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一位學者與兩個記者的經濟下午茶
- 作者：石良平、鄭紅、馬海鄰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外文名：Tea Time with Economist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頁數：112頁
- 開本：32
- ISBN：9787208115675
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作者簡介
石良平，畢業於上海財經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長期在上海市統計局從事國民收入核算工作，現任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諮詢專家，上海市統計學會副會長，上海市管理學會副理事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主要研究領域為總量經濟學和金融學。出版的專著和教科書十餘本，主要有：《中國：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國經濟波動與監測預警》、《結構性通貨膨脹論》、《管理經濟學與公司治理》等。在《經濟研究》、《統計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曾獲寶鋼優秀教師獎、上海市育才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著作類一等獎、中國統計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等。已於2006年出版第一本經濟隨筆集《GDP啊GDP》，本書是作者第二本經濟隨筆集。鄭紅，解放日報專刊部主任。報社首屆首席記者，長期從事經濟報導。
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在職研究生，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上海市青年聯合會第十屆委員會委員。
新聞一線采編十七年，擅長策劃采寫重大主題報導，文筆清新，見解獨到，觸角廣泛，影響深遠。
作品獲得過包括中國新聞獎、上海新聞獎、全國黨報新聞獎等在內的各種新聞獎項。個人獲2005—2006年度上海市“三八紅旗手”稱號，2007年榮膺第七屆上海市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馬海鄰，解放日報經濟部記者。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從業20年，長期從事經濟條線的採訪報導。
擅長寫深度稿，也喜歡玩小清新，見解獨特犀利，文風優雅。點子頗多，策划過很多專題，常有預見風氣的題材。
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在職研究生，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上海市青年聯合會第十屆委員會委員。
新聞一線采編十七年，擅長策劃采寫重大主題報導，文筆清新，見解獨到，觸角廣泛，影響深遠。
作品獲得過包括中國新聞獎、上海新聞獎、全國黨報新聞獎等在內的各種新聞獎項。個人獲2005—2006年度上海市“三八紅旗手”稱號，2007年榮膺第七屆上海市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馬海鄰，解放日報經濟部記者。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從業20年，長期從事經濟條線的採訪報導。
擅長寫深度稿，也喜歡玩小清新，見解獨特犀利，文風優雅。點子頗多，策划過很多專題，常有預見風氣的題材。
圖書目錄
第一炮沒啞
——碰撞出來的“面對面”(代序)
經濟指標的民生敏感性不能忽略
追根溯源通貨膨脹
教育投資提升中國國力之本
說房價，市場化程度過頭了
當“轉方式”這扇門真的打開
推開“十二五”這扇門，看中國經濟怎么“轉”
房市嚴控，影響的不僅僅是房價
選擇“硬著陸”政策不一定不好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後面的人口紅利懸念
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與上海的角色
