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由陳志強著的《七星集(版畫前輩訪談)》收入了7位老版畫家的訪談錄，在這幾位年逾耄耋的版畫前輩自身的歷史回顧中客觀地記錄了他們的人生軌跡，一定程度再現了老版畫家們在風雲際會的時代大潮中投身革命、堅持創作的歷史風采。
基本介紹
- 書名：七星集:版畫前輩訪談
-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頁數：167頁
- 開本：16
- 作者：陳志強
-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30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2649300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兩位七十歲上下上海美專畢業的老同學，陳志強和王劼音，懷著年輕人才有的那顆熱烈虔誠的赤子之心，3年中先後走訪了楊可揚、黎魯、楊涵、戎戈、葉飛、趙延年、趙堅七位將近百歲高齡的版畫藝術家。且不說訪談內容，就這次訪談本身就是足以令人動容的行為藝術，一段堪稱21世紀“新世說新語”的藝壇佳話。這本《七星集(版畫前輩訪談)》就是兩代藝術家敞開心扉促膝交流的結果。
訪談集幾乎不加任何修飾，以極為平實、樸素的記錄，真實而真切地展示了七位藝術家漫長的藝術生涯，使我們在他們極為平靜的敘述中，看到了那些激動過幾代中國人，並且注定還將激動無數代中國人的藝術作品，是怎樣在時代的洪流中產生的艱苦壯麗而動人的情景。
訪談集幾乎不加任何修飾，以極為平實、樸素的記錄，真實而真切地展示了七位藝術家漫長的藝術生涯，使我們在他們極為平靜的敘述中，看到了那些激動過幾代中國人，並且注定還將激動無數代中國人的藝術作品，是怎樣在時代的洪流中產生的艱苦壯麗而動人的情景。
作者簡介
陳志強 祖籍浙江奉化，1946年5月出生於上海。
早年在上海市市南中學求學，上世紀60年代畢業於上海市美術專科學校。長期從事紡織品圖案設計、包裝裝潢設計、會展展覽設計和藝術設計教學工作。為中國工業設計協會、中國工藝美術學會、中國流行色協會、上海市工業美術設計協會、上海市包裝技術協會、上海市服飾學會和上海市紡織工程學會會員。
早年在上海市市南中學求學，上世紀60年代畢業於上海市美術專科學校。長期從事紡織品圖案設計、包裝裝潢設計、會展展覽設計和藝術設計教學工作。為中國工業設計協會、中國工藝美術學會、中國流行色協會、上海市工業美術設計協會、上海市包裝技術協會、上海市服飾學會和上海市紡織工程學會會員。
圖書目錄
楊可揚先生訪談錄
黎魯先生訪談錄
楊涵先生訪談錄
戎戈先生訪談錄
葉飛先生訪談錄
趙延年先生訪談錄
趙堅先生訪談錄
後記
黎魯先生訪談錄
楊涵先生訪談錄
戎戈先生訪談錄
葉飛先生訪談錄
趙延年先生訪談錄
趙堅先生訪談錄
後記
文摘
楊可揚先生訪談錄
採訪時間：2010年4月1日
對可揚先生，早在50多年前我還在中學讀書時就有所耳聞——那時我參加了學校的美術組，在美術組活動時，除了畫石膏、畫靜物、畫壁畫，我們的美術老師還經常給我們介紹一些國內外的著名畫家及其作品，其中就有“木刻家楊可揚”。
從上海美專畢業後，由於長期從事與造型藝術關聯不多的實用藝術設計工作，所以對可揚先生僅止於“耳聞”，一直無緣得見，也沒有作更深的了解。只是近年來在撰寫原上海博物館館長、我的母校——上海市美術專科學校首任校長沈之瑜先生的傳記時，接觸和研究了一些解放前後上海美術界的歷史資料，在這些資料中，“楊可揚”的名字時有所見，於是，對可揚先生的革命生涯和藝術造詣才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
