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八路軍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
- 時間：1937年9月
- 創立：北嶽根據地
- 正式建立：1938年1月
概述,影響與作用,詳細說明,走訪中共敵後根據地的第一位美國軍官,百團大戰,戰爭詳情,戰爭記年,結局：日本投降,日軍記述的戰況,日軍戰史記載：中國人民不可征服！,《華北治安戰》內容詳述與評價,疑問與解析,日軍真正的失敗原因,結論,國民黨軍主動去撲滅共軍,原因（日軍的陰謀）,日軍謀略的轉變,國民黨的行為結果,
概述
1937年9月我八路軍一一五師以五台山為中心開展游擊戰爭，創立了北嶽根據地；1938年1月正式建立了晉察冀邊區抗日民主政權。與此同時先後開闢了冀中、平西和冀東根據地。在抗戰八年中，根據地軍民和日偽軍作戰三萬二千餘次，斃傷日偽軍三十五萬餘人，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抗日戰爭勝利後，根據地軍民擊退了蔣介石的多次進攻，不斷擴大和發展了解放區。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1948年5月與晉冀魯豫合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8月改稱華北人民政府。晉察冀管轄我省的是北同蒲路以東、石太路以北各縣。
1944年晉察冀根據地區劃圖
1944年晉察冀根據地區劃圖影響與作用
晉察冀根據地的創立，鞏固和發展，對堅持華北敵後抗戰和全國持久抗戰起了“堅強堡壘”的作用，對全國戰略反攻和進軍東北起了“前進陣地”的作用。根據地軍民在對敵鬥爭和根據地的各項建設中，創造了極為豐富和寶貴的經驗，被中共中央譽為“敵後模範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範區”。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為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詳細說明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後，華北地區的正面戰場作戰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上升到主要地位。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八路軍總部迅速作出了分兵發動民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後游擊戰爭，創建敵後 抗日根據地的部署，令第115師以一部在聶榮臻率領下，創建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師部率主力南下創建以呂梁山為依託的晉西南抗日根據地；令第129師由正太路南下開闢以太行、太岳山脈為依託的晉冀豫邊區抗日根據地；令第120師繼續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
晉察冀邊區是以山西五台山區為中心，包括平漢鐵路以西、平綏鐵路以南、同蒲鐵路以東、正太鐵路以北的廣大地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1937年9月下旬，遵照毛澤東關於五台山脈地區應使之成為重要的游擊戰爭區域之一，現在就宜於加緊準備的指示，羅榮桓即率第115師工作團開赴冀西阜平、曲陽地區，著手進行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工作。10月下旬，第115師主力奉命南下後，留獨立團、騎兵營、師教導隊、總部特務團和一部分隨營學校學員，約3000人，在聶榮臻率領下，繼續發展晉察冀邊區抗日武裝和創建抗日根據地。為進一步打開局面，聶榮臻立即率留下的部隊分別向察南、冀西、五台和定襄、平山和孟縣等四個地區展開，並組成工作團配合中共地方組織宣傳抗日，發動民眾，成立戰地動員委員會、抗日救國會以及農、青、婦等抗日民眾組織，建立政權，大力擴充部隊和組織游擊隊、自衛隊、義勇軍，不僅使游擊隊獲得迅速發展，而且使主力部隊擴大到7600餘人。