跳出人口承載量，破解大城市困局
值得警惕的不公平代價
第一夫人的選擇和中國本土品牌之路
龍爪摸象：印度總在讓我們困惑
美國經濟“一致唱衰”的背後
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
單一指標，GDP一定是最好的
——碰撞出來的“面對面”(代序)
經濟指標的民生敏感性不能忽略
追根溯源通貨膨脹
教育投資提升中國國力之本
說房價，市場化程度過頭了
當“轉方式”這扇門真的打開
推開“十二五”這扇門，看中國經濟怎么“轉”
房市嚴控，影響的不僅僅是房價
選擇“硬著陸”政策不一定不好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後面的人口紅利懸念
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與上海的角色
跳出人口承載量，破解大城市困局
值得警惕的不公平代價
第一夫人的選擇和中國本土品牌之路
龍爪摸象：印度總在讓我們困惑
美國經濟“一致唱衰”的背後
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
單一指標，GDP一定是最好的
序言
下面這些文字，是我們三人第一次“經濟面對面”對話後，由於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反響，馬海鄰、鄭紅兩位記者趁著餘興寫出來的感想。後來這篇感想發表在《新聞研究》2010年第2期上。回頭再看這篇文章，意猶未盡。這篇文章既準確地表達出了我們這本書的起因和過程，同時也把我們拉回到了參加“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的一批學者與《解放日報》合作進行學術研究的那個激動人心的歲月。學者和記者，由於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問題，因此他們之間的觀點衝撞往往會產生出更多的思想火花，可以讓人們品味出不同的學術意境，既耐人尋味，也留給人們以無限遐想。正因為如此，我們一致認為可以將這篇文章作為本書的序言。始料未及的影響力
一次偶然的思想碰撞，“碰撞”出了一篇報導，而且報導影響力竟然不小，甚至引起中宣部關注，這是我們所始料未及的。但想來，也應在意料之中，因為此次報導所涉及的話題有些“與眾不同”，或者說相比於常規的經濟話題偏“小眾”點罷了，於是便有了些出奇制勝的效果。
我們所說的這篇報導，就是2009年12月19日刊於《解放日報·新財經周刊》的封面文章《經濟指標的民生敏感不能忽略》。與《新財經周刊》平時的封面報導相比較，這篇文章本身的“形式”就有點“不同凡響”。其一，專辟了一個全新欄目《浦江對話》(在集團黨委書記、社長尹明華的建議下，從第二期對話起，欄目名稱改為《經濟面對面》)；其二，與石良平教授採訪對話的解放日報社經濟部記者，首次把照片醒目地“掛”到了報紙上；其三，報導形式主體是“對話”，同時還有類似的旁白，抓眼球的東西特別通過欄框與黑體字突出。
除了上述“眼球”表現形式的新穎外，這篇文章真正打動讀者，在業內引發熱議的關鍵，是話題本身的“非主流”，大膽提出“政策不顯效是因為忽略了經濟指標的民生敏感性”，是“作為決策依據的指標有缺失”，導致“對指標解讀出現偏差”，“所依據而出的政策就使不上力”。
我們也說不能“唯GDP論”，也說通脹不能光看“CPI”，但我們的經濟指標到底有沒有其他缺陷，一直說不清。石良平教授把“說不大清”的問題給說清楚了，這就是這篇報導的影響力所在。該報導刊登之後，在經濟界引起強烈反響，成為熱議話題。隨後在21309年12月29日被《作家文摘》摘錄於頭版，大篇幅刊登。不久之後，中宣部社科規劃辦來信，向石教授約稿，請他寫成4000字的文章，擬摘發到呈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內部參閱件《成果要報》上。不得不說的故事鋪墊
還是要從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說起。
2003年6月，我們二人因緣際會，參加了上海一批經濟學人的學術聚會，東道主是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的費方域教授，在座者有來自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華東理工大學、上海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教授學者十餘人。天氣乍熱，學者們的心也很熱，大家說，開始，以在座各位為基本團隊，發起組織一個鬆散型的學術沙龍，議經濟熱題，論國計民生。雖然是鬆散型，也有約定的章程需要自覺遵守：每月聚會一次，各院校機構輪流召集主辦，每次集中討論一個話題；會期半天，人數規模十人左右為宜，以保證每位學者都能有時間發言；會後可備簡餐，未盡之言邊吃邊談，學者們不收車馬費、講課費等任何費用。