可揚先生是—位老資格的革命藝術家，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就參加了魯迅先生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1936年，在上海新華藝專求學期間，他是“刀力木刻研究會”的成員，後來又參加了由力群、江豐、陳煙橋等發起組織的“上海木刻工作者協會”。1937年“t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木刻青年紛紛奔赴抗日前線或敵後參加抗戰救亡工作，可揚與鄭野夫也一起去了浙江，並於1939年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文化陣地的第一線浴血奮戰。抗戰勝利後，原在重慶的中國木刻研究會遷移上海，楊可揚與各地陸續來滬的木刻家們共同籌辦了規模盛大、轟動一時的《抗戰八年木刻展覽會》。1946年6月，該研究會改組為“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簡稱“全木協”)，楊可揚當選為協會常務理事並駐會辦公。1947年，李樺、楊可揚還先後擔任了由中共中央上海局宣傳委員會領導並以蘇商名義出版的《時代日報》“新木刻”副刊的主編。
對於“全木協”及楊可揚等版畫家在上海解放前後所發揮的作用，《上海美術志·版畫》卷中有著較為詳細的記載。
讀了這些史料，可揚先生的形象由“耳聞”變成了“目睹”，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老同學王劫音一直有意對上海版畫發展的歷史做一個比較真實的記錄，特別對老一輩的版畫家做一些“搶救性”的採訪。於是，可揚先生就成了我們的第—位採訪對象。
2010年早春4月的第一天，天氣乍暖還寒。地上灑滿了柔和的陽光，但空氣中依然透著絲絲寒意。下午，我依約來到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住院部與劫音會合，乘電梯到13樓幹部病房，找到了東15床。可揚先生因年老體弱在這裡治療、休養。
推開病室的房門，一股暖流撲面而來，空氣中瀰漫著陣陣春意。只看見可揚先生正躺在病床上，口鼻處套著吸氧罩。看到我們進入病房，可揚先生趕緊摘下套在臉上的吸氧罩坐了起來，又側身下了病床。為防老人著涼，可揚先生的女兒以平女士忙著給老人披上了—件外套。
面對臉色紅潤的可揚先生，無論如何想像不出他已然是—位97歲高壽將近期頤的老人了。只見可揚老人習慣性地整了整身上的衣服，用手梳理了一下稍顯凌亂的頭髮，指著床邊的椅子說：“你們來啦？這邊坐、這邊坐。”
看著可揚先生一連串習慣動作，站在床邊的女兒女婿臉上露出了會心的微笑。同為版畫家的女婿張子虎笑著對我們說：“老爸就是這個脾氣，特別注意內務整潔，每次起來總是要把衣服拉拉挺，頭髮梳梳好。在家裡也是這樣，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不光是外表，連看不到的地方也要弄得井井有條。”
坐定之後，劼音說明了來意：“對於解放前上海版畫界的情況，現在資料很多，大家比較了解，但是解放之後到‘文革’的17年，實際上是個空白，所以想請老一輩的版畫家給我們作些介紹，把它記錄下來。”
聽了劫音的說明，可揚先生隨即清了清嗓子，用略帶浙西口音的“官話”說道：“好，好，只是我現在講話也好，走路也好，多動一點就會覺得氣急……”
P12-14
採訪時間：2010年4月1日
對可揚先生，早在50多年前我還在中學讀書時就有所耳聞——那時我參加了學校的美術組，在美術組活動時，除了畫石膏、畫靜物、畫壁畫，我們的美術老師還經常給我們介紹一些國內外的著名畫家及其作品，其中就有“木刻家楊可揚”。
從上海美專畢業後，由於長期從事與造型藝術關聯不多的實用藝術設計工作，所以對可揚先生僅止於“耳聞”，一直無緣得見，也沒有作更深的了解。只是近年來在撰寫原上海博物館館長、我的母校——上海市美術專科學校首任校長沈之瑜先生的傳記時，接觸和研究了一些解放前後上海美術界的歷史資料，在這些資料中，“楊可揚”的名字時有所見，於是，對可揚先生的革命生涯和藝術造詣才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
