學習使用。

基本介紹

書名：世界古代中世紀史
作者：黃洋、趙立行、金壽福著
ISBN：7309046463
定價：35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開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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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博學.史學系列

圖書作者：

出版時間：2005-8第1版

印刷時間：2005-8第1次印刷

適合閱讀人群

本教材供高等院校歷史學專業與相關係科教學使用，也是一般讀者了解和研究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的入門讀物。

作者簡介

黃洋，198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1991年獲倫敦大學古典學博士學位，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古希臘史研究，在國內外專業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代表性專著有《古代希臘土地制度研究》（l995年）等。趙立行，1996年獲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世紀史，尤其專注於歐洲中世紀經濟社會史和文藝復興史的研究，發表相關領域論文20餘篇，代表性專著有《西歐商人階層的形成與西歐社會轉型》（2004年）等。金壽福，1991－2001年就讀於德國海德堡大學，2001年獲埃及學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主要從事古埃及史研究，曾多次赴埃及參加考古挖掘和文化活動，在國內外專業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代表性專著有《法老――戴王冠的人間之神》（2003年）等。

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研究範圍是從人類起源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包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三大歷史時代；研究宗旨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提供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的研究成果，探索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和理論價值。同時，歷史是不能割斷的，許多當代重大的國際問題和熱點問題都應追溯到古代和中世紀歷史，因而本學科的研究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研究從史前社會到公元17世紀的歷史，學科研究的地域範圍主要包括古代希臘羅馬、古代西亞北非、中世紀西歐和東歐、古代東亞、古代南亞和中亞，此外，研究領域還包括中西交通史和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等。本報告主要總結了2008年10月至2009年10月在中國大陸出版和發表的有關學術成果。

世界上古史

1、綜合性研究

本年度出版的綜合性著述主要包括劉增泉的《西洋上古史》1和晏紹祥的《世界上古史》2。劉著以埃及、兩河流域、希臘、羅馬為主要篇章，介紹了這一古老的文明地區的上古史。劉增泉教授系法國巴黎索邦大學西洋史博士，法國國家高等社會科學院文化史博士，他將法國西洋史的研究路徑引入著作當中，一方面可以充當讀者學習西洋上古史的教科書，另一方面也可以改變中文學界西洋史單方面依賴英美西洋史的研究取向。晏著將世界上古史劃分為原始時代、青銅時代、古典時代和古代世界的轉變四個階段，深入敘述人類的起源與世界古代文明的歷程，努力揭示古代世界各種文明在不同時期的特徵。同時注意描繪世界古代文明的“世界性”，將中國古代文明納入世界文明大潮之中加以觀照。在譯著方面較為引人注目的是英國皇家人類學會主席、著名人類學家，G.埃利奧特·史密斯的經典之作《人類史》的再版。3本書是文化人類學的一部著作，對原始人的遊蕩生活、民族習俗、人種的起源、君主制以及神聖的標誌、木乃伊與建築學的早期文明等做了闡述。

在相關學術史和理論研究方面，於沛與周榮耀主編的《中國世界歷史學30年》4第一章總結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者所取得的成就，旨在明確本學科今後發展的方向，進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是從事相關領域研究和教學的必讀參考書。易建平的《從摩爾根到塞維斯:酋邦理論的創立》5檢視了摩爾根以後文化人類學的發現直至塞維斯的酋邦理論，認為塞維斯是摩爾根學說優秀的繼承者與發展者。

2、古代西亞北非史研究

本年度國內學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在古代兩河流域史研究領域，劉健利用大量考古資料和早期文字資料，探討了蘇美爾城邦的外在特徵、結構特徵以及城邦特色，概括總結了蘇美爾城邦的基本特徵。6袁指揮對阿馬爾那時代近東使節的等級、基本素質和外交許可權等問題進行了敘述。7李海峰對古巴比倫時期的土地租賃活動和房產買賣活動進行了深入分析。8張文安的《古代兩河流域宗教中的生死信仰》9指出古代兩河流域先民認為人類的生命是由神創造並為神服務的，人類沒有永生，死亡是命中注定的；生命的意義在於追求名譽和為神服務；人死後亡靈都要進入地下世界，地下世界是黑暗淒涼、陰森恐怖而不值得嚮往的。這種生命信仰和死亡信仰反映在祭司神學集團編造出的一系列神話、史詩等宗教文學中，二者互為補充，共同發揮著宣揚宗教教義的文化功能。趙克仁對巴比倫醫學文化進行了分析。10

