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志上海處吳、越之交，水匯江浦。遠在秦代，上海地區西部金山沿海一帶，已形成鹽業集市。青浦、松江西部還形成水上集市貿易。漢時，上海地區西部普遍栽桑養蠶，繅絲織帛，種麻織布。所產麻、葛細布，時稱越布。三國時期東吳孫權在這裡造出的青龍艦已能遠渡重洋。東晉鹹和年間（326～334年），吳國內史虞譚在吳淞江入海口築“滬瀆壘”，《吳郡志》載稱“松江東瀉海，曰滬海，亦曰滬瀆”。晉時上海地區屬吳郡轄下的海鹽、婁、嘉興諸縣。據《晉書》：吳郡有縣十一，總戶數僅二萬五千而已。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多，及上海地區東部（即市中心區和浦東一帶）從唐代起，逐漸脫水而出，形成不斷發展的晚陸地。唐天寶十年（751年），在上海地區西部設華亭縣，因東吳名將陸遜的封號而得名，管鄉22，戶12780。縣治在松江城，為蘇州屬邑。
基本介紹
- 書名：《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志》
- 作者：《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志》編纂委員會編
- ISBN：9787806188873
-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1
- 裝幀：精裝
目錄,總述,
目錄
凡例 編輯說明
第一卷總述
第二卷企業
第三卷出口商品貿易
第四卷進口商品貿易
第五卷技術貿易
第六卷勞務輸出
第七卷國際經濟技術援助
第八卷國際工程承包與招標
第九卷外國投資
第十卷港、澳、台及華僑投資
第十一卷開發區
第十二卷外貿運輸與倉儲
第十三卷外貿包裝與廣告
第十四卷貿易促進
第十五卷涉外服務
第十六卷行政管理
第十七卷教育與科技
第十八卷政黨團體
第十九卷人物
第二十卷大事記略（751-1995年）
附錄（對外貿易涉及的貨幣簡介）
編委會人員名單
編後記
著作權頁
總述
一
上海處吳、越之交，水匯江浦。遠在秦代，上海地區西部金山沿海一帶，已形成鹽業集市。青浦、松江西部還形成水上集市貿易。漢時，上海地區西部普遍栽桑養蠶，繅絲織帛，種麻織布。所產麻、葛細布，時稱越布。三國時期東吳孫權在這裡造出的青龍艦已能遠渡重洋。東晉鹹和年間（326～334年），吳國內史虞譚在吳淞江入海口築“滬瀆壘”，《吳郡志》載稱“松江東瀉海，曰滬海，亦曰滬瀆”。晉時上海地區屬吳郡轄下的海鹽、婁、嘉興諸縣。據《晉書》：吳郡有縣十一，總戶數僅二萬五千而已。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多，及上海地區東部（即市中心區和浦東一帶）從唐代起，逐漸脫水而出，形成不斷發展的晚陸地。唐天寶十年（751年），在上海地區西部設華亭縣，因東吳名將陸遜的封號而得名，管鄉22，戶12780。縣治在松江城，為蘇州屬邑。
華亭縣負海枕江，原野衍沃，川陸之產兼而有之，唐時已有一定的商貿活動，年茶、鹽、酒等商稅收入7.2萬多貫，約占全郡收入的10%。時長江下游三角洲區域的主要貿易中心在蘇州、揚州一帶。華亭縣的糧食、帛等經蘇州或海路運往北方。內地州縣的絹布、絲織品也多采自華亭縣。華亭縣所屬青龍鎮（天寶五年設鎮，青浦縣內）位於江海交接處，上溯松江（吳淞江），可直達蘇州，又有顧會浦（通波塘）與縣城相通，下據滬瀆海口，為蘇州及太湖流域出海通道，是海船進江必經之地。潮漲海通，遂“商來歸，異貨盈衢”。唐長慶年間（821～824年）在鎮南報德寺中建7級寶塔，時滬瀆口寬達二十里，“與海相接，茫然無辨”，入港船隻“常因此失勢，飄入深波”，建塔後起航標作用，保護海舶出入。唐大中年間（847～859年）已有倭國（日本）、新羅（朝鮮古國）海舶來往青龍鎮。據日本《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文獻記載，時從東往來中國的日本使船，其歸航地有的就在吳淞江海口。於是，青龍鎮遂發展成為太湖流域東部地區重要的轉口貿易港和浙西沿海最早的外貿港口之一。
