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琵琶淒婉絕:徐麗仙傳》是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潘訊、秦建國。
基本介紹
- 書名:一曲琵琶淒婉絕:徐麗仙傳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頁數:320頁
- 開本:16開
- 品牌:上海人民出版社
- 作者:潘訊、秦建國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208119589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徐麗仙,“麗調”開創者,當代最負盛名的評彈女傑。本書記敘了徐麗仙的藝術發展歷程和藝術特色,以及複雜、曲折的人生經歷。
作者簡介
潘訊,安徽涇縣人,畢業於蘇州大學文學院,文學碩士,江蘇省曲藝家協會會員、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蘇州市南社研究會理事,編著有《蘇州藝術家研究·金麗生卷》、《蘇州藝術家研究·邢晏春邢晏芝卷》等。
圖書目錄
總序吳宗錫
序周良
唱出時代的心聲(代序)連波
楔子
第一章牽愁惹恨幾時休(1928—1949)
故鄉煙水闊
“錢家班”遺事
學藝苦與甘
說書悲與歡
長篇溯因緣
人遠天涯近
初闖上海灘
第二章麗調端合唱焚香(1950—1959)
努力跟上新時代
今朝重見羅漢錢
杜十娘與敫桂英
《新木蘭辭》添絕唱
湖濱初試《雙珠鳳》
躍進聲里說新書
第三章六十年代第一春(1960—1965)
中南海邊懷仁堂
一曲新聲醉京華
譽滿香江梨花落
春闌初譜葬花詞
放聲謳歌為農工
第四章驚心草木秋(1966—1976)
風暴中的荒唐境遇
磐石下的艱難創作
第五章轉眼芳華盡(1977—1984)
枯木逢春重吐芳華
病魔襲來繁霜壓枝
北上求醫陳雲探望
告別演出淚灑書壇
譜唱新篇整理舊作
師徒情深“麗調”流遠
筆撰心得口述藝事
春蠶絲盡餘音裊裊
附錄一徐麗仙年譜
附錄二徐麗仙演出作品存目
附錄三麗調識小錄
附錄四論20世紀中葉的蘇州彈詞女聲流派
後記
序周良
唱出時代的心聲(代序)連波
楔子
第一章牽愁惹恨幾時休(1928—1949)
故鄉煙水闊
“錢家班”遺事
學藝苦與甘
說書悲與歡
長篇溯因緣
人遠天涯近
初闖上海灘
第二章麗調端合唱焚香(1950—1959)
努力跟上新時代
今朝重見羅漢錢
杜十娘與敫桂英
《新木蘭辭》添絕唱
湖濱初試《雙珠鳳》
躍進聲里說新書
第三章六十年代第一春(1960—1965)
中南海邊懷仁堂
一曲新聲醉京華
譽滿香江梨花落
春闌初譜葬花詞
放聲謳歌為農工
第四章驚心草木秋(1966—1976)
風暴中的荒唐境遇
磐石下的艱難創作
第五章轉眼芳華盡(1977—1984)
枯木逢春重吐芳華
病魔襲來繁霜壓枝
北上求醫陳雲探望
告別演出淚灑書壇
譜唱新篇整理舊作
師徒情深“麗調”流遠
筆撰心得口述藝事
春蠶絲盡餘音裊裊
附錄一徐麗仙年譜
附錄二徐麗仙演出作品存目
附錄三麗調識小錄
附錄四論20世紀中葉的蘇州彈詞女聲流派
後記
後記
2013年是本書傳主——蘇州評彈藝術家徐麗仙誕辰85周年,29年前徐麗仙以終年56歲過早地離開了熱愛她的聽眾,至今想來還是一件憾事。但是,她畢竟留下了“麗調”,留下了那么多的經典唱段,她的名字和她的藝術遺產至今還被聽眾所傳揚,這多少可以減輕我們的抱憾與感傷。
我沒有研究過女性主義,但是在對徐麗仙一生的回溯中,我確感到她們一輩女藝人的艱辛與不易。新中國成立前,為生計四處奔波飄零,在碼頭上遭受坎坷甚至凌辱,只有在默默中承受,或者選擇離開書台這三尺是非地。新中國成立後,生計問題解決了,但接踵而來的是文藝政策的飄忽不定,政治運動的反覆折騰。真正留給她們鑽研藝術的時間少之又少,她們的才華、精力乃至生命都在莫名其妙的東爭西斗中耗費殆盡,付之東流。所以徐麗仙晚年才說出這樣的話:“如果一個人活五十歲的話,睡覺花掉一半時間,就是二十五年。像我一個女同志還要生孩子、生病、住院,光這些耗費掉不少時間。其他工作上的開會、觀摩演出、出碼頭演出途中來去,生活上會親訪友、吃飯、家務又要耗費掉十二三年時間。粗粗一算,一個活五十歲的人,只有十二年的工作時間。搞藝術的人,不抓緊時間怎么行?”說這番話的時候,已是“文革”結束之後,她有一種強烈的緊迫感和無奈感。
