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思想與戰略

本書由西方著名傳播學者阿芒·馬特拉所著。是一部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專著。做著向我們勾畫出傳播學發展過程中連續出現的思想,理論和學說的歷史，讓我們理解傳播的國際維度的形成，衍生和擴撒。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思想與戰略
• 外文名：World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 -- Thoughts and Strategies
• 叢書名：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
• 內容：文化霸權
• 對象：傳播界人士

內容簡介

一部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專著，一部傳播界人士的必讀書。在書中，作者向我們勾畫出傳播學發展過程中連續出現的思想、理論和學說的歷史，以便讓我們理解傳播的國際維度是如何形成、衍生並在技術和資本的推動下逐步擴散到全世界的。作者阿芒・馬特拉是西方傳播學的著名學者。

本書目錄

前言 傳播的三個支撐點
第一部 戰爭
第一章 技術網路的崛起
1 “黑箱”的幽靈
2 電報先驅
3 便士郵局
4 電話時代
5 大眾文化的最初類型
6 製造事件或傳說的開始
7 鐵馬
8 秒表
第二章 民眾的時代
1 新的道德世界的允諾
2 社會有機體
3 大眾反對群體
4 人群的恐懼
5 貨幣好比媒介
6 公共服務：雅各賓主義的替代
7 民眾的表現
第三章 大社會的無形管理
1 第一次世界大戰：火的洗禮
2 軍隊和媒介
3 信息戒嚴
4 復員
5 新強國的基石
6 經驗主義社會學的源泉
7 強姦民意
8 福特主義的需要
9 傳播是危機的出路
10 反對火星人綜合症
第四章 意識形態的震盪
1 電波的國際化
2 意識形態前線的地緣政治觀
3 心理戰
4 國家安全
5 不同學科之間的權力衝突
6 “國際傳播”：一種戰鬥話語
7 太空競爭
8 民間轉向
9 從“老實人到外國人”
第五章 計謀學派
1 間接行動
2 “人群中的戰爭”
3 內部的敵人
4 反暴動的科學
5 操縱信息的被告席
6 操縱信息
7 海灣：一場後現代戰爭
第二部 進步
第六章 從進步到傳播：概念的變形
1 “地球村”
2 無政府主義者的坩堝
3 美好的未來
4 科學主義的神話
5 “地球城”
6 底牌
7 支付平衡的篩子
8 “全球的神經”
9 脆弱的社會
10 共產主義普遍性的流產
第七章 “期望增長的革命”
1 反對命定論：現代化
2 “非共產主義宣言”
3 新的國家建設者
4 抑制人口爆炸
5 農民實驗室
6 遠程教育：特效藥
7 高技術的推銷員
8 一個模式的安魂曲
第八章 流量的國際調節：反覆相互滲透的剖析
1 不干涉原則
2 娛樂危害的教育學
3 新的批評發源地
4 法國式歷史
5 文化帝國主義：一個還原概念
6 “新秩序”：聾子的對話
7 道義可靠性的不足
8 走向自由交換
第三部 文化
第九章 國家的常規
1 “知識分子的戒備心”
2 利維坦
3 守護文化
4 相互依賴：外交上的轉變
5 難覓的一致性
6 政治的兩個概念
7 評價的歧義
8 聯邦國家的危機
第十章 經濟地理的強制：全球文化的尋覓
1 “經濟戰爭”
2 全球：一個管理模式
3 變形蟲
4 只是合作生產者
5 提供自由選擇/提供標準
6 不相容
7 日本的強勁上升
第十一章 調解與混雜：文化的報復
1 恢復獨特性
2 從美國化到民族傳統
3 簡單的技術
4 管理的地平線
5 一種現代性的抉擇
6 重新思考大眾類型
7 孤獨的快樂
8 戰術
第十二章 結論：謎
附錄1 大事年表
附錄2 國際化和傳播