五代時期，吳越地區內外貿易發達，因陸路交通受阻於南唐，與北方貿易僅通海路，朝廷在沿海“廣置博易務，聽南北貿易”。對外與日本、高麗、契丹、大食也有貿易往來，還從大食輸入猛火油，並轉輸契丹。時青龍鎮為吳越僅有的通商海口之一，蕃舶往來，盛於唐代。
北宋內外貿易空前發達，雍熙年間（984～987年）曾遣使攜帶敕書金帛分四路出發，招致海南諸國來中國貿易，也鼓勵中國商賈出海貿易。青龍鎮內外商舶往來很多。據嘉祐七年（1062年）所刻《隆平寺靈鑒寶塔銘》（該寺在青龍鎮邊）載：商船“自杭、蘇、湖、常等州旬日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溫、台等州歲二、三至；廣南、日本、新羅歲或一至”。青龍鎮已是“海舶百貨交集，梵宇亭台極其壯麗，龍舟嬉水冠江南，論者比之杭州”。鎮上有學有倉，水陸巡司，茶場酒務，熱鬧非凡。期間，為疏通經常淤塞的吳淞江，曾征民夫5萬，死者1126人，費錢米16.93萬貫（《宋史》）。熙寧十年（1077年）青龍鎮稅收達1.59萬貫，在秀州內僅次於州城而列於第二，超過華亭。政和三年（1113年）在華亭縣“興置市舶務，抽解博買，專置監官一員”。華亭地區鎮、市興起，除青龍外，有魏塘、朱涇、南橋、下沙、烏泥徑等。官府在鎮、市設“務”，管理徵稅、專賣事務。宣和元年（1119年）隨著松江航道重新疏浚，青龍鎮更見發展。宋詩人梅堯臣在《青龍雜誌》中載稱“青龍鎮有二十二橋，三十六坊，還有三亭、七塔、十三寺，煙火萬家”。
上海港興起 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兩浙路市舶司從臨安移駐華亭，“提舉市舶司掌蕃華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期間與青龍鎮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至朝鮮、日本，西至波斯、阿拉伯等國。輸出商品有瓷器、絹帛、大黃、鐵器等；輸入有香料、珊瑚、象牙、瑪瑙等。南宋後期，吳淞江及其支流日漸淤塞，雖數度疏浚，未能解決，加上長江下游攜大量泥沙沖積形成新的平原，使海岸線逐漸東移，水道變遷，新河道溝通運作，直注大海，流入青龍港的吳淞江舊江（稱虬江），水勢大減，屢疏屢淤，致海舶無法上溯，青龍港逐漸衰落。宋後期，夾於古東江及吳淞江之間的黃浦水量日增，河道漸寬。原往來於青龍港的船舶，逐漸改道黃浦，碇泊於黃浦之支流上海浦右岸。時上海浦已設定酒務。此後，貿易增多，於鹹淳三年（1267年）在上海浦設定市舶分司，稍後建上海鎮。上海鎮居江海之交，腹地遼闊，舟楫航遠，四通八達，不少南北商船來此貿易，多種貨物在此集散，朝廷設定了專管商業貿易的榷貨場，更促進了上海鎮的繁盛。
元初，上海鎮已領戶6.4萬有奇，“有市舶，有榷場，有酒庫，有軍隘、官署、儒塾、佛宮、仙館、甿廛（居民區）、賈肆，鱗次櫛比，實華亭東北一巨鎮也”。至元十四年（1277年），上海鎮設立市舶司，與廣州、泉州、溫州、杭州、慶元（寧波）、澉浦合稱七大市舶司。址在後來的上海縣署內，即小東門方浜南路的光啟路上。市舶司的長官習稱市舶使，亦稱押蕃舶使或監舶使，管理進出港的船舶、貨物，徵稅並收購貨物，還負責求援遇難海船，保護外商財產等，即所謂“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建縣。至正中期，上海地區商肆酒樓林立。入籍民戶7.25萬，其中船商水手6675。
宋元一代對上海地區經濟發展起著決定作用的：
