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普斯

費爾普斯教授1933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斯州，美國經濟學家，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59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是就業與增長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費爾普斯
• 外文名：EdmundS.Phelps
• 出生地：美國伊利諾斯州
• 出生日期：1933年
• 職業：教授
• 畢業院校：耶魯大學
• 主要成就：被譽為現代總量經濟學的締造者
• 代表作品：《巨觀經濟思想七流派》

人物簡介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瑞典皇家科學院9日宣布，將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埃德蒙·費爾普斯，以表彰他在加深人們對於通貨膨脹和失業預期關係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貢獻。他將獲得總額為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37萬美元）的獎金。2010年受騁閩江學院新華都商學院院長.

費爾普斯現年73歲，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1959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現任閩江學院新華都商學院院長。

費爾普斯是一位國際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在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對當時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線”理論提出了挑戰。根據當時的這一理論，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穩定的負相關關係，即此消彼長的關係。費爾普斯指出，通貨膨脹不僅與失業有關，也與企業和雇員對價格和工資增長的預期有關。他的研究對經濟學理論和巨觀經濟政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1955年畢業於美國阿姆赫斯特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

1959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獲博士學位；

先後執教於耶魯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1971年起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同時擔任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紐約科學院院士、美國經濟學協會副會長、布魯金斯經濟事務委員會資深顧問、美聯儲學術會議專家、美國財政部和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顧問、《美國經濟評論》編委等。

菲爾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於伊利伊州伊凡斯頓，當時美國正處於大蕭條谷底，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當時也正是凱恩斯主義形成的時期，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含義：通過政府干預來拯救經濟蕭條也成為最流行的做法。 　1951年菲爾普斯進入安默斯特學院讀大學。在大學第一年裡，他迷戀上了柏拉圖、休謨等人，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在學經濟出身的父親和學家政管理出身的母親的影響下，他第二年開始接觸經濟學課程。在大學的經濟學學習中，菲爾普斯逐漸顯現出了與眾不同的才智。

作為剛剛開始入門的初學者，他敏銳地感受到了總量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二者之間的鴻溝，並對二者如何相互溝通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正是這種興趣引導他把個體經濟學引入了凱恩斯創立的總量經濟學，並成為新凱恩斯主義的領軍人物。

由於當時的耶魯大學在經濟學研究領域日益崛起，而且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獎學金，於是菲爾普斯選擇了那裡。在那兒，菲爾普斯師從自己仰慕已久的詹姆斯·托賓。

在這段時期，托賓、托馬斯·斯凱林、阿瑟·奧肯等著名學者的傑出智慧和不倦教誨，使菲爾普斯受益頗多。一些中歐經濟學家也對菲爾普斯產生了影響，他對這些經濟學家所重視的預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在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的文學和哲學博士學位之後，菲爾普斯1959年6月來到洛杉磯，在蘭德公司開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菲爾普斯不久就感覺到，那裡的環境並不符合他做學問的願望。恰在此時，耶魯大學的考勒斯基金會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學術職位，於是1960年菲爾普斯重返耶魯。

在這段時間，他提出了經濟成長的“黃金分割律”，被視為對羅伯特·索特開創的增長路徑研究的一個重要進展。在這一時期中，作為對其研究工作的一個回報，菲爾普斯還受到了麻省理工學院（MIT）1962~1963年對其進行訪問的邀請。在短短几年時間裡，菲爾普斯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國際聲望的經濟學家。

菲爾普斯1966年離開耶魯大學，來到賓夕瓦尼亞大學，翻開他學術生涯新的一頁。60年代後期是他學術成果非常豐碩的時期。根據菲爾普斯的回憶，在那段屬於職業生涯開始起步的幾年中，他就像一個不斷溢出思想的容器。

就是在這一時期，菲爾普斯建立和發展了一系列模型，對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了批評和發展。菲爾普斯最早從理論上對菲利普斯曲線發生興趣，是在1966年夏天和他同年秋季進入賓夕瓦尼亞大學後的最初幾個月。他的著名論文：“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預期和隨時間變動的最優就業”，就是在該年冬天完成的，該文於次年發表並引起廣泛矚目。

伴隨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個人生活的不斷干擾，他的學術生涯也隨之步入了一個低谷。1971年秋天，菲爾普斯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通過變更工作，也重新開啟一個新的階段。他在那裡一呆就是8年。