文章節選

7．海灣：一場後現代戰爭 　海灣戰爭闡明了80年代的另外一個問題，即隨著軍工集團的危機和冷戰的結束，在關於全球傳播和信息系統的未來發展的爭鳴當中出現的新走向是建立隱蔽區域：監視邏輯和美國地理政治學家德爾・德里奧（Der Derion）所稱之為的“國家安全文化”的邏輯。那么，在經過這場衝突以後，誰都不能否認全球網路的新建築不管怎樣都會繼續在這上面施工。 　海灣戰爭是一場具有雙重意義的“傳播戰爭”。 　首先是通過一種軍事當局嚴格控制下的中心化系統來排列被審查的信息，以越南戰爭的教訓為名義執行一套合法化的官方程式。而我們看到的――包括亨廷頓和他的同事們在內――把電視當作越南戰爭失敗的替罪羊的說法遭到了丹尼爾・哈利（Daniel Hallin）明確的駁斥。在他1986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中，這位加州大學的政治學家表明在越南的衝突並不是人們要使我們相信直觀的起居室的戰爭，這場戰爭天天直接暴露在全世界的眼光下。儘管沒有政府審查，電視網仍然遠遠不能暴露真正的戰爭恐怖，其中的指導性因素既有通過口頭的自我審查，也有一種基於收視率關係的考慮，還有和政府與軍隊之間的關係的約束。換句話說，電視更多是輿論的跟隨者，而不是輿論領袖，是一個隨從而不是嚮導。美國學者利用海灣戰爭的機會作出這樣的結論：“關於越南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神話是這樣一種思想，電視報導――達到飽和狀態的覆蓋使得公眾開始轉過來反對戰爭。因此，所有被電視報導的戰爭都失去公眾的支持。這條定理促使英國人在1982年的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期間對私營電視台的報導實行嚴格限制。正是出於這個主要的理由，美國媒介應該在海灣戰爭期間面對來自軍方的審查。自韓戰以來，這還是第一次被記錄在案。” 　從常規方面來說，信息戰是保存在先前的戰爭中的心理戰技術的繼承者。例如在戰場上向伊拉克士兵呼喚投誠就似曾相識。為了讓人相信這一點，只需要重讀大衛・赫茨（David Hertz）的戰地敘事，他在和平時期是好萊塢編劇，後來作為美國第一軍的戰略服務局軍官在1944年參與圍困洛林。他的敘述是一個心理戰的縮影，其中包括使用所有的技巧和詭計來瓦解被圍困在堡壘當中的28，000名德軍官兵的士氣。 　操縱信息的行為也有類型的法則，針對敵人的態勢和傷亡情況製造假新聞和謠言，以及渲染科威特油田大火對海洋生態的污染等等。所有的秘密行動的方式都曾經使富布賴特和丘奇以預感的方式感到擔心，猜測到媒介和新聞機構會因黑色宣傳而帶來被譴責的風險。這種融合的新穎性之一是黑色宣傳的擴張，幸虧無數天真坦率或厚顏無恥的記者的合謀才使這成為可能。然而不要忽視“極點形式”的情感的壓力，它在戰爭期間承擔了全民大眾的象徵。這讓人想起伊萊亞斯・加尼特（Elias Gametti）在50年代所說的話，視點盲目的時期強力引導“全民宗教”。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心理戰專家的實踐在質量方面的變化在於通過這種方式他們慢慢進入對大眾文化的想像。“武器的新美學”使得軍備的建造者們越來越注意在後工業社會流通的形式，特別是那些明顯能夠得到強有力支持的形式。所有這些使得投射到小螢幕上展示的殺人武器的設計今後都不得不摻進媒介化炫耀的維度，它的欲望維度和它的“傳播”價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開始與他的德國同胞歐內斯特・容格的“戰爭美學”唱反調的老爭論值得在這裡被重溫。 　這是把我們引向把海灣戰爭定義為一場“傳播戰爭”的第二個理由。通過軍隊的空戰影像調度烘托出一種表象：即“智慧型武器”的勝利――巡航飛彈由軍艦上的計算機引導，間諜衛星使得飛行員在登機以前就知道作戰區域（五個間諜衛星飛越伊拉克上空，在真實時間中直接向五角大樓的分析家的顯像儀上傳送蒐集到的信息，提供地面誤差為十公分左右的細節）；作戰指揮系統直接連通所有的戰鬥設備直至武器本身。簡而言之，在我們的眼皮下炫耀專家系統的一套複雜系統，“神經網路”和無數的計算機系統包括從巨型的IBM計算機到輕巧的手提式計算機等等，其作用好比是決策中心或者是數據分析的中介構件，或者是一個簡單的把信息連線到其他系統的節點。 　此外，通過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後勤保障系統――在代號為“沙漠盾牌”的集結行動中，美軍每100人當中僅僅只有55人是戰士，這場傳播和信息技術的戰爭是第一次管理“處於緊張狀態的信息流量”。為此，借用了日本汽車建造商開發的管理方法（計算機化管理，儘量減少庫存，在‘生產’過程中‘根據需求’準備必需的零配件）。美國空軍95%的後勤保障是沒有直接通過人的干預來完成的。和一個汽車企業的巨大差別是後者一般每天所管理的信息編號不超過十萬條（不同零配件的類型），而美軍要管理的信息編號有幾百萬條。在戰爭期間如此這般的一個組織模式的部署使得我們假定“為海灣戰爭制定的管理方法可能改變了明天汽車界的工作組織”。這好比當年由於組織學突破了決定性的一步，從而得以解決1944年6月6日盟軍登入諾曼第時提出的後勤問題。 　從1982年的馬爾維納斯戰爭開始，這場使阿根廷獨裁政權的軍隊和英國的精銳部隊相互交鋒的戰爭首創性地大規模使用自動化武器和自我制導的武器，再次激起人們面對已經出現的經典意義上的戰略的動搖。在這個時刻，維埃約（Paul Virilio）――沿著他對速度發展的最高發展階段的反思，甚至談到地理政治學家和地緣戰略學家為了後勤保障供給而產生的揚棄：一種後勤服務系統正在“成為‘全球化’，不僅是因為新型武器超水平線散射的射程和武器射程半徑的延長，還因為所有最新式武器系統的發射速度：走向戰爭行動的過程僅僅是……把（人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責任性從戰場上自由決策的階段，轉移到工業和經濟的程式制訂”。 　班德（Jerome Binde）在《世界報》上的說法走得更遠：“在一種試驗形式下，我們剛剛參與戰爭，是受支配的偷窺者，在第一次純粹的專家交鋒戰爭中處於被動狀態……乾淨的武力今後是那些計算機和傳播的武器，是戰爭機器的自動化。這種樣式的戰爭意味著它的本性：不是為民族的解放而鬥爭，不是全國性的人民戰爭，它使得作戰雙方之……

