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FT中文網、財新網專欄作家，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的一本有關改革方方面面的文集。書中共有文章40餘篇，涉及改革：失去的十年、重啟改革、反思"中國模式"、證券市場：改革的漩渦、改革雜論等五個分類。文章圍繞國人關注的改革熱點，短小精悍，可讀性很強。
基本介紹
- 書名：下一個十年:一個青年經濟學者的改革夢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47607675
- 作者：劉勝軍
- 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
- 頁數：234頁
- 開本：1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下一個十年:一個青年經濟學者的改革夢》是一本振聾發聵、敢想敢說的書！劉勝軍，近年崛起的新一代中國經濟學人中極為突出的一位。他思想敏銳、觀點獨到、見解深刻、文筆洗鍊，且率真直言。這部文集薈集了他近兩年發表的一些甚有影響的文章。這些文章迅速、即時、深刻和尖銳地直擊當下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一些現實問題，並提出了相當深刻的理性分析、現實評論和改革呼喊。這本書目光犀利，立場鮮明，敢想敢說。因此突破了對改革的常規認識，使人振聾發聵。
作者簡介
劉勝軍，經濟學博士。曾任職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等機構，於2002年加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現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合著有《鮮花與荊棘：探尋中國企業全球化之路》、《CHINA CEO： A Case Guide for Business Leaders in China》、《中歐案例經典》等。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劉勝軍的這本《下一個十年》在當今眾多討論改革的書中獨樹一幟。這本書的特點是目光犀利，立場鮮明，敢想敢說。因此突破了對改革的常規認識，使人振聾發聵。
——茅于軾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就經濟改革而言，過去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改革的停滯和倒退很大程度上來自理念的倒退和理論的混亂。劉勝軍的文章針對中國現實問題有感而發，觀點鮮明，邏輯嚴謹，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理論混亂，堅定對市場化改革的信心。
——張維迎 北京大學教授
中國現在物質不短缺了，反倒是物質產能過剩，但真正短缺的是自由的思想，有創意的思想。許多事情都需要思考、反思、再思考，可是真正能夠像劉勝軍博士這樣做的很少。他的許多論述對今天的改革十分重要，非常珍貴。看看他的著作就知道中國當下的挑戰在哪裡、可能的出路在何處。感謝劉博士為中國社會作的貢獻。
——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劉勝軍是一位具有強烈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的著名學者。他的這本《下一個十年》不僅給了我們去反思關於中國模式的諸多理由，更提醒了我們，為什麼中國的新一屆領導人需要重開改革的視窗期。
——張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在近些年崛起的新一代中國經濟學人中，劉勝軍博士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思想敏銳、觀點獨到、見解深刻、文筆洗鍊，且率真直言。這部文集薈集了他近兩年發表的一些甚有影響的文章。這些文章迅速、即時、深刻和尖銳地直擊當下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一些現實問題。中國的當下改革和未來發展，需要這樣的分析和呼喊。正是在當今中國有大量這樣的理性分析、現實評論和改革呼喊，未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才是光明和可期盼的。
——韋森 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劉勝軍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一位啟蒙者、鼓動者。他兼具熱忱、情懷和必要的學養，對市場、法治和民主持有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篤定。《下一個十年》一書是他近來思索的結晶。在中國改革的關鍵時刻，讀這樣的書無疑是有益的。
——楊哲宇 財新傳媒評論理論部主任兼《中國改革》副總編輯