在關於古埃及研究的學術史梳理方面，郭子林在《中國埃及學研究三十年綜述》11中對中國埃及學的發展道路做了全景式描述。在古代埃及政治、經濟史研究方面，克努霍特普二世自傳體銘文形成於古代埃及第十二王朝時期，被刻寫在位於貝尼·哈桑的克努霍特普二世的墳墓牆壁之上，是我們研究古代埃及第十二王朝時期地方貴族勢力和中央政府之間關係的重要文獻資料之一。郭丹彤根據德·布克的象形文字拓本將其譯出，並對內容作了必要的注釋。12郭子林的《王權與專制主義——以古埃及公共權力的演變為例》13一文試圖通過對王權與專制主義這兩個概念的考察，結合古埃及各個歷史階段公共權力的演變，剖析王權與專制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繫，認為王權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可以發展為專制主義，而專制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又因不同的歷史條件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同時，他在《從托勒密埃及國王的經濟管理透視專制王權》14一文中指出，托勒密埃及的國王擁有強大的經濟權威，而其掌握強大經濟權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被所有臣民看做是法老的繼承者和神之子。他們依靠強大的經濟權力和經濟實力掌握了全國行政、司法、宗教、軍事等最高權力，確保了專制王權統治的建立與發展，使托勒密埃及專制王權表現出了自己的特點。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對托勒密埃及專制主義的形成與演變做了深入論述。15曹彩霞和孫永剛的《論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統治》16指出，希克索斯人在吸收埃及傳統文化的同時，對埃及歷史的發展產生了一些積極影響，是對埃及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在古代埃及對外關係研究方面，郭丹彤在《米格都戰役·卡代什戰役·海上民族入侵——論新王國時期的埃及對外戰爭》17一文中指出，新王國時期的埃及對外戰爭頻仍，尤以第十八王朝時期的米格都戰役、第十九王朝時期的卡代什戰役和第二十王朝時期的海上民族入侵為其典型戰例。這三個戰例不僅反映了埃及的對外戰爭類型、原因和規則，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反映了新王國時期埃及軍事力量由盛及衰的演變過程。因此，它們是我們研究新王國時期埃及對外戰爭的最佳個案。此外，她還就海上民族對埃及的移民及其對近東世界的影響做了多方面的探討。18

謝振玲、劉文鵬則對羅馬統治時期埃及的私人土地租約進行了深入研究，19指出與法老時代相比，羅馬統治時期埃及的土地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王國在法律上承認土地私有權的存在，公有經濟不斷瓦解，私田數量不斷增加，而私田中的大部分都採取租佃制的經營方式。

在古代埃及宗教、社會文化史方面，學術界注意到了古埃及婦女在神廟中的獨特職能和地位，金壽福在《古代埃及婦女在神廟中的職能和地位》一文中指出，從新王國開始，古代埃及婦女，特別是王室的女性在神廟裡，尤其是在阿蒙神廟裡的地位迅速提高，在第三中間期和王朝後期甚至居於阿蒙神廟的領導地位。不過，這種表面上的顯赫是以服務於男性權力欲望和經濟利益為前提。史海波、郭丹彤的《從教諭文獻看古代埃及倫理教育的傳統內容》20提醒學者們通過對教諭文獻中的倫理教育側重點的探討，可以更為深刻而精確地了解古代埃及人的倫理道德準則以及社會價值取向。護身符是古埃及宗教文化的重要藝術形式，趙克仁的《古埃及護身符的製作原理、分類與文化蘊涵》21對此問題給予了關注。此外，他還分析了形成古埃及藝術風格的地理環境因素，22並對法老藝術形象的成因與功能作了檢視。23趙克仁對埃及新王國時期神廟的功能與作用做了分析。24王海利在《古代埃及社會觀簡論》25中提出尋求社會和諧是埃及文明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

在譯著方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富蘭克弗特的《近東文明的起源》26。此書系統論述了直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史學界對古代近東研究的狀況，進而分別論述了古代近東兩個文明地區（古代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早期文明以及城市的出現，最後論述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對埃及文明的影響。　3、希臘、羅馬古代史研究

這一研究領域仍然是本年度世界上古史研究的重點所在，相比其他研究領域，具有論題集中、觀點鮮明的特點。黃洋、晏紹祥的《希臘史研究入門》27從古希臘史的概況、研究史、經典著作、基本史料、研究方法等各個方面，系統介紹了這一專門領域的基礎知識。

關於古希臘史研究的學術史有多項成果問世。黃洋的《古典希臘理想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Hellenism》一文28指出，18世紀中後期和19世紀前西歐知識界對於希臘文化的闡述顯示出，理想化的希臘是歐洲現代性自我形塑和自我表述的方式，而以現代性為歸宿的希臘想像對現代希臘民族國家的塑造和古代希臘歷史的認識產生了深刻影響。Hellenism成為歐洲在希臘推行文化殖民主義的方式，而現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徵也由此滲透進了我們對古希臘歷史一些關鍵問題的理解。徐松岩的《庫納克薩之戰與“萬人軍”長征新論》29指出，兩千四百多年來，某些西方學者一直津津樂道於庫納克薩之戰與“萬人軍”長征，從中似乎找到了西方人自古優於東方人的“根據”。然而,通過對有關史實的重新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色諾芬對小居魯士個人才德的描述明顯言過其實，很多事件不過是某些希臘作家對史實誤解或自欺欺人的曲解而已。近現代西方學者從古代作家那裡繼承、吸收了他們對波斯人以及東方其他民族的某些偏見。近代西方人對東方民族及其歷史文化的偏見，其源頭之一正是他們對庫納克薩之戰和"萬人軍"長征的曲解。王大慶在《論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希臘文化史研究——兼評》一文中，30以布克哈特在希臘研究上的代表作《希臘文化史》的最新英文選譯本《希臘人和希臘文明》為主要的參照，對布克哈特的希臘文化史研究的思想來源、貢獻及特色進行一些嘗試性的總結和評析。王志超評述了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而著稱的美國著名的古典學者約西亞·奧伯的主要觀點及其學術特點。31祝宏俊介紹了當代西方（英、美）斯巴達研究的趨勢。32陳德正論述了晚清教育中的外國歷史課程與希臘羅馬史，33魏鳳蓮則對近年來國內古希臘民主制研究進行了學術總結。34