在那裡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維維安娜·蒙特多，兩人1974年舉行了婚禮。在個人生活重新安定下來之後，菲爾普斯又開始進入了一個學術多產的時期。

這一時期他在經濟公平問題、勞動市場結構剛性、理性預期下貨幣政策、非一致工資或價格制定、非對稱信息下的隱性契約以及理性預期本身等問題都進行了非常廣泛的研究。

80年代，菲爾普斯開始想用一本導論性教科書把自己認為重大的經濟學問題記錄下來。1985年春天，他的《政治經濟學：入門教材》面世。1990年,菲爾普斯把多年積累的、自己對於總量經濟學研究現狀和進展的理解整理成冊，出版了《巨觀經濟思想七流派》一書，這也被視為他學術研究階段性成果的一個總結。

在剛剛步入60歲的時候，菲爾普斯撰寫了自傳，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一次清算和檢討。回顧過往成就令他欣慰，而看到這些成就能對他人產生影響更是一種滿足。他感到自己的事業已進入了一個平和的階段。

在他看來，學術影響並不是他個人成就的一個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回報、特別是從工作本身中得到的回報，才是最重要的評判標準。由於了解這一點，他才能根據自己的愛好、而非外界眼光選擇適合自己的研究課題。

關注中國經濟 這位經濟學大師對中國經濟也並不陌生，他曾多次訪華，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廣泛的了解。在“2005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上，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稱：“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合理的，但也是複雜的。”

費爾普斯的理論在上世紀首先被運用在美國和西方其他一些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中。

在今天全新的全球經濟背景下，費爾普斯的經濟理論也會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尤其對於今天的中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為中國經濟也必須應對失業率、通貨膨脹和提高投資效率等問題。 　費爾普斯認為，中國的機制促進了公眾創造問題並解決問題的能力，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這種機制讓絕大多數人參與進來，並促進了社會全面發展。觀察表明，中國公眾正從事越來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戰性及高回報率的工作。參與解決或挖掘新問題的人越多，或其參與程度越高時，經濟發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國的情況符合於此，由此得出關於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肯定推斷。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主席維布爾指出，費爾普斯的理論有助於中國和印度這些國家制定經濟政策。中國和印度都面臨著在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何制定經濟政策的問題。“尤其是對那些正在興起的開發中國家來說，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而費爾普斯恰恰提出了一種框架，一些基本原則，人們可以根據這些基本原則來進行分析。”

然而，這種研究方式在當下的中國巨觀經濟研究中是欠缺的。當前中國的巨觀經濟研究更多地還是停留在數據分析和經濟預測方面，並沒有更深入地研究，因此會導致巨觀決策沒有基礎，缺乏從基本經濟事實到巨觀層面政策選擇的系統解釋。

在社會經濟變革的形式下，中國更需要開創性的巨觀經濟研究，可以借鑑費爾普斯的理論和思維方式，建立研究中國巨觀經濟的模型，包括工資曲線，消費曲線，甚至中國經濟成長周期曲線，不僅僅是預測經濟成長過快或者過慢，而且是研究經濟處在何種增長的階段，並找出“微觀”和“巨觀”連動的原因和規律。

獻身經濟學

瑞典皇家科學院昨日宣布，因對“巨觀經濟政策中的跨期權衡”進行的深入研究，將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埃德蒙·費爾普斯，以表彰他在加深人們對於通貨膨脹和失業預期關係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貢獻。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諾貝爾獎官方網站中表示，費爾普斯的工作“加深了我們對經濟政策長期、短期影響之間關係的理解”，他的貢獻對“經濟學研究和經濟政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費爾普斯現年73歲，他曾經執教於耶魯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1971年起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還於1981年加入美國科學院，2000年起擔任美國經濟學協會副會長，美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紐約科學院院士、布魯金斯經濟事務委員會資深顧問、美聯儲學術會議專家、美國財政部和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顧問、《美國經濟評論》編委等。

費爾普斯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總量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包括就業、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儲蓄、公債、稅收、代際公平、價格、工資、微觀主體行為、資本形成、財政和貨幣政策。他對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濟成長理論。費爾普斯對經濟成長的動態最最佳化路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經濟成長黃金法則”，從而正式確立了經濟成長理論。

他也是繼蒙代爾(1999年)、斯蒂格里茨(2001年)之後，又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此前，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共授予了37位美國經濟學家。

