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9年開始每年發布上一年的《美軍南海軍事活動不完全報告》，目的在於增加南海態勢的透明度，並作為智庫提供第三方的觀察評估視角，為各相關國家的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媒體和社會大眾提供參考。
2022年，發布了《2021年美軍南海軍事活動不完全報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2021年美軍南海軍事活動不完全報告
- 發布時間：2022年
全文內容
2021 年 美 軍 南 海 軍 事 活 動 不 完 全 報 告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
目錄
一、戰略平台活動強度大幅提升
二、海空抵近偵察變本加厲
三、頻繁刺激台海局勢
四、演習演訓規模及頻次空前
五、涉海戰略、作戰概念及裝備創新
六、總結和展望
2021 年 美 軍 南 海 軍 事 活 動 不 完 全 報 告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
2021年，美國高度強調對華軍事威懾，美軍在南海維繫著高強度的對華抵近偵察、穿越台灣海峽、前沿存在、戰略威懾、“航行自由行動”、演習演訓和戰場建設等行動。其中，美軍大型偵察機的空中抵近偵察約1200架次，數次進逼至距中國大陸領海基線20海里；航母打擊群和兩棲戒備群12次進入南海，較2020年至少翻了一番；攻擊型核潛艇全年至少有11艘先後出現在南海及其周邊海域，“海狼”級“康乃狄克”號（USS Connecticut，SSN-22）甚至在南海北部發生了“撞山”事故。此外，美軍在戰略、戰術、作戰概念及裝備研發等方面也加大對“大國競爭”的聚焦，對華針對性大幅增強。
一、戰略平台活動強度大幅提升
2021年，美軍先後向南海地區部署4個航母打擊群、2個兩棲戒備群、11艘攻擊型核潛艇、22架次轟炸機，戰略平台頻繁進出南海，對華威懾意圖明顯。
（一）航母打擊群
大型平台及編隊活動強度進一步提升，較2020年同期幾乎翻倍。美軍先後派遣“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CVN-71）、“尼米茲”號（USS Nimitz，CVN-68）、“里根”號（USS Ronald Reagan，CVN-76）、“卡爾·文森”號（USS Carl Vinson，CVN-70） 4個航母打擊群以及“馬金島”號（USS Makin Island，LHD-8）、“埃塞克斯”號（USS Essex，LHD-2）2個兩棲戒備群前往南海活動，累計12次進出南海。行動呈現以下特點：
2021年美軍大型編隊位南海活動情況
首先，頻次大幅攀升，針對性明顯。2021年，包括“羅斯福”號、“尼米茲”號、“里根”號和“卡爾·文森”號在內的美軍4個航母打擊群累計10次進出南海，活動強度較2020年同期幾乎翻倍，兵力配置較2020年的3個航母打擊群進一步加強。演習科目既涉及雙航母演習、航母與兩棲攻擊艦的遠征打擊力量演習，也包括與盟友及夥伴國大型編隊間的聯合行動演習。航母打擊群位南海活動的時間，短則4-5日，長不過10日，活動期間注重加強與其他艦艇、轟炸機和加油機等海空兵力的聯演聯訓。且長期保持在菲律賓海部署，重點演練在中國“反介入”作戰環境下，如何更好地介入熱點事件。
美海軍“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與“馬金島”號兩棲戒備群南海演習
圖1 美海軍“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與“馬金島”號兩棲戒備群在南海開展聯合演習，4月9日
