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花》熱播之外，1月3日，新華傳媒（劇中服飾公司原型的股票代碼）突然強勢漲停，1月8日，再度漲停；1月8日，方正科技（劇中寶瀛大戰涉及的股票原型）大漲5.9%；“至真園”原型飯店、和平飯店、排骨年糕被訂爆，黃河路遊客紛至沓來，李李佩戴過的一款項鍊被買斷貨.......《繁花》帶火了劇中涉及的多個產業，畢竟，金錢總是社會最敏感、最靈活的變化因子。
劇版《繁花》的故事重心放在90年代，當時，社會變遷的主軸、影響最大的事件是股市交易的出現，以及中國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因此，王家衛在《繁花》中也借鑑了股評家應健中的小說《股市中的悲歡離合》和《股海中的紅男綠女》。
從一組數據，我們可以一窺當時的社會財富是如何快速拉開差異的：1993年，中國通貨膨脹14.7%，1994年到達24.1%，對美元匯率從1：5一步跳貶到1：8，1992年到1994年，幾乎是歷來股指震盪波幅最劇烈的時期，破產或暴富神話頻出。
以經濟大事件為節點，阿寶不斷在浪潮中向上魚躍。1986年，第一個證券交易櫃檯在上海南京路誕生；1993年，深圳的鯰魚來了，資本市場歷史上第一個惡意收購出現；最終，阿寶破產，搬離和平飯店，7年的奮鬥近乎歸零，但這個結局也暗藏希望，阿寶租下一片土地，將眼光投向房地產。中國的觀眾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除了阿寶這樣的成功者，電視劇也刻畫了不少股市中的失敗者。阿寶最終也從寶總墜落，但也是在這時，他再次接住了時代拋來的紅利。王家衛認為，是時代為“阿寶們”提供了機會。
金錢敘事也塑造著人物的欲望。《繁花》中人物愛情的試探、過招藏在金錢的包裝之下。錢與愛看似是相斥的元素，但在這裡巧妙地被聲東擊西，情字不響，像一切全由生意決定。作家李舒是《繁花》的食譜與文史顧問，她採訪了很多上海飯店的老闆娘，也看到了市場經濟大潮下，女性身上被激發的特別活潑的生命力。
68歲的應健中在劇中飾演了一個“股市黑嘴”的角色，被莊家賄賂，站在交易所門口吸引散戶入套，“當年這種股評家很多的，但肯定不是我，我就給大家提供一個笑料。當然這種人在今天也有。”他笑道。
1985年，他就介入了萌芽期的中國股市，做過早期的股民，後來擔任過證券公司總經理，從90年代開始他就在報刊上撰寫市場評論。2020年，王家衛約應健中見面時，已經把他的兩本小說看過好幾遍。小說是王家衛在二手書店淘來的，在見他之前，王家衛派調研小隊做過股市線的充分調研，為了幫劇組進一步復原90年代初股市的細節，應健中又為劇組寫了約二十萬字的文稿。
《繁花》刻畫了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用應健中的話說，那是“所有人都從地板價開始起跳”的時代，人們相信機會均等。如今他懷念那種激情。
人的命運，就是一張K線圖
劇中阿寶的故事完結在1994年上半年。劇情沒有交代的是，1994年的股票是熊市，之後，監管會加強查處股價操縱內幕交易，阿寶的個人英雄主義式的玩法也被時代所淘汰，中國股市從原來的散戶時代進入機構時代。在這之後，量化交易出現，利用數學模型和計算機技術進行投資決策，機器也即將進行下一輪的疊代。
應健中：
小說中的阿寶是一個相對比較卑微的人物，家庭出身不好，做一點外貿生意，在浙江有加工點，在上海有專櫃，有點奮鬥精神，但劇中的阿寶強化了這個人物，強化了他的不甘心、想做大。劇中阿寶的人生夢想，是在時裝公司上市之後，公司前10大股東當中有他的名字。他希望跟公司的利益和命運捆綁在一起，讓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最終實現結合。這類人物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我想把阿寶定位為時代的奮鬥者，正如導演所說的，是時代為阿寶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1992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上海衝擊最大的非股市莫屬，於是由我提供故事碎片，再經過王家衛導演的取捨，最終給大家呈現了一部中國股市從無到有、早期如何逐漸發展的故事。