希臘城邦問題依然是引起普遍關注的問題。楊共樂對古代希臘城邦特徵進行了探析。35李慎令、賈文言則指出，城邦既是一個以公民權為核心的公民集體，也是一個包含奴隸、外邦人、外僑在內的社會。在城邦的這一特性下，雅典社會的經濟性質則呈現出巨大的複雜性。36張康之、張乾友在《變形的鏡像：學術界對古希臘城邦生活的誤讀》37一文中駁斥了學術界將古希臘的城邦生活作為公共生活理想形態的慣常看法，指出將城邦生活視作現代公共生活的原型是不正確的，城邦生活只是一種共同生活的形態。

關於雅典民主政治問題，李尚君論述了公元前4世紀雅典的“激進民主制”。38作者從當時雅典的歷史語境出發來分析當時民主政治的性質，指出亞里士多德所謂的“激進民主制”是社會危機中的一種極端狀態，可能導致此狀態發生的某些基本特徵的確存在於公元前4世紀雅典民主政治的現實之中，雅典人將這些特徵予以制度化，使得當時的民主政治儘管沒有進入極端危機狀態，但也明顯表現出激進性質。李艷輝指出扼殺精英是古代雅典民主的一個重要的特徵，而民主政治中無休止的派系鬥爭則是精英遭到扼殺的深層原因。39虞崇勝、楊刻儉分析了古希臘民主制度的地緣因素。40邵欣欣、郭小凌對雅典政治制度中的“Ostracism”一詞進行了考辯，41指出“陶片放逐”的譯法比“貝殼流放”更加合理。雅典的陪審法庭創建於梭倫改革時期，最初附屬於公民大會。張春梅對公元前5世紀中期雅典陪審法庭的變革進行了形式和性質上的分析。42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雅典民主政治的認識一直存在“民眾的統治”與“貴族和富人或者奴隸主階級的寡頭統治”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蔣保的文章《民眾的統治抑或奴隸主貴族階級的寡頭統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論》43通過對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領袖與民眾權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結論：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眾的統治”，也不是“貴族和富人或者奴隸主階級的寡頭統治”，而是民眾與政治領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權力為民眾和政治領袖所共享。祝宏俊則通過與雅典等希臘其他國家政治制度的對比，對斯巴達的王政及其特徵進行了總結。44

在古希臘經濟史方面，晏紹祥對頗有爭議的古風時代希臘社會經濟進行了探討，45認為人口的增加、生產技術局部的變革、地中海地區貿易聯繫的恢復，表明古風時代的希臘經濟確有一定程度的增長。希臘本土若干工商業中心的出現，顯示貿易和手工業對於希臘城邦的形成仍有所貢獻。不過古風時代希臘的經濟無論與工商業的聯繫多么密切，仍是農本經濟，與近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有本質的區別。祝宏俊對古代斯巴達的土地占有穩定性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46分析了古代斯巴達土地制度中包含的穩定性因素和不穩定性因素。

在希臘各城邦關係問題的研究方面，張強對十篇公元前五世紀雅典法令銘文進行了譯註，47這些銘文集中反映出作為盟主之邦的雅典在政治、經濟及司法等諸多方面對盟邦主權的肆意踐踏，是解讀該時期雅典歷史的重要原始資料。徐曉旭的《腓利二世-霸權與泛希臘主義》48所研究的問題是馬其頓腓力二世謀求希臘霸權的行動與泛希臘主義之間的互動關係。馮金朋在《試論彼奧提亞統一運動》49一文中論述了彼奧提亞統一運動的特殊性及其曲折道路。

在古希臘社會文化史方面，吳曉群著《希臘思想與文化》50具體論述了個人的詩歌與公眾的戲劇、貴族生活的範式及其變形、體育賽會的由來及其內容、希臘化時代的文化與思想等內容。此外，他還論述了荷馬史詩對希臘人及其文化的影響。51王邵勵的《奧林匹亞公祭競技會的勃興背景：一項歷史學的綜合考察》52指出，古競技會的勃興，體育競技聯袂於泛希臘節慶，反映了長時段的古希臘宗教文化積澱的成果，順應了古希臘世界一體化的社會發展趨勢，昭示著城邦公民政治崛起的新的歷史轉向。裔昭印以古希臘著名女詩人薩福為例，分析了古希臘時期同性戀由褒到貶並最終被社會輿論所否定的歷程。53魏鳳蓮重新解讀了古希臘宗教神話中狄奧尼索斯和阿波羅的關係。54崔麗娜在《試析希臘化宗教中的東方傳統》55一文中認為，希臘化宗教是希臘因素與東方因素融合的結果，其中東方因素更為突出。祝宏俊的《古希臘節制思想》56是國內學術界對節制美德進行專門的研究的首部作品，作者充分利用了古希臘神話、文學，尤其是哲學方面的資料，將古希臘的“節制”思想置於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加以認識。蘇振興總結了古典時代希臘人教育思想的轉折的多方面因素。57徐浩在《論古代希臘歷史批判方法的演進》一文中指出，古代希臘歷史寫作長期以來等同於神話傳說和史詩。但自公元前6世紀起，古希臘人的歷史寫作具有了一種求真精神，開始了歷史批判方法和歷史學的孕育階段；希羅多德以探尋的方法進行歷史寫作，從而使歷史批判方法和歷史學進入萌芽階段；修昔底德則將歷史批判方法提升到方法論的高度,歷史批判方法和歷史學最終形成。58李尚君通過對希羅多德《歷史》起源問題的分析，試圖考察歷史學與生俱來的某些特性。59