其次，快進快出，規律性降低，實戰意味加強。2021年美軍航母在南海活動的一個新特點是，行動突然而規律性降低，經常是快打快收，數次上演“回馬槍”，實戰部署的意味顯著加強。例如，10月24日-11月7日，美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兩進兩出南海，在南沙群島周邊機動，並在關鍵海峽快速穿梭航行，疑似在針對南沙演練迂迴包抄戰術，這樣的戰術動作十分罕見。美軍航母打擊群還越來越重視菲律賓島嶼間的海峽通道，如聖貝納迪諾海峽、民都洛海峽、巴拉巴克海峽等。巴士海峽的使用頻率反而降低，這實際上是在演練極端情況之下，航母打擊群的生存和作戰套用，實戰演練的意味頗為濃厚。美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指揮官馬丁少將（Rear Admiral Daniel P.Martin）披露，“一旦美軍艦接近南海，就可以期待中國軍艦前來‘迎接’和‘護送’，“卡爾·文森”號通常以25節或更快的速度通過南海，來保持不可預測性以擺脫這種‘護送’”。[1]
美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行動路線圖
圖2 美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行動路線圖，10月24日-11月5日
第三，積極開展五代機裝備作戰檢驗。2021年8月，美海軍首個搭載最先進的F-35C艦載戰鬥機和CMV-22B艦載運輸機的“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部署至西太。F-35C艦載機聯隊被譽為“未來空中聯隊”，憑藉其集成的主、被動感測器可以為艦隊指揮官提供強大的戰場空間感知和力量投送能力。位南海活動期間，“卡爾·文森”號航母的F-35C艦載機進行了航母起降、空中加油、編隊飛行等一系列的訓練。8月底，F-35C還與美空軍B-52H轟炸機在關島北部空域開展聯合演習，演練突破“反介入與區域拒止”作戰。
F-35C艦載戰鬥機與B-52H轟炸機在關島北部空域聯合演習
圖3 F-35C艦載戰鬥機與B-52H轟炸機在關島北部空域開展聯合演習
第四，瀕海戰鬥艦首次編入航母打擊群共同行動。9月7日，“塔爾薩”號瀕海戰鬥艦（USS Tulsa，LCS-16）與“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在南海開展聯合行動，這是瀕海戰鬥艦首次作為航母打擊群的一部分開展行動。
“塔爾薩”號瀕海戰鬥艦與“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在南海行動
圖4 “塔爾薩”號瀕海戰鬥艦與“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在南海開展聯合行動，9月7日
與美海軍的其他水面作戰艦艇相比，瀕海戰鬥艦憑藉其靈活的任務模組組合和機動性可以在近海作戰中發揮獨特的作戰優勢，可以更好更快地介入地區衝突。2021年，瀕海戰鬥艦在西太的部署進一步增強，數量達到創新高的三艘，包括“塔爾薩”號、“查爾斯頓”號（USS Charleston，LCS-18）以及“傑克森”號（USS Jackson，LCS-6）。據美軍第七艦隊指揮官披露，2022年這一數字或增加至八艘之多，[2]可以預見瀕海戰鬥艦與航母的融合度還將進一步加深。
（二）轟炸機
美空軍累計22架次B-52H或B-1B戰略轟炸機14次進出南海活動，重點演練“動態兵力部署”作戰概念，並與日本、馬來西亞、印尼等舉行聯合演習。
2021年美轟炸機位南海活動情況
（三）核潛艇
根據有限的信息披露，美海軍至少有“康乃狄克”號（USS Connecticut，SSN-22）、“芝加哥”號（USS Chicago，SSN-721）、“基韋斯特”號（USS KeyWest，SSN-722）、“俄克拉荷馬城”號（USS Oklahoma City，SSN-723）、“俄亥俄”號（USS Ohio，SSGN-726）、“阿什維爾”號（USS Asheville，SSN-758）、“傑佛遜城”號（USS JeffersonCity，SSN-759）、“斯普林菲爾德”號（USS Springfield，SSN-761）、“夏洛特”號（USS Charlotte，SSN-766）、“漢普頓”號（USS Hampton，SSN-767）、“伊利諾伊”號（USS Illinois，SSN-786）等11艘攻擊型核潛艇前往包括南海在內的西太平洋地區執行戰略巡航任務。
其中，“康乃狄克”號核潛艇10月2日在南海巡航期間，發生事故撞上海底山脈，造成數十名水手受傷，事故調查結果表明存在人為失誤，正副艇長及指揮官被解職。[3]這實際上也是美軍在南海過度部署導致“疲勞駕駛”引發事故的一個縮影。
