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完人

中國古代哲人提出過“人生有三不朽”的著名論斷：“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三立完人
• 提出者：中國古代哲人
• 套用學科：哲學
• 相關記載：《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三立簡介

古人所說的三不朽：

立德（道德成功）——需要治心修身

立功（事業成功》——需要時勢機遇

立言（學問成功）——需要稟賦才能

立德者或許沒有機遇或者天賦，難於立功立言。

立功者可以立德，卻難於立言。

立言者也可以立德，卻難於立功。

這個論斷的意思是指——個人在世間生存，生命有限；要讓自己的人生被人們所紀念、為歷史所記載，一般來說只有三種途徑：最高級的是修養完美的道德品行，其次是建立偉大的功勳業績，再其次是確立獨到的論說言辭。

詳細解釋

“立言”：老子<道德經>五千言，指出“柔弱勝剛強”，提倡“無為而無不為”；積極入世方面發展出“黃老之術”即帝王南面統治術，消極避世方面演化成道家道教養生術。莊周的<莊子>運用寓言汪洋恣肆，提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對主義，鼓吹無憑無待、一空依傍的“逍遙遊”；他的書安慰了歷代的失意文人，最不濟的“不如曳尾於泥塗”，也開啟了後來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孟子宣揚“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先安民富民再教育人民的“仁政”主張，“知人論世”的文學批評方法等等；給予了後來人們多少鼓舞、多少啟發！還有范縝撰《神滅論》，反對佛教宣揚的因果報應之說；以及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中的著名篇章，等等，都在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上熠熠閃光，構成了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之洪流，至今仍然在影響著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行。

“立功”：神農嘗百草，發明穀物種植和藥物採用。大禹牽頭治理“浩浩懷山襄陵”的大洪水，安定了九州大地。秦始皇統一六國，“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確立郡縣制，建立了封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李冰父子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保障農業發展，使成都平原成為了“天府之國”。張良韓信蕭何“三傑”各展才能，輔佐劉邦爭雄項羽、創立漢朝。蔡倫研究發明出“造紙術”。諸葛亮“鞠躬盡瘁”，輔佐劉備父子據蜀“三國鼎立”。鄭和率領海船隊遠征，“三寶太監下西洋”。李時珍採藥辨藥，撰著成<本草綱目> 。戚繼光領導抗擊倭寇。鄭成功揮軍收復台灣……為民為國，“數風流人物”，史不絕書；其中好多至今活在中國人民的口頭和心中。

“立德”：遠古時唐堯擔任部落聯盟首領，選賢任能；任職一定年限後主動“禪讓”，交班給能幹的虞舜，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伯夷叔齊反對周武王討伐商紂，勸諫不果，“恥食周粟”，就隱居到首陽山去採食薇蕨度日。屈原在楚國，一腔愛國熱忱不能發揮，反而遭讒被放，但他決不背離祖國，寧願投江自沉，以死明志。還有柳下惠克己守禮，“坐懷不亂”傳美名。堅持國家民族利益和個人氣節，決不叛變出賣靈魂的，則有漢朝的蘇武和宋末的文天祥，等等。新中國樹立的道德典範，我衷心敬佩的有雷鋒、焦裕祿、孔繁森……

相關分析

人生在世，首要的是生存、安全，在此基礎上才能談發展、進步。此所以“子貢問政”，孔子回答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也就是說，建立功勳業績，為的是保障和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保衛國家安全、保持社會穩定；相對於有所論說著述，為精神文明建設作貢獻來說，建功立業自然要擺到前面。

為什麼“立德”擺在“太上”即最高的位置呢？我想，大概是由於修養自我道德品行既是最容易開始做、人人都做就成“和諧社會”、“人間天國”，然而又是最難以做好做完美的吧。李澤厚先生把“道德”分為兩種：“‘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選擇的終極關懷和安身立命，它是個體追求的最高價值，常與信仰相關係，好像是執行‘神’（其實是人類總體）的意志。‘社會性道德’則是某一時代社會中群體（民族、國家、集團、黨派）的客觀要求，而為個體所必須履行的責任、義務，常與法律、風習相關聯……對個體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卻不可強求；對個體必須有‘社會性道德’的規約，而不能例外”（李澤厚《哲學探尋錄》）。“立德”，最容易開始做，指個人必須遵循“社會性道德”的規約；而又最難以做好做完美，則指具有信仰的個人自覺地追求“宗教性道德”。能夠為世人、後人所紀念的不朽的“立德”，應該指的是努力實踐“宗教性道德”。

立言，不容易。正常人每天要說多少話，可有幾句話能夠“立”？即使寫成文章，撰成著述，也不是都能夠發表出版。就是發表出版了，能夠引人注目警心、被人稱道引用，有利於社會人生的，又有幾何？而那些已經“立言”者，他們為立其言，曾經付出過多少勞動、多少心血啊！

