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中心任務在於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鞏固黨政軍民。對敵偽以政治攻勢為主,以游擊戰爭為輔。對國民黨以疏通團結為主,以防制其反共為輔。如敵人不攻蘇聯,我們即取此政策以待敵軍之弊。如敵攻蘇聯或蘇聯攻敵,我們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蘇軍作戰。
基本介紹
原文,注釋,背景資料,
原文
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太平洋戰爭是長期戰爭,日寇將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正從華北、華中抽兵南進,將來還有抽調一部可能。重慶政策是僅用游擊隊對敵,不用主力與敵對峙,讓敵撤走,我軍亦應取此政策。一九四一年我根據地受了很大損害,應乘一九四二年敵人忙於太平洋對中國採取戰略守勢之際,集中精力恢復元氣。堅決執行中央十二月十三日指示[1],精兵簡政,發展經濟,發展民運,發展敵占區工作,發展對敵偽的政治攻勢,有計畫地訓練幹部。在軍事上是粉碎敵人可能的“掃蕩”(任何“掃蕩”必須堅決粉碎之),收復敵人撤退地區;對深入我區之據點,儘可能使之陷於孤立,自動撤去;對某些最必要的地方,可以個別地採取強攻收復手段,但不可採取大規模攻勢,反而抑留敵人,引起報復“掃蕩”,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部隊中及地方上可能發生的冒險精神,務須防止。世界大勢及國內大勢迫得國民黨要作某種政治上的轉變,但其過程仍是慢的。我黨我軍的宣傳,務須避免刺激國民黨,靜觀變化,少作批評,極力忍耐,不要躁急。總之,(1942年)的中心任務在於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鞏固黨政軍民。對敵偽以政治攻勢為主,以游擊戰爭為輔。對國民黨以疏通團結為主,以防制其反共為輔。如敵人不攻蘇聯,我們即取此政策以待敵軍之弊。如敵攻蘇聯或蘇聯攻敵,我們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蘇軍作戰。務望各同志研究實行之。
中央軍委
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釋
[1]從文內所述的指示內容看,應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後抗日根據地工作的指示》。
背景資料
1941年12月8日,日本軍隊對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發動了突然襲擊,太平洋戰爭爆發了。美國等20多個國家從此正式加入到反法西斯戰爭的行列中,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政府也正式對已經侵略中國四年之久的日本宣戰。緊接著,德、意、日三國於12月11日簽訂了《聯合作戰協定》,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也於當月在華盛頓召開會議,並於1942年1月1日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保證相互合作,不戰勝法西斯,侵略不止。這標誌著,全世界已經形成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陣線,美、英、蘇、中等國已經結為戰時同盟,他們之間的任何分歧和矛盾在這時已經無足輕重了。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和美國的正式參戰,未必在中共的期望之中。這是因為,就在一年之前,毛澤東就曾明確指出過:抗戰“最黑暗”莫過於蔣介石加入英、美集團,使國內“大多數中間派跟蔣介石跑”,並把中國“變為美國殖民地”,使國民黨占盡優勢。《毛澤東關於國際國內形勢的估計和對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見《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34頁。但是,這時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即蘇聯已經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的主力之一。因此,毛澤東這時明顯沒有表現出一年以前那樣的強烈擔心。
恰恰相反,在日軍襲擊珍珠港的訊息傳到延安的當天,毛澤東就明確指示周恩來等:“日英、美戰爭爆發後,我對英美方之政策,應當是建立與展開中共與英美政府的廣泛的真誠的反日反德的統一戰線,不應作不真誠與狹隘的表示。”同時,毛澤東判斷:“在半年內英美均非日本之敵”,且“英美的總方針可能是對日取守,而對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蘇力量解決德國,然後集合英美蘇中力量解決日本”。“如若在數月後歐洲出現第二條戰線,便可較快解決德國,這是真正有利的方針,但不知惰性甚深的英美軍政人員有此毅力否?”
不難看出,毛澤東已經意識到,戰爭的最初階段不會對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有利,而且作為反法西斯戰線的核心力量的美、英兩國是否會把自己的主力迅速投入解放歐洲的戰爭,也是一個問題。但他始終堅信的是,有美、英、蘇參加反法西斯鬥爭,最後的勝利僅僅是個時間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明顯感到,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對於中共和蘇聯都是有利的,“第一,華北華中的敵軍勢將逐漸減弱,即是說無大舉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國民党進攻邊區的可能性會減少;第三,給親日親德兩派一個致命打擊,我們使國民黨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蘇聯可從東方抽調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歐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條戰線之可能”。因為德國在東線對蘇進攻一旦被迫處於守勢,必將對南線和西線進攻,從而自己造成第二條戰線,迫使英、美集中主力打德。這樣一來,由於敵人將忙於太平洋戰爭,國共摩擦也將減少,八路軍、新四軍正可按照此前部署,“節省與保存自己的實力,以待有利的時機”。故中共中央於12月18日下達了《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務》的指示,要求各部“應乘一九四二年敵人忙於太平洋對中國採取守勢之際”,“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鞏固黨政軍民。對敵偽以政治攻勢為主,以游擊戰爭為輔。對國民黨以疏通團結為主,以防制其反共為輔”《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務》,1941年12月18日,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85-386頁。。
但是,1942年的形勢並不像中共中央上述估計那樣值得樂觀。日本軍隊對於華北、華中敵後根據地實行的大規模“掃蕩”行動還在繼續,對中共形成了極大壓力,以至毛澤東認為:華北、華中“要熬過今明兩年須費極大犧牲,兩年後如能保存現有軍隊(57萬)的一半,全國則保存現有黨員(80萬)的一半便是勝利”《毛澤東關於熬過今明兩年須費極大犧牲致周恩來電》,1942年6月13日。。
與此同時,從3月份起,國民黨對中共再度發動了政治和軍事摩擦,這種事件僅一個多月就達到100餘件,南方地下黨組織接連遭到破壞,這不能不使中共中央再度懷疑國民黨懷有不可告人的意圖。周恩來估計,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於蔣介石看到美、英、蘇均陷於困難局面,美、英參戰並不能很快扭轉被動局面,戰爭將曠日持久,而日本也不能以主力對中國取攻勢,反以政治攻勢拉蔣,因此蔣介石“認定他已成為世界驕子,在天下莫敢予毒的良機下,正好放手反共”。鑒於4月伊始,日本進攻蘇聯的訊息不脛而走,周恩來明確認為:“形勢,日蘇戰爭如果爆發,第三次反共高潮必不可免,且必然走上高峰。”《周恩來關於形勢估計致毛主席並中央書記處電》,1942年4月18日。周恩來的這一看法,看來也是毛澤東的看法。
還在4月21日,毛澤東即估計日蘇戰爭將於夏季爆發,蘇聯將面臨更大的困難,國民黨必然會乘此時機對共產黨發動政治的和軍事的進攻。《毛澤東關於準備應付反共高潮致周恩來電》,1942年4月21日。為此,中共中央秘密發布了準備應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並開始在邊區組織聯防司令部,統一指揮陝甘寧晉綏各地的八路軍,以防不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