關於希臘史的譯著在本年度也新品迭出。古代名著的出版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郭霞翻譯的《奧克西林庫斯希臘志》60。該書是目前在埃及發現的最有價值的紙草文獻之一，涉及的是公元前五世紀末至前四世紀初為學界所普遍關注的歷史。它包括開羅斷片、佛羅倫斯斷片和倫敦斷片三部分，因其全部發現於埃及的奧克西林庫斯，並且都為古希臘歷史之記載，內容上又彼此相聯繫，故而校勘者合稱為《奧克西林庫斯希臘志》。對近代以來希臘史研究成果的引介上，晏紹祥翻譯了英國人默里的《早期希臘》61，王大慶翻譯了布克哈特的《希臘人和希臘文明》62。

關於古羅馬史的學術史引起了學者的關注。晏紹祥介紹了20世紀初以來西方學術界有關羅馬共和國政治生活特點的爭論。63王雙洪探討了生活年代相距甚遠的奧古斯丁和孟德斯鳩關於羅馬異教問題的一場辯駁。64

在古代羅馬政治、軍事史研究方面，學者們不斷開拓出新領域。熊瑩以公元20年的皮索案為例，分析了“除名毀憶”與羅馬元首制初期的政治文化的關係。65文章結合“除名毀憶”歷史的梳理與貴族文化內涵的挖掘，通過新發現的元老院法令銘文，對公元20年的皮索案進行了深入剖析，可一窺元首制初期的政治文化。對皮索的懲罰展現了一個人身後之名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家庭的現實需要。貴族家庭在創造、維護和控制家庭成員在公共記憶中的主動角色方面得到了官方的充分認可，家庭的主動“除名毀憶”構成了貴族階層自我保護機制的核心。宋立宏以羅馬不列顛為中心，分別探討了行省中的羅馬軍隊問題66和羅馬帝國的地方政府問題。67張曉校考察了羅馬軍隊與帝國邊患的關係。68公元3世紀是羅馬帝國的一個重要階段，在這一階段帝國的政治體制完成了從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轉型。王振霞的論文對這一政治體制的變革進行了論述。69

學者對古羅馬文化史也給予了很大關注。蔡麗娟總結了奧古斯都統治時期的文化特徵。70禹群英指出了圖書與古羅馬文化發展之間的怪圈。71王成軍將古羅馬歷史學家普魯塔克與司馬遷的傳記史學觀念進行了全方位的比較。72梁潔的專著《撒路斯特史學思想研究》73論述的是羅馬共和時期的一位史家——撒路斯特和他的兩部作品《喀提林陰謀》《朱古達戰爭》。本書指出撒路斯特以小見大的選材、客觀的寫作特點和樸實的文風都是後來學者對他評價頗高的原因。馮潔音翻譯的《現代史學的古典基礎》74系統梳理了希臘史學、希伯來史學與波斯史學之淵源以及它們各自的特點。姬慶紅論述了古羅馬教仆統治階層的子女教育、平民甚至奴隸兒童的初級教育所做的貢獻。75晏紹祥在《波里比阿論古典羅馬共和國政制》76一文中重點探討了波里比阿有關單純政體產生、墮落和循環的理論，在此基礎上，考察了他關於羅馬共和政體乃混合政體、混合政體相對穩定的觀念以及混合性質在羅馬政體中的具體表現，並對波里比阿的理論與羅馬共和國政治實際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討論，指出波里比阿理想化的論述與共和國的實際之間存在一定差距。

此外，楊俊明、尹寧對共和前期古羅馬公民的職業道德做了考察。77宮秀華、孫敏分析了羅馬—高盧城市興起的因素。78鄒芝在《試析共和向帝制轉型時期的古羅馬婚姻》79一文中指出，在轉型時期，古羅馬人的婚姻由“有夫權婚姻”向“無夫權婚姻”過渡，婚姻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徵，但從實質而言，沒有大的變化。在羅馬人的婚姻中，重要的既不是愛，也不是欲望，而是忠誠。婚姻的實質就是生育合法的羅馬公民，以鞏固和延續帝國的統治。曹振宇總結了古希臘羅馬科學技術的成就及影響。80王鶴對“羅馬化”問題做了簡要論述。81楊師群對兩周秦漢與古希臘羅馬的工商業進行了比較研究。82

4、古代東亞史研究

王仲殊與王巍從考古學角度分別對埼玉稻荷山古墳鐵劍的銘文與日本埼玉稻荷山古墳和埼玉古墳群進行了詳細考察。83另外，王仲殊在《考古》雜誌發表了論述日本高松冢古墳年代及所葬何人問題的文章。84作者重申，高松冢古墳的海獸葡萄鏡在大小、形狀和裝飾上和中國唐朝首都長安東部郊區的獨孤思貞墓的海獸葡萄鏡是“同范鏡”。由於獨孤思貞墓安葬在公元698年，根據他的墓志銘，可以推斷這面海獸葡萄鏡是被702年進入唐朝的第七次遣唐使於704年帶到了日本，不久便歸忍壁親王所有，忍壁親王於705年5月去世，此鏡乃被作為隨葬品而納入其墓中。韓賓娜在《藤原京遷都與日本律令制的中央落實》85一文中指出，日本對唐朝律令制的切實導入，與藤原京遷都相與表里。在此過程中，宮都空間布局、官僚機構組織和土地所有制形式，都首次以整體面貌在日本的中央得到確定的落實。當人們去追究日本何以會如此熱衷唐制導入的動力原因時，日中之間古已有之的競爭關係，則為人們認識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