7．海灣：一場後現代戰爭

海灣戰爭闡明了80年代的另外一個問題，即隨著軍工集團的危機和冷戰的結束，在關於全球傳播和信息系統的未來發展的爭鳴當中出現的新走向是建立隱蔽區域：監視邏輯和美國地理政治學家德爾・德里奧（Der Derion）所稱之為的“國家安全文化”的邏輯。那么，在經過這場衝突以後，誰都不能否認全球網路的新建築不管怎樣都會繼續在這上面施工。 　海灣戰爭是一場具有雙重意義的“傳播戰爭”。 　首先是通過一種軍事當局嚴格控制下的中心化系統來排列被審查的信息，以越南戰爭的教訓為名義執行一套合法化的官方程式。而我們看到的――包括亨廷頓和他的同事們在內――把電視當作越南戰爭失敗的替罪羊的說法遭到了丹尼爾・哈利（Daniel Hallin）明確的駁斥。在他1986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中，這位加州大學的政治學家表明在越南的衝突並不是人們要使我們相信直觀的起居室的戰爭，這場戰爭天天直接暴露在全世界的眼光下。儘管沒有政府審查，電視網仍然遠遠不能暴露真正的戰爭恐怖，其中的指導性因素既有通過口頭的自我審查，也有一種基於收視率關係的考慮，還有和政府與軍隊之間的關係的約束。換句話說，電視更多是輿論的跟隨者，而不是輿論領袖，是一個隨從而不是嚮導。美國學者利用海灣戰爭的機會作出這樣的結論：“關於越南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神話是這樣一種思想，電視報導――達到飽和狀態的覆蓋使得公眾開始轉過來反對戰爭。因此，所有被電視報導的戰爭都失去公眾的支持。這條定理促使英國人在1982年的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期間對私營電視台的報導實行嚴格限制。正是出於這個主要的理由，美國媒介應該在海灣戰爭期間面對來自軍方的審查。自韓戰以來，這還是第一次被記錄在案。” 　從常規方面來說，信息戰是保存在先前的戰爭中的心理戰技術的繼承者。例如在戰場上向伊拉克士兵呼喚投誠就似曾相識。為了讓人相信這一點，只需要重讀大衛・赫茨（David Hertz）的戰地敘事，他在和平時期是好萊塢編劇，後來作為美國第一軍的戰略服務局軍官在1944年參與圍困洛林。他的敘述是一個心理戰的縮影，其中包括使用所有的技巧和詭計來瓦解被圍困在堡壘當中的28，000名德軍官兵的士氣。 　操縱信息的行為也有類型的法則，針對敵人的態勢和傷亡情況製造假新聞和謠言，以及渲染科威特油田大火對海洋生態的污染等等。所有的秘密行動的方式都曾經使富布賴特和丘奇以預感的方式感到擔心，猜測到媒介和新聞機構會因黑色宣傳而帶來被譴責的風險。這種融合的新穎性之一是黑色宣傳的擴張，幸虧無數天真坦率或厚顏無恥的記者的合謀才使這成為可能。然而不要忽視“極點形式”的情感的壓力，它在戰爭期間承擔了全民大眾的象徵。這讓人想起伊萊亞斯・加尼特（Elias Gametti）在50年代所說的話，視點盲目的時期強力引導“全民宗教”。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心理戰專家的實踐在質量方面的變化在於通過這種方式他們慢慢進入對大眾文化的想像。“武器的新美學”使得軍備的建造者們越來越注意在後工業社會流通的形式，特別是那些明顯能夠得到強有力支持的形式。所有這些使得投射到小螢幕上展示的殺人武器的設計今後都不得不摻進媒介化炫耀的維度，它的欲望維度和它的“傳播”價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開始與他的德國同胞歐內斯特・容格的“戰爭美學”唱反調的老爭論值得在這裡被重溫。 　