經過一番討論，一致同意名稱就以當天圍坐的圓桌為題，定為“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取平等、開放、民間性質之意，同時商定學者們不管頭銜職位，坐在這個圓桌邊就只用教授(或研究員、副教授、博士等)的身份發言；除了“首發團隊”，圓桌會議還要不斷引入志同道合的、水平高的學者。還有一個決議就是，我們兩人也獲得了基本成員而不僅是記者的資格，參加圓桌會議。
事後證明，這個決議對圓桌會議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解放日報》的熱情報導是支撐圓桌會議一期期辦下去的核心驅動力之一，也不算過分。
在集團和報社領導的關心支持下，在部門領導的具體指導下，解放日報社經濟部也加入了主辦方隊伍。一方面，我們風雨無阻，差不多每期都參加，從頭聽到尾，對特別的亮點和不清楚的問題還補充採訪，回來立即寫出詳細報導，報社領導認為專家們發言精彩、切中時弊，往往拍板安排在醒目版位刊登；另一方面，經濟部每年主辦一至兩次經濟學人圓桌會議，報社領導只要抽得出時間，總要來參加，分管副總編輯更是全程與會，與學者互動。每次在報社開圓桌會議，教授們總是來得特別齊，發言準備得也特別充分。2006年6月8日、2007年5月17日，解放日報社分別與上海交大和復旦大學聯合舉辦了兩場“擴大版”圓桌會議，引起轟動，有30多家媒體進行報導。2008年，在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前後，結合《攻堅克難36策》欄目，又召集了兩次專題圓桌會議，反響也很好。
一路走下來，我們感覺到，之所以解放日報社通過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與經濟學者們形成了如此長期良好的互動，有這樣幾個原因：
一是《解放日報》的地位和影響力決定了對圓桌會議的報導，能夠為會議所議話題的目標客群所重視和正面解讀。第一次會議經報導之後，一位原本比較熟悉的教授就興奮地告訴我們，不少北京等地經濟學界的同行來向他詢問圓桌會議的事，連海外都有反饋。學者們非常看重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見解的機會。圓桌會議的宗旨就是“發發上海經濟學人的聲音”，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比《解放日報》更適合擔任傳播這個聲音的角色了。由於報社領導的大氣魄大手筆，不惜版面，聲音傳播得響亮深遠。
二是解放日報社的辦報思想、記者編輯的職業操守和業務水平，贏得了學者們的尊重和信任。他們曾吐過苦水，常有各媒體的記者要求採訪，結果報導出來一看，所講的觀點有時被斷章取義、有時被片面放大某一層意思以求譁眾取寵；甚至有惡劣者，故意在提問中設下陷阱，引出學者一句他們想要的話，便拿來大做文章，可實際上學者表達的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也有的記者水平不高，學者認認真真講了半天，他們聽得雲裡霧裡，寫出來稿子不知所云，卻使人讀後誤以為這位教授乃昏庸“磚家”一名。所以，學者們設了心理防線，不敢輕易接受陌生記者的採訪，接受後大多要求審閱成稿。而解放日報社堅持公正、真實客觀，同時善於把關，能與專家學者友好合作。他們說，解放日報社記者打來的採訪電話，一般都不會拒絕。要不是有此信任基礎，我們兩人恐怕未必能得知第一次聚會的訊息，畢竟會議開成什麼樣子、講些什麼，發起者們自己還沒底。而合作一段時間後，他們更解除了心理防線。他們說：你們總結得很到位，標題也總是做得吸引人。
這裡要補充一點，上海的學者，就我們所接觸的範圍來說，大多不太好為驚人之語，他們既希望觸及一些敏感地帶，保持獨立的“學格”，而不是做政策傳聲筒，但也並不願意成為“政府的批判者”，他們傾向於在體制內與政府密切接觸合作，貢獻自己的智慧，做一個高參。這其中的分寸頗為微妙。於是就經常出現這樣的一幕：一位教授發表敏感觀點之前先打招呼表示“我們關起門來說說，報紙不能寫喔”，另一位教授立刻接口“不用擔心，他們(《解放日報》基本是與會媒體)比我們會把關”。
