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求索體用的交感與驗證》是一篇有關哲學理論的文章。
基本介紹
- 創作年代：2016年10月
- 作者：公玉依白
- 籍貫：甘肅會寧人
《周易》若參天大樹，陰陽相合而生，形而上者紮根大地，形而下者枝繁葉茂。《易·繫辭上傳》：“……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為本、為根。器者，為用、為現象。道與器的關係就像棵樹，樹根被毀，枝葉會很快枯萎，枝葉開始枯萎，根必有傷。《葬書》云：“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此萬物交感之故也。此觀念的論證，離不開形而下對形而上驗證。
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關係判定，可以看做是區分中西哲學或文化的一道風水嶺。2016年6月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載了北大哲學系教授樓宇烈先生的文章，文章標題為《北大教授：中西哲學類型不同——中國當然有傳統哲學》。此文第一個論點為“行而上與形而下，是貫通的還是分離的，這是中西哲學乃至中西文化的一個關鍵性差別”。樓宇烈先生如是說：西方文化的傳統，不論是哲學，還是近代興起的實證科學，都是面對千差萬別變動的現象世界，最求背後的本質或本原，追求現實之外的永恆、普遍、統一的真理。只是一種二元分離乃至對立的取向，本質與現象、本原與現實因為對立而無法統一……中國文化的傳統從不把現象與本質、形而上與形而下割裂開”。如果說形而上與形而下不可分割那么為什麼有“道”與“器”的名稱之別？這就要探究到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源頭——《周易·繫辭傳》。《周易·繫辭上》：“……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故”一詞很明顯是因果關係的標誌詞，是故出必然有以上原因，《周易註疏》補釋之：“夫易者，陰陽變化之謂。陰陽變化，立爻以效之，皆從乾坤來。故乾生三男，坤生三女，而為八卦，變而相重而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之根源，從乾坤來”。此論旨在說明乾坤二卦陰陽爻相須，交感相重形成六十四卦，問題在於六十四卦中單看爻變，乾卦為純陽卦，坤卦為純陰卦。這樣一來豈不是陰陽兩勢力通過交感就二元分離了。郭璞、《爾雅·釋天》說：“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月本位坤卦（純陰卦），但據“卦氣說”有補充：四月為乾，乾卦六爻皆陽。六爻由下而上，每月一爻變為陰爻，故至十月，六爻皆陰，即坤卦。朱熹《近思錄》里有一段關於宋理學家二程（程頤、程顥）論易的文字可以進一步說明陰陽二氣時刻都在交感。《近思錄》：“《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按照宋程頤《程氏易傳·剝》：“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息言，則楊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此等言論證明樓宇烈先生所說：“中國文化的傳統從不把現象與本質、形而上與形而下割裂開”。陽氣將要消耗殆盡？復卦一陽爻生於下，看似行至水窮處，實則抬頭雲又起。
根深方著凌雲姿，唐魏徵《諫太宗十四疏》亦有：“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著，必浚其泉源”之說。“必”者，必定。必然。這也有力說明了形而上與形而下是在變化發展的過程中相互交感的。
在形而上與形而下本末不可分割的基礎上，我們借用“形而下”，不斷地印證、發掘暗物質，著被任繼愈先生稱之為“觀物取向的觀念”。任繼愈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簡編》里寫到：“《易經》從人們生活經常接觸的自然界中八種東西作為說明世界上其他更多東西的根源。它們是天（乾☰）、地（坤☷）……這是一種十分樸素的萬物生成的唯物主義觀念。”這八種東西就是八卦，是典型的“觀物取象”的例子，《易繫辭》解釋為：“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觀物取象”目的在於證明“道”就藏在“器”里。樓宇烈先生說：道在哪裡？不是獨立於萬物之外有個“道”。道就在萬物之中，離開了萬物就沒有“道”。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是按：“乾為道，天成位於上，垂象為道，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坤為形、為器，地成位於下，五行之用為器，故形而下者謂之器。”五行之用為器，五行相生、相剋。水是五行之一，可水是無形的，樓宇烈先生也認為：“水是無形的，但又可以隨物賦形。”如此看來，中國哲學通過《周易》“觀物取象”之法開始探索事物發展的內在原因。
通讀《周易》，所謂的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總之物在天呈象，在地成形。此處的“形”如風水學講的巒頭，可以看得到的事物。風水類書籍還記載了天有五星，地有五行等內容，這都是古人巧妙地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成功案例。在那個荒煙蔓草的時代，給愛因斯坦一把石斧，也鑿不出“相對論”，只有以“形”論證“象”的陰陽互為其根、相須相激的思維模式解決問題。這裡所說的形和象用明代易學家來之德《周易集注》原文來解釋：“陰陽之象皆，形而上者，超乎形器之上，無聲無味，則理也，故謂之道，形而下者，則囿於形器之下，有色有象……”，故《易繫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嘖”，從《易繫辭》的初探到漢易的興盛，術士將《周易》理論研究引向了社會實踐。司馬遷《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乎？”，《風水的起源流派》記載：“漢武帝時，堪輿家是方術的一直流派，經常參與國家大事諮詢，一度受到國家政權重視”。中國文化向來重視實踐，黃梨洲的“經世致用”說，王而農的“天下唯器”論都是很好的例證。中國文化的實踐性應當歸功於周易“觀物取象”之法影響。
《周易》研究無非就是理論與實踐兩派。理論研究者可以看作苦參是形而上者踐行者，周易實踐者（命理、風水）可以看作是“觀物取象”的驗證者。就像理與氣，朱熹云：“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所以說我們既不能只講本體而忽視用，也不能天下唯器，而忽視理論。既要固其根本，也要枝繁葉茂。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欲流之長遠，必浚其泉源。西方哲學只能繁枝蕤葉，而浚其泉源才能疏通復興中國文化的渠道。總之就是“上下”求索體用的交感與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