2021年位南海及周邊地區活動的美軍攻擊型核潛艇
二、海空抵近偵察變本加厲
2021年，美軍在南海地區繼續保持高強度的海空抵近偵察。據不完全統計，在空中，美軍大型偵察機前往南海開展抵近偵察約1200架次；在海上，美軍海洋監視船、海洋測量船等偵察船也頻頻前往南海開展作業，累計達419艦日。
（一）空中抵近偵察
2021年，美軍對華空中抵近偵察活動的強度、烈度和頻次顯著提升。據ADS-B信號的不完全統計，美軍從日本三澤基地、橫田基地、沖繩嘉手納基地、關島安德森基地、菲律賓克拉克基地等多個基地出動包括U-2S高空偵察機、RC-135系列偵察機、WC-135W核物質偵察機、E-3B預警機、E-8C空地監視機、P-8A、P-3C反潛巡邏機、EP-3E電子偵察機、RQ-4B、MQ-4C無人偵察等約1200架次大型偵察機前往南海開展偵察行動，較2020年同期增加超過20%。據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大校2021年4月披露的數據顯示，“美現政府就職以來，美軍偵察機在中國當面海域活動頻次比去年同期增加超40%”，[4]側面證明真實情況較統計數據更為嚴峻。
數量之外，強度和動作也愈發大膽。月度偵察架次、單日最高架次和抵近偵察距離接連刷新記錄。一是月度偵察架次：2021年11月，據ADS-B數據統計，美軍累計94架次大型偵察機前往南海對中國進行抵近偵察，架次之高前所未有。其中，P-8A反潛巡邏機為主力，占總數的近八成。二是單日偵察架次：11月4日，美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位南海活動期間，高達10架次偵察機前往南海偵察。三是抵近偵察距離：美軍不斷刷新抵近中國海岸距離，潛在軍事風險持續走高。據不完全統計，美軍機抵近至領海基線外30海里內的高達22架次。例如，3月22日美空軍1架RC-135U電子偵察機前往南海抵近偵察，最近距離中國領海基線25.33海里；9月4日，美空軍1架RC-135S飛彈監視機抵近山東膠州灣進行偵察，最近距離中國領海基線已不足20海里。11月29日，美海軍1架P-8A反潛巡邏機穿越台灣海峽，行動期間最近距離中國大陸領海基線僅約15.91海里。
2021年美軍大型偵察機位南海抵近偵察情況
圖5 2021年美軍大型偵察機位南海抵近偵察情況
（二）海上偵察活動
美軍大型偵察船對中國的海上偵察活動分為兩類，一是以海洋監視船為代表的，主要負責偵察水下目標、支持反潛作戰（Anti-Submarine Warfare）；二是以海洋測量船為代表的，主要進行海底地形地貌探測以及海洋氣象水文調查。
1。 海洋監視船
2021年，以海洋監視船為代表的美軍海上偵察力量的活動強度持續走高，美軍擁有的五艘海洋監視船“勝利”號（USNS Victorious，T-AGOS 19）、“能幹”號（USNS Able，T-AGOS 20）、“有效”號（USNS Effective，T-AGOS 21）、“忠誠”號（USNS Loyal，T-AGOS 22）和“無瑕”號（USNS Impeccable，T-AGOS 23）都先後前往南海開展作業，活動時長累計達372艦日，平均每天都至少有一艘海洋監視船在南海活動，幾乎沒有“空窗期”，行動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2021年美軍五艘海洋監視船活動軌跡圖
圖6 2021年美軍五艘海洋監視船活動軌跡圖
西沙群島和中沙群島附近海域已成為美海軍海洋監視船活動的重點區域。從活動軌跡來看，美海軍海洋監視船密集位西沙群島、中沙群島附近海域開展海上偵察行動。該海域水深超過2000米，水文環境複雜，是開展水下作戰和反潛作戰的理想海域。美軍持續派出海洋監視船赴該海域開展作業活動，主要是為未來在該海域開展相關水下作戰行動作準備。
從部署模式看，美海軍海洋監視船在南海地區的部署趨向於常態化。2021年平均每天至少有一艘海洋監視船在南海部署，幾乎沒有“空窗期”。在輪換模式上採用“先來後走”的方式實現無縫銜接，每艘海洋監視船在南海實施海上作業的時間少則10餘天，多則40餘天。