三是全程參與鍥而不捨，屢有創舉為圓桌會議注入活力。前已述及，幾次擴大版，做大了圓桌會議的品牌效應。每一次會議後，《解放日報》總是及時並儘量大篇幅地給予報導。會上時間所限只能三言兩語簡述的觀點，有新鮮的分量足的，我們憑著新聞嗅覺抓住，再與專家約單獨採訪，充分報導。後來，《解放日報》報導簡直成了每次圓桌會議召開的目的之一，會議籌備前主辦方會先與我們溝通，問《解放日報》對什麼話題感興趣。由圓桌會議，經濟部結識了大批著名主流經濟學者，成為所有記者共享的智庫。報社領導想得周到，每年為他們送上訂報單，傾聽專家對辦好報紙的真知灼見。因此專家們已把《解放日報》當做值得信任的朋友。
以上三條，正是“面對面”的基礎。
“七年之癢”後的興奮
都說婚姻有“七年之癢”。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也有“七年之癢”。該講的話題講得差不多了，形式上也缺乏新意了，參與者疲憊疏懶，整個沙龍的活力有所衰減。尤其是在2008年，由於某種原因，會議的主辦權從分散轉向了整合。如何保持《解放日報》與經濟學界的良性互動，繼續占據巨觀經濟報導高端，我們一直在努力思考。
也是巧合，2009年11月，又是在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學院那問會議室舉辦的一次圓桌會議，主題為預測2010年中國經濟走勢。議論紛紛中，忽然聽到現任上海海關學院副院長的石良平教授講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預測之所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無定論，不是預測者水平不夠，真正的原因是用來支持結論的依據有缺陷。只看GDP(國內生產總值)和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不夠，這兩個指標不能真實全面反映中國經濟的狀況，尤其在轉模式調結構的當口，嚴重落伍，易誤導政策制定。統計專家出身的他大聲呼籲：中國需要引入新的指標體系。
平心而論，那天好幾位教授講得都很好，但石破天驚振聾發聵者唯有石教授。當下我們兩人一邊聽著，一邊就“眉來眼去”，茶歇時間，立刻走過去攔住石教授。多年友好合作下來，什麼樣的話題會引起共鳴，大家基本上都心裡有數，所以，石教授早就預見到了我們捕捉到一個好題材的興奮。專訪時間很快約好。
12月上旬某日上午，在世茂皇家艾美酒店的咖啡廳，石良平教授詳細介紹了已開發國家常用的衡量經濟周期的六大系列多項指標，解釋了為什麼CPI(消費者價格指數)在美國可以據以判斷通貨膨脹，在中國卻不行。這六大系列指標中，排第一位的是就業，第二是“價格”，第三是感性的“消費者支出和信心”，而我國最看重的GDP(國內生產總值)，人家僅排“老末”，與民生相關度越大的越靠前。六大系列，大框架中國也有，但具體到下面的分子指標，統計對象、口徑等，差異就很大，比如就業，中國對外公布的只有“城鎮登記失業率”，農民工、城鎮下崗職工等都未納入失業率統計，判斷就業狀況缺少充分的指標依據，造成了中國這么多年來景氣度分析的最大軟肋。他建議，敏感度高的指標都可以引進，為我所用，精確化、細緻化觀察經濟走勢和民生現狀，把握經濟波動規律，完善我國經濟預測和決策依據。發布主體可以是國家相關機構，也可以是民間機構、媒體等。
這裡要介紹一下石良平教授其人。我們在圓桌會議上認識他的時候，他的“大本營”為華東理工大學，時任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的院長，而其實他是統計專家出身，在上海市統計局工作了十餘年，曾任上海市統計局綜合平衡處副處長、上海統計科學套用研究所所長，現仍是上海市統計學會副會長。在統計界，石良平教授絕對是資深元老級人物，是上海GDP(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統計篳路藍縷的開創者之一。所以，他來講這個觀點，完全有資格，而他力主“顛覆”GDP(國內生產總值)的老大地位，也是極富說服力的。
採訪完，三個人都感到意猶未盡，這么好的題材不能按常規做一個專家訪談就完了，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創新，來匹配新觀點?一番商討，初步擬訂在《新財經周刊》封面創辦一個新的欄目，不定期作專家深度訪問，所談話題一定要觸及敏感點、興奮點，觀點一定要新而準，發人之未見、言人之未言，爭取把它打造成圓桌會議的後續傳承。欄目名，幾經郵件簡訊往復，暫時採用了石教授提議的《浦江對話》。
對話以《經濟指標的民生敏感不能忽略》為題，於12月19日《新財經周刊》封面整版刊登。這篇文章迅速引起了各界反響，29日《作家文摘》頭版大篇幅摘登，隨後中宣部社科規劃辦來信約稿。據石教授說，接到的其他約稿、採訪請求不少，新華社、人民日報社都有記者致電約稿或採訪。
看來，第一炮沒啞!
