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型移民社區的村治模式》力圖展示吉林棗子河村這個新型移民山村的日常生活與公共生活的互動圖景。以農業種植為主、山林副業為輔的生產方式，留住了中青年男勞動力，也造就了村中若干群體的互動格局。國家政權建設和市場經濟的影響，使得該村社會生活的理性化進程超前於經濟基礎，帶來若干社會問題。一年一熟的農業生產方式為村莊提供了奢侈的“寒暑假”，村民休閒生活呈現出由自發到自覺的過程。村莊歷史短暫、山林資源豐富、散點聚居、無宗族的多姓雜居等諸多特徵，促成了相安無事的村莊秩序，也決定了村莊公共物品的“外生型”路徑。
基本介紹
- 書名：一個新型移民社區的村治模式
- 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
- 頁數：281頁
- 開本：16
- 定價：28.00
- 作者：李洪君 張小莉
- 出版日期：2009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09047197
- 品牌：山東人民出版社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2000年前後，中國農村悄悄地發生了一場巨變，這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個新型移民社區的村治模式》是《中國村治模式實證研究叢書》之一，本套叢書匯集了來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陝西、浙江、江蘇、吉林、福建11個重要農業大省15個村莊的調查研究報告，描述巨變中的鄉村中國圖景，展現北方農村、中部農村和南方農村的非均衡性，透視中央農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莊的實踐邏輯，為關心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讀者提供生動的村莊現場，為政策研究部門提供有益的觀點，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貢獻微薄的力量
作者簡介
李洪君，1974年生，吉林樺甸人，現為瀋陽師範大學社會學學院副教授，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從事政治社會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張小莉，女，1975年生，遼寧阜新人，現為中共遼寧省委黨校政治學部副教授，遼寧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政治社會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張小莉，女，1975年生，遼寧阜新人，現為中共遼寧省委黨校政治學部副教授，遼寧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政治社會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圖書目錄
總序
前言
第一章 村民生計
第一節 農業與副業
第二節 金融：借錢、抬錢與還錢
第三節 村民消費
小結：後溫飽時期的家庭農場生計
本章附論：一個村民改善生計的努力
第二章 超前現代化的社會生活
第一節 農民家庭
第二節 村民互助
第三節 婚喪大事
第四節 自殺狀況
第五節 複雜的信仰
小結：超前現代化的社會生活模式
第三章 休閒生活
第一節 聊天
第二節 看電視
第三節 休閒體育
第四節 打撲克、玩麻將及其他
小結：從自發到自覺的村莊休閒
第四章 村民群體
第一節 老人群體
第二節 婦女群體
第三節 外出務工群體
第四節 失學群體
小結：生產核心圈之外的群體們
第五章 公共物品
第一節 村集體財產
第二節 基礎設施
第三節 社會保障
第四節 初等教育
小結：外生的公共物品
第六章 村莊治理
第一節 村級政治組織
第二節 日常生活糾紛
第三節 惡性案件
第四節 上訪與訴訟
小結：村莊秩序的“森林之喻”
本章附論：一個新型移民山村的村治模式
附錄
橫向統計資料彙編
赤石鎮棗子河村村規民約條例
2006年華田市社區衛生工作管理與落實責任狀
赤石鎮社區服務站工作考核細則
新型合作醫療宣傳單
紅星屯簡史
村民實錄
後記
前言
第一章 村民生計
第一節 農業與副業
第二節 金融：借錢、抬錢與還錢
第三節 村民消費
