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2020年花城文學論壇
- 活動時間：2020年12月3日
- 舉辦地點：花城·莫乾山創作基地
- 主辦單位：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湖州市作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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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主題
活動主題“‘不惑’和‘知天命’之間：一代人的精神圖譜和文學經典化”。
該命題本身具有豐富而複雜的內涵與外延，又在歷史與文學之間有著交叉和融合，因此可以常說常新。活動現場，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作家代表們歡聚一堂，圍繞論壇主題暢所欲言，作了一場極具深度的代際對話。他們從各自的創作經驗出發，對自身的成熟寫作階段，以及如何創作出經典作品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論壇結束後，作家、評論家們在莫乾山進行採風活動，感受領略德清文化和青山綠水，尋找文學創作的素材和靈感。
出席人員
艾偉、何平、張楚、弋舟、路內、付秀瑩、阿乙、石一楓、孫頻等9位知名作家，作為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作家代表，現場開展了一場關於文學代際和文學經典化的對話。
論壇內容
80年代結束、90年代開啟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分水嶺
“‘不惑’和‘知天命’這個來源於《論語》的說法，是生理，也是精神時間。”評論家何平在開場時說，“我挪用過來指認今天活躍的一代作家，和文學界一般以十年為單位的代際描述不同，它跨1960年代中後期到1980年代中前期，從李洱、艾偉、東西、朱文、邱華棟到孫頻、雙雪濤和郝景芳等，當然包括我們通常說的‘70後’，大致相當於審美意義的‘中年寫作’階段。他們是文學事實，也是想像。這一代作家的文學教育和精神成人完成於1978年思想解放為起點的改革開放時代，幾乎都是在1990年代開始他們的寫作和發表，他們不是我們習慣說的‘幾零後’，卻可能是共享1990年代社會變革現場、思想資源和精神背景，有可能辨識出精神圖譜，歸納出共同的時代審美經驗的一代人。需要指出的一個事實，討論1990年代，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方講話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和起點。”
浙江省作家協會主席艾偉以60後作家代表的身份參與了這次討論。他認為，代際這個問題在中國確實存在，“引用余華的話，他說我們活40年相當於西方活400年，所以西方可以說只分‘活著的作家’和‘死去的作家’，而我們的代際劃分則要更複雜得多。因為中國變化實在太快了，每一代的經歷都不同，每個人的經驗都不一樣”。艾偉認同何平的觀點，80年代結束、90年代開啟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分水嶺，作家的寫作從宏大的理想主義傾向，進入了有個人傾向的碎片化寫作，這時的寫作不再有龐大的可以依賴的時代背景。在他看來，60後作家可能是中國最後一代具有完整歷史感的作家，見證了中國的革命和改革的年代。儘管這兩個年代的氣質完全相反：一個是禁慾的，一個是放縱的；一個是理想主義的，一個是物慾膨脹的。但背後的總體邏輯沒有改變。所以，這30年，儘管每個人的生命經驗各不相同，但都是在共同的時代意志影響下寫作，60後也好，70後、80後也好，可以視為同一代際的作家。
不必焦慮、悲觀，每一代人都會有每一代的經典作家
張楚認為，作家只能分為兩種，好的作家和不好的作家，或者說，經典作家和被遺忘的作家，“當我們討論曹雪芹、托爾斯泰、魯迅的時候，我們首先討論的是他們的作品，而不是他們出生於19世紀30年代還是20世紀40年代”，不過我們仍然可以接受代際劃分這種說法，是因為這種劃分標準蘊含著微妙的科學性和武斷性中的抽離性：在這個經濟、科學、文化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年代都快速發展變遷的時代，以“十年”為一個文學代際，或許能夠體現出一個時代橫切面的紋理和特性，這在中國作家的身上可能體現得更為明顯。