積極融入美軍作戰體系，實現與其他作戰平台之間的有效協同配合。美海軍海洋監視船位西沙群島、中沙群島附近海域作業期間，美海軍的飛彈驅逐艦及P-8A反潛巡邏機也會出現在附近海空域，為其提供支援掩護。另外，美軍監視船之間亦呈現出一定的協同配合。例如，2月15日至3月28日之間，“無瑕”號與“忠誠”號分列巴士海峽東西兩端，對這一進出南海的重要航道形成夾擊之勢。
美軍海洋監視船活動的針對性也越來越強，活動區域進一步深入。如圖所示，軌跡的聚集點即為偵察陣位。相較往年，2021年呈現的一個新特點是，之前美軍鮮有涉足的西沙以西和東沙東南的這片“腹地”也密集出現了監視船的身影，可見作業範圍進一步深入。
此外，美軍還進一步推進在南海的前沿部署。11月20日，美海軍“能幹”號海洋監視船結束位南海的作業，進入菲律賓蘇比克灣靠港，2021年尚屬首次。
1。 海洋測量船
2021年，美海軍“鮑迪奇”號（USNS Bowditch， T-AGS 62）、“漢森”號（USNSHenson， T-AGS 63）、“瑪麗·希爾斯”號（USNSMary Sears， T-AGS 65）三艘海洋測量船先後前往南海活動，其中以“瑪麗·希爾斯”號最為活躍。
8月20日-9月6日以及9月29日-10月6日，美海軍“瑪麗·希爾斯”號海洋測量船兩次前往海南以南、西沙以西這一海域高強度作業；10月25-26日，“瑪麗·希爾斯”號海洋測量船還罕見地前往東沙群島東南海域作業，引人遐想。10月11日-14日，美海軍“瑪麗·希爾斯”號海洋測量船在民都洛海峽作業。11月4日，美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隨即通過這一通道進入南海活動。
2021年美海軍“瑪麗·希爾斯”號海洋測量船活動軌跡圖
圖7 2021年美海軍“瑪麗·希爾斯”號海洋測量船活動軌跡圖
三、頻繁刺激台海局勢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來，闖島式“航行自由行動”有所收斂，累計開展5次，頻次較2020年的9次下降明顯。與此同時，在台海周圍的動作卻明顯加大。
（一）軍艦、軍機高調過航台灣海峽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軍艦累計12次穿越台灣海峽，其中自北向南5次，自南向北7次。總體上，基本保持著每月一次的頻率，每次行動後都配合著美官方的輿論炒作。
穿越台灣海峽行動則日益規律化、政治化，且手段進一步升級。8月27日，美海軍“基德”號飛彈驅逐艦（USSKidd，DDG-100）、海岸警衛隊“門羅”號炮艦（USCGC Munro，WMSL-755）聯合穿越台灣海峽，這是兩年內美海警首次加入到穿越台海行動當中；10月15日，美海軍“杜威”號驅逐艦（USSDewey，DDG-105）聯合加拿大皇家海軍“溫尼伯”號（HMCSWinnipeg，FFH 338）穿越台灣海峽，這是近年來美軍首次聯合其他國家共同穿越台海，手段進一步升級。
2021年美軍艦穿越台灣海峽情況
美軍偵察機也加入到穿越台海的行動當中。6月2日、8月12日、11月29日，分別有美海軍1架P-8A反潛巡邏機穿越台灣海峽。6月2日，美海軍1架P-8A反潛巡邏機（AE6864）從沖繩嘉手納基地起飛自北向南穿越台灣海峽，這是自2013年P-8A部署至西太以來首次穿越台海。11月29日，美海軍P-8A反潛巡邏機（AE6832）穿越台海期間，最近距離中國大陸領海基線僅約15.91海里，刷新了公開已知的美軍機對華抵近偵察的最近紀錄。P-8A自2013年部署至西太以來，在中國沿海地區進行抵近偵察極為常見，該機型大致占總偵察架次的約三分之二，但穿越台灣海峽是2021年來的新動作，值得高度關注。
美海軍P-8A反潛巡邏機穿越台海軌跡圖
圖8 美海軍P-8A反潛巡邏機穿越台海軌跡圖，11月29日
（二）政府高級官員“竄訪”台灣
除了過航台灣海峽，美軍圍繞台灣小動作不斷，不斷挑戰中國大陸底線，製造台海緊張。
6月6日、7月15日、7月19日、11月9日，分別有美空軍1架C-17A運輸機、美空軍一架C-146A“獵狼犬”特種作戰運輸機、美中情局下屬一架C-130J運輸機及美海軍1架C-40A公務機降落台灣，引發中國強烈反應。