1984年11月，國家發行第一隻股票，1992年，發股票認購證，我都是親歷者。我們要怎么讓阿寶變寶總，怎么要讓他從一百萬變成一千萬、三千萬、五千萬，然後又把它打爆？要將阿寶的人生震盪顯現出來，那就要與當年相對應的股市震盪和重大事件相契合。
首先是散戶時代，就是個人投資英雄的時代，阿寶要組建自己的“艦隊”。以前的證券營業部，一樓是散戶大廳，二樓是中戶室，三樓是大戶室，要進這個大戶室，譬如說要300萬門檻，我手中只有50萬，我就找親戚朋友、同學鄰居集資。進了大戶室，可以享受資訊的暢通，更關鍵的是搶跑道，畢竟漲的時候誰先買進誰就能賺錢。下面的散戶，等大家舉著要把委託單遞交進去以後，股價已經不是這個價了。現在的私募基金就是這么來的。
那時，市場非常活躍，有的人在倒郵票，有的人在進早期股市，都在想辦法完成自己的原始積累。老百姓的手裡錢都差不多，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大家工資也就兩三百塊錢，即便是以前上海的資本家、工商業者，經過了60年代，抄家的東西返還了，但基本上大家還是坐在一個地平線上。我的形容是，80年代以後的社會結構，每個人都是地板價。
劇中像“郵票李”這樣的黃牛角色，我認識很多，有幾個人後來身家都做得很大。現在股票市場有句流行語叫“割肉”，就是從“郵票李”這種角色出來的，比如說他在門口收電影票，有的人要退票，7毛錢我收起來，然後他就等，等到要開場了，急於要兩張票的，他就2塊錢賣給他們，但到電影開始放映，票再不出去就是一張廢紙，1毛錢也要賣掉，這叫“割肉”。
跟王導第一次見面，我就給他講了一個故事。市場上有一個人叫老寧波，一個70歲的退休職工，專門倒國庫券，冬天他披著一件呢大衣，大家說好價格，他就把我拉到邊上，把大衣鈕扣解開來，我一看很驚訝的，他大衣里子全都縫製成一格一格的，一格一疊國庫券，一個流動的櫥櫃，王導聽了說，大衣還找不找得到？我說，人活沒活著我都不知道。結果，過了幾天我碰到他，他給我看樣片，說應老師，你說的這個情節你看看。他找到了，這是電視劇中一閃而過的一個畫面。
我還給他講過一個故事。一個股市上的大戶，早期倒過電影票、糧票、布票、油票，但他最大賺錢的來源，你根本想不到，是倒數理化自學叢書。那是1977年，恢復高考第一年，鄧小平說，不論家庭出身，大家公平競爭。但好多人還在農村插隊落戶啊，沒有教材。出版社緊急重版發行《數理化自學叢書》，17冊，書一出來，大家都去搶，這個老兄就高價囤積。他親自坐火車送貨到農村，因為郵局送過去已經來不及了，他就變成了一個自學叢書的批發商了，正版、盜版我也搞不清楚，那個年代有一句話叫，英雄不問出處。書價三塊或者五塊，但大家願意高價用三十塊、五十塊，用半個月的工資從他這裡買，每個人都在尋找出路。這個人說過一句話：“我沒文化，你們富腦袋，我富口袋。”
電視劇反映了阿寶到寶總的跌宕起伏，做股票的人看的是K線圖，股市每天的震盪形成了日K線，而我的眼睛看到的是人生的K線圖。在那個年代，有了股票以後，它就成了我們人生寬幅震盪（大盤大幅度上下波動）的一個場所。我見識過有人變成富豪，收購上市公司，也有人跳樓，進監獄，不知所蹤。
中國股市的獨特之處是，它讓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可以站在一個起跑線。
股市的社會學意義大於它的經濟意義。在股市出來之前，人的階層是固化的。上海人市中心的租界叫上只角，租界以外的地區叫下只角。上海是一個很功利的地方，它可以清晰到什麼程度？我從小生活的區域都在租界範圍之內，我們小的時候玩，最遠只跑到北面南京路，東面外灘，隔一條路的地方從來不去，這就是上海人的隔閡。上海人只要問你家裡住哪裡，就可以形成對你的印象。