可揚先生是—位老資格的革命藝術家，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就參加了魯迅先生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1936年，在上海新華藝專求學期間，他是“刀力木刻研究會”的成員，後來又參加了由力群、江豐、陳煙橋等發起組織的“上海木刻工作者協會”。1937年“t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木刻青年紛紛奔赴抗日前線或敵後參加抗戰救亡工作，可揚與鄭野夫也一起去了浙江，並於1939年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文化陣地的第一線浴血奮戰。抗戰勝利後，原在重慶的中國木刻研究會遷移上海，楊可揚與各地陸續來滬的木刻家們共同籌辦了規模盛大、轟動一時的《抗戰八年木刻展覽會》。1946年6月，該研究會改組為“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簡稱“全木協”)，楊可揚當選為協會常務理事並駐會辦公。1947年，李樺、楊可揚還先後擔任了由中共中央上海局宣傳委員會領導並以蘇商名義出版的《時代日報》“新木刻”副刊的主編。
對於“全木協”及楊可揚等版畫家在上海解放前後所發揮的作用，《上海美術志·版畫》卷中有著較為詳細的記載。
讀了這些史料，可揚先生的形象由“耳聞”變成了“目睹”，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老同學王劫音一直有意對上海版畫發展的歷史做一個比較真實的記錄，特別對老一輩的版畫家做一些“搶救性”的採訪。於是，可揚先生就成了我們的第—位採訪對象。
2010年早春4月的第一天，天氣乍暖還寒。地上灑滿了柔和的陽光，但空氣中依然透著絲絲寒意。下午，我依約來到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住院部與劫音會合，乘電梯到13樓幹部病房，找到了東15床。可揚先生因年老體弱在這裡治療、休養。
推開病室的房門，一股暖流撲面而來，空氣中瀰漫著陣陣春意。只看見可揚先生正躺在病床上，口鼻處套著吸氧罩。看到我們進入病房，可揚先生趕緊摘下套在臉上的吸氧罩坐了起來，又側身下了病床。為防老人著涼，可揚先生的女兒以平女士忙著給老人披上了—件外套。
面對臉色紅潤的可揚先生，無論如何想像不出他已然是—位97歲高壽將近期頤的老人了。只見可揚老人習慣性地整了整身上的衣服，用手梳理了一下稍顯凌亂的頭髮，指著床邊的椅子說：“你們來啦？這邊坐、這邊坐。”
看著可揚先生一連串習慣動作，站在床邊的女兒女婿臉上露出了會心的微笑。同為版畫家的女婿張子虎笑著對我們說：“老爸就是這個脾氣，特別注意內務整潔，每次起來總是要把衣服拉拉挺，頭髮梳梳好。在家裡也是這樣，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不光是外表，連看不到的地方也要弄得井井有條。”
坐定之後，劼音說明了來意：“對於解放前上海版畫界的情況，現在資料很多，大家比較了解，但是解放之後到‘文革’的17年，實際上是個空白，所以想請老一輩的版畫家給我們作些介紹，把它記錄下來。”
聽了劫音的說明，可揚先生隨即清了清嗓子，用略帶浙西口音的“官話”說道：“好，好，只是我現在講話也好，走路也好，多動一點就會覺得氣急……”
P12-14
序言
精神，頑強地傳遞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毛時安
兩位七十歲上下上海美專畢業的老同學，陳志強和王劼音，懷著年輕人才有的那顆熱烈虔誠的赤子之心，3年中先後走訪了楊可揚、黎魯、楊涵、戎戈、葉飛、趙延年、趙堅七位將近百歲高齡的版畫藝術家。且不說訪談內容，就這次訪談本身就是足以令人動容的行為藝術，一段堪稱21世紀“新世說新語”的藝壇佳話。這本《七星集》就是兩代藝術家敞開心扉促膝交流的結果。
訪談集幾乎不加任何修飾，以極為平實、樸素的記錄，真實而真切地展示了七位藝術家漫長的藝術生涯，使我們在他們極為平靜的敘述中，看到了那些激動過幾代中國人，並且注定還將激動無數代中國人的藝術作品，是怎樣在時代的洪流中產生的艱苦壯麗而動人的情景。