小結：後溫飽時期的家庭農場生計
本章附論：一個村民改善生計的努力
第二章 超前現代化的社會生活
第一節 農民家庭
第二節 村民互助
第三節 婚喪大事
第四節 自殺狀況
第五節 複雜的信仰
小結：超前現代化的社會生活模式
第三章 休閒生活
第一節 聊天
第二節 看電視
第三節 休閒體育
第四節 打撲克、玩麻將及其他
小結：從自發到自覺的村莊休閒
第四章 村民群體
第一節 老人群體
第二節 婦女群體
第三節 外出務工群體
第四節 失學群體
小結：生產核心圈之外的群體們
第五章 公共物品
第一節 村集體財產
第二節 基礎設施
第三節 社會保障
第四節 初等教育
小結：外生的公共物品
第六章 村莊治理
第一節 村級政治組織
第二節 日常生活糾紛
第三節 惡性案件
第四節 上訪與訴訟
小結：村莊秩序的“森林之喻”
本章附論：一個新型移民山村的村治模式
附錄
橫向統計資料彙編
赤石鎮棗子河村村規民約條例
2006年華田市社區衛生工作管理與落實責任狀
赤石鎮社區服務站工作考核細則
新型合作醫療宣傳單
紅星屯簡史
村民實錄
後記
文摘
第二節 金融：借錢、抬錢與還錢
經濟發展離不開資金注入。村民在需要發展資金的時候，通常有三種選擇：借錢、貸款和借高利貸。其中，貸款需要到鎮裡的信用社辦理相關手續，在村民看來，稍稍麻煩一些，是不得已的選擇。
一、借錢
借錢是發生於公民之間的無利息的現金借一還往來。在棗子河村，借錢是村民需要現金時的首選，因其成本最低。借錢行為附著的關係網，表明村民的社會活動空間大小。在棗子河村，血緣與地緣皆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欲借錢者為中心，大致有三層關係：（1）直系親屬是第一輪被考慮的對象，如父子、兄弟以及姻親家族。（2）遠一些的親屬，如表親。（3）朋友。第二層與第三層關係網之間並無明顯區別，亦即在非直系親屬及朋友之間，村民主體在借錢行為鏈上，無明顯的遠近之別。
2005年，東興屯王君準備買些種牛，需要借款3萬元。據王君介紹，這3萬元來自如下親友：父母5000元，弟弟3000元；岳父1000元，大舅哥3000元。這些是他首先考慮的借錢對象，借錢數目的多少，也要視對方的經濟實力而定。王君向自己姨家的表哥借了3000元，從其妻子的表弟處借到3000元。王君多年的老友郭某借給他3000元，鄰居張家借了1000元。餘下的8000元，則來自高利貸。
從借款數額來看，即使是親屬之間，棗子河村民也很少向同一個人一次借錢萬元以上。村民蓋祥這樣說：“借那么多不行。一來人家可能不一定什麼時候也要用錢；二來，人家也怕咱一下子借那么多，一時半會兒還不上。”
自上例中王君借款名錄可見，借款數額通常為1000元～5000元。經過與多名村民的訪談發現，1萬元為此域村民借錢數額的上限。這個數額，基本與該村勞動力的一年所得相近。原因可能是，棗子河村村民收入以農業種植為主，此地莊稼一年一熟。因此，一年應是人們普遍接受的還款期限。當然，這是從大數原則出發所獲得的結論。一名勞動力的年收入也不是借錢數額的絕對上限。經濟條件好一些的親友間以及特殊情況時期，當然可以發生更高數額的借款行為。①此間熟人之間借款、還款，基本不需要履行手續。有些做事認真的人提出簽個字，反倒會引起另一方的大驚小怪：“不就幾千塊錢嗎？至於嘛！拿去。”需要“手續”者，一般發生於相對陌生的村民之間，如由他人牽線形成的借一還款行為或是高利貸。不過，事情也正在改變之中：熟人之間的借款，偶也有以借條為憑證的情況。
二、抬錢
抬錢，即高利貸，應是改革開放以後漸漸出現的。2007年之前，一般是一分利，即一元錢每月還一分。如，抬錢1萬元，一年的利息是1200元。②雖然利息很高，人們仍需要頻頻抬錢。主要原因，一是銀行的錢很難貸。赤石信用社農村小額信貸名額有限，而且手續煩瑣③，時間上也催得緊。高利貸則簡便得多，還可以延期還款，雖然利息高些。二是借錢越來越難。借錢是沒有利息的，借給他人錢款是一種無償的幫助行為（當然，借一還行為鏈條表明，借給他人錢款，並不是完全無私的慈善事業），欠錢的人如果厚著臉皮不還或是破產，村民對撕破臉皮強索他人物資還很難為情，倘若不如此，自己心裡又不甘。為免自己將來陷入兩難困境，有些村民索性將錢款以高利貸形式貸給他人。有時甚至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借貸的雙方本來是朋友關係，但要經過第三人轉一下手，以一種陌生人的邏輯來處理。
看來，市場經濟的邏輯已經開始與傳統親友關係分庭抗禮。村民對高利貸似乎並無反感。如前所述，需要錢時沒有錢，遠比借高利貸更讓人難受。村民張玉山經常向別人借高利貸，他說：“既然是投資，就要承擔借高利貸的代價。誰的錢也不是大風颳來的。如果人家肯把錢貸給你，對你也有幫助。況且，也不是誰都能借來高利貸的。”