11月7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成立了晉察冀軍區，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4個軍分區，各軍分區均建立了支隊，每個支隊下轄3個大隊，每個大隊由1500至2000人編成。晉察冀軍區的成立，使該地區的部隊迅速壯大，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也蓬勃發展起來，對侵占平漢、平綏、同蒲、正太鐵路和北平、天津、張家口、太原、石家莊等大中城市的日軍構成了嚴重威脅。11月中旬，日軍即調集2萬餘人分八路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實施圍攻，經過近一個月的作戰，粉碎了敵人的“八路圍攻”。至12月下旬，邊區發展到30餘縣，部隊發展到2萬餘人。右圖圖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民兵在進行軍事訓練（資料照片）。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河北阜平召開了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員、各抗日軍隊和民眾團體的代表，有工人、農民、開明紳士、資本家和宗教人士的代表，有蒙、回、藏等少數民族的代表等，共140餘人。會議經過民主選舉，成立了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這是敵後由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第一個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民主政權，它的成立，標誌著八路軍首創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基本形成。此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在敵後不但站穩了腳跟，而且在強敵圍攻中不斷發展壯大。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於1938年10月5日在致聶榮臻等人的慰問電中，讚譽晉察冀邊區為“敵後模範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範區”。 至1938年10月，八路軍共作戰1500餘次，殲敵5萬餘人，收復大片國土，從山區到平原，建立了晉察冀、晉綏、晉冀豫、晉西南和山東等大塊抗日根據地，開闢了廣大的敵後戰場，部隊發展到15萬餘人，成為華北抗戰的主力軍。敵後戰場的開闢和抗日根據地的建立，成為堅持長期抗戰的中流砥柱。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民兵在進行軍事訓練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民兵在進行軍事訓練走訪中共敵後根據地的第一位美國軍官
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Evaws Fordyce Carlson 1896-1947），1912年進入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並很快晉升為中尉。他是走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第一位美國軍官，他在中國全面抗戰初期，在延安和華北敵後，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鄧小平及其他八路軍將領多次交談，在八路軍從敵人手裡奪回的地區里，縱橫走訪了好幾個月，足跡遍布中國北方5個省，行程5000餘公里。他把考察途中所見所聞，八路軍和新四軍內奇蹟般的事跡，毫不隱瞞地公布於世界，甚至為擺脫美國政府的限制，堅決辭掉軍職。他用從八路軍和新四軍那裡學到的經驗，訓練了一支美國軍隊，取得了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首次陸戰勝利。他就是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時任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美國駐華使館海軍參贊的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
美國總統羅斯福對卡爾遜說：“我想請你在中國期間為我做點事”
1927年2月，卡爾遜第一次來到中國，次年6月擔任駐上海的海軍陸戰隊第四團情報官員之後，應約為在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撰寫有關中國及遠東局勢的評論。在這家報社的工作人員中，有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
百團大戰