徐建新的《高句麗好太王碑拓本的分期與編年方法》86一文以數十種傳世的好太王碑拓本為資料，對拓本的分期和編年方法問題做一番探討，並採用了一種新的更為接近真實的拓本編年方法。拜根興研究了唐高句麗遺民問題。87他根據已發現的高句麗遺民墓志銘及相關遺蹟遺物，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比較，探討了高句麗遺民遺蹟遺物的現狀、分布、收藏地點，以及研究的意義。張春海的《論高麗在刑罰適用上對唐制的變通》88將高麗和唐朝的刑罰適用問題進行了對比，概括為四種情況：唐的刑罰重而高麗輕；唐的刑罰適用標準嚴而高麗松；高麗對唐的刑罰進行了改造並和其固有的刑罰同時適用；高麗在實踐中有一套廣泛適用的恥辱刑系統。

元帝國（1271-1368）時代的高麗是韓國歷史上所謂“國難之時代”，作為元帝國的附庸，高麗不僅要向元朝納貢稱臣，還要隨時滿足元朝提出的各種臨時性要求。作為附庸與宗主國關係的延伸，高麗成為元帝國發配犯人重要的域外流放地，其中大青島的地位頗引人注目。權五重的文章89主要關注了流放形態、流放對象在不同時期呈現的特徵，以及大青島在元代諸多流配地中占有的位置，流配於此的人物等問題。刁書仁關注的是朝鮮王朝對中國書籍的購求及其對儒家文化的吸收問題，90文中指出，朝鮮王朝從中國獲取書籍的數量、種類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其從明朝獲取書籍的途徑一是由明廷賜給，二是由使臣在市場購買。與此同時，朝鮮王朝也重視對引進書籍的印製和傳播，努力吸取書籍中蘊寓的思想理念、行為規範，從而使儒學在朝鮮半島得到前所未有的傳播。孫衛國以《皇明通紀》及其續補諸書為中心考察了其對朝鮮的影響。91

從觀念史的角度，翟意安對古代至中世紀日本人中華觀念的演變進行了考察。92許曉光論述了近代早期日本等級制度和特權觀念的變化。93韓東育從文化角度檢視了“武士道”死亡價值觀。94徐靜波考察了大航海時代以後日本人對外界與自身的新認識。95對日本朱子學的研究則以陳景彥、王玉強的《禪儒一致構造與中世日本朱子學》96和《淺析伊藤人齋的朱子學觀》97以及唐利國的《論日本近世前期山鹿流兵學的確立——以山鹿素行的朱子學批判為中心》98為代表。

此外，王軍對日本庄園公領制進行了初步探討。99吳佩軍、尤建設對日本德川時代朱印船貿易發展過程進行了較為詳細考察，100周愛萍同樣關注的是德川時代的經濟，重在考察三貨制度下的貨幣流通問題。101　5、古代中西交通史

馬健通過黃金製品對中亞草原與中國早期文化交流進行了研究，102文章以金器為線索，分別比較了中亞草原、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中原地區在銅石並用時代至戰國末期這一時段內金器形制、功能、流行、演化等情況，闡述了中亞草原的用金習俗和黃金藝術在不同時期逐漸經過中國北方向中原地區滲透、影響的過程，以及中國北方、中原地區對這些外來因素吸收、融合的過程。余太山的《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103對東方和西方的有關"絲綢之路"的古代文獻資料進行了細緻的考證、研究，求得不同語種文獻的相互印證，從而確認古代東西交流的史實。全書分上卷、下卷、附卷三部分，對於《穆天子傳》、《西域圖記》、《歷史》、《地理志》等中外古籍均有詳實的考證和獨到的比較研究。楊共樂對洛陽出土的東羅馬金幣銘文進行了釋讀，104文中指出，東羅馬金幣在洛陽的不斷發現既印證了絲路當年的繁華以及洛陽在國際交流中的核心地位,同時也為國際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物證。他還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幾個問題進行了考析。105張緒山從整體史的視角中國與希臘一羅馬世界文化交流的幾個典例。106沈愛鳳的《從青金石之路到絲綢之路--西亞、中亞與亞歐草原古代藝術溯源》107以古代世界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為線索，討論上古時期西亞、中亞和亞歐草原各民族藝術發展的關聯，從中揭示上古亞細亞文化的歷史價值。陳明強調了絲綢之路在傳播解毒學知識上的作用。108　6．古代中亞、南亞與東南亞史研究：

Soter Megas問題由來已久，楊巨平根據近年新發現的碑銘錢幣資料對此做了辨析。109 文章認為Soter Megas確實既非《後漢書》中的閻膏珍，也非“Rabatak銘文”中的Vima Taktu，而是那位受命於閻膏珍去“監領”“天竺”的將軍。黎道綱的《參半國不在文單西北辨——論參半在尖竹汶》110根據泰國的考古發現，發現尖竹汶帕涅古城的地理環境與《太平御覽》有關參半的記載十分一致，尖竹汶府帕涅古城正是參半國所在。何平對高棉古代社會的演進及其特點做了探析，111指出高棉歷史上並沒有過一個奴隸制占主導地位的奴隸社會時期。　7．古代非洲史研究