還有一筆賬她沒有算,或者沒有說出來。那就是“文革”十年,百花凋零,萬馬齊喑,剝奪了包括徐麗仙在內的一代人的藝術生命,造成了無可彌補的藝術“空白期”。所幸熬到“文革”結束,對於徐麗仙來說,卻是“轉眼芳華盡”,一場重病很快吞噬了她的生命。所以,我將“一曲琵琶淒婉絕”作為本傳的題名,“淒婉”不僅是“麗調”的主色,也是徐麗仙藝術人生中的基調之一,如果放之於那一輩藝術家,放之於評彈藝術史,則這種“淒婉”的感情將會更加濃重,也許可以說是一場“悲劇”。
在寫作這部書稿的過程中,我恰讀到余秋雨新出的一本書《何謂文化》,余秋雨提到當前中國文化的隱憂,第一個隱憂即是“復古文化正在衝擊著創新文化”,接著,他作了這樣的闡述:
這股復古思潮,甚至對近百年來發生的某些社會文化現象也進行過度誇耀。例如在我生活時間較長的上海,一些人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樂門”的濫情描述,對當時還處於起步狀態的學人、藝人的極度吹捧,就完全違背了基本常識,貶損了一個現代國際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僅是上海,據我所知,這些年各地已經把很多處於生存競爭過程中的民間藝術、地方戲曲,都不分優劣地當作“國家遺產”保護了起來,把它們稱作“國粹”、“省粹”、“市粹”,順便,還把老一代民間藝人一律封為不可超越的“藝術泰斗”、“文化經典”。這在文化史上鬧了大笑話,還阻斷了民間藝術新陳代謝的自然選擇過程,反而惡化了文化生態。此言一出,即為多家媒體所轉載。我認為,這段話擊中了當前文化生態的某一症候,並提醒我要歷史主義地去評述評彈歷史,要本著“實錄”的精神,實事求是地寫出徐麗仙這個歷史人物。蘇州評彈是包括上海在內的江南社會土生土長的民間曲藝品種,其傑出的文學藝術價值以及在江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早有公論,不待言也。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從清末民初評彈進入上海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徐麗仙一輩藝人紅透的年代,近百年來評彈藝術始終處在探索與發展之中。評彈之有流派只是20世紀40年代開始的事,不少流派都是遲至20世紀50年代才逐漸定型、叫響的;評彈傳承書目雖然為數眾多,且在江南社會中擁有廣泛的影響,但是,真正足以傳世的經典長篇書目仍是少數,1949年之後對傳統書目“整舊”的成績也不可一筆抹殺;不少在民國年問已經走紅的評彈藝人,其藝術到五六十年代仍取得了較大的突破,其中就包括了蔣月泉、楊振雄、嚴雪亭、周雲瑞、朱慧珍、唐耿良、張鑒庭等前輩。因此,我在這篇書稿中儘量避免使用諸如“評彈大師”這樣的提法。雖然我尊重、欣賞他們的藝術成就,但我仍然節制了自己的筆墨。這一方面是因為對任何藝術成就都應作客觀的分析,並不能因個人的偏愛,而作濫情描述。另一方面也因為,在今天的流行話語中,“大師”的稱謂早已變味乃至變異,已經不再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褒詞”。具體到徐麗仙而言,在她一生的藝術探索中,應該說,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將蘇州彈詞音樂推向了一個新的層次,但是,她也經歷了曲折和失誤,不能一概而論。這種藝術得失,有藝術家個人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因素,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可能後者所起的作用更大。