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敵人，也震驚了敵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認識中共：“共軍乘其勢力的顯著增強，突然發動的百團大戰，給了華北方面軍以極大的打擊，因而促使方面軍、特別是情報工作負責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後，日軍迅速抽調大量兵力回師華北，連續對我根據地進行“掃蕩”，並實行更為殘酷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與此同時，從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軍在華北實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其規模一次比一次擴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蠻、毒辣。華北敵後根據地進入極為困難的時期。
百團大戰示意圖
百團大戰示意圖戰爭詳情
“他們採取遇強則退、逢弱便打的戰法，對其剿滅極為困難”
抗日戰爭初期，***就強調“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惟一方向”；他還為八路軍規定了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規定了基本的戰術原則：主動地靈活地有計畫地執行防禦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
戰爭記年
1937年7月13日，***在延安號召“每個共產黨員和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要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
令日軍膽寒的八路軍 八路軍部隊日夜兼程向華北抗日前線挺進
1937年9月4日，八路軍總指揮部由陝西省涇陽縣出發，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 圖為渡船上的八路軍領導人。右起：朱德、任弼時、左權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在抗日前線
戰鬥在長城上的八路軍
八路軍115師于山西平型關取得抗戰開始後第一個大勝仗
八路軍全殲日寇2千餘人粉碎大掃蕩(1939年9月河北靈壽)
1937年10月，八路軍120師於雁門關伏擊日軍，擊毀敵汽車上百輛，取得輝煌戰果。
這是挺進晉西北地區的八路軍第120師領導人（自右至左）師長賀龍、參謀長周士第、政治委員關向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1938年3月，八路軍第129師在響堂鋪伏擊戰中繳獲的日軍汽車
1940年春，山西遼縣桐峪鎮八路軍總部，前排左起：聶榮臻、朱德、劉伯承、*** 八路軍騎兵勇猛作戰，出擊殺敵
1940年，彭德懷副總司令在“百團大戰”時指揮作戰
冀中地區的回民支隊
八路軍渡過黃河打擊日寇
活躍在白洋淀上的雁翎隊
老百姓夾道歡迎歡迎勝利歸來的八路軍
結局：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終於宣布投降。圖為日本天皇裕仁決定日本無條件投降。
日本投降書
日軍記述的戰況
戰爭初期，日軍在山西、河北一帶初次體驗游擊戰，其戰史寫道：共軍的游擊戰術巧妙，其勢力與日俱增，廣泛地擴大了地盤。其主要手段有下列各點：
1．徹底破壞鐵道、道路、水路、通信線路等，阻礙日軍後方補給，使之因修理而消耗大量人力和物力。
2．襲擊補給部隊或小部隊。
3．襲擊軍需品倉庫，飛機場、經濟要地等。
此種游擊行動，在日軍的警戒線的間隙出沒無常。日軍占領的地區與兵力相比過於廣闊，不能守備全部地區。因此，只能主要守備政治及戰略的要點，後方主要交通線、鐵路沿線，並且要在廣大範圍內討伐游擊隊。
日軍戰史還寫道：（在淶源、靈邱及涿鹿南方山地一帶的八路軍）採取遇強則退、逢弱便打的戰法，對其剿滅極為困難。望風撲影、勞而無功的討伐，也實在不少。
1939年5月，日軍分兵多路，再一次向晉察冀根據地發動圍攻，再一次以失敗而告終。日軍第一○九師團參謀山崎重三郎大尉這樣總結：1939年的五台作戰是繼1938年秋季作戰的再一次剿共作戰。其戰果與初次相同，毫無所獲。作戰期間，幾乎無法掌握共軍的動向，甚至連共軍的蹤影也弄不清。因此，從未進行過正規的戰鬥。
參加此次圍攻的日軍第三十六師團的參謀小崛晃中尉回憶：作戰開始後，敵情完全不明，宛如墮在五里霧中，進行無法捉摸的作戰。雖然採用在滿洲實行的分進合擊治安討伐方式，但由於中共方面的情報活動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終歸落空，毫無結果。