在棗子河村，高利貸的起點一般為1萬元。前述借款數額的上限，也是這個數字。筆者傾向於認為，這個接近於成年勞動力一年收入的數額，與當地生產周期、生產力水平及相關社會傳統文化（如湊整）密切相關。1萬元，作為整數，強化了成年勞動力一年收入這個數額的意義。
三、還錢
借錢難，向別人催款更難。雖說在借款的時候（無論是平來平去，還是高利貸）都會約定還錢日期，但在多數情況下，借方不能夠按時還錢。村民收入有其周期，一般說來，秋天與冬天時，因為搞小秋收以及賣糧，村民手中的錢稍會寬鬆些，還款也就多在此時進行。①到了約定的日期，如果債務人未還錢，債權人多半不好意思催債。在村民看來，債務人不還錢，定有其苦衷，這時去催還，會顯得不通人情，讓人家難上加難。不過，債總是要還的，款總是要催的。於是，債權人總有不得不開口催還的時候。這時，一般有如下情況發生：（1）債務人聲稱手中暫時無錢，請求再過一段時間還款；（2）債務人向別處借錢來還款，即拆了東牆補西牆；（3）債務人生氣：“不就這么點錢嗎？一個勁兒地催。”不過，最終這筆錢還是要還的。筆者從未聽說因為借款、還款而打官司的，但確有許多村民因為借款、還款而生隙的情況。
1996年，村民夏某向城裡的哥哥借了2000元錢，3年未還。1999年秋，其兄打電話催還，並稱這筆錢是他從合作社貸出來的，不是自己的存款。如果夏不按時還款，可能派出所會來找他的麻煩（來抓他）。夏此時無錢可還，但答應儘快還上這筆錢。
經濟發展離不開資金注入。村民在需要發展資金的時候，通常有三種選擇：借錢、貸款和借高利貸。其中，貸款需要到鎮裡的信用社辦理相關手續，在村民看來，稍稍麻煩一些，是不得已的選擇。
一、借錢
借錢是發生於公民之間的無利息的現金借一還往來。在棗子河村，借錢是村民需要現金時的首選，因其成本最低。借錢行為附著的關係網，表明村民的社會活動空間大小。在棗子河村，血緣與地緣皆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欲借錢者為中心，大致有三層關係：（1）直系親屬是第一輪被考慮的對象，如父子、兄弟以及姻親家族。（2）遠一些的親屬，如表親。（3）朋友。第二層與第三層關係網之間並無明顯區別，亦即在非直系親屬及朋友之間，村民主體在借錢行為鏈上，無明顯的遠近之別。
2005年，東興屯王君準備買些種牛，需要借款3萬元。據王君介紹，這3萬元來自如下親友：父母5000元，弟弟3000元；岳父1000元，大舅哥3000元。這些是他首先考慮的借錢對象，借錢數目的多少，也要視對方的經濟實力而定。王君向自己姨家的表哥借了3000元，從其妻子的表弟處借到3000元。王君多年的老友郭某借給他3000元，鄰居張家借了1000元。餘下的8000元，則來自高利貸。
從借款數額來看，即使是親屬之間，棗子河村民也很少向同一個人一次借錢萬元以上。村民蓋祥這樣說：“借那么多不行。一來人家可能不一定什麼時候也要用錢；二來，人家也怕咱一下子借那么多，一時半會兒還不上。”
自上例中王君借款名錄可見，借款數額通常為1000元～5000元。經過與多名村民的訪談發現，1萬元為此域村民借錢數額的上限。這個數額，基本與該村勞動力的一年所得相近。原因可能是，棗子河村村民收入以農業種植為主，此地莊稼一年一熟。因此，一年應是人們普遍接受的還款期限。當然，這是從大數原則出發所獲得的結論。一名勞動力的年收入也不是借錢數額的絕對上限。經濟條件好一些的親友間以及特殊情況時期，當然可以發生更高數額的借款行為。①此間熟人之間借款、還款，基本不需要履行手續。有些做事認真的人提出簽個字，反倒會引起另一方的大驚小怪：“不就幾千塊錢嗎？至於嘛！拿去。”需要“手續”者，一般發生於相對陌生的村民之間，如由他人牽線形成的借一還款行為或是高利貸。不過，事情也正在改變之中：熟人之間的借款，偶也有以借條為憑證的情況。
二、抬錢
抬錢，即高利貸，應是改革開放以後漸漸出現的。2007年之前，一般是一分利，即一元錢每月還一分。如，抬錢1萬元，一年的利息是1200元。②雖然利息很高，人們仍需要頻頻抬錢。主要原因，一是銀行的錢很難貸。赤石信用社農村小額信貸名額有限，而且手續煩瑣③，時間上也催得緊。高利貸則簡便得多，還可以延期還款，雖然利息高些。二是借錢越來越難。借錢是沒有利息的，借給他人錢款是一種無償的幫助行為（當然，借一還行為鏈條表明，借給他人錢款，並不是完全無私的慈善事業），欠錢的人如果厚著臉皮不還或是破產，村民對撕破臉皮強索他人物資還很難為情，倘若不如此，自己心裡又不甘。為免自己將來陷入兩難困境，有些村民索性將錢款以高利貸形式貸給他人。有時甚至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借貸的雙方本來是朋友關係，但要經過第三人轉一下手，以一種陌生人的邏輯來處理。