費爾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於伊利諾斯州伊凡斯頓，當時美國正處於大蕭條期間，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直到1939年他的父親才在紐約找到了新工作，其全家搬到了哈德森河上游的一個寧靜郊區，費爾普斯也進入了那裡的公立中學。1951年畢業後，費爾普斯進入安默斯特學院讀大學，1955年畢業並獲文學學士學位。在大學第一年裡，他迷戀上了柏拉圖、休謨等人，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在學經濟出身的父親和學家政管理出身的母親的影響下，他第二年開始接觸經濟學課程。

在大學的經濟學學習中，費爾普斯逐漸顯露出了與眾不同的才智。作為剛剛開始入門的初學者，他敏銳地感受到了總量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二者之間的鴻溝，並對二者如何相互溝通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一興趣是促使他繼續深造攻讀經濟學的一個直接動力。由於當時的耶魯大學在經濟學研究領域日益崛起，而且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獎學金，於是費爾普斯選擇了耶魯大學攻讀研究生。

成名耶魯

在耶魯大學，費爾普斯與耶魯名氣最大的兩個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和托馬斯·斯凱林保持了密切接觸和交往。二人的傑出智慧和不倦教誨，使費爾普斯受益頗多。在研究生學習期間，一些中歐經濟學家也對費爾普斯產生了影響，費爾普斯從他們身上接受了重視預期的“歐洲傳統”(在他看來，這一傳統始於馬歇爾)，特別是他們強調了主體預期對於通貨膨脹、以及更一般的價格和工資的作用。費爾普斯認為，在他們的思想中已體現了自然失業率的直覺觀念。他意識到，這裡潛伏著轉變總量經濟學方向的因素。可以說，這是費爾普斯日後研究工作的一個萌芽。

在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的文學和哲學博士學位之後，費爾普斯1959年6月來到洛杉磯，在蘭德公司開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費爾普斯不久就感覺到，對於象他這樣準備獻身於學術研究的人來說，那裡的環境並不適合他。恰在此時，耶魯大學的考勒斯基金會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學術職位，在那裡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思考和研究，同時承擔耶魯大學少量的教學任務。於是他在1960年重返耶魯。

在考勒斯基金的5年半時間，是費爾普斯學術生涯發展一個獨特而重要的階段，使他一舉成名的關於國民儲蓄的“黃金準則”的論文，就是在這段時間早期完成的。這篇著名論文被視為對羅伯特·索洛開創的增長路徑研究的一個重要進展。索洛l956年曾提出平衡增長理論，費爾普斯則利用這一理論，進一步探討了勞動和資本的關係，提出了著名的經濟成長黃金分割律，對後世影響極大。在隨後幾年中，他又對經濟成長的黃金準則作了進一步闡述。

在短短几年時間裡，費爾普斯已經成為了一個具有國際聲望的經濟學家。但出於對其職位安排的不滿以及其他一些個人原因，費爾普斯1966年離開耶魯大學，來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翻開他學術生涯新的一頁。

第二個春天

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之後，在整個1960年代後期，費爾普斯是試圖在總量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之間架起溝通橋樑的一批年輕經濟學家的先鋒之一。他最廣為人知的學術貢獻，是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批評和發展。在此期間的研究工作中，費爾普斯還與他的同事們進行了許多相關領域的探索。

根據費爾普斯的回憶，在那段屬於職業生涯開始起步的幾年中，他就象一個不斷溢出思想的容器。他當時自己也不知道這種狀態能否保持下去以及保持多久。後來的事實表明，伴隨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個人生活的不斷干擾，他的學術生涯也隨之步入了一個低谷。他感到一邊在紐約定居，一邊任教於賓夕瓦尼亞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於是開始試圖在紐約尋覓一份合適的職位。在這個過程中，他迎來了事業上的第二個春天。

1971年秋天，費爾普斯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在那裡一呆就是8年，這也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變更工作。在那裡，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維維安娜·蒙特多，兩人1974年舉行了婚禮。在個人生活重新安定下來之後，費爾普斯又開始進入了一個學術多產的時期。這一時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對經濟公平問題和勞動市場結構剛性等領域的研究上面。費爾普斯在哥倫比亞大學還與吉勒莫·卡爾沃和約翰·泰勒一道，開始試圖在理性預期和非一致性工資制定基礎上，對凱恩斯範式進行重建。費爾普斯後來回憶到，當時他與泰勒和卡爾沃的互相影響，對他們每個人都受益匪淺，這種狀態持續了10年，直到後來二人相繼離開。在這段時期里，費爾普斯關於反通貨膨脹的一些研究也需要一提，這成為他日後研究方向的一條線索。