台海與南海兩海天然聯動，形勢密不可分。隨著美國和台灣當局不斷炒作和刺激台海局勢，南海北部的軍事安全風險在急劇升高，美軍偵察機、測量船和水下力量等已在海南島、西沙群島和巴士海峽間的三角區域形成了常態化存在，這給地區局勢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5]美軍頻繁的穿越台海行動、政府高級官員“竄訪”台灣，實際上是給島內分裂勢力釋放危險信號、為其加油鼓勁，對台海地區和平穩定構成了極大威脅。
海南島、西沙群島和巴士海峽間的三角區域
圖9 海南島、西沙群島和巴士海峽間的三角區域
四、演習演訓規模及頻次空前
（一）演習數量和規模進一步提升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美軍的一系列訓練和演習活動規模縮減甚至取消；2021年，美軍一方面在軍內加快推進疫苗接種，另一方面在演習中繼續限制人員接觸，演習全面恢復，甚至在原有數量和規模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提升。
2021年，據公開數據統計，美軍在南海及周邊地區累計開展演習演訓95次，實際超過百次，在數量和規模上都超過了疫情前的2019年的85次。95次演習中，大規模單邊演習14次、雙多邊演習81次。演習兵力涉及美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陸軍以及海岸警衛隊等各個兵種，演習內容涵蓋反艦作戰、反潛作戰、反水雷作戰、兩棲作戰、網路空間作戰、海域態勢感知等多個領域。參加多邊演習的國家，既有南海沿岸國家，也有日本、英國、澳大利亞、印度、法國、加拿大等域外國家，無論是演習的頻率還是規模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8月2日-27日，美國首次舉行“大規模演習-2021”（Large Scale Exercise 21），號稱40年以來最大規模海上軍演，此次演習參演人員約為2.5萬人，包括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十艦隊和3個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人員。[6]演習規模之大、地域跨度之廣、參演武器類型之多前所未有，以期展示美國可以在不同戰區同時應對挑戰的能力，針對中、俄的威懾意圖明顯。作為“大規模演習-2021”的一部分，美國聯合英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包括30 多艘艦艇、200 架飛機和 3萬名軍事人員在菲律賓海開展了一系列演習，演習涉及現代戰爭的陸海空天電等各個領域，科目包括在模擬作戰環境下保障通信線路、前沿基地和海上航線安全，五代機與四代機間的編隊作戰及應對反介入和區域拒止等，[7]演習科目廣、融合程度深、持續時間久、實戰意味強。
（二）加強與域外國家的聯合行動
加大力度拉攏其他域外國家軍事力量介入南海。隨著中美競爭愈演愈烈，美軍也在不斷拉攏南海域外國家介入南海：
美國一方面通過外交手段，利用四邊機制（QUAD）[8]、七國集團（G7）[9]等多邊機制引導議程設定，不斷就南海問題進行炒作施壓，頻繁宣稱“對南海局勢表示關切”、“應對印太地區安全挑戰”，渲染“中國威脅”爭取盟友及夥伴國支持。
另一方面通過軍事手段，加強聯演聯訓。2021年，美國與域外國家在南海及周邊地區開展的演習數量多達75場，較2019年的39場增加近一倍。
域外國家與的美軍雙多邊演習中，日本的參演次數位列第一，達61場；澳大利亞次之，達14場；英國和印度並列第三，為8場。日本已然成為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排頭兵，對美軍在南海軍事活動的支撐進一步增強。
作為美國軍事介入南海的又一手段，9月15日，美、英、澳宣布建立三邊防務夥伴關係AUKUS，[10]以強化三國在外交和防務能力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應對“印太地區與日俱增的安全挑戰”。在此合作框架下，美國和英國將幫助澳大利亞建造至少8艘攻擊型核潛艇，此舉極有可能刺激地區乃至世界範圍核軍備水下競賽，對南海和平穩定構成極大威脅，引發多方擔憂。