——茅于軾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就經濟改革而言，過去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改革的停滯和倒退很大程度上來自理念的倒退和理論的混亂。劉勝軍的文章針對中國現實問題有感而發，觀點鮮明，邏輯嚴謹，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理論混亂，堅定對市場化改革的信心。
——張維迎 北京大學教授
中國現在物質不短缺了，反倒是物質產能過剩，但真正短缺的是自由的思想，有創意的思想。許多事情都需要思考、反思、再思考，可是真正能夠像劉勝軍博士這樣做的很少。他的許多論述對今天的改革十分重要，非常珍貴。看看他的著作就知道中國當下的挑戰在哪裡、可能的出路在何處。感謝劉博士為中國社會作的貢獻。
——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劉勝軍是一位具有強烈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的著名學者。他的這本《下一個十年》不僅給了我們去反思關於中國模式的諸多理由，更提醒了我們，為什麼中國的新一屆領導人需要重開改革的視窗期。
——張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在近些年崛起的新一代中國經濟學人中，劉勝軍博士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思想敏銳、觀點獨到、見解深刻、文筆洗鍊，且率真直言。這部文集薈集了他近兩年發表的一些甚有影響的文章。這些文章迅速、即時、深刻和尖銳地直擊當下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一些現實問題。中國的當下改革和未來發展，需要這樣的分析和呼喊。正是在當今中國有大量這樣的理性分析、現實評論和改革呼喊，未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才是光明和可期盼的。
——韋森 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劉勝軍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一位啟蒙者、鼓動者。他兼具熱忱、情懷和必要的學養，對市場、法治和民主持有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篤定。《下一個十年》一書是他近來思索的結晶。在中國改革的關鍵時刻，讀這樣的書無疑是有益的。
——楊哲宇 財新傳媒評論理論部主任兼《中國改革》副總編輯
名人推薦
劉勝軍的這本《下一個十年》在當今眾多討論改革的書中獨樹一幟。這本書的特點是目光犀利，立場鮮明，敢想敢說。因此突破了對改革的常規認識，使人振聾發聵。
——茅于軾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就經濟改革而言，過去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改革的停滯和倒退很大程度上來自理念的倒退和理論的混亂。劉勝軍的文章針對中國現實問題有感而發，觀點鮮明，邏輯嚴謹，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理論混亂，堅定對市場化改革的信心。
——張維迎 北京大學教授
中國現在物質不短缺了，反倒是物質產能過剩，但真正短缺的是自由的思想，有創意的思想。許多事情都需要思考、反思、再思考，可是真正能夠像劉勝軍博士這樣做的很少。他的許多論述對今天的改革十分重要，非常珍貴。看看他的著作就知道中國當下的挑戰在哪裡、可能的出路在何處。感謝劉博士為中國社會作的貢獻。
——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劉勝軍是一位具有強烈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的著名學者。他的這本《下一個十年》不僅給了我們去反思關於中國模式的諸多理由，更提醒了我們，為什麼中國的新一屆領導人需要重開改革的視窗期。
——張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在近些年崛起的新一代中國經濟學人中，劉勝軍博士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思想敏銳、觀點獨到、見解深刻、文筆洗鍊，且率真直言。這部文集薈集了他近兩年發表的一些甚有影響的文章。這些文章迅速、即時、深刻和尖銳地直擊當下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一些現實問題。中國的當下改革和未來發展，需要這樣的分析和呼喊。正是在當今中國有大量這樣的理性分析、現實評論和改革呼喊，未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才是光明和可期盼的。
——韋森 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劉勝軍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一位啟蒙者、鼓動者。他兼具熱忱、情懷和必要的學養，對市場、法治和民主持有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篤定。《下一個十年》一書是他近來思索的結晶。在中國改革的關鍵時刻，讀這樣的書無疑是有益的。