1940年初，日軍一一○師團作戰部主任參謀中村三郎對八路軍的游擊戰作了詳細的敘述：使日軍最感棘手者，為冀西及冀中軍區的共軍。彼等以省境及日軍作戰地區附近，或沼澤、河流等日軍勢力不易到達的地區為根據地，進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靈活的游擊戰。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動向，極為困難。共軍的情報收集、傳遞，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軍的討伐行動，往往在事前便被偵悉。到處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共軍的行動輕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無法捕獲。相反，日軍卻多次遭到共軍的伏擊。另外，共軍在白晝不進行集體活動，混在民眾之中，不露行跡。
1943年春，日軍再一次向晉察冀根據地發動進攻。對此次作戰，日軍井手大佐總結道：共軍的戰鬥意志極為堅強，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堅持抵抗。冀西地區為山嶽地帶，地形錯綜複雜，我方部隊前進多受阻礙。共軍則由於熟悉地形，民眾又完全在其控制之下，退避、隱藏極為容易。日軍雖煞費苦心構成包圍網，但因網眼過大，致使敵大股部隊得以逃脫。因此，對該地區每年雖實行討伐作戰，但從整個情況來看，與敵人部隊作戰或得到捕捉部隊的機會卻極少。
從1942年至1944年，一直在魯南作戰的日軍第五十九師團參謀折田貞重大佐有如下回憶：因情報不確實，對中共地區的實際情況完全不能掌握，從而使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幾十次當中，可能僥倖碰到一次。各部隊為了取得成果，東奔西跑，迄無寧日。
另一侵略者也有類似的哀嘆：中共具有驚人的實力。百團大戰中，我軍的掃蕩作戰僅是將其驅散，殆未取得殲滅的成果，終歸於徒勞。對擅長游擊戰及退避戰術的共軍，以武裝討伐猶如驅趕蒼蠅，收效甚微。
日本戰史還記載：“共軍迴避交戰，採取退避戰術，專心致志保存其戰鬥力。加以支援共軍的民眾，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地傳遞情報的能力，並有可怕的諜報組織，因而想要捕捉殲滅共軍，至為困難。由於此種情況，在作戰中使敵人的方面損失不大，我方的死傷也極少。我如不主動進行討伐、掃蕩和剔抉，則中共方面也不對我進犯。乍看起來，相安無事，宛如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但在此敵我共存期間，中共卻在民眾中秘密進行工作，以充實其力量，一旦時機成熟，即可一舉轉向進攻。百團大戰就是最好的例證。”
八路軍主動、靈活的游擊戰，使日軍傷透了腦筋。對於優勢的敵人，八路軍採取退避戰術，使日軍無法捕捉；對於劣勢的日軍，則出乎意料地勇敢進行挑戰，並進行突然襲擊將其殲滅。1939年秋末河北淶源雁宿崖殲滅戰和黃土嶺圍攻戰，就是在敵後戰場進行有條件下的運動戰的非常成功的範例。這個勝利，擊斃日軍“蒙疆駐屯軍”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團旅團長阿部規秀，震驚了敵軍，震動了全國。據《聶榮臻回憶錄》記載：此役日軍除13名生俘外，600多名大部被殲，僅極少數漏網。
日軍戰史記載：中國人民不可征服！
研究華北敵後戰場，不僅要研讀我方的論著，還應研讀日方的戰史。由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以下簡稱日軍戰史）就是一部日軍在華北的作戰史。此書編寫的立場、觀點當然是站在敵對的方面，所採用的資料自然帶有侵略者的偏見，其真實程度，特別是書中所列舉的“戰況”及“戰果”都有很大的水分；儘管如此，此書還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禍患”、中國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結論。因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此書仍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讀讀此書，對更深刻地了解和認識敵後戰場的地位與作用，了解和認識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和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不無益處。