有了股市以後就不一樣了，大戶室可以有大學教授，也可以有菜場販魚的，像陶陶是賣大閘蟹的，也有監獄裡出來的，大家都坐在一起討論股市行情。以什麼來論英雄？就看誰看市場看得準。
應健中在劇中飾演的“股市黑嘴”
劇中虛構了兩個證券機構，西國投和南國投，南國投的總經理強慕傑，取材自我的小說。這個角色對應的是當年股市的一批風雲人物，他們在市場上急於打開局面，這種叱吒風雲的行為方式，在現實中確有其事。1997年到1998年，我擔任三峽證券上海總部總經理，改制以後，我當過亞洲證券的副總裁，這些事情全在我腦子裡。
在劇中，因為股價跳水害得髮根自殺的414股票，對應的是當時一個叫XXX的股票，當時上市的時候，宣傳團隊到股市沙龍當中來推薦這個股票，說是中國第一個醫藥股，28塊開盤了以後會炒到40塊、50塊，說讓大家終身持有這個股票，以分享公司發展的成果。結果，好多大戶買進，一年以後跌到3塊多，好多人滿倉加透支，就這樣，一批大戶被消滅了。這個故事反映了地方市場向全國擴容過程當中的一種鎮痛。
背景補充：1984年，上海發行了第一張股票（延中實業），但交易冷清，直到1990年4月開始，深圳一批投資者到上海參與炒作，股價急速上揚，3月20日還是90.6點，到年底躍升到了439.37點。1993年8月，深圳上市公司寶安集團的證券部主任厲偉北上拜訪，他告訴上交所總經理尉文淵，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溫不火，是缺少“鮎魚”的緣故。尉文淵聽懂了，笑著說：“你們願意來上海當鮎魚嗎？”一個月後，鮎魚就來了。
電視劇中，阿寶和強慕傑展開的“寶瀛大戰”，原型來自中國第一個收購兼併案，“寶延風波”，老股民對延中股票是很有感情的，延中最初是延中路的街道企業，屬於法租界，是黃金地段，老資本家、老工商業者比較多，到了80年代後期的時候，資產還給他們了，他們要尋找投資方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好是知青回城，解決就業問題的時候，正好延中實業解決了以上需求。它的主營業務是麵包房、彩色照片複印社，老百姓們不僅買它的股票，還買它的麵包，專門從楊浦區跑到市中心買，因為他們想為上市公司提供利潤，這是很樸實的感情。劇情也反映出了上海人的這種熱情。
當時，寶安買到延中5%股份時舉牌公告，但實際上，寶安用了好幾家公司名義開了帳戶，他實際總持股比例已經達到16%了，延中提出，寶安違規，沒有即時信息披露。有律師就提出，要查收購方的資金來源，當時正好要嚴查銀行信貸資金進入股市，社會就對這個收購進行了一番爭議，不過最後，證監會的處理是，對寶安公司罰款一百萬，收購有效，最後雙方握手言和。
寶延大戰成了教科書式的案例，證券法的出台也是對此的總結。至於這個股票，後面又發生了好幾輪的收購兼併，最後落定方正科技，現在還掛在盤子中。這是後面的故事了。
昨天一個朋友給我提供了一張照片，是30年前，1993年10月份，寶安控股延中事件發生後，上海總管辦緊急召開研討會，照片裡發言的竟然是我。
應健中在研討會的照片，受訪者提供
中國股市用30年走過了西方的一兩百年，它對計畫經濟帶來一種全新表達。30年下來，我們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初創到規範完善的過程，每一步都會帶來機會、風險和陣痛。市場應該對投資者加大保護力度，你把你的家當與大家的利益捆在一起，是中國的老百姓將自己的利益和國家經濟發展的利益捆在一起。證券市場就像一個人的五個手指，大拇指是國家，是市場的組織者，食指是上市公司，它是融資者，中指是券商，它是買賣雙方的一個撮合者，無名指是股民，小手指是附加在市場上的各方的參與者。五個手指靈活，就是一個健康的手。
所以，發股票的初心就是成為命運共同體。
未來不可判斷，那只能看眼前