——楊哲宇 財新傳媒評論理論部主任兼《中國改革》副總編輯
——茅于軾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就經濟改革而言，過去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改革的停滯和倒退很大程度上來自理念的倒退和理論的混亂。劉勝軍的文章針對中國現實問題有感而發，觀點鮮明，邏輯嚴謹，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理論混亂，堅定對市場化改革的信心。
——張維迎 北京大學教授
中國現在物質不短缺了，反倒是物質產能過剩，但真正短缺的是自由的思想，有創意的思想。許多事情都需要思考、反思、再思考，可是真正能夠像劉勝軍博士這樣做的很少。他的許多論述對今天的改革十分重要，非常珍貴。看看他的著作就知道中國當下的挑戰在哪裡、可能的出路在何處。感謝劉博士為中國社會作的貢獻。
——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劉勝軍是一位具有強烈使命感和批判精神的著名學者。他的這本《下一個十年》不僅給了我們去反思關於中國模式的諸多理由，更提醒了我們，為什麼中國的新一屆領導人需要重開改革的視窗期。
——張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在近些年崛起的新一代中國經濟學人中，劉勝軍博士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思想敏銳、觀點獨到、見解深刻、文筆洗鍊，且率真直言。這部文集薈集了他近兩年發表的一些甚有影響的文章。這些文章迅速、即時、深刻和尖銳地直擊當下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一些現實問題。中國的當下改革和未來發展，需要這樣的分析和呼喊。正是在當今中國有大量這樣的理性分析、現實評論和改革呼喊，未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才是光明和可期盼的。
——韋森 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劉勝軍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一位啟蒙者、鼓動者。他兼具熱忱、情懷和必要的學養，對市場、法治和民主持有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篤定。《下一個十年》一書是他近來思索的結晶。在中國改革的關鍵時刻，讀這樣的書無疑是有益的。
——楊哲宇 財新傳媒評論理論部主任兼《中國改革》副總編輯
圖書目錄
自序 經濟學家應做改革的推動者
輯一 不改革不行了
老人與改革
擊鼓傳花不可取
改革的歷史三峽
中國社會治理失序的危險
重建社會信任刻不容緩
中國迎來第四個歷史轉折點
輯二 重啟改革
我的“改革夢”
重啟改革，需要“汪洋style”
習李新政，呼之欲出
“習李新政”如何落地
十八大之後的十八大改革
輯三 改革如何落地
改革需要頂層設計
如何才能“實幹興邦”？
人大如何制度創新
反腐：要打虎，更要改革體制
取消審批權：靈魂深處的革命
呼籲設立“國家改革委員會”
三中全會：重啟改革的關鍵機會窗
十八屆三中全會經濟改革展望
輯四 反思“中國模式”
中國經濟奇蹟的背後
讓靈魂跟上腳步
“唱紅打黑”引發的路線之爭
“重慶模式”再反思
我們離真正的市場經濟還有多遠？
告別“合影經濟”
道德治國的迷思
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二季”
保障房大躍進？
中國經濟的“三一時刻”
林毅夫為什麼錯了？
再論“林毅夫為什麼錯了”
那些應退出歷史舞台的口號
輯五 證券市場：改革的漩渦
中國股市為何“不舉”？
創業板的沉淪
IPO不審行不行？
致郭樹清主席的公開信
克服“改革恐懼症”，才能迎來股市新生
輯六 改革雜論
《人民日報》與《福布斯》PK“稅負痛苦指數”
從光伏“慘業”看“地方政府公司化”
溫州高利貸崩盤倒逼金融改革
求解高房價的病根
中國特色的“房價泡沫”
食品不安全，誰之過？
王亞麗案件與司法獨立
國人為何缺德？
高爾夫球場與潛規則
鄧小平的改革領導力
附錄一
財政投資性支出：中國經濟轉型的重大障礙
附錄二
廢除審批制才能救中國股市
地方政府債務結與解
反思“4萬億”計畫
輯一 不改革不行了
老人與改革
擊鼓傳花不可取
改革的歷史三峽
中國社會治理失序的危險
重建社會信任刻不容緩
中國迎來第四個歷史轉折點
輯二 重啟改革
我的“改革夢”
重啟改革，需要“汪洋style”
習李新政，呼之欲出
“習李新政”如何落地
十八大之後的十八大改革
輯三 改革如何落地
改革需要頂層設計
如何才能“實幹興邦”？
人大如何制度創新
反腐：要打虎，更要改革體制
取消審批權：靈魂深處的革命
呼籲設立“國家改革委員會”
三中全會：重啟改革的關鍵機會窗
十八屆三中全會經濟改革展望
輯四 反思“中國模式”
中國經濟奇蹟的背後
讓靈魂跟上腳步
“唱紅打黑”引發的路線之爭
“重慶模式”再反思
我們離真正的市場經濟還有多遠？
告別“合影經濟”
道德治國的迷思