演習融合程度不斷加深，互操作演練常態化。2021年2月，法國海軍“牧月”號護衛艦（FNS Prairial，F 731）與美海軍“威爾伯”號驅逐艦（USS Curtis Wilbur，DDG 54）、日海自“濱名”號油船（JS Hamana，AOE-424）進行三邊海上加油訓練。
美、日、法三邊加油訓練
圖10 美、日、法三邊加油訓練
7月至8月，英海軍“伊莉莎白女王”號航母打擊群（HMSQueen Elizabeth，R08）與美海軍“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USSAmerica，LHA-6）編隊在菲律賓海進行高烈度聯演聯訓。8月20日，兩支編隊進行了艦載機的交叉著艦訓練（Cross-decking），這也是現代海軍史的交叉著艦訓練。從“伊莉莎白女王”號起飛的F-35B艦載機降落在“美利堅”號上，裝載彈藥、加油，並完成後續目標打擊任務。從演習科目來看，兩軍重點演練互操作性，英國航母實際上扮演著美國航母的角色。[11]
10月3日，日海自“出雲”號（JS Izumo，DDH-183）直升機驅逐艦上成功起降一架來自美海軍陸戰隊的F-35B艦載機，標誌著“出雲號”已經初步具備成為航空母艦的能力。[12]
這些動作都在表明，美國正在通過艦載機的互相部署、軍艦互相編組、軍艦與他國補給艦之間的相互補給等，將其與盟友之間海上力量的互操作演練常態化，從而有效的整合利用美國及其盟友、夥伴在印太地區的海上力量，並進一步拉攏外部勢力介入南海事務。
（三）演習科目極具針對性
這些演習既包括傳統的大型演習如“卡拉特”聯合演習（Exercise CARAT）、“馬拉巴爾”聯合演習（Exercise Malabar）等，也包括小型戰術演訓。演習科目主要集中在反潛作戰、防空作戰、兩棲作戰、電子戰、海上補給等方面。
美軍還加強驗證一系列新興作戰概念，如“多域戰”（Multi-domain Operations）、“遠征前沿基地作戰”（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Operations， EABO）、“分散式海上作戰”（Distributed MaritimeOperations）、“對抗環境下瀕海作戰”（Littoral Operations in aContested Environment）等，積極探索未來作戰方式。例如，2021年5月，美海軍陸戰隊及海軍在沖繩周邊聯合舉行“遠征前沿基地作戰”（EABO）作戰概念訓練；[13]2021年8月，“大規模演習-2021”演練了“分散式海上作戰”（DMO）、“遠征前進基地作戰”（EABO）和“對抗環境下近海作戰”（LOCE）概念。[14]
另外，演習也具備高度實戰化色彩。例如，11月21日-30日，美軍聯合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多國海上力量舉行“年度演習-2021”（ANNUALEX-21），以美海軍“卡爾·文森”號航母打擊群和日海自“出雲”號直升機驅逐艦領銜的五國17艘軍艦在日本四國島以南的菲律賓海集結，開展了長達10天的大規模演習，演習科目具高度實戰化色彩，包括高級海上通信作戰、反潛作戰、空戰作戰、實彈射擊、海上補給、跨甲板起降和海上攔截作戰。此次的演習還進行了首次聯合信息戰 （Information Warfare） ，[15]期間各方使用集成的控制和指揮平台、共同進行戰場環境評估，作戰系統融合進一步加深。演習結束後，美第七艦隊司令稱，此類演習是在對潛在對手發出信息，以阻止“侵略性或專制”國家在該地區的過度擴張，[16]針對性不言而喻。
總體上，多邊演習以加強集體戰備、維持海上優勢和增強互操作和海上投送能力為主要目標。
五、涉海戰略、作戰概念及裝備創新
（一）戰略構想：從戰略競爭向綜合威懾轉變
美國2018年《國防戰略》中，與中俄“長期國家間的戰略競爭”的提法備受質疑，因為“廣泛的、未能界定的使命”破壞了國防戰略的初衷，“成為規避戰略艱難選擇的漏洞”，而與“大國競爭”混用加劇了混亂。政府應將下一個《國防戰略》的重點“放在加強對中俄的核威懾和常規威懾上。”[17]幾經討論，包括擁有“讓對手三思”的最好武器系統、最新技術以及新作戰概念的“綜合威懾”（Integrated Deterrence）被確立為美國國防戰略的基石。[18] 2021年8月6日，美國印太司令約翰·阿奎利諾上將表示對中國在南海和台灣等問題上的行動“感到擔憂”，有必須對中國實施“綜合威懾”的緊迫感。[19] 12月9日，負責政策事務的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助理瑪拉·卡林透露新《國家安全戰略》將於2022年早些時候發布，跨域整合美軍力量、整合盟友與夥伴的綜合威懾戰略將成為美國“應對挑戰”的“真正前沿和中心”。[20]