“面對面”的境界
《解放日報》的經濟報導，究竟該以怎樣的“面孔”面對廣大讀者，應該是沒有程式框框的。並不太老的我們，似乎還懷著一顆驛動的心，但我們很清楚，這樣的一種全新探索只是走了一小步，究竟會走多遠，走得好不好，都是未知數。而正是因為未知，想像的空間很大。
石教授的興奮甚至超越了我們。時不時就會打電話告訴我們報導刊出以後的熱烈反響，以及在他腦海中時不時進出的有趣話題。終於，在現代化通訊工具的來來回回中，我們商定了第二期的題目，一個我們三人認為當下談論很多但談得還不到位的話題，整整一個下午的採訪，大家談得熱火朝天，總是把一個問題談透才算完。
關於欄目名稱，上述原為《浦江對話》，當時因為話題本身有一定新聞性，想趕早刊出，一時又想不出更好的名，所以暫且用了。刊出後，即有讀者來電來信，表示話題不錯，內容精彩，但欄目名稱似乎傳統了一點。一直關注經濟報導的集團領導尹明華社長看了這篇報導後，也特別提出欄目名稱應該“炫”一點。在綜合了各種有益的建議之後，我們決定改名，所以第二期開始，這一與經濟專家的對話欄目，名稱改為《經濟面對面》，或許還非最佳吧。
至於話題本身，我們開欄即言是“為了更好地對一些有爭議、有關注度、有前瞻性的經濟話題展開深度討論”才有此探索，所以對於“內容”會不折不扣地做到“寧缺毋濫”，我們的願望是用心精寫每篇報導，在“力所能及”的框架下追求一種最佳的境界。觸碰到一些敏感話題怎么辦?寫得巧妙點吧。畢竟，活得好，首先要活得長。
是為序。
一次偶然的思想碰撞，“碰撞”出了一篇報導，而且報導影響力竟然不小，甚至引起中宣部關注，這是我們所始料未及的。但想來，也應在意料之中，因為此次報導所涉及的話題有些“與眾不同”，或者說相比於常規的經濟話題偏“小眾”點罷了，於是便有了些出奇制勝的效果。
我們所說的這篇報導，就是2009年12月19日刊於《解放日報·新財經周刊》的封面文章《經濟指標的民生敏感不能忽略》。與《新財經周刊》平時的封面報導相比較，這篇文章本身的“形式”就有點“不同凡響”。其一，專辟了一個全新欄目《浦江對話》(在集團黨委書記、社長尹明華的建議下，從第二期對話起，欄目名稱改為《經濟面對面》)；其二，與石良平教授採訪對話的解放日報社經濟部記者，首次把照片醒目地“掛”到了報紙上；其三，報導形式主體是“對話”，同時還有類似的旁白，抓眼球的東西特別通過欄框與黑體字突出。
除了上述“眼球”表現形式的新穎外，這篇文章真正打動讀者，在業內引發熱議的關鍵，是話題本身的“非主流”，大膽提出“政策不顯效是因為忽略了經濟指標的民生敏感性”，是“作為決策依據的指標有缺失”，導致“對指標解讀出現偏差”，“所依據而出的政策就使不上力”。
我們也說不能“唯GDP論”，也說通脹不能光看“CPI”，但我們的經濟指標到底有沒有其他缺陷，一直說不清。石良平教授把“說不大清”的問題給說清楚了，這就是這篇報導的影響力所在。該報導刊登之後，在經濟界引起強烈反響，成為熱議話題。隨後在21309年12月29日被《作家文摘》摘錄於頭版，大篇幅刊登。不久之後，中宣部社科規劃辦來信，向石教授約稿，請他寫成4000字的文章，擬摘發到呈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內部參閱件《成果要報》上。不得不說的故事鋪墊
還是要從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說起。