在張楚看來，50後作家身上有一種蓬勃到近乎爆破的訴說欲望和創作欲望，他們經歷了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最艱難也最變化多端的年代，在他們身上，我們往往能窺探出他們對歷史的反思和考量。而60後作家，在文本上有著更明確的追求，他們與50後作家共同倡導的先鋒文學，改變了原有小說的敘述腔調和結構。70後作家普遍受到先鋒文學的影響，但相比前輩作家，他們這代人似乎對歷史和宏大敘事普遍缺乏熱忱和好奇，而是更為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對普通人在時代褶皺里的困境、掙扎、微弱的吶喊，有著共性的描摹和文學層面的表達。至於作品的經典化，與時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上世紀80年代的作家在寫作現場即已完成了經典化。就此來說，70後也不必悲觀，至少路內的《霧行者》、阿乙的《早上九點叫醒我》、弋舟的《劉曉東》等都有經典化的可能，或者說已在經典化的路上。
路內提出了幾個思考緯度：“所謂的一代人，在維度上也談不上是一代人了。海外的華語寫作也有代際的說法，但不一定能與我們完全對應起來，這是不是有一個地緣政治的影響？代際是否本身就有我者和他者的區別？我經常在同齡作者身上感受不到我們是一代人。這都是值得思考的泛文化問題。”路內認為，文學經典化的問題在他們這一代作家中極難達成共識，究竟是看銷量，還是看獲得的文學獎項，還是以“作家中的作家”這一種標準來衡量，這三個標準沒有辦法放在一起討論。
弋舟坦陳以前自己不喜歡根據年代被劃分，但現在漸漸接受了70後80後這種命名，比較方便。而《花城》《收穫》等期刊天然地吸引文學青年。
付秀瑩談及“經典化”，認為評論家、編輯一直在不斷地對當代作品進行選擇、淘洗，這就是一個經典化的過程。我們應該交給讀者去命名，無名的讀者也有給作家命名的權利。
阿乙評價《花城》的“花城關注”是很好的欄目，成為許多青年作家在文壇的關鍵推手。這些作者有的雖然是在其他地方被發掘出來的但是後續乏力，“花城關注”在推薦青年方面有持續性。
石一楓認為，國外多以歷史大事件來劃分文學代際，一代人的共同經驗、思想史和精神史肯定不能脫離歷史事件。而中國文學的代際，為什麼十年一次，可能我們的歷史大事件恰好處於那個時間節點，比如1978年改革開放、2008年奧運會、2020年新冠肺炎，都會成為影響文學進程的大事件分隔點。我們看待經典時，有時候要看它是政治學意義、社會學意義上的經典還是文學意義上的經典。例如，《班主任》是政治意義上的經典，《平凡的世界》是社會意義上的經典。
80後作家孫頻認為，80後這代人在經歷上無法與前輩作家相比，他們經歷了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時期，理想主義的色彩在減淡，出生於不同家庭、不同背景的人，寫作差異非常大，更加多元化、個性化。雖然她和同輩作家都寫有以上世紀90年代改革為背景的小說，但她不覺得這是一個群體性的寫作，還是屬於個體經驗的釋放和修復。關注這個素材的幾個人，有可能是因為有著較為相似的童年經歷。她在80、90後作品裡，仍然能看到50、60後的精神核心，因為人性不變，困境不變。她並不擔心這代作家的經典化問題，每一代人都會有每一代的經典作家，但作家能寫到哪一步，不取決於人力，而取決於時代和天命。
“江南”與“嶺南”：攜手同書南國文學之美
近代以來，長江以南的“江南”與五嶺以南的“嶺南”都是中國經濟的翹楚，總與“物阜民豐”聯繫在一起。江南的美是意象性的，小橋流水、依依楊柳，勾勒出無數專屬於江南的畫面。嶺南的美是開放性的，既是重要的對外聯繫視窗，又有推陳出新的變革意識。這兩個古老而長青的區域概念植根在中國人的時空觀里，承載起關於環境、經濟、文化等諸多聯想，構成了南國的兩面。
誕生於1979年的《花城》雜誌，率先為中國文學界打開了南風窗，向讀者介紹港台與海外文學作品與思潮。中國文壇中堅作家們把《花城》作為重要陣地，發表了大量名篇佳作，《平凡的世界》《這邊風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等許多影響中國當代文學史進程的作品從《花城》走向讀者。
為持續創新、永葆激情和理想，廣東省出版集團、南方傳媒、花城出版社以《花城》作為文化橋樑，藉助日新月異的移動網際網路新形勢，拓展和延伸文化創意產業鏈，推出了一系列重要舉措：2018年《花城》雜誌首個創作基地落地浙江莫乾山，2019年《花城》打造的“嶺南文學高地計畫”出台，2020年9月花城出版社長三角出版中心正式掛牌成立……“開風氣之先”是時代賦予《花城》的文學使命，站在“不惑”之年的《花城》將重新出發，讓山川之美和文字之美交相輝映，讓嶺南海納百川的變革傳統與江南的千年歌詩傳統深度締結，探索作家-編輯-讀者-地域的新型創作、交流方式，攜手書寫南國文學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