這是把我們引向把海灣戰爭定義為一場“傳播戰爭”的第二個理由。通過軍隊的空戰影像調度烘托出一種表象：即“智慧型武器”的勝利――巡航飛彈由軍艦上的計算機引導，間諜衛星使得飛行員在登機以前就知道作戰區域（五個間諜衛星飛越伊拉克上空，在真實時間中直接向五角大樓的分析家的顯像儀上傳送蒐集到的信息，提供地面誤差為十公分左右的細節）；作戰指揮系統直接連通所有的戰鬥設備直至武器本身。簡而言之，在我們的眼皮下炫耀專家系統的一套複雜系統，“神經網路”和無數的計算機系統包括從巨型的IBM計算機到輕巧的手提式計算機等等，其作用好比是決策中心或者是數據分析的中介構件，或者是一個簡單的把信息連線到其他系統的節點。 　此外，通過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後勤保障系統――在代號為“沙漠盾牌”的集結行動中，美軍每100人當中僅僅只有55人是戰士，這場傳播和信息技術的戰爭是第一次管理“處於緊張狀態的信息流量”。為此，借用了日本汽車建造商開發的管理方法（計算機化管理，儘量減少庫存，在‘生產’過程中‘根據需求’準備必需的零配件）。美國空軍95%的後勤保障是沒有直接通過人的干預來完成的。和一個汽車企業的巨大差別是後者一般每天所管理的信息編號不超過十萬條（不同零配件的類型），而美軍要管理的信息編號有幾百萬條。在戰爭期間如此這般的一個組織模式的部署使得我們假定“為海灣戰爭制定的管理方法可能改變了明天汽車界的工作組織”。這好比當年由於組織學突破了決定性的一步，從而得以解決1944年6月6日盟軍登入諾曼第時提出的後勤問題。 　從1982年的馬爾維納斯戰爭開始，這場使阿根廷獨裁政權的軍隊和英國的精銳部隊相互交鋒的戰爭首創性地大規模使用自動化武器和自我制導的武器，再次激起人們面對已經出現的經典意義上的戰略的動搖。在這個時刻，維埃約（Paul Virilio）――沿著他對速度發展的最高發展階段的反思，甚至談到地理政治學家和地緣戰略學家為了後勤保障供給而產生的揚棄：一種後勤服務系統正在“成為‘全球化’，不僅是因為新型武器超水平線散射的射程和武器射程半徑的延長，還因為所有最新式武器系統的發射速度：走向戰爭行動的過程僅僅是……把（人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責任性從戰場上自由決策的階段，轉移到工業和經濟的程式制訂”。 　班德（Jerome Binde）在《世界報》上的說法走得更遠：“在一種試驗形式下，我們剛剛參與戰爭，是受支配的偷窺者，在第一次純粹的專家交鋒戰爭中處於被動狀態……乾淨的武力今後是那些計算機和傳播的武器，是戰爭機器的自動化。這種樣式的戰爭意味著它的本性：不是為民族的解放而鬥爭，不是全國性的人民戰爭，它使得作戰雙方之……

作者介紹

阿芒・馬特拉，西方著名學者，巴黎第八大學信息傳播學教授。1936年生於比利時，巴黎大學法學博士。長期以來從事媒介運動、文化策略和傳播理論的研究和教學，著有（包括與人合作）30餘本學術專著，其主要著作被譯為英語等15種文字出版。馬特拉從70年代以來致力於傳播國際化和全球化的開創性研究，是當今傳播學批判理論的代表性人物。

阿芒・馬特拉，西方著名學者，巴黎第八大學信息傳播學教授。1936年生於比利時，巴黎大學法學博士。長期以來從事媒介運動、文化策略和傳播理論的研究和教學，著有（包括與人合作）30餘本學術專著，其主要著作被譯為英語等15種文字出版。馬特拉從70年代以來致力於傳播國際化和全球化的開創性研究，是當今傳播學批判理論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