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菌物》後記

《<中國菌物>後記》是2007年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菌物》的後記,作者是林曉民、李振岐等 。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菌物》後記
  • 作者:林曉民、李振岐
  • ISBN:978-7-109-12272-7 
  • 頁數:362頁
  • 出版社:中國農業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7
菌物探索30年(代後記)
1978年上大學後,我開始系統地學習菌物方面的知識,工作後,我在高校講授菌物學和與菌物關係密切的植物病理學,並從事相關的研究工作,算起來,從1978年到今年剛好是第30個年頭,30年來,我基本上沒有間斷對菌物的學習,並且不斷有新收穫,還有許多東西沒有搞懂,常常是越學發現自己不懂的東西越多。當然,這種學習並不僅限於書本知識,更多的還是在自然界和實驗室中對菌物進行探索,所以,就以“菌物探索30年”為題寫一點東西,作為本書的後記。
大學本科階段,我所學的專業是植物保護,植物保護工作的主要任務是防治植物的病害和蟲害,相對應的學科分別是植物病理學和昆蟲學。當時我認為,昆蟲學的研究對象——昆蟲是肉眼可見的,比較巨觀、直觀,而植物病理學涉及的病菌和致病過程是微觀的,比較神秘,這種神秘激發了我的興趣,使我在大學的四年中把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化在了對植物病理學的學習上。菌物是最主要的植物病原物,所以植物病理學從一開始就與菌物學有密切的關係,當時我們用的《普通植物病理學》教材中的多數內容是關於植物病原菌物的知識,對植物病原菌物的學習與探索使我對菌物有了一些最初步的認識。讓我對菌物感興趣並引導我走上探索菌物道路的原因還與儀器設備條件有關。大學階段,學生在實驗室能自由使用的儀器設備主要是顯微鏡(光學顯微鏡),一段時間後,我發現利用顯微鏡最適宜進行簡單研究和探索的對象就是菌物。在實驗課上,老師先讓我們利用顯微鏡觀察一些事先制好的菌物玻片標本,後來也給我們提供一些培養的菌物和植物病害標本,讓我們自己製片觀察。那些玻片標本、培養的菌物和病害標本上都有名稱,因此,這些顯微觀察只起到印證菌物形態知識的作用,並沒有給我帶來探索菌物的樂趣。普通植物病理學課程有一周的教學實習,其中的一項主要內容是讓學生自己採集植物病害標本,並自己製片在顯微鏡下觀察、鑑定病害的種類。在這次教學實習中,我自己製片在顯微鏡下看到的第一種植物病原生物使我非常興奮,因為它的樣子異常奇特,此前的實驗課上和理論學習中都沒有了解到有這樣的生物,因老師不在現場,手頭也無資料查閱,所以並不知道那是什麼生物,讓旁邊的同學看了,他們也都認為很奇特,憑著學生的想像,有人說這是不是一種新的發現。後來經查閱資料,知道那是一種擬盤多毛孢菌的分生孢子,當然不是什麼新發現,但這次觀察更激發了我探索菌物的興趣。
在大學學習的四年中,我讀了當時學校圖書館所有的菌物學書籍。在許多菌物學書籍中,往往會提到不少的常見菌物,其實,這些“常見菌物”並不像“常見植物”、“常見動物”那樣為一般人所熟悉,因為它們多數都是需在顯微鏡下才能看清的微小生物,我對菌物的學習和認識就是從這些常見菌物開始的。到自然界去採集各種各樣的菌物,在實驗室對其進行分離培養、顯微觀察,這是我的一大興趣。樹葉上的病斑、枯枝上的黑點、發霉的饅頭、死亡的昆蟲等等,都是我分離、觀察菌物的常用材料。通過對許許多多常見菌物的觀察和培養,構築了我最基本的菌物學知識。
作為一名從事菌物教學的高校教師,為了教好課,我要求自己對講授的每一個菌物類群要絕對熟悉,這種絕對熟悉不僅僅是通過閱讀文獻獲得知識,還要包括對這些菌物進行實驗、鑑定、調查,獲得第一手資料,達到這一目標可真不容易,我為此付出了許多時間和精力,並且至今無怨無悔。
2006年暑假,我在位於豫鄂交界處的雞公山採集菌物,那是非常愉快的一段時光,此地的菌物資源非常豐富。在密林深處,採到了一個像排球一樣大的馬勃,同行者是兩位昆蟲學工作者,他們問我:“這可以吃嗎?”,我回答:“可以吃,但我也沒吃過”。看得出,他們對這種菌物是否有毒還心存疑慮。晚飯是在山上的一個小飯館吃的,我拿出那個馬勃,讓飯館炒了我們吃,飯館老闆講:“野蘑菇不能隨便吃,當心中毒”。我出示工作證說明我們就是研究這類生物的,飯館才按我們的要求做了。飯後,一個同行者說,他注意到,那盤炒熟的野蘑菇端上來時,是我第一個吃的。我說:“你們可不敢隨便吃野蘑菇,因誤食毒蘑菇造成死亡的事發生得不少”。