八路軍挺進敵後創建華北抗日根據地示意圖
華北敵後戰場是侵華日軍用兵的重點，據日本軍方透露，至1940年，日軍有9個師團和12個旅團的強大兵力被釘死在華北。這樣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國力，牽制了日本的兵力，從而導致整個戰局陷入完全被動的局面。
“討伐的重點，必須全面指向共軍”
日本侵華面對的是由國共兩黨分別領導的性質完全不同的兩支軍隊。究竟應該以誰作為作戰的主要對象，日軍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在戰爭初期，他們全力以赴進攻國民黨正規軍，並沒有把共產黨的八路軍放在眼裡。隨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開闢與發展，敵後游擊戰爭的廣泛展開，華北日軍開始重視中共的武裝。
據日軍戰史記載，1938年9月15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在報告中指出：“皇軍威力未曾達到的山西北部及連結太行山脈的山嶽地帶，乃共軍巢穴，其影響至今及於華北全區。因此必須徹底掃除，以絕後患。”
1938年11月18日，日本華北方面軍編寫的情報記錄寫道：“可以斷定，今後華北治安的對象是共軍。”這是日軍第一次明確在華北占領區以共產黨軍隊為主要作戰目標。日軍戰史還特彆強調：“這種認識，在方面軍內部雖未達到廣泛深入的程度，但情報工作人員能注意及此，應該重視。” 1939年1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進一步指出：“華北治安戰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只有打破這個立足於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該書中的所謂“治安肅正”、“肅正作戰”、“肅正建設”等，其中“肅正”一詞，不僅是日本侵略者對我國的軍事侵略，同時也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侵略行動。）基於這種認識，日本華北方面軍制定的1940年“肅正工作計畫”規定：“中共勢力迅速壯大，不容忽視。如不及早採取對策，華北將成為中共天下。為此，方面軍討伐的重點，必須全面指向共軍。”
1940年8月開始的百團大戰，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日軍戰史記載：“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時期和巨款方能恢復。”“日軍從未想到中共勢力竟能擴大到如此程度。”
《華北治安戰》內容詳述與評價
“由於從來光憑戰果論功行賞，因而造成了掩飾失敗、捏造戰果的壞風氣”
《華北治安戰》還記錄了許多“赫赫戰果”，以炫耀日軍的強大威力，而報導日軍的傷亡人數總是微乎其微。應該指出，這些“戰果”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胡編濫造，完全不可信。
其一，日軍戰史並不是有史必錄，對其損失慘重的戰鬥，要么寫得很簡略，要么不公布傷亡數字。比如，1938年秋，日本侵略者大肆喧嚷實現“南取廣州，中攻武漢，北圍五台”的作戰計畫，集中了5萬多兵力，對五台與冀西發動圍攻，結果遭受沉重的打擊。9月20日，敵獨立第四混成旅團大隊長清水率部，在飛機掩護下進攻五台東南的柏蘭鎮，八路軍在牛道嶺伏擊，給予重大殺傷；9月29日，晉察冀軍區唐延傑參謀長率一個警衛連，對正在集合整裝待發的敵軍突然襲擊，把清水及其部下多人當場擊斃。這個發誓要攻占五台的傢伙，被裝進棺材，由他的部下抬著進入了五台城。10月28日，我359旅在張家灣伏擊戰中，擊斃了日軍獨立第二混成旅團長常岡寬治少將以下360餘人。11月初，我軍殲滅了由五台東犯之敵，斃敵一○九師團一三五聯隊蚋野大隊長以下500餘人，活捉日軍21名。在此之前，東線晉察冀軍區三分區和一分區部隊，給企圖進攻阜平的日軍以沉重的打擊，共殲敵1000餘名。至11月7日，敵人的圍攻最後被我軍粉碎。
對於這場喧囂一時但遭到慘敗的圍攻，日軍戰史沒有羅列“戰果”，更沒有公布日軍的傷亡數據，只有寥寥數筆：第一軍、駐蒙軍及一一○師團，自8月上旬進行準備，9月24日開始攻擊，約至10月下旬基本按預定計畫結束。其二，日本戰史中的“戰況”與“戰果”大都是編出來的，有很大的水分。日本戰史承認：“更應該注意到，單純的遺屍數目，未必就意味著敵人損失的多少，因為其中往往包括多數的居民。”在侵華戰爭期間，日軍濫殺無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還將殺害和綁走的老百姓也都列入“赫赫戰功”。
疑問與解析
