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東保全隊”起義

“冀東保全隊”是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動華北事變後，由冀東偽政權建立的一支特別武裝力量。盧溝橋事變後，“冀東保全隊”在北平東郊通州發動反抗日本侵略的起義，即日方所謂的“通州事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冀東保全隊”起義
• 發生時間：1937年7月
• 別名：通州事件

“冀東保全隊”淵源

1933年5月，日本借中國軍隊長城抗戰失利之機，迫使南京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定》。由此，包括通州在內的冀東成為“非武裝區”，中國軍隊不得駐紮，華北門戶洞開。

當時，日本關東軍派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到華北，推動“華北自治”。土肥原一方面策動香河、張北、河北等事件，製造“民眾要求自治”的社會輿論；另一方面加緊籠絡殷汝耕等華北地方實力派人物，培植親日政權。1935年11月24日，冀東灤（縣）榆（關）、薊（縣）密（雲）兩行政區督察專員殷汝耕發表冀東22縣“自治”宣言，聲稱“脫離中央，宣布自治，舉聯省之先聲，以謀東洋之和平”。11月25日，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12月25日改組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偽政府機關設於通州城。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是繼偽滿洲國後日本扶植的又一個傀儡政權。日本侵略者在冀東偽政權各廳、處、所、保全隊及各縣都安插日本顧問和特務，每個機關少則三五人，多則七八十人，實際操控軍事、行政、財政等大權。

“冀東保全隊”前身是河北省特種警察部隊。冀東在《塘沽協定》後被劃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駐軍，只能由警察維持治安。為此，1933年夏，蔣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學忠以省政府名義建立特種警察部隊，開赴冀東，警衛地方。特種警察部隊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一是于學忠抽調原東北軍51軍張慶余、張硯田兩位團長和部分官兵，組成第一、第二總隊，張慶余、張硯田分別任總隊長；二是河北省政府收編漢奸李際春由偽滿帶到冀東的劉佐周、趙雷兩部偽軍，分編為第三、第四總隊；三是收編冀東土匪胡協五（綽號老耗子）為第五總隊。第一、第二總隊各轄2個區隊，每一區隊轄3個大隊。其他三個總隊均無區隊，總隊長直轄大隊，第三、第四總隊各有6個大隊，第五總隊只有2個大隊。1935年7月，商震接替于學忠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將河北省特種警察部隊改稱河北保全隊。12月“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後，又將保全隊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軍”。1936年8月，“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將冀東偽軍改編為4個保全總隊，另編1個教導總隊。各總隊人數相等,下置區隊大隊、中隊及迫擊炮、騎警、通訊3個特種兵中隊。此外，設立訓練所,對各總隊長官統一訓練，對各總隊統一教育、統一裝備,從中將（總隊長）到馬夫分38個等級。

七七事變前，“冀東保全隊”幾經調整編制基本固定，總數約1.2~1.5萬人。第一總隊，總隊長張慶余,3000餘人,分駐寶坻、香河、通州附近及昌平、懷柔、順義一帶。第二總隊，總隊長張硯田,3000餘人,分駐三河、玉田、薊縣、遵化一帶。第三總隊，總隊長李允升(劉佐周被刺身亡),2500人,分駐昌黎、灤縣、臨榆、撫寧、盧龍、遷安、樂亭一帶。第四總隊，總隊長韓則信(趙雷被撤職),約3000人,分駐塘沽、北塘、寧河、開平、唐山、古治一帶。教導總隊,總隊長暫由殷汝耕兼任（後由沈維乾擔任），約2000至3000人，駐開平鎮馬家溝一帶。

起義原因

日軍侵占冀東和殷汝耕叛國，遭到全中國人民反對，身處殖民統治之下的冀東人民更是義憤填膺，反抗不斷。“冀東保全隊”中具有民族正義感的官兵與侵華日軍、偽政權的矛盾日益升級，最終發動反抗日本侵略的起義。

保全隊與日軍矛盾日益激化

冀東偽政權成立初期，日軍一方面企圖用金錢物品收買軍心，另一方面又不信任保全隊，還派日本顧問予以監視。雙方矛盾日益激化，保全隊譁變事件時有發生。據《昌黎縣史》載，“1936年9月6日，駐昌黎北郊的李海天部100餘名官兵反正；11月20日，駐昌黎的韓則信部400餘人譁變；繼之，李海天部又有200多人起義，占領郵電局，控制昌黎縣城。”尤其是駐通州的保全隊第一、第二總隊大部分來自原東北軍，背負國讎家恨，與日軍矛盾由來已久。1936年8月27日,張硯田部第四分隊百餘人譁變。同時，日本特務、“浪人”等在通州城內肆意橫行。有的保全隊士兵為維護民族尊嚴，經常與日本人發生衝突。