從我個人的欣賞趣味而言,我喜歡徐麗仙早期的一些唱段,如《羅漢錢》中幾段經典選曲《可恨媒婆話太兇》、《為來為去為了你羅漢錢》等,雖然運腔質樸,但依然具有感人的力量。《杜十娘》、《情探》中的不少經典選曲,如《沉箱》、《投江》、《陽告》、《梨花落》等,寄寓了徐麗仙獨特的生命體驗與深沉的情感寄託,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後期,徐麗仙一些傳統題材的開篇,如《新木蘭辭》、《黛玉葬花》、《黛玉焚稿》、((紫鵑夜嘆》等,雖然脫離了蘇州彈詞傳統的音樂形式,但聽起來依然優美動人。至於那些作為宣傳工具的應景開篇,就只能視為時代的產物,不僅離開今人的欣賞趣味很遠,而且與藝術的關係也不大。
史實是立傳的基石。此書中《徐麗仙年譜》寫成最早,但費時最多,反覆修補,幾易其稿,即在本書殺青之前,仍對年譜有所調整、增刪。徐麗仙並無完整年譜面世(坊間有蔣月泉、朱慧珍、唐耿良等人年譜流傳,但詳略不一),可資參閱的文獻也少,為編定一份比較完整且合乎學術規範的年譜,我從各種刊物、舊報乃至方誌中,從當事人訪談中,從其他藝人的記述中,廣泛徵求資料線索,哪怕有些微發現,也經反覆甄別、比較,一一引入年譜。在具體寫法上,我適當加入了一些社會背景和歷史事件,以及同時代藝人的縱橫比較,以期在更加廣闊的背景下看出藝人的經歷和藝術的發展,看出藝術家之間的交流、傳承。具體到這部書稿,我還有不少遺憾,自接受任務以來,我雖然利用業餘時間盡力蒐集資料,訪談徐麗仙的親友、故舊,但因為本職工作繁忙,還很難更深入地去挖掘史料。徐麗仙的藝術活動主要在上海,我並沒有在上海生活過,雖然近年來去上海的頻率增加了,但是對上海整體的文化環境、市井生活仍缺乏深入的體驗和思考,而這一點與徐麗仙的藝術成就和藝術實踐又那樣緊密相關,這種遺憾一時是無法彌補的。現在書稿即將付梓,回頭再看,我感到離我的初衷還很遠。我的文字不僅沒有全面呈現出徐麗仙的精神個性,就連她的形象也刻畫得並不完整豐滿。即如歷史細節也難免有疏漏或失真之處,我誠懇地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
88歲高齡的評彈理論家周良老人欣然為拙著賜序,尤其令我銘感。周良先生是蘇州文化界的老前輩,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擔任蘇州文化局領導,分管評彈工作,即開始了研究之路,我是通過閱讀他的著作而走上評彈研究之路的,他以一貫的獎掖後學的熱誠對我關愛有加,他的序言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由衷感謝上海師範大學唐力行教授,沒有他的鼎力推薦我不會承擔這本書的寫作。近一兩年來,我們在蘇州、上海、常熟等地見面,他都對我鼓勵有加,增加了我寫好此書的信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唐燕能先生是這套《菊壇名家叢書·評彈系列》的主編之一、策劃人,他與我素不相識,卻慨然允諾我承擔徐麗仙傳的寫作。他對京劇、崑曲、評彈等傳統藝術充滿熱情,並且率先垂範,毅然承擔起本套叢書中《蔣月泉傳》的撰寫重任。
徐麗仙的子女親屬徐寅、徐紅、袁承一等對我的寫作幫助尤多,與他們的多次交談使我更近距離地感受了這位藝術家的生活與性格,書中徐麗仙的歷史照片書大多由徐紅提供,並授權本傳使用。
為了寫作此書,我還赴上海對吳宗錫老人作了專訪。他是上海評彈團的老領導,對徐麗仙生前關懷頗多。吳老此前寫過徐麗仙的簡傳,他的極為重要的回憶,我都一一吸收進文中了,他還幫助我甄別了若干史實。 上海藝術研究所研究員彭本樂先生我早就認識,他是徐麗仙的同事,他以一如既往的熱忱,專程趕到蘇州,繪聲繪色為我講述了不少徐麗仙的逸聞,令拙作增色不少。
蔣雲仙、江文蘭、程若仙、周玉明、華覺平、張碧華、朱慶濤、錢紅志、沈世華、周巍等人的口述或文章或資料,都對拙作助益不少,在此一併致謝。
蘇州楓橋街道作為徐麗仙的故鄉,一貫支持紀念這位藝術家的各種活動,徐麗仙紀念館為本書提供了不少圖片資料,值得銘感。
上海人民出版社顧雷先生是本套叢書的責編,他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令人感動。我是安徽涇縣人,拙著能夠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對我還有另一重因緣。我們涇縣人胡道靜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科技史學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元老級人物,是我仰慕的鄉賢前輩。他的哲嗣胡小靜先生也曾供職於此,這重因緣讓我感到溫暖。