日軍何以如此？日軍戰史這樣的分析：“由於從來光憑戰果論功行賞，因而造成了掩飾失敗、捏造戰果的壞風氣。”日軍戰史中的“戰況”及“戰果”是根據當時日本當局發表的作戰公報編寫的，但連日本人也認為“大本營發表的統計數字相當可觀，但其中70%是為了誇耀戰果而增加的水分。”
“實際上擾亂我治安的就在於這些民眾” 人民戰爭是克敵制勝的法寶。敵後廣大民眾對抗戰的支持與擁護，是中共戰勝敵人最可靠的基礎。聶榮臻指出：只要把人民民眾發動起來，不論是山地還是平原，都有可能成為鞏固的根據地。比如，冀中平原地區，沒有險峻的山地，沒有天然的屏障，但是，人民民眾一經發動起來，就有了足以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人山”與“人海”。在人民民眾充分發動起來之後，八路軍在民眾的海洋里，如魚得水，如虎添翼。而敵人呢？處處碰壁，處處困難，找不到嚮導，找不到糧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鍋做飯也不容易，就像一個既聾又瞎的人墮入了深淵。
日軍在華北敵後就是這種狀況，面對人民戰爭，他們一籌莫展。
日本戰史寫道：中共掌握農民大眾的方法極為巧妙，已在華北各地施行。此點，日本望塵莫及。日軍獨立混成第四旅團長片山中將回憶：八路軍的工作已經深入到居民當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標語那樣，幾乎逃避一空不見蹤影，並且好像曾經積極協助八路軍。因而在作戰期間，日軍的動向被詳細地泄露給八路軍，但在日本方面則對八路軍的情報完全不明。
其戰史還記載：“居民對我方一般都有敵意，而敵方工作做得徹底，根據以往的經驗，凡我軍進攻的地區，全然見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帶路人、搬運夫、以至收集情報都極為困難。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徹底，掃蕩搜尋隱蔽物資，很不容易。”
八路軍英勇抗擊日軍，保護人民，人民同樣盡心盡力地保護八路軍，這就是在軍隊與人民之間建立起來的魚水關係。對此，日本戰史也有所反映。
日軍第三十六師團參謀小崛晃中佐回憶：共軍的紀律嚴明，例如對五台山的寺廟、村落等特別注意保護，不予破壞，使人感到很能團結民眾，深得人心。 日軍戰史記載：“觀察共軍對民眾的態度，其紀律更是嚴格謹慎，親密無間。例如：使我方工作人員偽裝敵方工作人員潛入村莊，婦女、兒童等毫不恐懼地與之接近，這樣事例很多。在共軍方面，為了爭取民眾的支持，對軍紀的要求極為嚴格。例如在行軍中，有人摘了路旁樹上的梨子給在押的俘虜，俘虜拒絕接受，並說農民的東西不能隨便吃。”
在內蒙古地區作戰的日軍第二十六師團師團長佐伯文中將也不得不承認：共軍地下工作巧妙靈活，民眾對他們心悅誠服，而且軍紀嚴明，秋毫無犯。
在華北敵後，全民皆兵，全民參戰，軍民一致打擊侵略者，令日軍震驚不已
第一軍參謀朝枝回憶：“（在百團大戰中）八路軍的抗戰士氣甚為旺盛，共黨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我方有的部隊，往往冷不防被手執大刀的敵人包圍襲擊而陷入苦戰。”
日軍戰史記載，日軍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在冀南作戰曾遇見如下事件：
“兩名特務人員捉到當地居民，令其帶路，當接近敵村時，帶路的居民突然大聲喊叫‘來了兩個漢奸，大家出來抓啊！’” “岡村支隊的一個中隊，當脫離大隊主力分進之際，帶路的當地居民將其帶進不利的地形，使我陷於共軍的包圍之中。”“草野支隊兩名士兵，由於迷失方向，被村民帶到敵軍第四團第二營所在地。”
地道戰是平原地區抗日軍民的一個偉大創舉。華北平原一馬平川，無險可據，面對敵人殘酷的“掃蕩”和“清剿”，抗日軍民挖掘了長達2．5萬里的地道，形成了既能防守又能進攻的地下工事，有效地保護自己，有力地打擊敵人，讓日本侵略者飽嘗了地道戰的苦頭，也深刻地體驗到人民戰爭的厲害。
日軍戰史記載：為了在冀中地區實行退避戰術，中共在修建地道及其他隱匿設施方面，付出的心血確實驚人。沙河、木道溝河沿岸一帶地區，素有中共平原根據地模範區之稱，交通壕、地道建築非常普遍，幾乎所有的村莊都有地下設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3個村莊用地道連線起來。而且農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識很強，形成了半農半兵狀態，就連老幼婦女也組織了抗日團體。因此（日軍）各部隊在推行肅正工作時極為困難。