看來，市場經濟的邏輯已經開始與傳統親友關係分庭抗禮。村民對高利貸似乎並無反感。如前所述，需要錢時沒有錢，遠比借高利貸更讓人難受。村民張玉山經常向別人借高利貸，他說：“既然是投資，就要承擔借高利貸的代價。誰的錢也不是大風颳來的。如果人家肯把錢貸給你，對你也有幫助。況且，也不是誰都能借來高利貸的。”
在棗子河村，高利貸的起點一般為1萬元。前述借款數額的上限，也是這個數字。筆者傾向於認為，這個接近於成年勞動力一年收入的數額，與當地生產周期、生產力水平及相關社會傳統文化（如湊整）密切相關。1萬元，作為整數，強化了成年勞動力一年收入這個數額的意義。
三、還錢
借錢難，向別人催款更難。雖說在借款的時候（無論是平來平去，還是高利貸）都會約定還錢日期，但在多數情況下，借方不能夠按時還錢。村民收入有其周期，一般說來，秋天與冬天時，因為搞小秋收以及賣糧，村民手中的錢稍會寬鬆些，還款也就多在此時進行。①到了約定的日期，如果債務人未還錢，債權人多半不好意思催債。在村民看來，債務人不還錢，定有其苦衷，這時去催還，會顯得不通人情，讓人家難上加難。不過，債總是要還的，款總是要催的。於是，債權人總有不得不開口催還的時候。這時，一般有如下情況發生：（1）債務人聲稱手中暫時無錢，請求再過一段時間還款；（2）債務人向別處借錢來還款，即拆了東牆補西牆；（3）債務人生氣：“不就這么點錢嗎？一個勁兒地催。”不過，最終這筆錢還是要還的。筆者從未聽說因為借款、還款而打官司的，但確有許多村民因為借款、還款而生隙的情況。
1996年，村民夏某向城裡的哥哥借了2000元錢，3年未還。1999年秋，其兄打電話催還，並稱這筆錢是他從合作社貸出來的，不是自己的存款。如果夏不按時還款，可能派出所會來找他的麻煩（來抓他）。夏此時無錢可還，但答應儘快還上這筆錢。
後記
1974年起，在棗子河村的山間河畔，我度過了我的童年。1985年起，我相繼到小鎮、縣城、省城讀書，畢業後到外省工作。人生的腳步，像在催我走向遠方。但與家鄉，並沒有漸行漸遠：身子走得越遠，心裡的家鄉就越發濃重。在鎮裡讀書時，盼見家鄉的飲食。在縣城讀書時，想念家鄉的山水。在省城讀書時，牽掛鄉人的生存。在外省工作時，惦記鄉人的生活。
2006年夏，當我有幸參與賀雪峰教授主持的一項大型農村社會調查時，自然想到要以家鄉作為調查地點。從那時開始，幾次手持提綱，前往家鄉訪談。2007年年底，報告初稿完成。與調查提綱略有相悖：我更多記載了村民的生活樣態，希望能夠將棗子河村社會生活諸層面留存下來。如果可能，讓後人記住“歷史上的今天”。
感謝父母親人，生我育我。父親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素奉“敢叫日月換新天”，投身村莊公共事業，以其志教我以人生。母親辛苦持家，老老幼幼，以其身教我以生活。
感謝村民諸友，給我關愛，予我友情，配合我的訪談。
感謝村國小、鎮中學、縣高中諸師友，令我生活安順，一享讀書之樂。
感謝吉林大學及歷史系諸師友，在那裡，我得以聆聽各種講座，關注學術與生活。
感謝呂公紹綱恩師。呂師為人憨厚篤誠，治學刻苦認真，長於尚書、周易、孔學，旁及中國思想史。先生衷情於漢學、清學路數，終支持我選擇以社會學為業。
來沈，幸遇沈師社會學系李堅、劉平等諸同事，得以同樂共思。幸遇沈師社會學系王威等諸學生，得以教學相長。幸遇遼寧黨校宋萌榮、佟玉華等諸師友，得以與時偕行。
2006年夏，當我有幸參與賀雪峰教授主持的一項大型農村社會調查時，自然想到要以家鄉作為調查地點。從那時開始，幾次手持提綱，前往家鄉訪談。2007年年底，報告初稿完成。與調查提綱略有相悖：我更多記載了村民的生活樣態，希望能夠將棗子河村社會生活諸層面留存下來。如果可能，讓後人記住“歷史上的今天”。
感謝父母親人，生我育我。父親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素奉“敢叫日月換新天”，投身村莊公共事業，以其志教我以人生。母親辛苦持家，老老幼幼，以其身教我以生活。
感謝村民諸友，給我關愛，予我友情，配合我的訪談。
感謝村國小、鎮中學、縣高中諸師友，令我生活安順，一享讀書之樂。
感謝吉林大學及歷史系諸師友，在那裡，我得以聆聽各種講座，關注學術與生活。
感謝呂公紹綱恩師。呂師為人憨厚篤誠，治學刻苦認真，長於尚書、周易、孔學，旁及中國思想史。先生衷情於漢學、清學路數，終支持我選擇以社會學為業。
來沈，幸遇沈師社會學系李堅、劉平等諸同事，得以同樂共思。幸遇沈師社會學系王威等諸學生，得以教學相長。幸遇遼寧黨校宋萌榮、佟玉華等諸師友，得以與時偕行。
序言
2000年前後，中國農村悄悄地發生了一場巨變，這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本套叢書試圖通過對全國十多個省不同村莊的調查，來描畫巨變中的鄉村中國圖景。