1937年6月上旬某日，通州城內一輛日軍汽車司機酒後開車，橫衝直撞，在日軍守備隊門前軋死保全第一總隊一名巡邏兵。巡邏隊憤怒之下打了日本司機，日本守備隊門衛班見狀衝出十幾個日軍，不分青紅皂白將巡邏隊繳槍，抓進守備隊毒打。張慶余聞訊非常氣憤，集合隊伍，分乘10多輛汽車前往守備隊討要說法，要求放人。日本守備隊勉強放人,但把軋死保全隊士兵一事歪曲為“巡邏隊無故攔截日軍汽車造成”,對保全隊大加訓斥，激起張慶余和保全隊官兵對日軍的不滿和仇視。這一事件進一步加劇了保全隊與日軍的矛盾。

保全隊與以殷汝耕為首的冀東偽政權貌合神離

“冀東保全隊”雖隸屬“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但成分非常複雜，不甘附逆於殷汝耕為首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冀東偽政權成立之初，張慶余曾密派親信副官長孟潤生赴保定向商震請示應對之策，商震囑其目前不宜與殷汝耕決裂，暫時虛與委蛇。

殷汝耕對張慶余、張硯田等人亦早有戒心。第一、第二總隊訓練有素，武器精良，戰鬥力強，抗日情緒濃厚。張慶余、張硯田曾與教導總隊長沈維乾（原屬張慶餘部下）密謀設立一個與殷汝耕並駕齊驅的軍務長官，以便掌握更多軍權。後來此計被殷汝耕知曉，但因張慶余等掌握軍權，殷未敢採取非常措施，反托人從中疏解，並多次宴請張慶余，企圖拉他上鉤。張慶余、張硯田表面上服從，但內心蔑視殷汝耕，私下四處活動，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盧溝橋事變為起義創造時機

早在1936年初，通過原馮玉祥國民軍宿將、河北省哥老會首領之一張樹聲斡旋，張慶余、張硯田曾赴天津與“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秘密接觸。宋哲元對二人愛國和抗日態度表示歡迎，希望他們堅定立場，強化軍隊訓練，做好準備工作，並贈予每人一萬元經費。

盧溝橋事變爆發，張慶余派心腹劉春台密往北平面見時任國民革命軍29軍37師師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馮治安請示機宜。馮治安請他於中日開戰時一面出其不意在通州起義，一面分兵側擊豐臺，起到夾擊效果。劉春台與29軍參謀長張樾亭取得聯繫，張樾亭將張慶余、張硯田所部編入29軍戰鬥序列，隨時準備策應29軍抗日而發動起義。

與此同時，為預防29軍進攻通州，日軍特務機關長細木繁召集張慶余和張硯田召開軍事會議，商討防守事宜。張慶余建議將散駐各處的保全隊集中通州待命，增強力量，可攻可守。細木繁採納他的建議，同時將分散在各地的日僑集中通州便於保護。張慶余和張硯田則分別調回散駐各處的部隊，暗中部署起義。

日軍轟炸保全隊成為起義導火索

當時通州武裝部隊有：日本警備隊、特務機關憲兵隊，分駐西倉、東倉和西塔胡同；保全隊第一總隊、教導總隊，分駐老四營等地；城外有中國軍隊29軍獨立第39旅第2團第1營，分駐新城南門外的三義廟、寶通寺、王恕園和城東南發電廠。29軍駐地與日、偽軍駐地只相隔一堵城牆、一座水橋，雙方相互戒備，摩擦不斷。

1937年7月27日凌晨，駐通州日軍突然向29軍發動攻擊，29軍官兵奮力反擊。由於29軍提前布防，加之部署在通州舊城南門的保全隊並未截擊29軍，只是對空鳴槍放炮虛張聲勢，29軍得以安全撤離。日軍對保全隊甚為不滿。

當日9時，日軍12架飛機轟炸舊城南門外保全隊教導總隊營地，保全隊10餘人傷亡，房屋被炸毀。事後，日本外交官認定“此事責任都在日本陸軍身上”。日軍特務機關長細木繁和保全隊日本顧問渡邊稱這次轟炸是“誤會”，以道歉了事。日軍轟炸事件，激起保全隊奮起自救自衛，成為保全隊起義的導火索。

事件經過

1937年7月27日，通州日軍警備隊主力萱島部隊與小山炮兵部隊奉命向北平南苑進發，通州城內兵力相對空虛。7月28日，日軍大舉進犯南苑，並派飛機轟炸北平。張慶余認為戰機已近，不容坐失，遂與張硯田、沈維乾密議當夜起義。起義隊伍包括第一、第二總隊的部分和教導總隊，約4000餘人。