因為個人的愛好和多年在文藝界工作的緣故，對於七位老版畫藝術家的藝術成就，一直懷著“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童年、少年、青年時，我無數次從畫冊和各種印刷品上閱讀、欣賞過他們的作品。我一直把老一輩藝術家視為自己人生中的“藝術之父”。是他們用最初的文化乳汁，滋潤了我們的心田，堅強了我們的靈魂，健全了我們的人格。可以說，沒有他們的藝術引領，我們中很多人將會成為精神的棄兒。在我們人生最為困惑迷茫的時候，是他們的作品像北斗照亮了我們腳下的道路。近年更因為工作之故，我有緣無數次在各種展覽中，直接面對他們的原作。兒時欣賞閱讀的感受，越發地強烈起來。它們像大地上的野火、狂風，燃燒、席捲著一切，經久不息地衝擊著你的心靈，讓你無法平靜，激動不已。
這些作品莊嚴的歷史品相、豐富的藝術語言，經過七八十年歲月的錘鍊，始終保持著它們初始的藝術衝擊力。其實，這些作品因為創作年代戰爭頻仍，物質極其貧乏，用材簡陋、省儉，通常尺幅也只有兩三個巴掌大。我常常在琢磨，憑什麼這些不到一平方尺的作品，那么靜靜地置放在乳白的射燈下，會煥發出如此磅礴的力量！他們為今人到底提供了什麼，還能提供什麼？
說到中國的當代木刻，我們不能不提到魯迅先生。他是中國新興版畫的教父。他與青年木刻家陳煙橋們暢談版畫藝術的那個溫暖的下午已經成為中國版畫發展史上永叵的經典瞬間。魯迅先生寄希望的版畫，是充滿著新的生命的，是剛健分明，新的青年的藝術。受訪的七位老版畫家，因為年齡的關係，沒有得到過魯迅先生的親炙，但他們的藝術實踐和藝術生涯證明，他們都是魯迅先生版畫思想當之無愧的“精神傳人”。他們不但都不約而同地用版畫的形式創作過樸素傳神的魯迅肖像，用版畫藝術感性地再現過魯迅的文學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們今天能提供給這個時代的就是魯迅先生所倡導的藝術精神，也是他們的版畫藝術能穿越塵封歲月的感人力量之所在。
他們身上體現著為人生的藝術和為藝術的人生的高度結合。他們的藝術從來不是關在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賞，不是深樓小院裡的無病呻吟。他們的藝術大都是在時代和藝術的雙重烈焰的炙烤和淬火中產生的。文章為合時而著。他們都是在日軍鐵蹄蹂躪我大好河山之時，在日軍飛機於頭頂拋著炸彈，千百萬生靈塗炭，中華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刻，投身到藝術中去的。所以，版畫從一開始就是他們戰鬥的武器，是他們射向敵頑的子彈，是他們激勵中華民族抗爭的號角，是他們表現民眾疾苦災難的方式。在抗日前線、在新四軍戰場、在敵占區、在國統區，他們始終作為我們苦難民族的一員，和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祖國，站在同一條戰壕里。在六七十年的漫長藝術生涯中，他們和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祖國一起共嘗著苦難共享著歡樂。1949年後，他們為共和國的新生歡欣地流下淚水，也經歷過“文革”的苦難。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沒有改變過他們“為人生而藝術”的理想。在藝術創作中，他們始終把自己的心鉚在了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之中。同時，他們的一生，幾乎除了藝術，沒有任何非藝術的念想，沒有藝術之外的金錢、物質、名聲、地位的追求。他們幾十年的日日夜夜就是想著刻刀在木板上如何奏出藝術的旋律、時代強音、人民的心聲，如何在刻刀和木板的互動中儘可能藝術地傳達自己內心的或歡欣或痛苦、或苦難或幸福、或激動或平靜、或敘事或抒情的真實情感。藝術和藝術的追求是他們人生的核心。最近有位外國漢學家在大談“中國文學在西方不受歡迎”的話題。他自然是出於友好和焦慮。但我常常在想，中國的文學藝術能被西方理解固然不錯，但為什麼非要在西方大受歡迎呢？難道這比服務於自己的祖國在自己的祖國大受歡迎更為重要嗎？