我的妻子陳蓓蓓無數次聽我談此書的構思寫作,使我增加了動力,對此,我是既愧且感的。
我沒有研究過女性主義,但是在對徐麗仙一生的回溯中,我確感到她們一輩女藝人的艱辛與不易。新中國成立前,為生計四處奔波飄零,在碼頭上遭受坎坷甚至凌辱,只有在默默中承受,或者選擇離開書台這三尺是非地。新中國成立後,生計問題解決了,但接踵而來的是文藝政策的飄忽不定,政治運動的反覆折騰。真正留給她們鑽研藝術的時間少之又少,她們的才華、精力乃至生命都在莫名其妙的東爭西斗中耗費殆盡,付之東流。所以徐麗仙晚年才說出這樣的話:“如果一個人活五十歲的話,睡覺花掉一半時間,就是二十五年。像我一個女同志還要生孩子、生病、住院,光這些耗費掉不少時間。其他工作上的開會、觀摩演出、出碼頭演出途中來去,生活上會親訪友、吃飯、家務又要耗費掉十二三年時間。粗粗一算,一個活五十歲的人,只有十二年的工作時間。搞藝術的人,不抓緊時間怎么行?”說這番話的時候,已是“文革”結束之後,她有一種強烈的緊迫感和無奈感。
還有一筆賬她沒有算,或者沒有說出來。那就是“文革”十年,百花凋零,萬馬齊喑,剝奪了包括徐麗仙在內的一代人的藝術生命,造成了無可彌補的藝術“空白期”。所幸熬到“文革”結束,對於徐麗仙來說,卻是“轉眼芳華盡”,一場重病很快吞噬了她的生命。所以,我將“一曲琵琶淒婉絕”作為本傳的題名,“淒婉”不僅是“麗調”的主色,也是徐麗仙藝術人生中的基調之一,如果放之於那一輩藝術家,放之於評彈藝術史,則這種“淒婉”的感情將會更加濃重,也許可以說是一場“悲劇”。
在寫作這部書稿的過程中,我恰讀到余秋雨新出的一本書《何謂文化》,余秋雨提到當前中國文化的隱憂,第一個隱憂即是“復古文化正在衝擊著創新文化”,接著,他作了這樣的闡述:
這股復古思潮,甚至對近百年來發生的某些社會文化現象也進行過度誇耀。例如在我生活時間較長的上海,一些人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樂門”的濫情描述,對當時還處於起步狀態的學人、藝人的極度吹捧,就完全違背了基本常識,貶損了一個現代國際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僅是上海,據我所知,這些年各地已經把很多處於生存競爭過程中的民間藝術、地方戲曲,都不分優劣地當作“國家遺產”保護了起來,把它們稱作“國粹”、“省粹”、“市粹”,順便,還把老一代民間藝人一律封為不可超越的“藝術泰斗”、“文化經典”。這在文化史上鬧了大笑話,還阻斷了民間藝術新陳代謝的自然選擇過程,反而惡化了文化生態。此言一出,即為多家媒體所轉載。我認為,這段話擊中了當前文化生態的某一症候,並提醒我要歷史主義地去評述評彈歷史,要本著“實錄”的精神,實事求是地寫出徐麗仙這個歷史人物。蘇州評彈是包括上海在內的江南社會土生土長的民間曲藝品種,其傑出的文學藝術價值以及在江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早有公論,不待言也。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從清末民初評彈進入上海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徐麗仙一輩藝人紅透的年代,近百年來評彈藝術始終處在探索與發展之中。評彈之有流派只是20世紀40年代開始的事,不少流派都是遲至20世紀50年代才逐漸定型、叫響的;評彈傳承書目雖然為數眾多,且在江南社會中擁有廣泛的影響,但是,真正足以傳世的經典長篇書目仍是少數,1949年之後對傳統書目“整舊”的成績也不可一筆抹殺;不少在民國年問已經走紅的評彈藝人,其藝術到五六十年代仍取得了較大的突破,其中就包括了蔣月泉、楊振雄、嚴雪亭、周雲瑞、朱慧珍、唐耿良、張鑒庭等前輩。因此,我在這篇書稿中儘量避免使用諸如“評彈大師”這樣的提法。雖然我尊重、欣賞他們的藝術成就,但我仍然節制了自己的筆墨。這一方面是因為對任何藝術成就都應作客觀的分析,並不能因個人的偏愛,而作濫情描述。