許永璋對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中記載的“麻那裡”進行了考辨，112指出它不是澳洲北部達爾文港以東一帶，也不是肯亞的馬林迪，而是坦尚尼亞的松戈·姆納拉島。

世界中世紀史

⒈ 綜合性研究

學者們對涉及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的學術史梳理懷有濃厚興趣。孟廣林對西方史學界關於中世紀英國“憲政王權”問題進行了考量。113文章指出，在西方政治史領域，中世紀英國的“憲政王權”一直是歐美史學家探討和爭論的熱點。近些年來西方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早已顛覆了流傳甚廣的習見和程式化的表述。其中最突出的是“憲政王權”的相關研究，包括何謂“憲政王權”、“憲政王權”的起源、議會與國王權威的關係以及“1399年革命”和“蘭開斯特憲政主義”。張淑清評述了國外關於古代、中世紀猶太婦女地位問題的研究情況。114劉新成論述了全球史觀下如何進行近代早期世界史的編纂問題。115劉明翰則對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對歐洲文藝復興史的研究情況做了歸納總結。116倪世光梳理了改革開放30年來國內騎士研究。117陳日華介紹了關於中古英國地方自治及地方主義的研究狀況。118高鐵軍分析了近幾年中國世界中古史學科的研究現狀。119徐煜、高志平對西方學界關於近代早期英國憲政問題的研究現狀進行了綜述。120李彥雄分別介紹了國外學者關於英國自由農民問題的研究情況121和西方關於中世紀晚期英國自由農發展地區不平衡的幾種解釋。122張煒對中國著名歐洲中世紀史學者閻宗臨的學術成就及其文化史觀做了分析。123同時，對西方史學界近十年來關於近代早期印刷出版史的研究動向進行了介紹。124

在世界中世紀史的著述方面，主要包括謝豐齋編著的《世界中古史：公元5—15世紀的古代世界》125和劉增泉的《西洋中古史》126。除此之外，多以譯著為主。其中主要有郭方、李桂芝、張煒等翻譯的《劍橋插圖中世紀史：1250—1520》127，涉及中世紀的結束、危機時代、瘟疫、饑荒、國內衝突，並且在最後幾個章節論及歐洲強有力的經濟和殖民擴張、文化復興和宗教改革。另外，范勇鵬翻譯了《不列顛人傳說和歷史》128，肖明翰翻譯了英國人布萊爾的《盎格魯-撒克遜簡史》129，陳默翻譯了蒙茅斯的傑佛里所著《不列顛諸王史》。130　⒉ 歐洲中世紀及近代早期史

本年度發表的成果規模空前，達數十篇之多，顯示出中國學者極為濃厚的研究興趣。“封建”的概念及其意義始終是中國學者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侯建新131和侯樹棟都對此問題給予了關注。在《論三大封建主義概念》132中，侯樹棟分別對狹義封建主義、廣義封建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封建主義概念進行了辨析，認為三大封建主義概念都有各自的學術功用，它們為認識前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層面，無需再以“封建”的本義否定這個詞的其他含義。徐煜考察了英國斯圖亞特王朝早期的憲政鬥爭，指出中等階層的壯大和貨幣經濟的發展，是這一時期英國憲政鬥爭的根本原因。133王權問題也是中世紀史的核心問題之一。藺志強以亨利三世時代早期為主考察了中古英國的幼主託孤與王權運作之間關係。134於洪的《論布拉克頓的王權觀念》135指出布拉克頓的王權觀念主要包括王權的合法性、國王的權能以及王權的有限性等三個方面，逐漸成為新興資產階級反抗王權、爭取權利和自由的旗幟，從而演變為英國近代憲政發展的重要思想淵源之一。

在土地制度研究領域，趙文洪的《公地制度中財產權利的公共性》136認為公地制度下財產權利的公共性，既表現於公地共同體在對外關係中，集體地擁有和行使財產權利；又表現於共同體成員之間土地財產的混合，以及全體成員行使財產權利方式的集體性。陳日華考察了中古時期英格蘭王室森林問題。137石強注意到了英國都鐸時期土地占有權的流轉問題。138

在宗教問題領域，李隆國從奧羅修論戰爭、奧羅修論和平和奧羅修的文體與中世紀史學三方面論述了奧羅修與基督教史學的轉型。139李建軍分析了西歐中世紀教會和修會對婦女修道的矛盾態度及其思想根源。140黃玉婷、張凱斌的《柏拉圖主義在奧古斯丁神學體系中的作用》141一文強調了柏拉圖主義及其以後的新柏拉圖主義對構建奧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學體系的影響。通過吸收、借鑑、改造這兩種學術流派的相關核心理論，奧古斯丁使兩種分屬不同時段的歷史思想之間實現了嫁接與融合，從而推動了中世紀早期基督教神學向著理性哲學方向的發展。田婧將目光聚焦加洛林王朝時期的愛爾蘭僧侶，從多個角度指出了其這一時期文化復興過程中的重要作用。142李勤的《中世紀西歐神權統治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影響》143認為，中世紀西歐神權統治不僅使西歐形成了獨特的政教分立的二元權力體系，對西歐的王權也有很大的限制作用，還便利了西歐各國民主力量的產生與壯大，基督教本身也蘊涵著民主的精神核心。