他們以他們的藝術作品和藝術生活向我們昭示了“為什麼去藝術”和“怎么去藝術”的真諦。可以說，這七位老版畫家，都是中國版畫史上功勳卓著的名家大師。他們不凡的經歷，他們為中國版畫藝術和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所作出的貢獻，足以載入史冊。但他們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從不居功自傲。有的直到今天還居住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老工房裡。精神矍鑠、毫無怨言。像戎戈先生九旬高齡，從5樓走下來為作者陳志強開門，臨行又親自下樓送客直到公共汽車站頭。其集高風亮節和平易近人的為人之風貌，可見一斑。完全不像我們少數青年藝術家，藝術水平不怎么樣，卻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子。楊涵先生九十多歲依然拿著自己年輕時打的木刻刀在刻木刻！正是這種不計名利不求身外之物，一生沉浸在版畫藝術中“游於藝”的人生，使他們獲得了一種身心超然的自由，使他們的生命之樹長得那么鬱鬱蔥蔥，那么的長壽！
我曾和七位老人中的楊可揚先生有過多次接觸，為他寫過評論。楊先生的和藹可親面慈心善，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記得第一次和他握手，老人握木刻刀的手，厚實柔軟而有力。大約1997年，《文匯報·筆會》發表了一位華裔畫家丁紹光的一篇文章，楊先生看到後隨即給我寫了封信。他在信中說：“最近我偶然讀到丁紹光先生的一篇題為《東方與西方——談藝錄(上)》的文章(見10月16日《文匯報·筆會》)。第一節的標題是‘一部《畫譜》不知毀掉多少藝術天才’。他把在沒有美術教育機構和設施的歷史條件下，作為啟蒙、入門的一部美術教材(學習參考資料)而流傳了幾百年的《芥子園畫譜》貶得一錢不值，甚至成為美術上的罪魁禍首，總覺得不是味道。當然《畫譜》並不是什麼經典著作，更不是什麼金科玉律，有它的局限，但應該公平、公正才是。記得幾年前，丁先生說過，要重寫中國美術史。當時美術界的反映是‘財大氣粗’。我也覺得丁先生的一些說法，不免有點霸氣。你是美術理論家，如果有同感，能否寫點文章……”
平心而論，雖然丁先生在外事業有成讓人感佩，但我當時看了丁先生的文章也頗有“同感”，也有一吐為快的衝動，但終究沒有成文。今天重讀可揚先生的信，依然會感到可揚先生身上的那股凜然之氣。七位老藝術家，他最為年長，可揚先生謝世時享年離100歲只差了3年！堪稱“仁者壽”藝術家。
感謝志強和劼音，為七位老藝術家留下了他們人生最難忘的記憶。那天劼音給我打電話，說要我寫個序。我還以為是劼音自己的畫冊。沒想到他親自送到我家的是這本《七星集》。劼音是我多年亦師亦友的兄長，在我眼中似乎是美術界的“逍遙派”，是個埋頭藝術、不問世事“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交談中，平日散淡的劼音十分憂慮當下歷史文化傳統的虛無和中斷，令我十分感動。在劼音和志強的這份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這個世道浮躁、人心浮動的年代裡，依然有一種人文的力量、藝術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作為一種傳統，靜穆而頑強地在我生活的這座城市裡傳遞著、支撐著……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做這樣的工作，也祝願生活在這座城市的老藝術家們健康長壽。
2014年5月14日深夜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毛時安
兩位七十歲上下上海美專畢業的老同學，陳志強和王劼音，懷著年輕人才有的那顆熱烈虔誠的赤子之心，3年中先後走訪了楊可揚、黎魯、楊涵、戎戈、葉飛、趙延年、趙堅七位將近百歲高齡的版畫藝術家。且不說訪談內容，就這次訪談本身就是足以令人動容的行為藝術，一段堪稱21世紀“新世說新語”的藝壇佳話。這本《七星集》就是兩代藝術家敞開心扉促膝交流的結果。