曾在冀中一帶作戰的加島武中佐回憶：“部隊最初進駐無極縣時，共方工作隊、游擊隊四處潛伏，居民毫不合作，氣氛令人可怕。對此，各隊首先由所在地開始進行肅正，逐步向四周擴大。但終歸抓不住真正的敵人。部隊在行動中經常受到來自住房的視窗、牆上、丘陵樹林中的突然射擊。偶爾發現敵人，緊追過去，卻無影無蹤。以後得知他們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設在倉庫、枯井、小丘的洞穴等處，地道四通八達，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場所。”加島武哀嘆：“日軍總像是在和鼴鼠作戰一樣，曠時費力，真想舉手服輸。”
***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
日軍真正的失敗原因
應該指出，日本華北方面軍雖然明確應該將共軍作為主要的作戰目標，但在戰場上，這種認識並沒有始終如一地加以實施。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認識與實際的不統一？日軍戰史寫道：按照戰爭的目的，對於互有矛盾的重慶和中共兩方，究竟以哪一方為真正的敵人模糊不清，難以確定。在戰場第一線應該以誰為打擊目標，就更難判斷了。尤其是中共勢力，它和日軍在長期訓練中作為目標所描繪的敵人，或者是迄今為止我們所接觸過的敵人，無論在形式和本質上都是完全不同。該書還寫道：當逐漸認識到滲透占領區的中共勢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癥結時，方考慮到要以對中共措施作為治安戰的重點。然而，這種認識的轉變，實際上為時已晚，而且很不徹底。究其原因，固然由於中國派遣軍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貫以重慶勢力為主要敵人，粉碎其繼續作戰企圖為目標，致使作戰觀念不能統一。但是，歸根到底，不可忽視的一點，卻是多年來存在與整個陸軍的“殲滅野戰軍”的戰略教條所起的作用。
結論
經歷了人民戰爭，日本侵略者對於民眾的力量還是有所認識的，其戰史寫道：“在估計其軍事實力時，則必須將共軍及其潛在民眾之中廣泛的武裝力量考慮在內。在民眾和共軍的相互關係上，不論是由於共軍的壓力或是思想上的影響，民眾有機的組織活動與黨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強共軍實力、協助其戰鬥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說，實際上擾亂我治安的就在於這些民眾。”其戰史還寫道：共軍與民眾的關係，同以往的當政者不同。中共及其軍隊集中全力去了解民眾，爭取民心，不但日本，就連重慶方面也是遠遠不能相比的。正因為如此，儘管他們在數量方面處於劣勢，卻具有不可輕視的堅韌力量。
日軍山口真一少尉在中國作戰有4年的時間，並與國共兩黨的軍隊都打過仗，對於兩種完全不同作戰方式，他這樣進行的比較與總結：“對神出鬼沒的共軍每天都要進行神經緊張令人恐怖的戰爭，不如打一次大規模的戰鬥反倒痛快。其後我參加過老河口作戰，我回憶在中國四年之中，再也沒有比駐防在（冀南）十二里莊當隊長時代更苦惱的。”
《華北治安戰》一書雖為戰後編寫，但其編著者仍然堅持侵略者的立場、觀點，有不少粉飾侵略，美化戰爭的地方。然而該書不得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對於這樣一場軍民不分、戰線不分的特殊的戰爭，一切戰略戰術、政治謀略都是無能為力的。“總之，從全面來看，華北治安戰是既未收到預期的成果，也未能達到作戰的目的。”這也充分地證明，有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中國人民將永遠是不可戰勝的。任何兇惡、強大的敵人膽敢入侵，終必遭到可恥的失敗。
國民黨軍主動去撲滅共軍
“採取適當的謀略工作，促使國民黨軍主動去撲滅共軍”
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與鞏固，不僅成了日本侵略軍的心腹大患，也使國民黨頑固派感到極度的憂慮和不安。戰略相持階段到來之後，日本侵略者看到“速戰速決”滅亡中國是不可能的，遂改變了戰略：對國民黨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進攻為輔的策略；而將進攻中心移向後方，集中重兵圍攻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在這種新形勢下，國民黨頑固派對日、對共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覺得主要敵人似乎不再是日本帝國主義，而是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了。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之後，他們先後制定了一系列專門限制和迫害共產黨的政策措施，甚至明目張胆地規定可以用軍事進攻對付八路軍。抗戰之初，國民黨禦敵不力，讓日本人占領了半壁江山；等到各抗日根據地巍然挺立在敵後，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用鮮血和生命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抗日局面之後，他們又忌恨叢生，紛紛派軍北上，要從共產黨和八路軍手裡“收復失地”。這樣，國民黨頑固派與共產黨之間的摩擦與反摩擦的鬥爭，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原因（日軍的陰謀）