另一方面也因為,在今天的流行話語中,“大師”的稱謂早已變味乃至變異,已經不再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褒詞”。具體到徐麗仙而言,在她一生的藝術探索中,應該說,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將蘇州彈詞音樂推向了一個新的層次,但是,她也經歷了曲折和失誤,不能一概而論。這種藝術得失,有藝術家個人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因素,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可能後者所起的作用更大。
從我個人的欣賞趣味而言,我喜歡徐麗仙早期的一些唱段,如《羅漢錢》中幾段經典選曲《可恨媒婆話太兇》、《為來為去為了你羅漢錢》等,雖然運腔質樸,但依然具有感人的力量。《杜十娘》、《情探》中的不少經典選曲,如《沉箱》、《投江》、《陽告》、《梨花落》等,寄寓了徐麗仙獨特的生命體驗與深沉的情感寄託,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後期,徐麗仙一些傳統題材的開篇,如《新木蘭辭》、《黛玉葬花》、《黛玉焚稿》、((紫鵑夜嘆》等,雖然脫離了蘇州彈詞傳統的音樂形式,但聽起來依然優美動人。至於那些作為宣傳工具的應景開篇,就只能視為時代的產物,不僅離開今人的欣賞趣味很遠,而且與藝術的關係也不大。
史實是立傳的基石。此書中《徐麗仙年譜》寫成最早,但費時最多,反覆修補,幾易其稿,即在本書殺青之前,仍對年譜有所調整、增刪。徐麗仙並無完整年譜面世(坊間有蔣月泉、朱慧珍、唐耿良等人年譜流傳,但詳略不一),可資參閱的文獻也少,為編定一份比較完整且合乎學術規範的年譜,我從各種刊物、舊報乃至方誌中,從當事人訪談中,從其他藝人的記述中,廣泛徵求資料線索,哪怕有些微發現,也經反覆甄別、比較,一一引入年譜。在具體寫法上,我適當加入了一些社會背景和歷史事件,以及同時代藝人的縱橫比較,以期在更加廣闊的背景下看出藝人的經歷和藝術的發展,看出藝術家之間的交流、傳承。具體到這部書稿,我還有不少遺憾,自接受任務以來,我雖然利用業餘時間盡力蒐集資料,訪談徐麗仙的親友、故舊,但因為本職工作繁忙,還很難更深入地去挖掘史料。徐麗仙的藝術活動主要在上海,我並沒有在上海生活過,雖然近年來去上海的頻率增加了,但是對上海整體的文化環境、市井生活仍缺乏深入的體驗和思考,而這一點與徐麗仙的藝術成就和藝術實踐又那樣緊密相關,這種遺憾一時是無法彌補的。現在書稿即將付梓,回頭再看,我感到離我的初衷還很遠。我的文字不僅沒有全面呈現出徐麗仙的精神個性,就連她的形象也刻畫得並不完整豐滿。即如歷史細節也難免有疏漏或失真之處,我誠懇地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
88歲高齡的評彈理論家周良老人欣然為拙著賜序,尤其令我銘感。周良先生是蘇州文化界的老前輩,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擔任蘇州文化局領導,分管評彈工作,即開始了研究之路,我是通過閱讀他的著作而走上評彈研究之路的,他以一貫的獎掖後學的熱誠對我關愛有加,他的序言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由衷感謝上海師範大學唐力行教授,沒有他的鼎力推薦我不會承擔這本書的寫作。近一兩年來,我們在蘇州、上海、常熟等地見面,他都對我鼓勵有加,增加了我寫好此書的信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唐燕能先生是這套《菊壇名家叢書·評彈系列》的主編之一、策劃人,他與我素不相識,卻慨然允諾我承擔徐麗仙傳的寫作。他對京劇、崑曲、評彈等傳統藝術充滿熱情,並且率先垂範,毅然承擔起本套叢書中《蔣月泉傳》的撰寫重任。
徐麗仙的子女親屬徐寅、徐紅、袁承一等對我的寫作幫助尤多,與他們的多次交談使我更近距離地感受了這位藝術家的生活與性格,書中徐麗仙的歷史照片書大多由徐紅提供,並授權本傳使用。