電視劇《繁花》圍繞阿寶，呈現了三段情感，都和錢有關。編劇秦雯曾透露，更早的一稿劇本，她嘗試表現玲子擺爛經營夜東京，要寶總經常來補窟窿，因為如果如果經營得好，寶總就不來了，這是她和阿寶糾纏的方式。對於玲子、汪小姐的情感，阿寶無力回應，便總是在生意上讓步，這是他償還情分的方式。
上海人的關係和經濟密不可分。當金錢的衝擊波湧入社會，人們的愛情觀、家庭觀也會遭受劇烈震盪。在《繁花》原著中，雪芝的家人嫌棄阿寶，說的是“住這種垃圾地段。”作家李舒是王家衛聘請的美食與文史顧問，為了玲子一角，她採訪過許多在日本夜總會工作過的女性，“那時候，尤其是姑娘，會覺得說我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當時，為了要出國，很多人要提出要分手，也有人是到了那裡之後，打了第一個電話，男的就跟她講，我們不要聯繫了。”
玲子
應健中：
王導和我開玩笑說，應老師，把你放到1992年、1993年，你也是談情說愛的年齡，你怎么看玲子、李李和汪小姐？那時候，感情跟經濟理所當然是有聯繫的，1993年，金錢對社會有衝擊波，大家第一次感覺，看看很普通的人，買200張認購證，他就可以變成100萬的身價。
我的小說里描寫過一個場景，是有原型的。小時候，我有一個鄰居小姑娘，人家給她介紹對象，在機電局工，每個月的工資36塊，談到一半，有人給她再介紹個對象，是儀表局，每個月的工資有39塊，一對比，小姑娘把36塊甩掉，跟39塊的人談戀愛，後來結婚了。當然，那個年代兩肋插刀的人也很多。
當社會的變數增大，未來不可判斷，那只能看眼前。小說裡面阿寶的前女友雪芝有一個夢想，她想出國，追求財富，這裡有經濟的因素，因為阿寶做小生意，“你不會有太多的出息的，”這是她父親對他的表述。電視劇里，雪芝要去香港，他們最後一句話是，約定10年以後再見面。王家衛也跟我聊到這個話題，我們是面對的是一個變化的時代，對雪芝來說，她會後悔，10年以後她回來了，大家坐在一起，阿寶不是原來的阿寶了，雪芝還是原來的雪芝。
雪芝
上海90年代流行到澳大利亞、日本去打工，但有人辛辛苦苦三五年，賺了五六十萬回來，回到上海一看，這個社會怎么變化這么大？原來不入流的人，現在都腰纏萬貫了？事業越做越大，做企業，買股票，買房子的10年以後就翻數倍。他們回來一看，心態就不平衡了，然而人生沒有回頭路。甚至有好多人因為不甘心，回來後把賺的五六十萬投進股市了，（已經錯過進股市的好時機）進去後就被打爆了。這是社會變革對人性帶來的衝擊。
驚人的物價，拉開的社會層次
《繁花》劇里的物價一度備受爭議。李李的至真園一桌酒席要1800元，玲子升級後的夜東京的日式本幫菜500元一位；一件夢特嬌polo衫賣到1000元還被哄搶......但是，1991年上海全市職工月平均工資只有約276元，1993年，上海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月平均工資約471元。
事實上，這些物價都有出處。當年的物價，正在由定量配給、統一定價過渡到市場定價、市場調節。
不同的物價也展現了社會參差的可能性。有一次，王家衛讓美食顧問李舒儘快想兩道不同的菜，能用來“對照”，這道菜黃河路要賣得貴，夜東京賣得便宜，李舒很快想到了“紅燒划水”與“青魚禿肺”。“青魚禿肺”這道名菜至少要用十幾條魚的魚肝，而“紅燒划水”是一道家常菜，用的是魚尾。她讓珍貴的“禿肺”去了至真園，剩下的“尾巴”去了夜東京，在玲子這裡，魚尾反而是魚身體上最“活”的一塊肉，也體現了上海女人的生活智慧。
另一處對照，是至真園裡掛著陳逸飛的《聚焦》和《籠中女人5》，這兩張畫在當時的價格已經過百萬，並將在未來增值迅猛。事實上，陳逸飛的畫是中國油畫邁向商品化的標識。作為對照，另一幅由陳逸飛的弟弟陳逸鳴繪製的油畫，掛在玲子所住的擁擠的石庫門房裡，畫的是少女時期的玲子，這是一個畫家的暗戀。王家衛專門請了陳逸鳴來飾演這個畫家。
有趣的是，2017年，以1個多億拍下陳逸飛一幅畫的富豪劉益謙，有一段與阿寶相似的過去。出身於“下只角”的劉益謙原本是跑出租的，1990年，劉益謙用跑出租的積蓄認購了100股原始股，1992年，劉益謙收購了1000張認購證......在資本市場，他留下了諸多傳奇，被稱為“法人股大王”“定增大王”“資本獵豹”。