華北日軍始終密切關注著國共之間的矛盾與鬥爭，隨時作出分析與判斷，其基本認識可以概括為兩點：
1．雖然國共之間存在著尖銳、激烈的矛盾，但國共合作將維持下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將維持下去。
2．“反共”是日本與國民黨共同利益所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與國共兩黨也處於空前對立之中。但是，日本華北方面軍仍然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共存的。”
基於這種認識，華北日軍制定的基本策略是：利用國共合作中的矛盾，儘量採用宣傳、謀略等各種手段，煽動兩黨之間的摩擦，破壞兩者的合作，以導致“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崩潰。另外，採取適當的謀略工作，促使國民黨軍主動去撲滅共軍。據此，日本華北方面軍制定的1940年度“肅正計畫”規定：“討伐的重點在於剿滅共軍。為此，要善於利用國共的相互傾軋，在皇軍勢力暫時不能控制的地區，應默許那些不主動求戰的雜牌軍的存在。必要時，甚至可以引導他們占據真空地帶以防止共軍的侵入。”對於這個計畫，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副長平田作了如下說明：“根據過去的經驗，由於我軍的討伐，在雜牌軍被消滅後，結果，其地盤往往反被共軍占據。有鑒於此，今後的討伐肅正的重點必須集中指向共軍。全力以赴，務期將其全殲。如果在討伐後，不能立即採取恢復治安措施的地區，而且該地區的匪團對皇軍又無求戰行動，為防止共軍趁虛而入，寧可不對其討伐，暫時默認該匪團的存在，反而對我有利。”
支持、利用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反共活動，是日本侵略者的謀略之一。事實上，國民黨頑固派在華北敵後製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與軍事進攻，大都有日本支持的背景，有些甚至直接與日軍秘密勾結，採取聯合行動。
日軍謀略的轉變
不過，日軍並沒能一以貫之地執行其謀略。據日軍戰史記載，1943年4月，日本第一軍提議：要向晉東南的國民黨第二十四集團軍發動進攻。
對此，日華北方面軍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剿共第一，治安肅正應首先討伐共軍。（國民黨）第二十四集團軍的存在並無大害，相反，使其與共軍的對立激化，則是上策。在此期間，（日）第三十五師團正在進行招降工作，如能得到進展最為理想。?穴後來，第二十四集團軍司令龐炳勛率部投降。?雪若過早打擊第二十四集團軍，則其後出現的空白地帶中共勢力將很容易滲透。考慮到方面軍的意見，第一軍修改了作戰計畫，將八路軍與國民黨二十四集團軍同時定為進攻目標。修正後的計畫得到方面軍的批准。
然而，執行情況卻與計畫恰恰相反，據日軍戰史記載：“要在短期內捕捉善於避免正面交戰、徹底實行地下戰術的共軍，是極為困難的。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戰果”；然而，日軍卻輕而易舉地將國民黨第二十四集團軍打掉了。“這樣，從4月20日以來，連續實行的太行山脈南部的肅正作戰，於5月31日結束。敵人損失：遺屍9913具，俘虜15900人，投降者約58000人（以上大部為第二十四集團軍，屬於共軍的為數極少）。”
國民黨的行為結果
本來，日軍企圖利用國共的矛盾，“將討伐的重點指向共軍”；有意保留華北的國民黨軍隊以制約共產黨；然而，其結果不但沒能消滅八路軍，反而將國民黨軍消滅了，在客觀上使華北敵後成了共產黨的一統天下。對於這種後果，日本侵略者啼笑皆非。其戰史這樣評論：“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戰果，討伐易於捕捉的重慶軍殘部。因此，削弱了阻止中共勢力南進的重慶軍，反而讓共軍坐收漁翁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