為了寫作此書,我還赴上海對吳宗錫老人作了專訪。他是上海評彈團的老領導,對徐麗仙生前關懷頗多。吳老此前寫過徐麗仙的簡傳,他的極為重要的回憶,我都一一吸收進文中了,他還幫助我甄別了若干史實。 上海藝術研究所研究員彭本樂先生我早就認識,他是徐麗仙的同事,他以一如既往的熱忱,專程趕到蘇州,繪聲繪色為我講述了不少徐麗仙的逸聞,令拙作增色不少。
蔣雲仙、江文蘭、程若仙、周玉明、華覺平、張碧華、朱慶濤、錢紅志、沈世華、周巍等人的口述或文章或資料,都對拙作助益不少,在此一併致謝。
蘇州楓橋街道作為徐麗仙的故鄉,一貫支持紀念這位藝術家的各種活動,徐麗仙紀念館為本書提供了不少圖片資料,值得銘感。
上海人民出版社顧雷先生是本套叢書的責編,他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令人感動。我是安徽涇縣人,拙著能夠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對我還有另一重因緣。我們涇縣人胡道靜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科技史學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元老級人物,是我仰慕的鄉賢前輩。他的哲嗣胡小靜先生也曾供職於此,這重因緣讓我感到溫暖。
我的妻子陳蓓蓓無數次聽我談此書的構思寫作,使我增加了動力,對此,我是既愧且感的。
序言
潘訊同志業餘研究蘇州評彈,多年來,學習鑽研,搜求資料,訪問演員,勤於筆耕,已發表過一批文章,牛刀初試。去年,受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評彈團委託,開始撰寫徐麗仙傳。經一年多時間的努力,篳路藍縷,已經完成。要我寫序,試贅言於後。
蘇州評彈的理論研究工作,無論藝術特徵及其規律的研究,或藝術史的研究,比起評彈的久遠歷史和深厚的藝術積累,都顯得非常落後。近幾年來,稍有開展,但仍很薄弱。蘇州評話、蘇州彈詞這兩個曲種,均已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家級名錄。要做好蘇州評話、彈詞的保護工作,應該加強理論研究工作,了解藝術特徵、藝術規律,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才有可能明確保護的重點,做好保護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蘇州評彈,是評彈歷史上的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蘇州評彈曾經有一個很興盛的時期,後來又走上衰落的路途。需要我們認真總結。寫藝術家的傳記,是寫歷史、總結歷史經驗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滴水可以見大海,藝術家的傳記,一批藝術家及有代表性的演員的傳記,能反映評彈藝術發展歷史的各個側面及其全貌。過去,我們曾經記錄、整理、出版了一批評彈藝術家、老藝人的回憶錄、談藝錄、口述歷史,出版過一些藝術家的傳記,很有價值,但不多。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評彈團共同推動編寫評彈藝術家傳記,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希望選好傳主,寫好,編好,為我們認識評彈歷史、總結經驗,提供豐富的感性情節,充實鮮活的例證。
建國後活躍在評彈書台上的演員,一部分是開始活躍在20世紀20至30年代的老藝術家,和一部分20世紀40至50年代嶄露頭角的年輕演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感受到新社會對他們的重視和期望,感受到已經獲得了提高的平等地位,真誠地接受文藝為人民服務的要求,願意為建設新評彈出力,更好為聽眾服務。蘇州評彈的思想藝術水平、文學性、彈詞的音樂水平均有所提高。一部分傳統書目經過整理得到提高並傳承,又積累了一些較好的新編書目,為聽眾所喜聞樂見。思想、藝術的提高,撫育、推出了一批新的人才,出書出人。對老藝術家們的藝術經驗進行總結,十分珍貴。他們的藝術,和他們的事業心,藝術態度和敬業奉獻精神,值得後繼者傳承學習。他們的為人處世、道德風貌,包括一些老藝人在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後的善良和寬容,無怨無悔的淡泊心態,值得尊敬。為老一輩藝術家立傳,留下他們漸行漸遠的背影,保存在後繼者的心中,意義重大。