菌物是真核生物,其與細菌、放線菌等原核生物的主要區別就是細胞中具有細胞核,但上大學期間,在與菌物有關的實驗教學中,沒有涉及到菌物細胞核的內容,我也沒有思考過這一問題。從事菌物教學後,我很快想到了這個問題,並按文獻上介紹的方法對幾種菌物的細胞核進行染色觀察,但都沒有成功,又換了多種染色方法,也都不能看到細胞核。是我的實驗操作有問題嗎?我開始給這些文獻的作者寫信請教(當時電話還很不方便),結果,只有一個作者回了信,說他書上介紹的細胞核染色方法是從其他文獻上摘引來的,他自己並沒有做過試驗。後來,這一問題還是從我的研究生導師那兒得到了解決,導師長期從事小麥鏽菌研究,探索出了對鏽菌夏孢子芽管進行細胞核染色的方法,效果很好,我將該方法做了一些改進後套用於更加微小的食用菌擔孢子的細胞核染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拍攝了一些很清晰的照片,並發現金針菇的擔孢子有兩個細胞核,而教科書上介紹該菌的擔孢子有一個細胞核。當我把結果發表後,收到了好幾所大學和研究機構同行的來信,多數來信是詢問詳細的細胞核染色方法,也有人對我報導的“金針菇擔孢子有兩個細胞核”提出質疑,問我“如果金針菇擔孢子有兩個細胞核,那么如何解釋金針菇擔孢子萌發形成的是單核菌絲?”。其實,這一問題我早已考慮過,道理也很簡單,在其他菌物中也有這種現象。
在探索菌物的歷程中,有一個人對我的影響很大,他就是我攻讀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導師,中國工程院院士、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著名植物病理學家和菌物學家李振岐先生。兩度作先生的研究生,先生在指導研究生方面給我的印象可概括為六個字:“到位、具體、全面”,如今看到一些導師對研究生的“放羊式”指導,深感自己的求學歷程真幸運。先生對弟子學業上的要求和期望是很高的,但在學術思想和實際研究中又給學生極大的自由,告戒學生不要受他學術思想和研究領域的局限,鼓勵、支持學生們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二十多年來,我一直與先生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先生的學術水平和貢獻自不必我來多言,其對我的影響也不僅在學術上,更重要的還是對我人格塑造的影響。作為學者、師長、領導、同事和朋友,先生的身上都閃耀著楷模的光輝。這次與先生一起完成本書的撰寫與出版,使我感到非常高興。受先生的影響,多年來在學業上我不敢有絲毫的懈怠,但每每想到先生的期望,總有如芒刺背之感,自知離先生的要求還相差甚遠,只有在今後的工作中加倍努力了。
在探索菌物的歷程中,還有很多人給我提供了大量的幫助、方便、鼓勵和支持,把他們的名字一一列在這裡並不能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我只能默默地把他們記在心裡,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那些人、那些事會像放電影一樣在我的腦子裡流過。
上大學時我就從課堂和書本上知道了小麥條鏽病在我國的大區流行規律,但對小麥條鏽菌在西北高原自生麥苗上越夏的情況,一直沒有直接的感受,很難想像那是怎樣的一種情況。1984年到甘肅平涼出差,我向平涼農科所的欒敖武先生提出想看一下小麥條鏽菌在自生麥苗上越夏的情況。當時交通還很不方便,欒敖武先生用機車帶著我沿山路走了很長時間,最終使我看到了小麥條鏽病在自生麥苗上嚴重發生的情況。從此我對小麥條鏽菌的越夏和傳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20多年過去了,可能欒敖武先生早已不記得此事,但我不會忘記的。