獻身經濟學的一生

19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早期，費爾普斯大部分的時間是在歐洲作訪問和研究中度過的。隨著人際接觸面的擴大和對歐洲經濟的親身體驗，他的研究興趣和重點也發生了階段性轉移。1985-1986年，費爾普斯受邀來到了義大利，先是在羅馬，最後去了佛羅倫斯，中間還在巴黎呆過一段時間。在羅馬，費爾普斯主要關注了自己以前所不熟悉的國際總量經濟學領域。1990年，費爾普斯把多年積累的對於總量經濟學研究現狀和進展的理解整理成冊，出版了《巨觀經濟思想七流派》一書，這也被視為他學術研究階段性成果的一個總結。

1993年9月，費爾普斯回到了紐約。回國後，費爾普斯繼續保持著對東歐問題的研究興趣。同時，他對自己思考很久的一個問題開始著手研究。這一主題涉及對低收入工人的補貼計畫，其目的是提高貧困人口的工資率和就業率。他對失業微觀基礎問題的長期研究，對其在失業的背景下提出這個計畫起到了很大幫助。

1995年，費爾普斯以“獻身經濟學的一生”為標題撰寫了自傳。在這本自傳中，他為自己列出了未來20年的研究計畫：首先，對東歐轉型問題的研究將深入下去；其次，他將更關注本國的貧困人口；最後，失業決定問題仍將是他的一大研究主題。同時他還提到了幾個可能選擇的研究方向，如股票市場或政治領域。正如費爾普斯自己所說，他對這些以及其他不可預見的研究課題充滿期望。

研究貢獻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學院最終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經濟學最高榮譽頒給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就業與增長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今年73歲的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S·Phelps），以表彰他在加深人們對於通貨膨脹和失業預期關係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貢獻。 但凡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能從書本上認識這位學者——首先是他的研究觸角廣泛。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總量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包括就業、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儲蓄、公債、稅收、代際公平、價格、工資、微觀主體行為、資本形成、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領域——經濟成長問題。此外，他的思維能夠超出“巨觀”本身，能將微觀主體行為及其對巨觀經濟的影響結合起來，突破了先前巨觀經濟研究的思維模式，被譽為“現代總量經濟學的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破解凱恩斯難題

凱恩斯在上世紀30年代發展的凱恩斯理論留下了兩個問題未解：一是為何經濟狀況良好的時候仍存在非自願性失業；二是“有效需求”的減少為何引發失業率的上升，也即為何貨幣工資和價格不能馬上下降以阻止就業減少？挑戰就在於如何在傳統經濟學框架下解釋這些問題。

費爾普斯在1968年的論文中建立了勞動力轉換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實現市場均衡（也就是市場參與者的預期與其行動相一致）並不能消除失業，甚至不能消除非自願性失業。他強調勞動力的工作轉換給企業帶來的損失，因此工資必須是能夠減少員工轉換工作的頻率而努力工作的“效率工資”，這個數字要比均衡時的工資高，由此解釋非自願性失業的存在；如果“有效需求”未被察覺地增加推高了貨幣工資水平和價格水平，而企業並沒有預期到這種增加，那么就業就會減少。也就是說，如果真實價格和工資水平的上升超過了預期水平，那么“有效需求”的增加就會提高失業率。這實際上涉及到了一個處於不完全和不完美信息下的世界。1969年1月，在賓夕法尼亞的一次會議經濟學家對上述理論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會後出版的名為“失業和通貨膨脹理論的微觀基礎”的論文集，掀起了對這個新的總量經濟學分支的第一輪研究熱潮。

在1969年的論文中，費爾普斯又建立了“島嶼模型”，闡釋了即使工人不滿足於自己所在“島嶼”的工資水平，在他們離開自己的島嶼到工資更高的“島嶼”去的過程中也處於失業狀態。

這些模型的重要發現就是非均衡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對工資和價格水平的錯誤預期會影響失業率。比如在“島嶼模型”中，如果工人預期的平均工資低於真實的平均工資，那么部分工人就可能接受低於真實平均工資的工作從而停止尋找，這樣的話失業率會下降。

