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探索集》後記
我按照預定計畫將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的《隨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錄一篇(《我和文學》)編成一個集子,作為《隨想錄》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給第二集起名《探索》,並無深意,不過因為這一集內有五篇以“探索”為名的“隨想”。其實所有的“隨想”都是我的探索。
《隨想錄》的每一位讀者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當然我也可以堅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論刺痛了什麼人,別人也有權回擊,如果亂棒齊下能打得我帶著那些文章、言論“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會頑強地活下去,我的“隨想”也決不會“消亡”。這一點倒是可以斷言的。
最近有幾位香港大學學生在《開卷》雜誌上就我的《隨想錄》發表了幾篇不同的意見,或者說是嚴厲的批評吧:“忽略了文學技巧”、“文法上不通順”等等,等等。迎頭一瓢冷水,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它使我頭腦清醒。我冷靜地想了許久,我並不為我那三十篇“不通順的”《隨想》臉紅,正相反,我倒高興自己寫了它們。從我闖進“文壇”的時候起,我就反覆聲明自己不是文學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東京對日本讀者講話,我仍然重複這個老調。並非我喜歡炒冷飯,只是要人們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條路。我從來不曾想過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悅於人,更不會想到用花言巧語編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說過,是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愛我的祖國,愛我的人民,離開了它,離開了他們,我就無法生存,更無法寫作。我寫作是為了戰鬥,為了揭露,為了控訴,為了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貢獻,但決不是為了美化自己。我寫小說,第一位老師就是盧騷(梭)。從《懺悔錄》的作者那裡我學到誠實,不講假話。我寫《家》,也只是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訴,替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鳴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學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情打動讀者,鼓舞他們前進。我的寫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決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爾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開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來,高高地舉在頭上”。五十多年來我受到好幾次圍攻,“四人幫”燒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藝界。但他們一倒,讀者們又把我找了回來,那么寫什麼呢?難道冥思苦想、精雕細琢、為逝去的舊時代唱輓歌嗎?不,不可能!我不會離開過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要講心裡的話。
我要履行自己的諾言,繼續把《隨想錄》寫下去,作為我這一代作家留給後人的“遺囑”。我要寫自己幾十年創作的道路上的一點收穫,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給“
十年浩劫”作一個總結。我經歷了十年浩劫的全個過程,我有責任向後代講一點真實的感受。大學生責備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他們的天真值得人羨慕。我在“牛棚”的時候,造反派給我戴上“精神貴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貴族”自居,其實這幾位香港的大學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貴族”。中國大陸給“四人幫”蹂躪了十年,千千萬萬的人遭受迫害,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三代人的身上都留著“四人幫”暴行的烙印……難道住在香港和祖國人民就沒有血肉相連的關係?試問多談“四人幫”觸犯了什麼“技巧”?在今後的《隨想》里,我還要用更多的篇幅談“四人幫”。“四人幫”決不止是“四個人”,它複雜得多。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還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人又是怎樣變成“獸”的?我總會弄出點眉目來吧。儘管我走得慢,但始終在動;我挖別人的瘡,也挖自己的瘡。這是多么困難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會不會有成績?這對我也是一次考驗。過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不允許再發生那樣的浩劫。我一閉上眼睛,那些殘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現在面前。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倘使我們不下定決心,十年的悲劇又會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潔癖,不願意多看見“四人幫”的字樣,以為抱住所謂“文學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么任何地方都會出現“牛棚”,一張“勒令”就可以奪去人的一切權利。極左思潮今天還不能說就沒有市場,在某些國家人們至今還不明白我們怎樣度過那十年的浩劫。我對一位日本作家說,我們遭受了苦難,才讓你們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據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們也不曾對他們解釋明白。
兩年前外國朋友常常問我:“‘四人幫’不過四個人,為什麼有這樣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們。但在總結十年經驗的時候,我冷靜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難道別的許多人就沒有責任!不管怎樣,我要寫出我的總結。我準備花五年的工夫,寫完五本《隨想錄》。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
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
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
家》《
春》《秋》,中篇小說《
憩園》《
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
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