2003年6月，我們二人因緣際會，參加了上海一批經濟學人的學術聚會，東道主是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的費方域教授，在座者有來自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華東理工大學、上海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教授學者十餘人。天氣乍熱，學者們的心也很熱，大家說，開始，以在座各位為基本團隊，發起組織一個鬆散型的學術沙龍，議經濟熱題，論國計民生。雖然是鬆散型，也有約定的章程需要自覺遵守：每月聚會一次，各院校機構輪流召集主辦，每次集中討論一個話題；會期半天，人數規模十人左右為宜，以保證每位學者都能有時間發言；會後可備簡餐，未盡之言邊吃邊談，學者們不收車馬費、講課費等任何費用。
經過一番討論，一致同意名稱就以當天圍坐的圓桌為題，定為“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取平等、開放、民間性質之意，同時商定學者們不管頭銜職位，坐在這個圓桌邊就只用教授(或研究員、副教授、博士等)的身份發言；除了“首發團隊”，圓桌會議還要不斷引入志同道合的、水平高的學者。還有一個決議就是，我們兩人也獲得了基本成員而不僅是記者的資格，參加圓桌會議。
事後證明，這個決議對圓桌會議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解放日報》的熱情報導是支撐圓桌會議一期期辦下去的核心驅動力之一，也不算過分。
在集團和報社領導的關心支持下，在部門領導的具體指導下，解放日報社經濟部也加入了主辦方隊伍。一方面，我們風雨無阻，差不多每期都參加，從頭聽到尾，對特別的亮點和不清楚的問題還補充採訪，回來立即寫出詳細報導，報社領導認為專家們發言精彩、切中時弊，往往拍板安排在醒目版位刊登；另一方面，經濟部每年主辦一至兩次經濟學人圓桌會議，報社領導只要抽得出時間，總要來參加，分管副總編輯更是全程與會，與學者互動。每次在報社開圓桌會議，教授們總是來得特別齊，發言準備得也特別充分。2006年6月8日、2007年5月17日，解放日報社分別與上海交大和復旦大學聯合舉辦了兩場“擴大版”圓桌會議，引起轟動，有30多家媒體進行報導。2008年，在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前後，結合《攻堅克難36策》欄目，又召集了兩次專題圓桌會議，反響也很好。
一路走下來，我們感覺到，之所以解放日報社通過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與經濟學者們形成了如此長期良好的互動，有這樣幾個原因：
一是《解放日報》的地位和影響力決定了對圓桌會議的報導，能夠為會議所議話題的目標客群所重視和正面解讀。第一次會議經報導之後，一位原本比較熟悉的教授就興奮地告訴我們，不少北京等地經濟學界的同行來向他詢問圓桌會議的事，連海外都有反饋。學者們非常看重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見解的機會。圓桌會議的宗旨就是“發發上海經濟學人的聲音”，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比《解放日報》更適合擔任傳播這個聲音的角色了。由於報社領導的大氣魄大手筆，不惜版面，聲音傳播得響亮深遠。
二是解放日報社的辦報思想、記者編輯的職業操守和業務水平，贏得了學者們的尊重和信任。他們曾吐過苦水，常有各媒體的記者要求採訪，結果報導出來一看，所講的觀點有時被斷章取義、有時被片面放大某一層意思以求譁眾取寵；甚至有惡劣者，故意在提問中設下陷阱，引出學者一句他們想要的話，便拿來大做文章，可實際上學者表達的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也有的記者水平不高，學者認認真真講了半天，他們聽得雲裡霧裡，寫出來稿子不知所云，卻使人讀後誤以為這位教授乃昏庸“磚家”一名。所以，學者們設了心理防線，不敢輕易接受陌生記者的採訪，接受後大多要求審閱成稿。而解放日報社堅持公正、真實客觀，同時善於把關，能與專家學者友好合作。他們說，解放日報社記者打來的採訪電話，一般都不會拒絕。要不是有此信任基礎，我們兩人恐怕未必能得知第一次聚會的訊息，畢竟會議開成什麼樣子、講些什麼，發起者們自己還沒底。而合作一段時間後，他們更解除了心理防線。他們說：你們總結得很到位，標題也總是做得吸引人。