第一階段：起義軍進攻西倉日本兵營，攻占冀東偽政府和日本駐通州特務機關

張慶余對起義部署如下：第一總隊兵分三路，分別攻打西倉日本警備隊、日偽機關和日本浪人開設的煙館、賭場、妓院等。第二總隊把守城關各路口、郵電局、各機關；教導總隊負責解決車站日本警備班和警戒增援之敵。29日拂曉以進攻日本兵營的槍聲為起義信號。

第一總隊第二路起義部隊主攻西倉兵營。此時，西倉兵營有日軍通州警備隊、山田機動車部隊、憲兵分遣隊、兵站司令部以及軍兵器部、野戰倉庫等兵力和非戰鬥人員120人，以及“冀東保全隊”起義時聚集的一批憲兵、特警和日僑、朝鮮人約380人，共約500人。7月29日凌晨3時許，進攻西倉兵營的槍聲響起。起義軍雖只裝備野炮四門、迫擊炮數門、重機槍數挺，但人數占絕對優勢，分別從東、南、西北三個方向同時發起進攻。日軍裝備精良，工事堅固，死守抵抗，戰鬥遲遲未能結束。起義部隊增加火力支援，雙方激戰達6小時以上，仍未攻下，保全隊戰死200多人。張慶余恐再拖下去日軍援兵開到，屆時形成內外夾擊，對起義軍形勢不利，於上午11時左右下令炮擊，起義軍逐漸占據優勢。炮彈擊中日方載有補給軍火的機動車隊，17輛汽車全部被燒，車上軍火自爆，子彈炮彈四散橫飛。隨後，日軍兵營附近的汽車燃料庫也被擊中，一時間大火熊熊燃燒，黑煙沖天，日軍陣腳大亂。保全隊步兵在炮火掩護下乘勢攻擊，日軍除一部分逃亡外，頑抗者均被殲滅。

起義信號響起後，另一路起義軍立即封鎖通州城門，斷絕城內交通，占領電信局及無線電台，包圍冀東偽政府長官公署及其他重要機關。第一路起義軍迅速占領了偽政府，漢奸殷汝耕隨即被捕，被帶到北關呂祖祠。起義軍要求他反正抗日，殷汝耕遲疑不決，被監禁在祠內。

第三路保全隊前往進攻西倉日本特務機關。細木繁公館距偽署僅一巷之隔，細木繁聽聞槍聲四起，料定情況有變，便率數十名特務對抗。起義部隊迅即攻占特務機關，細木繁被亂槍擊斃，日本特務機關人員全部被殲。

第二階段：日軍派兵增援，起義軍被迫撤離通州

7月29日下午4時，日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命令臨時航空兵團轟炸起義部隊，十餘架次轟炸機趕來對通州進行編隊轟炸。同時，日本豐臺中國駐屯步兵旅團長奉命以中國駐屯步兵第二聯隊主力前去救援（30日晨到達）。

司令部還向通州日軍下達夜間防禦命令，要求各部隊做好準備。下午5時30分，各分隊長集合。鑒於當時起義部隊仍在兵營東、南、北圍牆處，主力集結於總隊本部和冀東偽政府附近，辻村部隊命令：必須徹夜嚴守各兵營、倉庫；通州警備隊擔任直接守衛兵營任務，負責派哨兵監視，打探敵情；山田部隊負責指揮憲兵兵器部、病馬收容班，嚴守存放糧草和兵器的各個倉庫；通州警備隊和山田部隊以南側圍牆為界，分別負責北、南兩側防禦；夜間禁用一切燈火；谷本主計大尉於通訊所負責聯絡其他各部，並指示調度各部隊所需物資；夜間行動暗號為“梅櫻”等。

面對日軍飛機輪番轟炸，保全隊沒有防空裝備,僅以機槍回擊，實難堅持,不少人脫下軍服,棄械逃跑，形勢轉為不利。張慶余決定乘日軍援軍到達前放棄通州,將保全隊撤往北平投奔29軍。

7月29日深夜,保全隊分兩路退往北平,到北平城下才得知29軍已撤離，遂退至長辛店、保定一帶。是時,保全隊在北苑和西直門附近與日軍關東軍鈴木旅團一部遭遇。日軍集中火力向起義軍攻擊。保全隊官兵浴血奮戰,腹背受敵,教導總隊長沈維乾、區隊長張含明帶隊突圍，相繼犧牲。其間，押解殷汝耕的汽車行駛到安定門與德勝門之間，押車士兵被日軍衝散，殷汝耕趁亂脫逃。危急之下，張慶餘下令分頭突圍，將全軍分為若干小隊，每隊五六十人不等，經門頭溝奔保定集合，與29軍會合。到達保定時，只剩4000餘人。