1990年我參加了在雲南昆明召開的全國第四屆食用菌學術討論會,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並不是會上交流的內容,而是會務組安排的一次野外大型真菌採集、調查,在安寧縣的一個小山坡上,我第一次看到有那樣豐富的大型真菌資源,牛肝菌、珊瑚菌、鵝膏菌、紅菇、乳菇等豐富多樣的大型真菌子實體使人大開眼界。期間有人採到了一個很大的蘑菇,一個與會者舉著這個大蘑菇做出打傘的姿勢讓同伴照相,我當時剛好在附近,乘機舉起照相機拍下了這一場景。參加那次會議的人很多,當時我並不認識這位舉著蘑菇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哪個單位的。我曾在給學生講述菌物對人類精神文化的影響時展示這一照片,並在我與李振岐院士、侯軍先生共同撰寫的《中國大型真菌的多樣性》一書中發表了該照片。不久前的一天,一個陌生的電話號碼打入我的手機,打電話者說他是讀了《中國大型真菌的多樣性》一書後給我打電話的,他就是書中照片上舉著大蘑菇的那個人,對我的研究工作很感興趣,希望今後加強合作。此人是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國家教育部食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劉昕教授,目前正率領一個科研團隊從事菌物食品開發研究。我們兩人都對通過這種有趣的方式相識而感到高興。
學科之間的交叉是現代科學的特徵之一,菌物學與其他一些學科的關係也是非常密切的。在研究菌物的過程中,我也從幾位非菌物學工作者那兒得到了很大的收穫。四川農業大學的著名小麥育種學家顏濟教授和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著名植物分類學家郭本兆研究員都在自己的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的試驗區中收集有豐富的禾本科植物資源,這為我研究專性寄生真菌與植物的關係提供了難得的條件,1985年暑假近兩個月的時間,我都是在他們的試驗區度過的,好幾篇論文中都包含有在那兒的研究收穫。
科學研究本來就是繼承與發展的過程,中外菌物學家積累的豐富知識給了我寶貴的營養,中國老一輩菌物學家對祖國、對菌物事業的熱愛與貢獻,也是多年來激發我克服困難、堅持探索的動力之一。鄧叔群先生在《中國的真菌》一書中記述了2400多種菌物,在該書的前言中先生寫到: “所有種的描述和分布均以作者鑑定過的標本為根據”。我對這句話感觸很深,並在探索菌物的過程中追求這種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中國大型真菌的多樣性》中記述的真菌自己全都進行過鑑定,本書中涉及的菌物類群,自己也全都進行過鑑定,這兩部著作中的照片全部都是自己在探索菌物過程中拍攝的。
我很慶幸生活在這一時代,分子生物學等新學科、新技術的發展使我們能從不同的側面對菌物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對菌物種類的鑑定,傳統的方法主要是依據子實體和孢子的形態特徵,然而,有一些菌物在人工培養條件下不產生子實體和孢子,過去對這類菌株就無法進行種類鑑定,分子生物學理論和技術的發展使這一問題得到了解決。在從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外生菌根菌資源與分子標記研究”的過程中,我們對這些新技術的巨大作用感受很深。依據rDNA內轉錄間隔區的序列,我們對分離和從其他單位購買、引進的一些外生菌根菌菌株進行了物種鑑定,鑑定結果令我們大吃一驚,從其他大學、菌種保藏中心、研究所購買、引進的菌株竟然沒有一個與標註的名稱一致,也就是說,這些菌株沒有一個是真實的。我們自己分離獲得的菌株也多數不是目的菌株。隨著對外生菌根認識的加深,我們也對上述情況有了一定的理解。菌根是菌根菌與植物長期協同進化的結果,在這一協同進化過程中,菌根菌已形成了對共生植物的依賴,在缺乏與之共生的植物根系時,絕大多數的菌根菌就不能生活或很難生活,所以對外生菌根菌的分離就不能成功或很難成功,從外生菌根菌子實體上分離得到的菌株,常常是污染雜菌。上述分子鑑定結果也提示我們,在以後對這類菌物進行研究、套用時要格外謹慎,所用的菌株一定要經過分子鑑定。
在對菌物的探索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了菌物的物種眾多和分布之廣泛,也對這一巨大生物資源的利用和保護思考著,憂慮著。