這裡要補充一點，上海的學者，就我們所接觸的範圍來說，大多不太好為驚人之語，他們既希望觸及一些敏感地帶，保持獨立的“學格”，而不是做政策傳聲筒，但也並不願意成為“政府的批判者”，他們傾向於在體制內與政府密切接觸合作，貢獻自己的智慧，做一個高參。這其中的分寸頗為微妙。於是就經常出現這樣的一幕：一位教授發表敏感觀點之前先打招呼表示“我們關起門來說說，報紙不能寫喔”，另一位教授立刻接口“不用擔心，他們(《解放日報》基本是與會媒體)比我們會把關”。
三是全程參與鍥而不捨，屢有創舉為圓桌會議注入活力。前已述及，幾次擴大版，做大了圓桌會議的品牌效應。每一次會議後，《解放日報》總是及時並儘量大篇幅地給予報導。會上時間所限只能三言兩語簡述的觀點，有新鮮的分量足的，我們憑著新聞嗅覺抓住，再與專家約單獨採訪，充分報導。後來，《解放日報》報導簡直成了每次圓桌會議召開的目的之一，會議籌備前主辦方會先與我們溝通，問《解放日報》對什麼話題感興趣。由圓桌會議，經濟部結識了大批著名主流經濟學者，成為所有記者共享的智庫。報社領導想得周到，每年為他們送上訂報單，傾聽專家對辦好報紙的真知灼見。因此專家們已把《解放日報》當做值得信任的朋友。
以上三條，正是“面對面”的基礎。
“七年之癢”後的興奮
都說婚姻有“七年之癢”。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也有“七年之癢”。該講的話題講得差不多了，形式上也缺乏新意了，參與者疲憊疏懶，整個沙龍的活力有所衰減。尤其是在2008年，由於某種原因，會議的主辦權從分散轉向了整合。如何保持《解放日報》與經濟學界的良性互動，繼續占據巨觀經濟報導高端，我們一直在努力思考。
也是巧合，2009年11月，又是在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學院那問會議室舉辦的一次圓桌會議，主題為預測2010年中國經濟走勢。議論紛紛中，忽然聽到現任上海海關學院副院長的石良平教授講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預測之所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無定論，不是預測者水平不夠，真正的原因是用來支持結論的依據有缺陷。只看GDP(國內生產總值)和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不夠，這兩個指標不能真實全面反映中國經濟的狀況，尤其在轉模式調結構的當口，嚴重落伍，易誤導政策制定。統計專家出身的他大聲呼籲：中國需要引入新的指標體系。
平心而論，那天好幾位教授講得都很好，但石破天驚振聾發聵者唯有石教授。當下我們兩人一邊聽著，一邊就“眉來眼去”，茶歇時間，立刻走過去攔住石教授。多年友好合作下來，什麼樣的話題會引起共鳴，大家基本上都心裡有數，所以，石教授早就預見到了我們捕捉到一個好題材的興奮。專訪時間很快約好。