一是沙船運輸業崛起。沙船始於唐代，中國稱之為“北洋船”，日本人和歐洲人稱之為“南京船”或“北直隸貿易船”。乾隆《崇明縣誌》載“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它在沙線航道中“履險如夷，走船如馬”，“視巨浪如無浪”，具有行沙防沙的特點。唐代鑒真和尚從揚州出發東渡日本，乘的就是沙船。上海地區宋代製造的封浜木船，屬沙船型。元代開闢北洋漕運路線，海運漕糧的沙船運輸業日盛，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令上海總管羅壁、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60艘，運糧4.6萬餘石，從海道至京師，自太倉劉家港（瀏河鎮）入海，歷海寧州（連雲港）、膠州海面，入勃海，抵直沽楊村碼頭（河北武清），航程1.34萬里，這是元代有海運之始。此後海道運糧數逐年增加，每年北運江南糧，少則數萬石，多則300多萬石，天曆二年（1329年）達352.22萬石。海運的暢通使上海港成為全國重要的貿易大港和漕糧運輸中心，與外國的交往也日益密切。從上海進出的有日本、朝鮮、東南洋等國以及國內閩、廣等地的貿易商船，還有龐大的本地海船隊。
二是棉種引進。民謠：“黃浦之水不育蠶，什什伍伍種木棉”。宋末元初，海船把外來的棉種帶到上海地區，經試種成功，加以推廣，遂使棉田的面積迅速擴大，上海植棉業逐漸普及。植棉從烏泥涇一帶向東、東北、東南，高亢斥鹵之地宜棉地發展。浦東濱海之地也廣種棉花。元代元貞年間（1295～1297年）隨著黃道婆革新棉紡技術，棉紡織業日益興旺，沙岡一帶有三梭細布，烏泥涇一帶有崖州被生產。至元代末葉，上海已成為全國棉紡織業中心。上海的“繩弦大弓”每日彈棉6～8斤，鬆散潔淨，不久傳入日本，被稱作“唐弓”。上海的布匹行銷海內外，“龍華尖”、“七寶尖”、三林標布等布之精品馳譽天下。與棉紡織業同步發展起來的棉布、棉紗染色業也以靛藍而獨樹一幟。附麗於棉紡織業的其他各業也日益興盛，使上海成為遠近聞名的“東南名邑”。
海禁影響對外貿易 明初，吳淞江下游淤塞嚴重，水患頻仍，明廷派戶部尚書、著名的理財和水利家夏元吉治理。夏採納以“導”為主的治浦方案，開浚范家浜，“通海引流，直接黃浦”，實現了江浦合流，水勢大增，使遠洋巨輪可以直抵上海城下，極大地改變了上海港的條件。然自洪武始，朝廷重農輕商，後期又因倭寇騷擾，使海禁成為國策。永樂年間（1403～1424年）鄭和下西洋，重在政治上的“揚威海外”，商品交換帶有朝貢貿易性質。隨鄭和船隊前去的有不少上海水手，上海醫士陳常也在其中。明代上海海上貿易，分國內和國外兩線。國內貿易十分興旺，北航齊魯，南達浙閩。海外貿易由於嚴禁私人貿易，上海地位不如浙、閩、廣，貿易量也不大。明中葉後，上海外貿稍有起色。海舶常航福建泉州、漳州等港，做南洋轉口貿易，把香料等轉運到上海，把上海的棉布等運至泉、漳，轉運南洋。太平洋絲路貿易昌盛之時，上海的舶商、梢水也有直接去菲律賓做貿易的。沿海的東北5鄉，尤為海商馳騖之地，“居民不僅與番船私自貿易，為之運薪送米，還往往隨船出洋貿易，所去之處，除南洋外，主要是日本”。有的鄉，結伴而行，同舟數十人，上百人。明代上海地區，主要外銷商品棉布，在海外有極好聲譽。早在明初鄭和下西洋時，船隊所攜帶貨物中，已有上海所產的土布、土印花布。萬曆年間（1573～1619年），松江的三梭細布、飛花布（亦稱丁娘子布）行銷海內外。國內市場價值0.2～0.3兩1匹的棉布，運到日本長崎等地竟可售50兩1匹，因之海禁雖嚴，商賈還是趨之若鶩。由於明代僅朝貢貿易為合法，雖民間貿易始終不斷，就全國而言，外貿總體規模不大。萬曆中期，全國海外貿易不過白銀100萬兩，上海地區最盛年間，海外貿易額最多僅10～20萬兩白銀，在整個沿海外貿市場中地位作用有限。明後期，松江、上海是“衣被天下”的棉紡織中心，經濟發達，但港口貿易進展不大。