1992年我在一篇短文中介紹了河南西部的野生食用菌資源,其中包括羊肚菌,那時當地知道羊肚菌經濟價值的人還不多,當地民眾因擔心該菌有毒而不敢採食。文章發表後,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從遙遠的遼寧錦州來找我,他說是看了我發表的文章後專程趕來的,想向我了解河南西部的羊肚菌資源情況,當時我很為自己的一篇小文章能有如此的影響而高興。我向來人介紹了豫西羊肚菌的種類,並讓他看了我們採集的大量羊肚菌標本,當他看到那些標本時顯得非常激動。然後他講了要在當地高價收購羊肚菌的打算,並提出想借我們的標本到附近集鎮上搞宣傳,當時我認為這是可增加當地民眾收入的一件好事情,不但借給他了標本,還發動學生利用星期天協助他到附近的集鎮上搞宣傳。後來,此人確實在當地設點收購羊肚菌,還安排一些當地人作為中間商替他收購。以後幾年,又有更多的外地商人來河南收購羊肚菌,當地民眾因此而增加了一些收入,有些中間商在羊肚菌盛發的一個月內就能有上萬元的收入。在當時,一萬元是很大的一筆錢。經過幾年的收購,許多民眾都已知道羊肚菌是可賣大價錢的一種東西,每年春季都有大批的農民去採集,過度的採集正使這一珍貴資源遭受著嚴重的威脅,在一些地方,羊肚菌已處於瀕危狀態。
2000年暑假,我在豫西深山區調查菌物資源,在一個大約300平方米的山坳里,發現俯首皆是大型菌物的子實體,種類有幾十種,在那兒發現了我見過的最大的蘑菇圈,採到了極為罕見的香筆菌。當時我曾想建議有關部門把這個地方作為生物多樣性的一個關鍵區域加以保護,但這個建議終究未提出,即使提出了也不一定能引起重視。四年後,當我再次到那兒調查時,發現那裡已變成一個旅遊景點的停車場,在附近山地轉了半天,也未採集到準備做進一步研究的香筆菌標本。如今,每當想起這個地方,我的思緒就久久不能平靜。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我國的食用菌栽培業迅猛發展,這在改善人們的膳食結構、幫助農民脫貧致富等方面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作為一個菌物學科教工作者,對此我感到很欣慰,但由此引發的一些情況也讓我很憂慮。在某地深山區調查時我發現,當地許多村民家都建起了樓房,家用電器也很先進,在這樣偏僻的地方,如此的生活水平是我沒有想到的。問起他們的收入來源,知道主要是靠栽培香菇和黑木耳。他們也告訴我,這幾年收入已開始減少,原因是附近山上可供栽培香菇和黑木耳的櫟樹少了。看看附近山上確實只有一些稀稀拉拉的小樹,據當地山民講,幾年前這山上還長著許多大樹,這幾年農民大量砍伐櫟樹,以段木栽培的方法種植香菇和黑木耳,附近山上的大樹已經砍光,遠處山上的大樹也在迅速減少。所謂香菇和黑木耳的段木栽培,就是把樹幹鋸成一定長度的木段,再在其上鑽一些孔,把香菇或黑木耳菌種接種在這些孔里,使香菇或木耳在木段上生長。面對砍樹毀林的狀況,當地政府也採取了措施加以制止,但效果不甚理想。推廣代料栽培食用菌的方法時介紹說,這種食用菌栽培方式可以利用木材加工過程中產生的廢料——木屑為基質來栽培食用菌,既能使食用菌栽培健康發展,又有利於保護山林。但這種技術推廣後,並沒有按照原來的構想發展。一些農民把山上的大小樹都砍下來,粉碎成木屑後用於栽培食用菌。本來段木栽培方法僅威脅到山上的大樹,而代料栽培方法對大樹、小樹都構成了威脅,民眾稱之為“一掃光”。當地農民對我說,不種香菇和黑木耳我們靠什麼脫貧致富,我們不願生活在貧困之中。當被問樹都砍光了以後怎么辦時,有人回答說,現在想不了那么多。面對這些農民,我不能簡單地埋怨他們“思想落後,目光短淺”,這裡面包含著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我也無法解釋。
在探索菌物的歷程中,我拍攝了萬餘幅反映菌物形態和生物學習性的照片,這些照片使我產生了撰寫本書的最初想法。本書中精選了兩千餘幅照片,這些照片可以更直觀地反映出中國菌物多樣性的一些信息。拍攝這些照片也是探索菌物的組成部分,許多照片的背後都連著探索菌物的有趣故事。
經歷了許多困難之後,本書終於出版了。看到樣書,我們感到很欣慰。同時,也真誠地希望讀者對本書提出批評與建議,若有再版機會,我們將吸收讀者的意見做進一步的修改,使本書更加完美是我們的願望。
林曉民
2007年5月於河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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