市場機會的鬆動，也鬆動了一部分女性的選擇。上海湧現出來的一大批飯店老闆娘，後來被人評價為“第一批經濟獨立的半邊天”。
應健中：
好多人說沒有這么高的物價，那是因為他沒經歷過。當時，吃飯是一個載體，關鍵是交流信息。我們到黃河路吃飯，吃飯吃到一半，聽說哪個總經理在哪個包房，大家就拿著酒杯到那邊敬酒。那時候沒有公共場合，沒咖啡館，你總不見得到公園露天交流。
上海證券交易所就設在上海外白渡橋旁邊的浦江飯店，黃河路離交易所就幾公里。90年代，全國各地的金融機構都到外白渡橋附近設立證券營業部，辦公樓太少，就把旁邊的上海大廈、浦江飯店、海鷗飯店，以交易所為中心一公里範圍的賓館全包了。租5間客房，晚上把床放下來睡覺，白天把床翻起來，電話線接通，開始拉客戶。交易大廳從一廳發展到兩廳、三廳、四廳、五廳，黃浦江邊上的倉庫都全部改成交易大廳，幾千個人吃飯成問題了。最開始，乍浦路開了好多飯店，後來乍浦路的飯店容納不了，就轉移到黃河路了。
李舒：
前期我們籌備小組對黃河路做過很多採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忘年交的朋友說的話，他當年做外貿生意，有很多日本客人，但他說我去黃河路吃飯，完全是因為黃河路便宜。黃河路沒出來之前，他請日本客戶吃飯會去揚子江飯店、希爾頓，在黃河路宴請兩到三頓花銷加起來約有一萬，但在揚子江，一萬一頓都打不住。我聽完這些很驚訝，覺得好像我們活在不一樣的世界裡。
他還說，那時候大家請客時興開麥卡倫威士忌，全上海只有一到兩家有，約三千塊一瓶，他有一次在常去的黃河路飯店居然看到了這個酒，很驚訝，才知道是老闆從香港走私回來的。他說要開，老闆娘勸阻說這個太貴了，她擺在那裡充門面的。但他還是開了，因為日本的客人要喝。他老闆聽說他開了這瓶麥卡倫，特別激動，說多虧你開了這瓶，我也可以喝一口了。
那段時間，突然有很多人開始做外貿，下海做生意，可供選擇的店是不多的，尤其是高端餐飲的場所，黃河路就應運而生。除了炒股的，黃河路上的客人里更多的是做外貿的人，當供小於求的時候，價格就漲上去了。
但朋友說他並不喜歡黃河路，覺得拉客手段太激烈。黃河路上的“斷水斷電”爭鬥、老闆娘之間的“軋苗頭”，都有真實原型，兩邊的領班搶客人，服務員就打群架，到1995年左右，街上出現了很多啤酒小姐，為了搶客人也會打架。
我們採訪過國際飯店的大廚，他們說，80年代飯店都是國營的，組織上安排他們去北京傳幫帶三個月，心裡想的都是我要好好把這個知識傳授給人家。但市場經濟就不一樣了，當他們突然遭遇到市場化的誘惑，用高價挖人，人性的種種可能一下子被激發出來了。
為了調研，我們採訪了大量的飯店老闆娘，我在這些女性身上看到特別活潑的生命力。有的飯店是夫妻店，但男的一般更多管後廚，女的管台前的事。其實從民國時代開始，上海灘里的飯店就都是老闆娘了。一個是老闆娘的辦法非常多，第二是她們能放得軟身段，做這行很多時候真的要求人。
那個時候，把老闆娘都叫做勤行嘛，都是服務業。所以我們有句台詞，一個女人要不是沒有辦法，怎么會想要做老闆娘呢？女性在危機的時候，千方百計想要尋出一條活路來。那個時候女性能選擇的不多的，但燒飯她總歸會的吧，那我擺個小吃攤子可以吧。
我們給馬伊俐準備了一些老闆娘故事，包括開錦江飯店的董竹君、開梅龍鎮酒家的吳湄。很多故事都很驚心動魄。有一個老闆娘老被黑社會騷擾，她想了一個辦法，因為她的店是開在夜總會附近，夜總會的女孩有男朋友，她就送那些女孩消費卡，男朋友們晚上等女孩下班，可以來這個店一邊免費吃東西一邊等。就相當於是，她用飯錢讓這些精壯小伙子保護了這個飯店。我聽了以後覺得，這種點子只有女人才想得出來。
別看彼時輝煌，黃河路的最終結局大多黯淡，積累了第一桶金的廚師因為爛賭而黯然回鄉，攢下無數小費的啤酒妹以為可以在客人里找到如意郎君，誰知卻是“放白鴿”的小白臉。市場競爭激烈，幾年後，黃河路就非常簫條了。
這個市場並不是平地而起的，它有傳承