建國後的評彈工作,有成績,也有不少失誤。主要是“左”的文藝思想和政策,束縛了藝術的發展和提高,使藝術受到傷害。如因為對傳統書目認識上的偏向,忽視傳承,使一些老藝術家的拿手書目,未能繼續整理提高,傳承下來。有的已經失傳,有的連演出文本都未能保留下來。輕長篇書目建設,讓許多老藝術家丟棄傳統書,花很多精力和時間參加中篇創演,而這些書目,演出少,很難保留,藝術上不能積累。這就束縛了他們的創造能力,束縛了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創作積極性。限制了他們獨創自己的風格、流派的積極性,卻要求他們建立什麼群體風格。藝術創造和創新,應該遵循藝術自身的規律,離開了評彈藝術的特徵和固有的藝術規律,創新成為變異,不能實現“評彈要像評彈”的創新,新而不好,改而不良,浪費精力,浪費人才,是為教訓。很多有才能的演員、藝術家,受“左”的思想束縛,受到誤導,盲目創新,影響了他們的才能的發揮,束縛了他們通過努力應取得的成就。這是歷史的局限,責任主要不在他(她)們自己。
但是,作為領導(包括管理部門)有責任。應該認識“左”的文藝思想對工作帶來的損害,“左”的思想發揮到極端,便是“文革”摧毀評彈。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可以避免或減少類似的失誤。我參加評彈工作,雖然稍晚一點,但也是一個建國後評彈工作的親歷者,成績、缺點、失誤,都曾經歷,大都有或多或少的關係。所以,感到有責任參加總結經驗,在離開工作崗位以後,還想為總結經驗教訓,多做一點工作。能看到大家寫的藝術家傳記,會開卷有益。
徐麗仙同志在我參加評彈工作後不久,就認識她。但因她當年到蘇州來演出不多,所以接觸很少。在她生病以後,有一段時間,在蘇州休養,受上海評彈團的同志委託,曾去看望她,幫助她解決一些困難。所以,曾多次聽她在病榻抗訴說壯懷,印象深刻。
和舊社會的許多女藝人一樣,徐麗仙在人生道路上充滿艱難和坎坷。自小家境清寒,學藝又備受欺凌。所幸新社會改變了她的命運,為她在藝術上奮發和勤於創造提供了很好的條件。經過她本人的勤奮鑽研和不懈努力,在藝術上獲得了很好成績,創造了彈詞新腔,“麗調”成為一個新的流派。她還譜唱了一批新的開篇,有的已經廣為流傳、膾炙人口,可以傳承下去。急於報答新社會的熱情,使她經常遊走於說書和歌唱之間,這是時代的局限,不是她自己能完全決定的。即使如此,好的開篇,如能受到民眾的喜愛而流傳,和她的藝術創作上的探索一樣,對彈詞藝術,對後世的彈詞演員,都是有益的。
蘇州評彈的理論研究工作,無論藝術特徵及其規律的研究,或藝術史的研究,比起評彈的久遠歷史和深厚的藝術積累,都顯得非常落後。近幾年來,稍有開展,但仍很薄弱。蘇州評話、蘇州彈詞這兩個曲種,均已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家級名錄。要做好蘇州評話、彈詞的保護工作,應該加強理論研究工作,了解藝術特徵、藝術規律,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才有可能明確保護的重點,做好保護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蘇州評彈,是評彈歷史上的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蘇州評彈曾經有一個很興盛的時期,後來又走上衰落的路途。需要我們認真總結。寫藝術家的傳記,是寫歷史、總結歷史經驗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滴水可以見大海,藝術家的傳記,一批藝術家及有代表性的演員的傳記,能反映評彈藝術發展歷史的各個側面及其全貌。過去,我們曾經記錄、整理、出版了一批評彈藝術家、老藝人的回憶錄、談藝錄、口述歷史,出版過一些藝術家的傳記,很有價值,但不多。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評彈團共同推動編寫評彈藝術家傳記,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希望選好傳主,寫好,編好,為我們認識評彈歷史、總結經驗,提供豐富的感性情節,充實鮮活的例證。