在整個上世紀60年代後期，費爾普斯都試圖在總量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之間架起溝通橋樑。而70年代中的大部分時間，費爾普斯致力於如何從理論上證明，如果每個經濟人都能夠進行理性預期，那么對均衡的偏離就只能是貨幣性的。他認為如果工資和價格的確定是非同步的，那么即使在理性預期的情況下，對均衡的背離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消失。這方面的研究推動了所謂“新凱恩斯主義總量經濟學”的興起，並成為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

菲利普斯曲線

“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

費爾普斯在解釋凱恩斯難題的同時，還對當時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線”理論提出了挑戰。英國經濟學家A·W·菲利普斯在1958年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旨在證明失業率與通貨膨脹存在反比關係，即容忍適當的通貨膨脹有助降低失業率。然而，費爾普斯對完全根據菲利普斯曲線來制定政策提出質疑，指出“通貨膨脹不僅與失業有關，也與企業和雇員對價格和工資增長的預期有關”。他的理由是，無論失業率處於什麼水平，如果人們和企業預期通貨膨脹會上揚，他們就會要求獲得更高的工資，或把商品價格定得更高。這樣一來，對於通貨膨脹的預期就會變成現實，結果是失業率不會繼續下降，然而通貨膨脹卻會走高。費爾普斯提出的這個經濟學模式，被稱為“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

費爾普斯的理論表明，將來的政策穩定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今天的政策決定：今天的低通脹率也會導致未來的低通脹預期，進而有利於未來的政策決策。這一研究成果增進了人們對經濟政策長期和短期影響關係的理解。他的研究對經濟學理論和巨觀經濟政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並已成為當今許多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而最關鍵的事實是，在“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後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經濟狀況證明了這一理論的正確性。今天，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和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都是政策制定者要考慮的重要因素。這也是瑞典皇家科學院最為看重的貢獻。

人的因素

費爾普斯在經濟理論上的貢獻多樣而且卓越，很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迄今仍經常被引用。而他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濟成長理論。先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曾提出平衡增長理論，費爾普斯則對經濟成長的動態最最佳化路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經濟成長黃金律”，進一步探討了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係，從而正式確立了他的經濟成長理論。“黃金律”通常是指平衡增長路徑中勞動與資本配置最最佳化的條件，即將勞動與資本比率視為一種最重要的經濟關係，並通過調整勞動與資本比率，可以確定一種可預期的經濟成長。他在關於“黃金律”的論文中，還試圖分析產業發展與技術進步速度之間的關係，通過資本投入和增加研發支出等手段來達到技術進步，以及經濟中存在的創新和新發明等問題。

費爾普斯的理論顯示，未來的經濟政策如何取決於人們今天的行為以及他們認為明天會發生什麼。“我試圖把人的因素重新放進我們的經濟模式，具體來說就是他們估計其他經濟參與者同一時間在做些什麼以及對未來的預測。政府和個人必須在沒有掌握全部信息的情況下作決定，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完全了解經濟到底是怎樣在運作。”

費爾普斯還研究過活力、也就是新觀念的產生與發展是長期經濟成長的關鍵這一課題，試圖找出技術革新在美國不斷湧現、而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和歐洲卻很薄弱的原因。2004年他在接受紐約《太陽報》的採訪時表示，缺乏活力、也就是對工作和生意的態度不積極，是包括就業率低、生產力比較低等歐洲存在的許多問題的根源。

評價

埃德蒙·費爾普斯的研究成果促進了總量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對於巨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也具有基礎性的指導意義。他關於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問題的研究，以及對資本積累與經濟成長問題的研究都可以放到統一的跨期權衡分析框架中。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通過考察不完備信息和摩擦市場中單個企業與居民的行為，費爾普斯重新塑造了傳統的凱恩斯理論。他建立的預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線從根本上改變了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對立的關係，對於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其研究結論表明，未來經濟穩定政策的可能性取決於今天的政策決策：今天的低通脹導致對未來低通脹的預期，因此有助於未來的決策制定。費爾普斯對最優資本積累的研究說明了在什麼情況下，每代人都能從總儲蓄率的變動中獲益；他關於人力資本在經濟成長中作用的研究同樣為後來的經濟成長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由於這些豐富的成果和突出的貢獻，費爾普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稱得上是實至名歸。

費爾普斯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對中國經濟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如何合理、有效地將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引入到巨觀經濟分析之中，是當前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值得重視的一個方向；如何在巨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充分考慮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也是決策當局應該引起高度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