爺叔這個人物設定，是金宇澄小說沒有的，劇情交代，他是解放前從事股市交易，“16歲進入上海交易所，18歲擁有了自己的經紀牌照”。按時間推算，上海當時正處於“孤島時期”。根據網友“寂靜的春天”從上海地方志考證，當時，租界內的銀行和交易所照常營業，甚至一度異常繁榮，隨著戰爭的擴大，淪陷區的資本和南洋、香港的資本也進入了這個安全地帶，1940年，從世界各地流入上海租界的熱錢甚至增加到50多億元。
爺叔的台詞部分借鑑了企業家馮侖所著的《野蠻生長》中的內容。最近，馮侖在一個公開活動上聊到爺叔這個角色，回顧他1989年開始做生意時遇到的“爺叔”，那時他30歲，想要創業，找到一個老大哥幫忙，老大哥只提了一個很簡單的要求，“我給你寫這四個字，你相信，答應我，我就幫你。”這四個字是“守正出奇”，即恪守正義，出奇制勝。那時候他並不理解，後來，遇到任何麻煩，馮侖都給他打電話，老先生只一直重複著四個字。老先生做他的監事長，做了17年，這17年他一直坐在輪椅上。
阿寶和爺叔
應健中：
爺叔的原型，來自我在90年代寫下的一篇文章，《七重天賓館喝早茶的證券老人》。
1989年，上海市政府決定建立證券交易所，由人民銀行負責籌建，但交易所是什麼樣子，當時主事的人都沒見過。股票到底怎么買賣，怎么清算，怎么交割，怎么報價，那時候我碰到總經理，他說我根本就搞不清楚。於是，他通過人民銀行，全上海找1949年以前在舊社會幹過證券行當的老先生開座談會，找來了二十來個人。
這些老先生真的經歷坎坷，年齡最大90多歲，最小的是65歲，其中資格最老的曾是蔣介石做股票經紀人時的同事，有的在1949年以前因為“打老虎”運動坐過監獄，有的人1949年以後因為“投機倒把罪”坐牢。
交易所成立了以後，老先生們的合作也結束了，他們自發地在南京路的七重天賓館聚會，每周六早上八點鐘，一個大桌，老先生輪流買單。這個沙龍里的每一個人都是爺叔。這樣一來，每個星期吸引好多人來喝早茶，可以說上海股市的名人都參與過沙龍。有外地的金融機構來開證券營業部，想要了解市場也會來。我已經在報刊上寫專欄了，每次我也去講半個小時。
然而，沙龍辦了沒幾年辦不下去了，這次去這個位置空了，再去那個位置空了， 我打聽，這個走了，那個進病房了。我的感受就是那首交響曲《告別》。
有人來了幾次沙龍覺得不新鮮，因為老先生們的經驗跟現在的市場並不連貫了。有些90歲的人拄著拐杖顫顫微微已經說不出什麼話了，老先生對市場的炒作也覺得有點心臟受不了，1992年放開股價，沒有漲跌停版，他們就說，我們老了，對這種走勢我們也看不懂了，機會都是你們年輕人的（笑）。
下面的茶客，當時是年輕人，現在我們也成為爺叔輩分的了。游本昌老師所飾演的爺叔反映的是，這個市場並不是平地而起的，它有傳承。
歸納起來，我的理解是，所有的創新實際上都是對現有規則的合理衝撞，現在這種激情蠻難找的。我曾經跟王家衛導演說，我們這個片子貢獻給誰？貢獻給在市場經濟大潮發展過程當中，股市當中，所有的贏家和輸家。電視劇也刻畫了不少失敗者，這就是市場經濟。
我也找到自己人生的影子，我們這一代人實際上就兩個字，激情。我看開頭胡歌騎著腳踏車猛踩，好像要追上什麼的樣子，我覺得這就是我，我曾經就是這樣。
好多年沒有看到上海人這么興奮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朵“繁花”。好多人看了說這個片子吵，我說吵就對了，我們沉悶太久了。
至於大家有沒有理解這些股市的故事，說老實話，也不要太看懂，我的書早絕版了，這是一段塵封的故事，能把它展現出來就很好了。我退休了，如今也淡出了股市，我以前有過律師執照，退休的時候我就向司法局把律師執照銷掉了。劇組問我，給年輕人有點什麼忠告？我說忠告沒有的，故事講出來就好了，年輕人不要躺下，躺下的應該是我，機會和激情應該讓給年輕人。
採訪、撰文：劉楚楚
編輯：李純
圖片來源：受訪人以及豆瓣電影劇照
運營編輯：溫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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