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起至1934年間發生的所謂“唯物辯證法論戰”是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又一場重要的哲學論爭。這場論戰首先是由張東蓀之流挑起的。1931年9月，張東蓀在《大公報·現代思潮》上發表了《我亦談談辯證的唯物論》一文，接著又寫了《辯證法的各種問題》、《動的邏輯是可能的嗎？》等批判唯物辯證法的文章。1934年，張東蓀還收集了南庶熙等十多人批判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文章，加上他自己撰寫的《唯物辯證法之總檢討》，彙編成《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唯物辯證法”的論戰
- 適用領域：哲學
張東蓀等人的主要觀點，大致可歸納為三點：第一，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並沒有什麼新的意義”，只不過“是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順倒了一下”。“馬克思辯證法所以錯誤到不可救藥，其原因一半在於黑格爾本身。即黑格爾本身就有錯誤和糊塗處：馬克思不過再加一些新的錯誤罷了。”第二，認為辯證現象並不是天下萬物所共有的，所謂奧伏赫變（Aufheben）的變，只是“邏輯的變，而不是空間上的變、時間上的變與事物的變”。這種變實際上並不變。他們攻擊辯證法是“過時的古董”。第三，認為哲學是不能有黨派性的。“哲學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靠著思想自由。無思想自由即無哲學。使‘哲學‘與‘黨派‘二字聯綴成一句，即等於取消哲學而只留黨派。這種在黨派之下的哲學雖名為哲學，而其實並不是哲學。”①
與此同時，葉青偽裝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批判”張東蓀。實際上他打著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旗號極力歪曲和篡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販賣托派理論和蘇聯20世紀20年代的唯心主義機械論觀點。他提出所謂“新物質論是觀念論和物質論的統一”。他說“新物質論是觀念論與物質論奧伏赫變的結果”，所謂“黑格爾一費爾巴赫一馬克思”的意義便是“觀念論—物質論一觀念論一物質論”。他說這個“觀念論一物質論”就是新物質論。這是葉青提出的第一個觀點。其次，他提出所謂“哲學消滅論”，他認為黑格爾以後只有科學沒有哲學，黑格爾是哲學的最高峰，以後哲學就沒有了，只有科學存在。他認為“宗教一哲學一科學”是三種“歷史的知識體裁”。第三，他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還原為黑格爾的“三段論”。他說：“辯證法是一種發展論或者發展律，以公式表示，即正一反一合。因為合是正和反的綜合，如果用數學的公式來表示，則為正+反=合。”②葉青的謬論在思想界造成了極大的混亂。
當時，以艾思奇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立即投入鬥爭。他們一方面要批判張東蓀之流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公開攻擊，另一方面要揭露和批判葉青的偽馬克思主義的謬論。
通過這次論戰，不僅批判了張東蓀的謬論，而且澄清了被葉青攪亂了的思想，使某些理論界線清楚了些。
首先，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黑格爾哲學的關係。張東蓀和葉青在攻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的共同的手法，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黑格爾哲學混為一談，認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只不過是現成地從黑格爾那裡搬過來的。艾思奇在《論黑格爾哲學的順倒》一文里批判了這種謬論，闡明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對黑格爾哲學加以唯物主義的批判和改造的結果，二者具有根本的區別。文章寫道：“一個胚胎雖然包含著新生命發展的一切主要的可能性，但它本身並不就是新生命，它仍然是舊卵里的一個構成部分……由黑格爾到新唯物論，是不但要破殼，連內容也得經過一番成熟的改造才行。單單棄了殼，沒有內容的改造，那卵還是卵，決不會有新生命。”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不僅徹底批判和粉碎了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外殼，而且對辯證法的內容也作了根本的“批判和改作”。他指出：當我們說把黑格爾哲學顛倒過來的時候，就是指對黑格爾哲學加以唯物主義的批判和改造，決不是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原封不動地搬過來，而是既要拋棄他的唯心主義，又要“改正那被壓歪在黑格爾哲學裡的辯證法”，①把辯證法建立在唯物論的基礎上，這樣才能成為科學的哲學形態。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所以二者具有根本的質的區別，決不能混為一談。
其次，關於辯證法。張東蓀和葉青採取不同的方式極力攻擊辯證法。張東蘇把辯證法歪曲成詭辯論，以詭辯論來偷換辯證法。張東蓀說：“辯證法認為是就是否，否就是是，如我們問你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你說不是，須知不是就是是，所以我就認定你是馬克思主義者。”2這是典型的詭辯論。艾思奇指出，“這種詭辯論，和辯證法的距離是比天和地還差得多！”艾思奇還指出葉青“迷離於黑格爾哲學的純邏輯的探討，固執著黑格爾的觀念的公式”，把現實事物的運動、變化的活生生的過程，一律都看作“正反合的純邏輯的運動”。這就把“新唯物論拖回到黑格爾的墳墓里去”了。①
第三，關於哲學的黨性和哲學的性質問題。張東蓀公開反對哲學的黨性。並認為哲學就是玄學而不是科學，哲學問題是永恆的，永遠得不到解決的。而葉青則提出所謂“黑格爾一費爾巴赫一馬克思”的意義，便是“觀念論—物質論—觀念論—物質論”，“新物質論是觀念論和物質論的統一”。這就完全否認了哲學上的唯物論和唯心論兩大陣營的根本對立，根本上否認了哲學的黨性。艾思奇等從正面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一切哲學都按照對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的不同回答而劃分為兩大陣營的基本觀點，論述了哲學的黨性原則。同時還批判了張東蓀把哲學看作是“千古不決”的玄學和葉青的“哲學消滅論”的謬論。艾思奇說：“要像從前那樣，想保持一種超乎科學之上的哲學或玄學，是不正當的。但同時要把哲學這一門學問，完全消滅掉，使它沒有一個自己特有的領域和對象，也是機械論的錯誤。”辯證唯物主義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運動變化的總法則。當然，“這總法則的研究，不是憑空而來的，它必須以各門科學的研究為基礎，同時，它也可以反過來指導各科學部門的研究”。②
為了徹底揭露葉青假馬克思主義的面目，艾思奇等還專門翻譯了《新哲學大綱》一書，並聯繫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實際，寫了《大眾哲學》一書，系統地通俗地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李達寫了《社會學大綱》，向中國人民提供了一部比較完備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系統地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正是在這場鬥爭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化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大大推動了哲學革命的深入發展。
20世紀30年代哲學戰線上的三次論戰，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的過程中發生的重大的思想鬥爭。通過論戰，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主義在中國得到了進一步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