治理之變
2000年前後，農民負擔沉重，村級債務劇增，幹群關係緊張，農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描述當時的狀況。
在農民負擔持續加重，農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機的同時，農村民主化進程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8年試行，1998年正式實施，它強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日漸嚴重的農村治理形勢來看，村級民主對於解決三農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開始大規模推進以減輕和規範農民負擔為目標的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取消了針對農民的各種收費。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持續兩千年的農業稅歷史的終結，意味著以農養工、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不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財政資金，從而實現了由從農村提取資源到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戰略轉變。
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幹群關係。之前因收取稅費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復存在，農村基層治理制度開始發生變化。
取消農業稅及附著在農業稅上的各種農民負擔，使得鄉村組織的收入大為減少。鄉村組織僅僅依靠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難以維持運轉。
治理之變
2000年前後，農民負擔沉重，村級債務劇增，幹群關係緊張，農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描述當時的狀況。
在農民負擔持續加重，農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機的同時，農村民主化進程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8年試行，1998年正式實施，它強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日漸嚴重的農村治理形勢來看，村級民主對於解決三農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開始大規模推進以減輕和規範農民負擔為目標的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取消了針對農民的各種收費。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持續兩千年的農業稅歷史的終結，意味著以農養工、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不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財政資金，從而實現了由從農村提取資源到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戰略轉變。
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幹群關係。之前因收取稅費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復存在，農村基層治理制度開始發生變化。
取消農業稅及附著在農業稅上的各種農民負擔，使得鄉村組織的收入大為減少。鄉村組織僅僅依靠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難以維持運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