建國後活躍在評彈書台上的演員,一部分是開始活躍在20世紀20至30年代的老藝術家,和一部分20世紀40至50年代嶄露頭角的年輕演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感受到新社會對他們的重視和期望,感受到已經獲得了提高的平等地位,真誠地接受文藝為人民服務的要求,願意為建設新評彈出力,更好為聽眾服務。蘇州評彈的思想藝術水平、文學性、彈詞的音樂水平均有所提高。一部分傳統書目經過整理得到提高並傳承,又積累了一些較好的新編書目,為聽眾所喜聞樂見。思想、藝術的提高,撫育、推出了一批新的人才,出書出人。對老藝術家們的藝術經驗進行總結,十分珍貴。他們的藝術,和他們的事業心,藝術態度和敬業奉獻精神,值得後繼者傳承學習。他們的為人處世、道德風貌,包括一些老藝人在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後的善良和寬容,無怨無悔的淡泊心態,值得尊敬。為老一輩藝術家立傳,留下他們漸行漸遠的背影,保存在後繼者的心中,意義重大。
建國後的評彈工作,有成績,也有不少失誤。主要是“左”的文藝思想和政策,束縛了藝術的發展和提高,使藝術受到傷害。如因為對傳統書目認識上的偏向,忽視傳承,使一些老藝術家的拿手書目,未能繼續整理提高,傳承下來。有的已經失傳,有的連演出文本都未能保留下來。輕長篇書目建設,讓許多老藝術家丟棄傳統書,花很多精力和時間參加中篇創演,而這些書目,演出少,很難保留,藝術上不能積累。這就束縛了他們的創造能力,束縛了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創作積極性。限制了他們獨創自己的風格、流派的積極性,卻要求他們建立什麼群體風格。藝術創造和創新,應該遵循藝術自身的規律,離開了評彈藝術的特徵和固有的藝術規律,創新成為變異,不能實現“評彈要像評彈”的創新,新而不好,改而不良,浪費精力,浪費人才,是為教訓。很多有才能的演員、藝術家,受“左”的思想束縛,受到誤導,盲目創新,影響了他們的才能的發揮,束縛了他們通過努力應取得的成就。這是歷史的局限,責任主要不在他(她)們自己。
但是,作為領導(包括管理部門)有責任。應該認識“左”的文藝思想對工作帶來的損害,“左”的思想發揮到極端,便是“文革”摧毀評彈。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可以避免或減少類似的失誤。我參加評彈工作,雖然稍晚一點,但也是一個建國後評彈工作的親歷者,成績、缺點、失誤,都曾經歷,大都有或多或少的關係。所以,感到有責任參加總結經驗,在離開工作崗位以後,還想為總結經驗教訓,多做一點工作。能看到大家寫的藝術家傳記,會開卷有益。
徐麗仙同志在我參加評彈工作後不久,就認識她。但因她當年到蘇州來演出不多,所以接觸很少。在她生病以後,有一段時間,在蘇州休養,受上海評彈團的同志委託,曾去看望她,幫助她解決一些困難。所以,曾多次聽她在病榻抗訴說壯懷,印象深刻。
和舊社會的許多女藝人一樣,徐麗仙在人生道路上充滿艱難和坎坷。自小家境清寒,學藝又備受欺凌。所幸新社會改變了她的命運,為她在藝術上奮發和勤於創造提供了很好的條件。經過她本人的勤奮鑽研和不懈努力,在藝術上獲得了很好成績,創造了彈詞新腔,“麗調”成為一個新的流派。她還譜唱了一批新的開篇,有的已經廣為流傳、膾炙人口,可以傳承下去。急於報答新社會的熱情,使她經常遊走於說書和歌唱之間,這是時代的局限,不是她自己能完全決定的。即使如此,好的開篇,如能受到民眾的喜愛而流傳,和她的藝術創作上的探索一樣,對彈詞藝術,對後世的彈詞演員,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