相應地，美國對華海上戰略也在從競爭向威懾轉變。作為落實2020海軍作戰部長指南——《海上優勢：綜合全域海軍力量獲勝之道》的海軍年度綱領，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麥可•吉爾迪上將1月11日簽發的2021年《導航計畫》進一步明確中國是美國“最緊迫的長期戰略威脅”，強調美國的安全與繁榮仰賴海洋，要求生成綜合全域海上力量以“新的方式”與對手進行競爭：贏得每天的競爭以懾止對手；如果威懾失敗，做好直面對抗和贏得戰鬥的準備。而美國調整全球軍力要以提升對華優勢為優先。[21]這就將贏得與中國的“戰略競爭”的要求具體為“懾止或擊敗侵略”。10月，美國新任海軍部長發布戰略指南將發展作戰概念和提升能力以推進對華威懾和擴大戰爭優勢列為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優先事項。[22]
空軍和陸軍等軍種也在國防部“聯合全域戰”（JADO）的框架下明確威懾任務。美國空軍領導不僅強調快速發展的中國空軍已成為現實挑戰，要求改變美國空軍和太空軍的落後狀況，守住“全球制高點”，以支持其他軍種共同提供綜合威懾，在印太地區威懾並擊敗中國。[23]隨著應對中國的“決定性挑戰”成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內容，各軍種都會出台針對中國的綜合威懾戰略。
（二）作戰概念：聚焦實操和實戰
戰略構想離不開具體的作戰概念支撐。特朗普下台前解密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將美軍在印太對華軍事戰略的目標具體化為：一、在衝突中拒斥中國在第一島鏈內的海空主導權；二、保衛第一島鏈內的“國家”，包括中國台灣地區；三、主導第一島鏈外的全域。[24]各軍種大體上均據此提出和革新印太作戰概念以應對南海和台海可能發生的衝突。
反艦作戰（ASuW）是美國確保海上控制和軍力投送的首要任務，也是分散式海上作戰概念（DMO）的核心。著眼於對華在南海和台海的威懾和戰爭準備，美海空軍都在強化針對解放軍水面戰艦及運輸船團的打擊能力。2021年4月7日，吉爾迪表示美國海軍將採取兼顧水上、水下的“分散式方式進行編隊”，確保艦隊生存，通過融合有人和無人平台、發展高超聲速和定向能等先進武器增強對敵攻擊性；海軍作戰架構（NOA）也嘗試嵌入“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JADC2）框架提高殺傷力。[25]4月30日，美國海軍空中系統司令部發布了新的進攻性反水面作戰檔案，宣布研製下一代艦載機空射遠程反艦飛彈。[26]除了按照“敏捷戰鬥部署”（ACE）擴建在沖繩的機場，美國空軍近期成功測試了用運輸機防區外發射精確制導武器的“快速龍”項目。美國空軍12月成功測試了用運輸機防區外發射精確制導武器的“急龍”（Rapid Dragan）項目。[27]
美國海軍陸戰隊在12月1日發布了《內線作戰》的新作戰概念，具體化“遠征前進基地作戰”概念（EABO）。與海空軍強化防區外打擊能力不同，海軍陸戰隊主張以多軍兵種和盟友部隊組成的規模較小而作戰能力強、隱蔽機動的部隊在戰區內前沿活動，以支持己方軍事活動和威懾對手、破壞對手的計畫和行動。[28]近日，日本媒體披露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擬以日本西南諸島為“臨時攻擊基地”應對台海“緊急事態”的日美聯合作戰計畫可能就是“內線作戰概念”的套用。[28]除了向“游擊戰”轉變，海軍陸戰隊已經按照“脫離陸上部署、重新上艦待命”的十年改革要求裁汰了所有重型坦克，打造專注於海上作戰、更為機動靈活的艦隊陸戰部隊（FMF）。美國陸軍則發布《路線圖2028—2029》打造應對大規模作戰的“強行介入師”。[30]