第三階段：通州城內遭日軍報復“掃蕩”，冀東偽政權被迫道歉、賠償、為侵略者樹碑建塔

30日上午9時許，日軍酒井部隊千餘人開進通州城，見男人就關進西倉兵營；逐戶搜查可疑之人，甚至一時起了屠城之意。下午4時許，萱島部隊抵達通州，立即封鎖各城門，並向各城門以及冀東偽政府派遣監視部隊，“掃蕩市內，使之逐漸恢復治安”。辻村部隊撤去周圍警戒，將兵力集中至兵營和倉庫，日軍按戶口逐戶搜查，認為可疑的人就抓捕，後來這些人絕大部分被殺害。據偽縣長王季章說“在短暫的幾天時間裡，被處死者約有七八百人之多”。日軍的報復舉動，令通州城陷入極大恐怖。外逃的人不敢回家，在家的多乘黑夜越城逃走，或逃到美國教會避難，恐怖氣氛持續兩三個月。日軍把血腥鎮壓竟說成是“使東亞安定”“親人善鄰”，把中國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反抗侵略者的正義行為污衊為“共匪騷擾”“叛逆”。

日本使館方面獲悉保全隊起義情況，擔心成為第二次廟街事件引發國內政治變動，不經向政府請示，就以參事官森島守人全面負責，與代替殷汝耕執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池宗墨進行會談。1937年12月24日，池宗墨向日本使館遞交檔案正式道歉，並允諾給予日方撫恤慰問金共120萬元，當即交付40萬元（其餘80萬元後由與之合併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交付）。日本參事官森島遞交答覆檔案，宣告事件“圓滿解決”。

不僅如此，日方要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無償讓出日人蒙難地區並負責修建“慰靈塔”，強征中國勞工在通州新城南門裡水月院胡同漕運總督衙門舊基和西倉廣場東北角各建起一座“慰靈塔”，“祭奠”在這次起義中的日本死亡者，並通過日本領事館強行移植天壇古樹，種植於“慰靈塔”周邊。此外，強行拆除文廟漢白玉護欄為日軍立碑，數百年的文物慘遭破壞。

歷史評價

“冀東保全隊”起義繼盧溝橋事變、南苑戰鬥之後，於日軍圍困平津之際發動，在北平地區抗戰史中留下不容忽視的一筆，具有重要的歷史作用和現實意義。

一是震懾日偽，提振平津地區抗日士氣。“冀東保全隊”起義，激戰訓練有素、工事堅固、裝備精良的日軍，擊斃日軍260餘人（一說230人），攻占特務機關並擊斃冀東特務機關長細木繁、特務機關助理長官甲斐，占領冀東偽政府並擊斃偽政府日本顧問奧田重信、保全隊第一總隊顧問渡邊、教育廳顧問竹藤、憲兵隊長何田及“冀東銀行”顧問等日偽頭目，給通州日軍及其傀儡政權以沉重打擊。引致駐順義、天津、大沽、塘沽、軍糧城等地保全隊也紛紛起義倒戈，抗擊日本侵略軍。

二是警示奸逆，迫使冀東偽政權另擇“首府”。“冀東保全隊”起義生擒漢奸殷汝耕，搗毀日偽政權各機關，瓦解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州的統治。殷汝耕從被俘到脫逃，7月30日下午經日方救援躲進六國飯店，準備發表聲明辭去冀東偽政府長官職務。日本關東軍中一部分人對殷汝耕產生懷疑，天津日本軍部電令北平日本憲兵隊拘留殷汝耕，進行審查，直至1937年底才將其釋放。此後，殷汝耕逐漸失去日方信任，隱居北平。“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州難以存留，殘餘人員1937年8月上旬遷至唐山，原偽政府秘書長池宗墨在日本軍方支持下，重新組建偽政權。

三是教育世人，揭露日軍的強盜行徑和侵略本質。“冀東保全隊”起義是在日軍全面侵華背景下反抗日本侵略和日偽統治的正義之舉。日方自己都承認“事件是由日本軍隊蠻橫無理的行徑引起的”，卻罔顧侵略中國領土、奴役中國人民的事實，裝扮成事件“受害者”，要求中方道歉、賠償、樹碑建塔。

面對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漢奸賣國賊的蹂躪、壓迫，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爆發全民族抗戰，經過八年浴血奮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其接受歷史的審判與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