訪談集幾乎不加任何修飾，以極為平實、樸素的記錄，真實而真切地展示了七位藝術家漫長的藝術生涯，使我們在他們極為平靜的敘述中，看到了那些激動過幾代中國人，並且注定還將激動無數代中國人的藝術作品，是怎樣在時代的洪流中產生的艱苦壯麗而動人的情景。
因為個人的愛好和多年在文藝界工作的緣故，對於七位老版畫藝術家的藝術成就，一直懷著“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童年、少年、青年時，我無數次從畫冊和各種印刷品上閱讀、欣賞過他們的作品。我一直把老一輩藝術家視為自己人生中的“藝術之父”。是他們用最初的文化乳汁，滋潤了我們的心田，堅強了我們的靈魂，健全了我們的人格。可以說，沒有他們的藝術引領，我們中很多人將會成為精神的棄兒。在我們人生最為困惑迷茫的時候，是他們的作品像北斗照亮了我們腳下的道路。近年更因為工作之故，我有緣無數次在各種展覽中，直接面對他們的原作。兒時欣賞閱讀的感受，越發地強烈起來。它們像大地上的野火、狂風，燃燒、席捲著一切，經久不息地衝擊著你的心靈，讓你無法平靜，激動不已。
這些作品莊嚴的歷史品相、豐富的藝術語言，經過七八十年歲月的錘鍊，始終保持著它們初始的藝術衝擊力。其實，這些作品因為創作年代戰爭頻仍，物質極其貧乏，用材簡陋、省儉，通常尺幅也只有兩三個巴掌大。我常常在琢磨，憑什麼這些不到一平方尺的作品，那么靜靜地置放在乳白的射燈下，會煥發出如此磅礴的力量！他們為今人到底提供了什麼，還能提供什麼？
說到中國的當代木刻，我們不能不提到魯迅先生。他是中國新興版畫的教父。他與青年木刻家陳煙橋們暢談版畫藝術的那個溫暖的下午已經成為中國版畫發展史上永叵的經典瞬間。魯迅先生寄希望的版畫，是充滿著新的生命的，是剛健分明，新的青年的藝術。受訪的七位老版畫家，因為年齡的關係，沒有得到過魯迅先生的親炙，但他們的藝術實踐和藝術生涯證明，他們都是魯迅先生版畫思想當之無愧的“精神傳人”。他們不但都不約而同地用版畫的形式創作過樸素傳神的魯迅肖像，用版畫藝術感性地再現過魯迅的文學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們今天能提供給這個時代的就是魯迅先生所倡導的藝術精神，也是他們的版畫藝術能穿越塵封歲月的感人力量之所在。
他們身上體現著為人生的藝術和為藝術的人生的高度結合。他們的藝術從來不是關在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賞，不是深樓小院裡的無病呻吟。他們的藝術大都是在時代和藝術的雙重烈焰的炙烤和淬火中產生的。文章為合時而著。他們都是在日軍鐵蹄蹂躪我大好河山之時，在日軍飛機於頭頂拋著炸彈，千百萬生靈塗炭，中華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刻，投身到藝術中去的。所以，版畫從一開始就是他們戰鬥的武器，是他們射向敵頑的子彈，是他們激勵中華民族抗爭的號角，是他們表現民眾疾苦災難的方式。在抗日前線、在新四軍戰場、在敵占區、在國統區，他們始終作為我們苦難民族的一員，和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祖國，站在同一條戰壕里。在六七十年的漫長藝術生涯中，他們和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祖國一起共嘗著苦難共享著歡樂。1949年後，他們為共和國的新生歡欣地流下淚水，也經歷過“文革”的苦難。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沒有改變過他們“為人生而藝術”的理想。在藝術創作中，他們始終把自己的心鉚在了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之中。同時，他們的一生，幾乎除了藝術，沒有任何非藝術的念想，沒有藝術之外的金錢、物質、名聲、地位的追求。他們幾十年的日日夜夜就是想著刻刀在木板上如何奏出藝術的旋律、時代強音、人民的心聲，如何在刻刀和木板的互動中儘可能藝術地傳達自己內心的或歡欣或痛苦、或苦難或幸福、或激動或平靜、或敘事或抒情的真實情感。藝術和藝術的追求是他們人生的核心。最近有位外國漢學家在大談“中國文學在西方不受歡迎”的話題。他自然是出於友好和焦慮。但我常常在想，中國的文學藝術能被西方理解固然不錯，但為什麼非要在西方大受歡迎呢？難道這比服務於自己的祖國在自己的祖國大受歡迎更為重要嗎？