12月上旬某日上午，在世茂皇家艾美酒店的咖啡廳，石良平教授詳細介紹了已開發國家常用的衡量經濟周期的六大系列多項指標，解釋了為什麼CPI(消費者價格指數)在美國可以據以判斷通貨膨脹，在中國卻不行。這六大系列指標中，排第一位的是就業，第二是“價格”，第三是感性的“消費者支出和信心”，而我國最看重的GDP(國內生產總值)，人家僅排“老末”，與民生相關度越大的越靠前。六大系列，大框架中國也有，但具體到下面的分子指標，統計對象、口徑等，差異就很大，比如就業，中國對外公布的只有“城鎮登記失業率”，農民工、城鎮下崗職工等都未納入失業率統計，判斷就業狀況缺少充分的指標依據，造成了中國這么多年來景氣度分析的最大軟肋。他建議，敏感度高的指標都可以引進，為我所用，精確化、細緻化觀察經濟走勢和民生現狀，把握經濟波動規律，完善我國經濟預測和決策依據。發布主體可以是國家相關機構，也可以是民間機構、媒體等。
這裡要介紹一下石良平教授其人。我們在圓桌會議上認識他的時候，他的“大本營”為華東理工大學，時任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的院長，而其實他是統計專家出身，在上海市統計局工作了十餘年，曾任上海市統計局綜合平衡處副處長、上海統計科學套用研究所所長，現仍是上海市統計學會副會長。在統計界，石良平教授絕對是資深元老級人物，是上海GDP(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統計篳路藍縷的開創者之一。所以，他來講這個觀點，完全有資格，而他力主“顛覆”GDP(國內生產總值)的老大地位，也是極富說服力的。
採訪完，三個人都感到意猶未盡，這么好的題材不能按常規做一個專家訪談就完了，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創新，來匹配新觀點?一番商討，初步擬訂在《新財經周刊》封面創辦一個新的欄目，不定期作專家深度訪問，所談話題一定要觸及敏感點、興奮點，觀點一定要新而準，發人之未見、言人之未言，爭取把它打造成圓桌會議的後續傳承。欄目名，幾經郵件簡訊往復，暫時採用了石教授提議的《浦江對話》。
對話以《經濟指標的民生敏感不能忽略》為題，於12月19日《新財經周刊》封面整版刊登。這篇文章迅速引起了各界反響，29日《作家文摘》頭版大篇幅摘登，隨後中宣部社科規劃辦來信約稿。據石教授說，接到的其他約稿、採訪請求不少，新華社、人民日報社都有記者致電約稿或採訪。
看來，第一炮沒啞!
“面對面”的境界
《解放日報》的經濟報導，究竟該以怎樣的“面孔”面對廣大讀者，應該是沒有程式框框的。並不太老的我們，似乎還懷著一顆驛動的心，但我們很清楚，這樣的一種全新探索只是走了一小步，究竟會走多遠，走得好不好，都是未知數。而正是因為未知，想像的空間很大。
石教授的興奮甚至超越了我們。時不時就會打電話告訴我們報導刊出以後的熱烈反響，以及在他腦海中時不時進出的有趣話題。終於，在現代化通訊工具的來來回回中，我們商定了第二期的題目，一個我們三人認為當下談論很多但談得還不到位的話題，整整一個下午的採訪，大家談得熱火朝天，總是把一個問題談透才算完。
關於欄目名稱，上述原為《浦江對話》，當時因為話題本身有一定新聞性，想趕早刊出，一時又想不出更好的名，所以暫且用了。刊出後，即有讀者來電來信，表示話題不錯，內容精彩，但欄目名稱似乎傳統了一點。一直關注經濟報導的集團領導尹明華社長看了這篇報導後，也特別提出欄目名稱應該“炫”一點。在綜合了各種有益的建議之後，我們決定改名，所以第二期開始，這一與經濟專家的對話欄目，名稱改為《經濟面對面》，或許還非最佳吧。
至於話題本身，我們開欄即言是“為了更好地對一些有爭議、有關注度、有前瞻性的經濟話題展開深度討論”才有此探索，所以對於“內容”會不折不扣地做到“寧缺毋濫”，我們的願望是用心精寫每篇報導，在“力所能及”的框架下追求一種最佳的境界。觸碰到一些敏感話題怎么辦?寫得巧妙點吧。畢竟，活得好，首先要活得長。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