此外，美國還大力強化其盟友在相關作戰概念中的角色。作為“印太戰略”的一部分，美國不僅力推與日本在南海與台海的實戰化軍事合作，也慫恿和拉攏北約盟友派艦艇在南海和東海活動，並製造國際熱點，例如10月15日，美海軍“杜威”號飛彈驅逐艦與加拿大皇家海軍“溫尼伯”號聯合穿越台灣海峽。更有甚者，美國可能通過9月成立的澳英美聯盟（AUKUS）在澳大利亞部署攻擊型核潛艇和戰略轟炸機等，提高美軍生存能力和提高對中國的防區外打擊能力。同時，美國也在繼續努力在南海周邊謀求長期軍力部署的前沿基地。自7月底美、菲全面恢復《訪問部隊協定》以來，美軍艦在蘇比克灣活動愈加頻繁。2021年上半年，僅3月有美陸軍1艘“哈珀斯·費里”號登入艦在蘇比克灣停靠；下半年，累計11艘美海軍軍艦進駐蘇比克灣，類型包括補給船、海洋監視船、驅逐艦等，數量逐漸上升，可見蘇比克灣對美軍的使用許可權進一步開放。美軍將蘇比克灣作為南海的前沿基地，在此常態化部署將進一步提升其在南海的活動強度。
（三）軍事裝備與技術：謀求形成新的代差
《美國“印太”戰略框架》等檔案顯示，美國承認中國已經在第一島鏈內擁有空中和海上主導權，美國軍事建設的重點為在軍事裝備和技術方面擴大對華優勢，以保持對華威懾能力並確保在南海和台海的衝突中擊敗中國。[31]除了提出新的武器和技術項目和開發現有裝備新用途，如運輸機發射“托盤式武器系統”，美軍也在打造針對對手的“殺手鐧”。
研發和試驗防區外高超聲速武器和反導技術。美海空軍均加緊推進防區外反艦和空地高超聲速武器的研發和測試以彌補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差距，並推進其他超聲速武器研製以緩解印太美軍面臨的中國飛彈壓力。2022財年，美國國防部在高超聲速武器方面的預算要求高達38億美元。[32]
建立精確打擊和飛彈防禦系統。美國海軍學會網站披露，印太司令部按照“太平洋威懾倡議”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提高對華戰區威懾能力建設的檔案。印太司令部計畫“在國際日期變更線西部的第一島鏈部署綜合聯合部隊精確打擊網路，在第二島鏈構建綜合防空飛彈防禦能力，以及部署能夠維持長時間戰鬥行動能力的分散型部隊”。[33]
開發新的海上作戰系統。2021年12月15日，雷神公司與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ARPA）成功完成了對“跨域海上監視和瞄準項目”（CDMaST）的演示。據報導，這個“海上‘系統中的系統’”將助力分散式海上作戰，並在競爭的環境中置對手的水面艦艇和潛艇於險地。[34]
研發和試驗定向能武器。8月初，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宣布成功進行了高能雷射武器系統（HELIOS）的艦上發射試驗；[35]幾乎同時，美國空軍宣布開發名為Mjolnir的微波反無人機武器系統。[36]
此外，美軍各軍種還將根據軍事戰略構想和作戰需要推進Counter-C5ISRT、陸基中程飛彈、下一代核潛艇SSN（X）、下一代驅逐艦DDG（X）等一直被強調的新技術和新武器研發工作，以鞏固和擴大美國的軍事優勢。
六、總結和展望
拜登政府執政以來，在軍事競爭方面的對華政策非常清晰：即既要強化競爭、加強威懾，同時又要加強危機管理。2021年，在這種“既要又要”的邏輯之下，美軍南海絕大多數軍事活動的頻次和強度卻在進一步走高。自歐巴馬政府以來，美國都在持續加強與中國的軍事競爭，而南海是鬥爭的焦點。儘管不同的總統和政府的行事風格和政策重點迥異，但毫無例外，都不遺餘力地強化在南海的前沿存在和軍事活動。
目前，美國對華戰略施壓的焦點確已轉向台海，但軍事鬥爭的焦點依然在南海，而且，台海與南海局勢實際上根本不可分。未來，美軍在南海的軍事活動仍會繼續加劇。美軍在南海如此高強度的軍事行動不太可能與“航行自由”和地區和平有關，在“中國威脅”和“大國競爭”心魔的影響下，未來美軍的行動只會愈演愈烈，它不僅正在背離地區和平發展的福祉，也在制約其自身的政策目標。“熊掌與魚肉”往往不可得兼，軍事競爭與危機管理的平衡並不好把握。無疑，在南海，因美國軍事行動而導致的摩擦風險正在急劇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