他們以他們的藝術作品和藝術生活向我們昭示了“為什麼去藝術”和“怎么去藝術”的真諦。可以說，這七位老版畫家，都是中國版畫史上功勳卓著的名家大師。他們不凡的經歷，他們為中國版畫藝術和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所作出的貢獻，足以載入史冊。但他們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從不居功自傲。有的直到今天還居住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老工房裡。精神矍鑠、毫無怨言。像戎戈先生九旬高齡，從5樓走下來為作者陳志強開門，臨行又親自下樓送客直到公共汽車站頭。其集高風亮節和平易近人的為人之風貌，可見一斑。完全不像我們少數青年藝術家，藝術水平不怎么樣，卻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子。楊涵先生九十多歲依然拿著自己年輕時打的木刻刀在刻木刻！正是這種不計名利不求身外之物，一生沉浸在版畫藝術中“游於藝”的人生，使他們獲得了一種身心超然的自由，使他們的生命之樹長得那么鬱鬱蔥蔥，那么的長壽！
我曾和七位老人中的楊可揚先生有過多次接觸，為他寫過評論。楊先生的和藹可親面慈心善，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記得第一次和他握手，老人握木刻刀的手，厚實柔軟而有力。大約1997年，《文匯報·筆會》發表了一位華裔畫家丁紹光的一篇文章，楊先生看到後隨即給我寫了封信。他在信中說：“最近我偶然讀到丁紹光先生的一篇題為《東方與西方——談藝錄(上)》的文章(見10月16日《文匯報·筆會》)。第一節的標題是‘一部《畫譜》不知毀掉多少藝術天才’。他把在沒有美術教育機構和設施的歷史條件下，作為啟蒙、入門的一部美術教材(學習參考資料)而流傳了幾百年的《芥子園畫譜》貶得一錢不值，甚至成為美術上的罪魁禍首，總覺得不是味道。當然《畫譜》並不是什麼經典著作，更不是什麼金科玉律，有它的局限，但應該公平、公正才是。記得幾年前，丁先生說過，要重寫中國美術史。當時美術界的反映是‘財大氣粗’。我也覺得丁先生的一些說法，不免有點霸氣。你是美術理論家，如果有同感，能否寫點文章……”
平心而論，雖然丁先生在外事業有成讓人感佩，但我當時看了丁先生的文章也頗有“同感”，也有一吐為快的衝動，但終究沒有成文。今天重讀可揚先生的信，依然會感到可揚先生身上的那股凜然之氣。七位老藝術家，他最為年長，可揚先生謝世時享年離100歲只差了3年！堪稱“仁者壽”藝術家。
感謝志強和劼音，為七位老藝術家留下了他們人生最難忘的記憶。那天劼音給我打電話，說要我寫個序。我還以為是劼音自己的畫冊。沒想到他親自送到我家的是這本《七星集》。劼音是我多年亦師亦友的兄長，在我眼中似乎是美術界的“逍遙派”，是個埋頭藝術、不問世事“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交談中，平日散淡的劼音十分憂慮當下歷史文化傳統的虛無和中斷，令我十分感動。在劼音和志強的這份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這個世道浮躁、人心浮動的年代裡，依然有一種人文的力量、藝術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作為一種傳統，靜穆而頑強地在我生活的這座城市裡傳遞著、支撐著……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做這樣的工作，也祝願生活在這座城市的老藝術家們健康長壽。
2014年5月14日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