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大慶。北京一片節日氣氛，但各級軍事部門卻是在高度戒備的狀況下度過的。為了保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民眾的歡慶活動，他們從最壞的情況出發，做了各種應變準備。邊防部隊嚴陣以待，所有遠程雷達不間斷地進行偵察探測；空軍預先將一架直升飛機停在端門與午門之間的空場上，以保證萬一出現緊急情況，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能夠迅速轉移到城外預定指揮位置；父親指定總參作戰部副部長蔡洪江和幾名幹練的情報、通信人員攜帶電台到天安門城樓待命，將情報部門的敵方動態通報給中央領導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一號號令
- 發文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
- 實行時間：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日
- 發文時間：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日
號令產生背景,號令目的,號令內容,執行情況,歷史影響,
號令產生背景
國慶節總算平安地過去了，但戰備工作絲毫沒有放鬆。國慶節剛過，父親與空軍司令吳法憲、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等，陪同林彪乘“子爵號”專機勘察了張家口一帶的地形，檢查了駐軍的戰備工作。
號令目的
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開會研究毛澤東關於疏散中央領導人的指示：“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核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首先發言，認為歷史上沙俄就貪得無厭，是中國的主要威脅。現在蘇聯又在中蘇、中蒙邊境集結重兵，因此必須立足最嚴重的情況，做好準備工作。周恩來就幾個問題作了重點闡述。
為了落實毛澤東指示和政治局的決議，10月17日晚，周恩來在新落成的首都體育館觀看體育表演後，分批會見了一些老的中央領導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葉劍英、鄧子恢、張鼎丞、陳奇涵、王震等，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疏散中央領導人的決定，並宣布了每個人的去處，周恩來對老同志們說，他已分別向有關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周總理要求老同志於10月20日或稍晚離開北京。此時，毛澤東已去了武昌，林彪到了蘇州。周恩來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臨走囑咐周恩來，讓他也早點離開中南海，出城進山。
與此同時，黃永勝責成父親組織一個精幹的指揮班子，於17日隨軍委辦事組主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劉賢權等進駐既定指揮位置；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也分別按預定方案組成戰時工作班子，進駐既定位置。10月18日晚20時左右，黃永勝的秘書通知父親到辦事組開會。父親趕到時，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都已在座。黃永勝傳達了林彪從蘇州發出的戰備指示，讓父親用電話迅速向部隊傳達。父親隨即到作戰室進行文字整理。父親考慮，這是前指開設之後發出的第一個指示，便要值班參謀將擬編為“第一號號令”的文字稿送黃永勝審查。
號令內容
“一號號令”的大體內容是：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況，蘇修所謂談判代表團預定明（19）日來京，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欺騙，尤其19日和20日應特別注意；各軍區特別是“三北”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要立即疏散隱蔽；沿海各軍區也應加強戒備，不要麻痹大意；迅速抓緊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
執行情況
參謀人員在緊張地向各大單位傳達林彪指示，父親又考慮，第一個號令是發給全軍的協同號令。黃永勝傳達的幾條中，有一條是針對二炮（戰略飛彈部隊）的指示，根據二炮的性質，不便向全軍傳達，便另寫了一個指示，編為第二號號令。隨後，又向總部機關和情報部門分別發出了第三個、第四個號令。幾個號令傳達完畢，時間已過午夜。
事後，周恩來對軍委辦事組，尤其是黃永勝事先沒向他報告以及檔案的編號提出了批評，但並沒有對加強戰備的緊急指示本身提出置疑。
歷史影響
10月19日，蘇聯代表團抵京，雙方開始舉行談判。由於雙方立場差距太大，談判從一開始便陷入僵局。此後許多年，隨著中蘇關係的暫時緩和，人們對緊急戰備的指示似乎淡忘了。而“一號號令”在被全軍認認真真地執行了半年多之後，也逐漸作了調整。1986年8月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較客觀地評價了“一號號令”的歷史背景和過程，首次明確指出林彪是“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作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指示’”，後經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號號令”正式下達。又過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實錄》客觀介紹了“號令”發布後我軍的活動概況，作出了“一號號令”不是陰謀活動的結論。同年8月27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發表專文，充分肯定了該書編著者實事求是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