清初，仍厲行海禁，以防民眾與鄭成功勢力交結。順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清廷下令：“海船除給有執照，許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將違禁貨物出洋販往番國，並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賃與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貨物者，皆交刑部治罪”（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629，《兵部》）。順治十三年六月，正式海禁。康熙元年（1662年）和十七年又兩次下令海禁。上海海運寂然，“四民”（古指士、農、兵、商）失利。
康熙二十三年部分開放海禁後，長期受抑制的上海人開始重操舊業，造船下洋，行貨海外。商人中出現了“傾產造船者”。上海著名的大船商張元隆“廣置洋船，海上行走”，擁有海船數十艘，立志要造100艘海船。每年出洋船隻所用舵、水手、商伙人等，為數甚多，貿易貨值較大，其中包括出口到東西洋及關東等處的南京布與其他商品，每船貨值數萬金。康熙二十四年在上海設江海關。初設大關於漴闕（在奉賢縣），不久因處所狹促，移駐上海縣城。關署設於縣城小東門舊察院行台衙門，大關設於小東門外。時從中國往日本的沙船每年約80餘艘，多數從上海出發。據康熙四十九年張元隆案：松江有船戶張元隆，在各處開張洋行，數十艘船隻經常往來於東西二洋及關東各處，並有海舶長期在遠洋未歸。可見當時貿易已有相當規模。
雍正八年（1730年），蘇松道移駐上海負責“榷稅、稽查、海舶”事宜。稅則規定：東洋商船貨稅進口以六折徵收，出口則不論貨物，概收銀120兩；安南商船貨稅進出口俱以七折徵收。上海外貿主要與日本、朝鮮、南洋各國往來。出口的商貨，除了腹地以及鄰近區域轉口的絲、綢、茶葉、紙、瓷器及土產等貨外，本地區出口的主要是各色棉布，包括本色布、紫花布、青藍布等。青藍棉布不僅從上海直接販運出洋，有的還經閩、廣商人收購，轉口貿易於海外。如乾隆元年（1736年）經閩、廣商人轉銷給英國東印度公司萬餘匹棉布。此後三四十年中，運回英國的上海地區所產南京布每年約2萬匹左右。美國購買的南京布等棉紡織品約140萬匹。之後，以上海港為主的南京布出口更是逐年遞增，數量高達300萬匹，分別運往美國和北美。康熙時關稅定例正額，江海關是2.3萬兩，而乍浦為浙海關重要港口，定例為1.3萬多兩。據乾隆十八年數據，粵海關居第一，年收關稅51.52萬兩，以下為閩海關31.44萬兩，浙海關8.77萬兩，江海關7.75萬兩。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把對外貿易限制在廣州一口，上海外貿再度受挫，只是與日本、南洋的貿易仍在繼續。中日之間的貿易進口主要是清廷特準供鑄錢用的洋銅，每年約500噸，貨值白銀200萬兩；同時出口相當貨值的絲綢、大米等。與南洋各國的貿易，出口有棉布、瓷器、絲綢、茶葉等商品，進口有烏木、香料、染料、海味、藥材等商品。
埠際貿易繁榮興盛 北洋來的豆油、豆餅、大豆，南洋來的蔗糖、魚翅、燕窩，長江流域的大米、瓷器，太湖附近的絲、茶，蘇松產的棉布，都在上海交換貿易。縣城東門外“舳艫尾銜，帆檣如林，蔚為奇觀”。上海地區生產的棉花、土布主要通過海運，輸入東北、華北及華南沿海地區。太倉、南通、海門等地棉花亦經上海集散，運銷東北、華北的主要為土布。道光十一年（1831年），上海豆業公所44個大小豆行和33家浙江慈谿幫號商，經手成交的大豆達473.6萬餘擔。其中大量大豆和豆餅由上海轉運長江三角洲地區。從乾隆年起，上海潮州、泉州、漳州商人置地造屋，建立館所。到開埠前的道光二十二年上海有各類公所、會館27所，雖不及蘇州，但表明上海已是客商匯聚的商埠。