立功，不容易。真正要建立有利於人民和國家的豐功偉績，立功者不但要占據有利地位，還要把握好時機，這都需要他立此功之前長期的努力奮鬥；立功之時還很可能需要立功者流血犧牲。建立某些功勳業績，還可能犧牲更多人、財、物，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呀；毛澤東也曾經說過，“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是也。而可怕的是，某些當#權者為了強求立功，追求“政績”，只憑個人意志，行政命令瞎指揮，破壞了經濟建設，影響了人民生活，擾亂了社會秩序。沉痛的歷史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立言立功，要開始做，都不容易。而“立德”，修養自我道德品行，每個人都可以“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孔夫子甚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人人都注重道德，人人都講究誠信，人人都遵循社會行為規範，社會上就沒有了惡性競爭，沒有了故意犯罪，那還不就是和諧社會、人間天堂！可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就是聖賢也仍然是肉身的人，修養得道德品行純粹完美那是何其難也。就連孔子這樣的大聖人也逃不過當時和後代對他的各種批評批判呢。可見，“太上有立德”，確實需要人“活到老，學到老”，修養到老呀！

中國現代普通人“立德”的最高典範，以為是雷鋒。他當農民，當工人，當解放軍戰士，總是“工作上向高標準看齊，生活上向低標準看齊”，樂於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他走到哪裡，就“做好事”到哪裡，總是扶貧幫困、“為人民服務”；別人說他是“傻子”，他也不存怨言，保持心情愉快。一般人倘若希望踏上“立德”之路，即使難以做到雷鋒那樣，也不要緊；只要你能夠知道，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除開名利追求、物質享受，還有精神生活可以不懈追求，並且往那個方向努力；你就是走在“立德”的道路上了。

中國的領導幹部和公務員，要講“立德”，我至今推崇焦裕祿、孔繁森。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追求自己的物質享受，只考慮如何盡職盡責；焦裕祿、孔繁森在這方面真是典範。胡耀邦總書記曾經說過，中共中央“不要求共產黨員做‘苦行僧’”；我理解他這句話的意思是指，改革開放，隨著人民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共產黨員、黨的領導幹部，不必要再過低水平的物質生活。所以，我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幹部和公務員要自覺堅持過‘中等收入水平’的生活”；也就是說，領導幹部和公務員是社會的精英，他們完全有能力過‘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生活，但是由於他們已經立志“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不能過多計較個人名利得失；這也就是對他們自我“立德”的要求。如果他們不情願克制私慾，就不應該霸占著公務員和領導崗位；有本事大可以去辦私營企業，正當創業合法經營，名正言順地發財！發財以後又怎樣？我們已經看到，世界上有好些富豪正在投身慈善事業，努力“立德”呢！

堅持“立德”並且有所成就，太難太難。是“知難而退”還是“迎難而進”，這是擺在每個人面前的一道人生難題。怎么做，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實踐！

還有一個重要方面，社會的管理者必須知道：現代開放社會，人員流動越來越頻繁，人與人之間的“陌生化”程度越來越高；因而，對於社會的管理，單純強調道德不行，首要的是實施法治，不斷健全法律法規；“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執法犯法者罪加一等、從重公開處罰；同時要建立好“見義勇為獎勵基金”，表彰道德高尚見義勇為者，保障和補償在見義勇為過程中受傷受損害者。

“人為萬物之靈”，人類才進化得有道德，這很了不起；但是也要防止“道德的誤用”。過分強調道德，鼓吹道德至上，搞泛道德主義，一方面導致追究“思想犯罪”、形成“誅心之論”，人人謹小慎微，失去活潑生趣。另一方面就造成“鄉愿”，不講原則不要原則，左右逢源八面玲瓏，只圖圓轉光滑到處“做好人”。更大的害處是還會出現一些“假道學”、“偽君子”，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俗語所謂“又要當婊子，又要立（貞節）牌坊”！因此我以為還是可以借鑑古代儒家，制訂和執行不同的道德標準：對人民民眾，就是要讓他們“發家致富”，安樂愉快，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就可以算是遵循了“社會性道德”；有願意修養“宗教性道德”的，那是他的自覺上進，別人不能夠強迫要求他。而對於國家公務員、領導幹部，除開必須遵守法律法規以外，則還可以用一定的“宗教性道德”標準來要求；這些人也應該自覺地修養實踐“宗教性道德”，在社會上發揮模範、表率作用，不能夠把自己“混同於普通老百姓”。

有人會說，“人人生而平等”；按你這樣的建議做，那不又倒退回古代那樣，強行地把人分為了“君子”“小人”、一貴一賤兩個階層了嗎？我的看法是：“人人生而平等”，只是美麗的理想。或者生而為男，或者生而為女，歷史上男女平等的時候有多長？自從進入階級社會，窮人和富人，權勢者和老百姓，幾多時候平等過？就是放眼當今社會，事實上存在的仍然是人與人之間並不平等！有那么一些在位者，自己巧取豪奪，慾壑難填，荒淫腐爛，卻大言炎炎地教育老百姓要講道德、講奉獻；你能跟這樣的人講“生而平等”嗎？所以我提出先解放老百姓，不但不準當權者用“宗教性道德”標準來要求和羞辱老百姓；而且反過來，老百姓可以用“宗教性道德”標準來要求和監督當權者。如果能夠這樣形成制度，變成習慣，社會風氣也許將有可能煥然一新。當權者都主動修養道德，做出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老百姓自然會學習跟進。發此直言讜論，我不怕被指為迂腐疏闊，也知道這實際上只會是“空談”；只是我長期抱持理想主義，信仰“天下興亡，我有責任”，因而直抒胸臆，盡表我心。我活過，我想過，我說過，我自以為盡到了“讀書人”的責任。

“立德，立功，立言”，先賢已經指路，後人各自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