在對經濟、商業問題的研究方面，馬克垚對前工業社會中西經濟周期性升降進行了比較研究。144謝豐齋的《13世紀英國莊園農業“商品化”芻論》145對13世紀以來英國莊園農業中出現的“商品化”趨勢做了解讀。劉景華、宋家臣考察了義大利商人在英國中世紀晚期經濟崛起中的作用。146劉景華、徐艷麗強調的是英國崛起中的尼德蘭因素。147楊師群對中世紀中西方國家稅權制度做了比較。148柴彬考察了英國近代早期國家管制對物價的調節作用。149張殿清、王玉亮將16世紀明朝財政供養率與英國都鐸王朝進行了比較，150指出16世紀明朝的高財政供養率阻礙了中國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而都鐸王朝的低財政供養率則促進了英國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成功轉型。朱明在《16世紀西歐“價格革命”新探》151一文通過對氣候和人口、商業和市場、信貸發展幾個因素的考察，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新的解釋，指出價格革命有更複雜的背景和原因，這些多元因素與價格運動相互作用，影響了歐洲近代早期的經濟發展道路。於民針對近年來國內學術界一些關於圈地運動和英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性問題的研究趨向，提出圈地運動興起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牧羊業自身的生產特點及其所決定的遠比種植業要高得多的豐厚利潤等觀點。

法律問題是中世紀史研究的重要一環。趙立行的《查理大帝“法令集”淺析》152指出，法令集是查理大帝改造舊有法律、制定新法律規定，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重要成果，也是查理大帝維持皇權至上、確立基督教和莊園經濟模式的重要一環，對維護查理大帝的統治、保持加洛林帝國的穩定以及整合不同文化和勢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程漢大在總結了近代早期英國法制發展歷程侯認為，政治與法律的良性互動是英國法治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153陳志堅的《為他人的利益而占有財產——中世紀英國的地產託管、封土保有與家產繼承》154一文指出，流行於中世紀英國的地產託管（uses）是地產主在實踐中創設的一種地產處置手段。這種源自“現實需要”的地產處置手段與體現地產主階層整體利益的普通法繼承規則旨趣不同，二者是規避與被規避的關係。在教會法庭、大法官庭的支持下，前者挑戰後者，並迫使後者妥協，承認地產託管的合法性，從而形成了地產託管制大行其道的局面。這標誌個體地產主在擺脫土地上的各種封建束縛、爭取對土地的自由處置權的過程中取得了初步勝利。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通過對中世紀英國財產繼承制度的考察，同樣指出在主流的普通法繼承規則之外，英國還存在諸多非主流因素，有效地平衡了家庭成員的繼承份額，協調了個體封建主和封建主階層的整體利益，匡正了不合時宜的普通法繼承規則。155

在社會史方面，李桂芝的《貝居因運動——性別視角的歷史考察》，156從性別構建的角度對貝居因運動的歷史發展進行考察，指出這次運動打破了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性別定位，女性不再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從而賦予婦女在當時所能享有的最大的自由和獨立。黑死病期間,“投毒說”的流行在西歐引發了對猶太人的迫害狂潮，高建紅的《淺析西歐黑死病期間的“投毒說”》157對此給予了關注。莫玉梅則對英國猶太財政署等問題進行了細緻的考察。158劉林海的《從互惠到利他——宗教改革時期基督教濟貧觀念的變化》159一文認為，宗教改革時期的濟貧改革是近代歐洲社會福利制度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基督教的濟貧觀念在這個時期發生了顯著變化，從傳統的以互惠為主要特徵的功利性救濟觀轉為以強調愛，即上帝之愛和基督徒之愛為主要特徵的利他性救濟觀。救濟不再是為救贖準備條件的手段，而成為責任和義務，是基督徒身份的主要標誌。宗教改革與這種觀念的形成關係密切。陳勇的《咖啡館與近代早期英國的公共領域——哈貝馬斯話題的歷史管窺》160以近代早期英國的公共領域為對象，以咖啡館為切入口，聯繫哈貝馬斯的相關理論進行了歷史考察，並就咖啡館公共領域的平等性和咖啡館與社團的關係問題作了辨析。劉淑青在對近代早期英國獵巫運動中的婦女的考察過程中強調了獵巫與性別的緊密聯繫，可看作是女性之間的一場鬥爭。161張佳生對近代早期英國的乞討問題進行了較為細緻的研究。162劉濤闡述了都鐸王朝時期英國濟貧法的演變。163徐華娟以社會轉型時期英國富裕農民為研究對象，分別對其教育狀況、公共政治生活和消費水準問題做了探析。16416世紀英國社會奢侈之風盛行，譚賽花的《16世紀英國抑奢法對服飾的管制》一文對此進行了考察。165郭華的《中世紀晚期英國農民休閒生活考察》166從鄉村的禮慶娛樂和宗教節日娛樂兩方面進行了考察，探討中世紀晚期英國農民休閒生活狀況，透視出英國社會的變遷。