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二季”
保障房大躍進？
中國經濟的“三一時刻”
林毅夫為什麼錯了？
再論“林毅夫為什麼錯了”
那些應退出歷史舞台的口號
輯五 證券市場：改革的漩渦
中國股市為何“不舉”？
創業板的沉淪
IPO不審行不行？
致郭樹清主席的公開信
克服“改革恐懼症”，才能迎來股市新生
輯六 改革雜論
《人民日報》與《福布斯》PK“稅負痛苦指數”
從光伏“慘業”看“地方政府公司化”
溫州高利貸崩盤倒逼金融改革
求解高房價的病根
中國特色的“房價泡沫”
食品不安全，誰之過？
王亞麗案件與司法獨立
國人為何缺德？
高爾夫球場與潛規則
鄧小平的改革領導力
附錄一
財政投資性支出：中國經濟轉型的重大障礙
附錄二
廢除審批制才能救中國股市
地方政府債務結與解
反思“4萬億”計畫
序言
經濟學家應做改革的推動者
“改革”是當今中國最能引發所有人共鳴的辭彙。自2012年中國領導層換屆以來，重啟改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並以此緩和日趨危險的社會矛盾，已成社會共識。
但是過去10年的改革僵局表明，如今的改革難度不亞於改革開放之初。與20世紀70年代末相比，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政府部門由於掌握了大量經濟資源和審批權成為一大改革阻力。因此，改革將陷入複雜的利益博弈，甚至有悲觀者認為“改革已死”。
但我們不能簡單地等待政治家的英明決定。相反，政治家的選擇也會受到各種力量的影響。每個公民都不應該成為旁觀者，這不僅因為一旦社會出現大的問題，任何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而且因為一個個微小的力量聯合起來就會形成足以推動歷史車輪的合力。在這樣的歷史關口，具有較大話語權的社會精英肩負著更特殊的責任。
中國的改革首先是從經濟改革切入的。因此，經濟學家始終是改革議題中最活躍的群體。“吳市場”、“厲股份”是典型代表。作為一個群體，經濟學家的活躍程度遠遠超過其他領域，例如法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
在社會變革的大潮中，經濟學家可以是許小年、張維迎這樣的“問題批判者”，也可以是吳敬璉這樣的改革方案設計者，甚至躋身政府高層親手抄刀改革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
當然，不可否認，也有不少經濟學家選擇“抬轎子”的道路，屢屢為政府干預經濟的做法提供理論的呼應；也有的經濟學家走上民粹主義的路線，靠煽動民眾對社會的不滿情緒來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從社會現實來看，這兩類人還大有市場。
究竟如何衡量一個學者的價值？在筆者看來，一個學者有兩種價值：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學術價值容易量化，通常以在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和論文被引用次數為指標。社會價值難以量化，主要體現為政策影響力、公眾影響力。學術價值一般都是正的，但社會價值有時為負數，例如一些學者不負責任地刻意“誤導”公眾認知，抑或為求“進宮對詔”的機會而犧牲學者的獨立與尊嚴。
能同時在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方面有所建樹的人屈指可數。凱恩斯、弗里德曼、科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們的學術成果不僅成為經濟學領域的奠基之作，也對政府政策和社會制度產生了深刻影響。每次遇到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就引發熱烈爭論。很多人不知道，凱恩斯還是參與二戰後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方案設計的主要人物之一。雖然他的方案沒有被採納，但能達到這種境界的學者屈指可數。特別是隨著經濟學體系的完善，大師似乎已成絕響。
更多的人屬於“偏廢型”。例如，“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雖然沒有一篇論文能躋身全球頂尖學術期刊，但他們對中國經濟改革產生的-影響力是絕大多數海歸精英們難以望其項背的。他們更多算是時代造就的英雄，他們的價值不在於為國際經濟學理論“添磚加瓦”，而在於把一些樸素的經濟學原理轉化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許小年雖然政策影響力不大，但他對糾正公眾的錯誤認知、普及市場經濟原理髮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用。同樣，茅于軾獲得“弗里德曼自由獎”也不是因為他的理論創新，而是他對普及市場理念的不懈追求。