開埠前10年，上海縣城人口已達12萬之眾。街道也從明後期建城時的10來條，擴展為60多條。“城東南隅，人煙稠密，幾於無隙地”。雲集各地的商賈遠遠超過明代。特別是隨海上貿易而來的東南沿海江、浙、閩、廣商賈更具重要地位，如廣東的潮州商人，福建泉、漳商人，江蘇的青口商人，浙紹商人，浙寧商人。隨北洋航運而來的商人有山東的膠西商人。萊幫商人、郭幫商人，還有蘇乍商人、關東商人，以及早有名氣的徽商、晉商等。由上海港進口的大批洋貨經各地商人之手轉輸內地。同時，上海本地的土著商賈也日益壯大，其中以經營海上貿易的“號商”、“船商”尤為著稱。小東門外已有洋行街。外國銀洋在上海地區已日漸流通，有墨西哥銀元、西班牙銀元等30餘種。專營銀錢兌換、貸放的錢莊亦應時而興，乾隆年間已有錢業公所。乾隆五十一年至嘉慶二年（1786～1797年）上海縣先後開辦錢莊124家。銀票往來、匯劃成為貿易的重要清算手段，也推動內外貿易的發展。上海港呈現民間貿易、官方貿易、合法貿易、走私貿易並存格局。據統計：開埠前夕，上海貿易總量為5330萬兩，其中上海埠際貿易貨值4840萬兩，占90.8%；正常外貿貨值450萬兩，占8.44%；鴉片走私貿易貨值40萬兩，占0.75%。當時上海港的外貿總體規模雖不大，但已是全國重要貿易港口之一。
道光十二年英船阿美士德號闖入上海，考察了上海的港口和商業。回國後的報告中，幾次提到上海，認為“這個地區的自由貿易對於外國人，尤其對英國人的好處是不可估計的”，並且特彆強調“這一地區在對外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特殊優越性”，對“過去竟然未曾引起相當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差不多同時，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也曾到過上海，回去後說上海是“中國東部海岸最大的商業中心，……上海的貿易即使不超過廣州，至少也和廣州相等”。稍後，另一個英國人福鈞也曾說，“就所熟悉的地方而論，沒有別的市鎮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樣有利條件。上海是中華帝國的大門，廣大的土產貿易市場。……內地交通運輸便利，世界上沒有什麼地方比得上它”。當鴉片戰爭的炮火轟開清帝國大門的時候，上海很自然地被列為通商五口之一。
二
中英鴉片戰爭失敗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被迫闢為商埠。英國人喬治·斯密斯（George Smith）向其政府報告說：“歐洲人能在上海以低於廣州百分之十的代價買到絲茶和其他土產”。英國領事阿禮國（Alcock，R.）道光二十七年估價：“從上海直接運生絲出口，比轉運廣州再出口，至少可節省35～40%的運費”。於是原在廣州的英、美洋行迅速到上海設定分行，各國商船開始直接駛抵上海，大批外國商人紛至沓來，上海開始與歐洲、美洲直接發生商務聯繫。五口通商後，其他四個口岸對外貿易升而復降，貿易重心逐步由廣州移到上海。道光二十四年，上海出口茶葉，在全國所占比例僅2%，廣州占98%。至道光三十年，上海上升到占全國44%，廣州下降至23%。道光二十六年上海出口生絲已相當於廣州的4.27倍。上海外貿急劇上升，還由於作為條約商埠，外商享有許多特權。如：賃房買屋，租地建屋，設立棧房；深入沿海內地，通商航行；參與協定關稅，受領事裁判權庇護等。外籍稅務司又控制了江海關的實際管理權。據統計，上海開埠10年後，至鹹豐三年（1853年），對英國進出口貨值已達1720萬美元，超過廣州的1050萬美元。此後上海的進出口貨值即在全國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