在文化史研究領域，具體到文藝復興史研究方面，朱孝遠分析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政治思想的變化，167旨在折射出不同時期公民參政的目標和要求。盧少鵬、楊芳論述了馬基雅維里的共和主義政治觀。168裔昭印的《從法律看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婦女的地位》169以社會性別的視角，從法律方面對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婦女的地位作了探討。劉廣明指出了中世紀大學的學術自由具有的矛盾二重性：學術活動主體的獨立性與依附性之間的矛盾，學術權力使用的嚴肅性與隨意性之間的矛盾，學術活動的多樣性與學術活動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學術活動的目的性與工具性之間的矛盾。170鄒薇總結了14、15世紀英國修道院編年史的寫作特點及演變趨向171，指出這一時期的編年史家將史料選用範圍拓寬到世俗世界，採用新的寫作手法，他們的史學思想也有所轉變，使修道院編年史的著作結構和寫作體例發生了新的變化。朱文富、王凱強調了西歐中世紀修道院的抄寫室為古典文獻的保護和傳播作出的貢獻。172王建妮考察了亨利八世時期人文主義向英國大學滲透的情況。173周春生提出了對莫爾烏托邦政治理念的新認識，174認為學人不應當用空想來替換烏托邦概念，事實上莫爾的烏托邦是包含諸多現實內容、諸多現實矛盾的理想政治社會。張煒、郭方的《語言、印刷媒介與近代早期英國民族國家的形成》175以16世紀印刷出版的英語印刷媒介為研究對象，從多個方面探討了其在英國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吳莉葦以對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藏16至18世紀西文中國地圖藏品的分析為基礎，論述歐洲近代製圖史上3種中國地圖繪製模式的特徵及其變異，以及此種繼承性與變異性與近代早期歐洲人中國觀的關係。176

⒊ 俄羅斯與拜占廷問題研究

吳舒屏從文化角度對東正教形成原因做了新的探析，177文章認為對東正教的形成而言，各種紛繁複雜的神學爭論是與政治因素具有同樣重要地位的致成因素，其存在的依據及內在動力即是西方長期對立的拉丁文化傳統與拜占庭文化傳統。

王振海則梳理了俄羅斯民族選擇東正教的歷史淵源。178

張爽對公元5—6世紀拜占庭的絲綢貿易與絲織業進行了考察。179公元7—9世紀拜占庭的農業拓殖運動，是中世紀世界引人注目的歷史現象。徐家玲討論了這一拓殖運動，180促進了中世紀東地中海各不同起源的民族之間的融合，促進了一個堪稱為"東方基督教文化圈"的東地中海文明共同體的形成。羅春梅考察了1180—1203年拜占廷諸皇帝的迷信活動及其影響。181此外，她還探討了12世紀末威尼斯企圖征服拜占庭帝國以及西方醜化阿萊克修斯一世形象的原因。182

4．阿拉伯史研究

周放的《征服與被征服——解讀“舒歐比亞”》183通過對“舒歐比亞”的解讀，指出了世界史上一種罕見的“例外”：被征服者不僅接受了征服者的伊斯蘭教信仰，而且還接受了後者的語言，儘管前者的文化要比後者先進得多。這也就凸現出伊斯蘭教與阿拉伯語本身的某些“優點”。祁學義考察了愛資哈爾大學的教育和學術功能。184謝南斌、藍祥龍的《中古時期阿拉伯教育與東西方文化交融》185指出以伊斯蘭教為主的中世紀阿拉伯教育對東西文化的交流和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阿拉伯科學形成的過程本身就是東西方文化的一次大融合的過程，該文從研究中古時期阿拉伯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以及百年翻譯運動入手，探討中古時期阿拉伯教育對促進中西文化交融的作用。另外，蘇丹學者賈法爾·卡拉爾·艾哈邁德和中國學者史月共同完成了《中世紀阿中文明對話及其緣起》，186以阿拉伯文、中文文獻及實地調查資料為基礎，對唐朝至明朝期間阿中友好往來的歷史進行了回顧。許曉光挖掘了赫勒敦史學研究中的唯物論思想因素。187

小結

綜上所述，2008—2009年，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力量大大增強，成果數量顯著增加。在研究選題方面，對古代政治制度、文明發展、封建制度、文藝復興等問題繼續給予關注，同時，也出現了一批角度新、材料新、觀點新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現在：一、更加注重利用網路資源蒐集新史料，在某些專題領域做了更為深入細緻的研究；二、研究領域進一步擴大，除了傳統的政治史、經濟史外，學者們將更多目光聚焦於社會文化史方面，湧現出大量選題新穎的論文；三、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努力與國際學術界接軌，對於國際學術界的熱點問題進行了大量引介和評述。

總之，中國的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種種困難與不足依然很突出，值得研究者深思。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的基礎一直是十分薄弱，這一基本態勢在新世紀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人才培養、資料積累、學術交流等方面仍有很大的不足。例如，歐洲古代中世紀史研究仍以西歐為重點，而對東歐和歐洲以外地區的研究極為匱乏。另外，在研究創新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和誤區，比如，忽視對歷史理論和長時段歷史發展規律的關注和研究；一些研究選題過於概念化和程式化；不重視研究資料的全面收集和深入分析；很多觀點仍沿襲舊說，不能將問題引向深入。一些研究盲目求新求變，不能正確把握學術創新與學術積累的關係。還有的研究過分強調現代性取向和現實關懷，逐漸背離了歷史研究的真諦，忘記了歷史學者應當堅守的陣地，忘記了應當從一點一滴的實證研究做起，用具體的、現實的材料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不是只用輕率的邏輯推理就構建起涵蓋古今的大結論。受社會上急功近利的風潮一些，一些學者對學術研究成果所需要投入的時間和精力估計嚴重不足。以上種種不足都需要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不斷予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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