還有一類屬於“學究型”。在現代大學論文考核機制的促使下，大量學者醉心於對各種模型的演繹，生產出大量“頂尖期刊論文”，但這些文章無人問津，讀者少得可憐，成為只有圈子裡的人相互“激賞”的象牙塔遊戲。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問他這篇論文的社會價值是什麼，估計他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清楚的。這種現象由來已久。領導力大師沃倫·本尼斯(Warren Bennis)於2002年發表的《商學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一文，很早就警告了商學院日益“偏離實體經濟需求”的危險。在他看來，很多教授沉迷於撰寫那些沒有幾個人讀得懂的晦澀論文，而忘記了商學院的真正使命——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需求。對學者而言，即使憑藉頂尖論文能在美國一流大學混到終身教授職位，但這種“向上弱智化”(dumbing up)依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在筆者看來，學術價值是比較容易追求的，只要你IQ正常、足夠努力。但社會價值才是考驗學者功力的試金石。要么你能像弗里德曼那樣開創一個學派，要么你能像吳敬璉一樣以智慧、經驗和影響力去改造社會。僅僅因為論文在國際排名第幾第幾就自以為是，這比央企進了世界500強就以為自己成了“世界一流公司”更為可笑。
當下，中國改革正行進在歷史的三峽。如果不堅持推進法治的市場經濟，我們就有可能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深淵。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點，經濟學家的社會責任比學術能力更加重要。凱恩斯說：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we are all dead.)經濟學家也會短期化地追求個人利益。
講真話，講負責任的話，有時需要很大的勇氣。如吳敬璉在2001年怒斥股市“連規範的賭場還不如”，其後的股市下跌導致很多股民遷怒於吳敬璉。在被誤解、責罵的時候，吳敬璉總是引用伏契克的那句話：“人們啊，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幾年之後，那些股民已經非常認同吳敬璉的看法。
面對艱巨的改革任務，經濟學家應該以強烈的時代責任感，成為改革的推動者。如果說，政治家的抉擇是多種因素博弈的結果的話，那么社會精英尤其是經濟學家的參與就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每一個經濟學家都不應妄自菲薄，讓我們記住凱恩斯在1936年寫下的這句話：“那些認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識影響的實幹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Practicalmen，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influence，are usually the slave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改革”是當今中國最能引發所有人共鳴的辭彙。自2012年中國領導層換屆以來，重啟改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並以此緩和日趨危險的社會矛盾，已成社會共識。
但是過去10年的改革僵局表明，如今的改革難度不亞於改革開放之初。與20世紀70年代末相比，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政府部門由於掌握了大量經濟資源和審批權成為一大改革阻力。因此，改革將陷入複雜的利益博弈，甚至有悲觀者認為“改革已死”。
但我們不能簡單地等待政治家的英明決定。相反，政治家的選擇也會受到各種力量的影響。每個公民都不應該成為旁觀者，這不僅因為一旦社會出現大的問題，任何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而且因為一個個微小的力量聯合起來就會形成足以推動歷史車輪的合力。在這樣的歷史關口，具有較大話語權的社會精英肩負著更特殊的責任。
中國的改革首先是從經濟改革切入的。因此，經濟學家始終是改革議題中最活躍的群體。“吳市場”、“厲股份”是典型代表。作為一個群體，經濟學家的活躍程度遠遠超過其他領域，例如法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
在社會變革的大潮中，經濟學家可以是許小年、張維迎這樣的“問題批判者”，也可以是吳敬璉這樣的改革方案設計者，甚至躋身政府高層親手抄刀改革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
當然，不可否認，也有不少經濟學家選擇“抬轎子”的道路，屢屢為政府干預經濟的做法提供理論的呼應；也有的經濟學家走上民粹主義的路線，靠煽動民眾對社會的不滿情緒來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從社會現實來看，這兩類人還大有市場。
究竟如何衡量一個學者的價值？在筆者看來，一個學者有兩種價值：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學術價值容易量化，通常以在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和論文被引用次數為指標。社會價值難以量化，主要體現為政策影響力、公眾影響力。學術價值一般都是正的，但社會價值有時為負數，例如一些學者不負責任地刻意“誤導”公眾認知，抑或為求“進宮對詔”的機會而犧牲學者的獨立與尊嚴。
能同時在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方面有所建樹的人屈指可數。凱恩斯、弗里德曼、科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們的學術成果不僅成為經濟學領域的奠基之作，也對政府政策和社會制度產生了深刻影響。每次遇到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就引發熱烈爭論。很多人不知道，凱恩斯還是參與二戰後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方案設計的主要人物之一。雖然他的方案沒有被採納，但能達到這種境界的學者屈指可數。特別是隨著經濟學體系的完善，大師似乎已成絕響。
更多的人屬於“偏廢型”。例如，“吳市場”吳敬璉、“厲股份”厲以寧，雖然沒有一篇論文能躋身全球頂尖學術期刊，但他們對中國經濟改革產生的-影響力是絕大多數海歸精英們難以望其項背的。他們更多算是時代造就的英雄，他們的價值不在於為國際經濟學理論“添磚加瓦”，而在於把一些樸素的經濟學原理轉化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許小年雖然政策影響力不大，但他對糾正公眾的錯誤認知、普及市場經濟原理髮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用。同樣，茅于軾獲得“弗里德曼自由獎”也不是因為他的理論創新，而是他對普及市場理念的不懈追求。
還有一類屬於“學究型”。在現代大學論文考核機制的促使下，大量學者醉心於對各種模型的演繹，生產出大量“頂尖期刊論文”，但這些文章無人問津，讀者少得可憐，成為只有圈子裡的人相互“激賞”的象牙塔遊戲。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問他這篇論文的社會價值是什麼，估計他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清楚的。這種現象由來已久。領導力大師沃倫·本尼斯(Warren Bennis)於2002年發表的《商學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一文，很早就警告了商學院日益“偏離實體經濟需求”的危險。在他看來，很多教授沉迷於撰寫那些沒有幾個人讀得懂的晦澀論文，而忘記了商學院的真正使命——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需求。對學者而言，即使憑藉頂尖論文能在美國一流大學混到終身教授職位，但這種“向上弱智化”(dumbing up)依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在筆者看來，學術價值是比較容易追求的，只要你IQ正常、足夠努力。但社會價值才是考驗學者功力的試金石。要么你能像弗里德曼那樣開創一個學派，要么你能像吳敬璉一樣以智慧、經驗和影響力去改造社會。僅僅因為論文在國際排名第幾第幾就自以為是，這比央企進了世界500強就以為自己成了“世界一流公司”更為可笑。
當下，中國改革正行進在歷史的三峽。如果不堅持推進法治的市場經濟，我們就有可能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深淵。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點，經濟學家的社會責任比學術能力更加重要。凱恩斯說：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we are all dead.)經濟學家也會短期化地追求個人利益。
講真話，講負責任的話，有時需要很大的勇氣。如吳敬璉在2001年怒斥股市“連規範的賭場還不如”，其後的股市下跌導致很多股民遷怒於吳敬璉。在被誤解、責罵的時候，吳敬璉總是引用伏契克的那句話：“人們啊，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幾年之後，那些股民已經非常認同吳敬璉的看法。
面對艱巨的改革任務，經濟學家應該以強烈的時代責任感，成為改革的推動者。如果說，政治家的抉擇是多種因素博弈的結果的話，那么社會精英尤其是經濟學家的參與就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每一個經濟學家都不應妄自菲薄，讓我們記住凱恩斯在1936年寫下的這句話：“那些認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識影響的實幹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Practicalmen，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influence，are usually the slave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