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論壇的主題為“和平與發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與人權進步”，下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人權和反人權的博弈和教訓”“維護人權和維護世界和平：中國的卓越貢獻”“和平權：人權的重要內涵”“二戰勝利後發展權的實現與保障”四個分議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2015北京人權論壇
- 舉辦時間 ：2015年9月17日
簡介,發言摘編,
簡介
由中國人權研究會和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聯合舉辦的“2015·北京人權論壇”17日在北京閉幕。
兩天時間裡，來自世界30餘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位人權高級官員、專家學者和相關機構負責人，通過大會演講、分組討論等形式進行了交流和研討。
參會人員普遍認為，本屆北京人權論壇圍繞反對戰爭、保護人權、促進和平和發展等議題，展開了開放和坦誠的交流對話，凝聚了共識，取得了豐碩成果，有利於吸取戰爭教訓，共同促進世界人權事業發展。
自2008年以來，北京人權論壇已成功舉辦八屆。
發言摘編
為抗擊法西斯而浴血奮戰
奧古斯丁·漢格威
二戰中，非洲人為抗擊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貢獻。一百多萬非洲士兵參與此次戰爭，雖有一些志願者，但大多被強行徵召。他們不僅活躍於非洲戰場，還曾被派往中東、歐洲和遠東作戰。然而，因種族主義和無知認識論作怪，英法兩國不肯承認非洲人在二戰中做出的其他貢獻。事實上，二戰史也大多以歐洲為中心，試圖忽略其他國家（尤其是非洲）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的作用。
近期舉辦的諾曼第登入日紀念活動和其間發布的多本抗戰老兵（尤其是倖存者）回憶錄講述了戰爭的殘酷和將士們的無畏。這些活動和回憶錄涉及或談及軸心國和同盟國的著名英雄，甚至包括曾與兩邊交火的法國、俄羅斯和義大利士兵。唯獨忽略了曾在同一戰場上戰鬥或犧牲、活躍在前線作戰或者在囚徒集中營喪生的英勇的非洲士兵。他們的英勇和奉獻非但沒有得到欣賞和感激，反而就這樣被忽視了。對於這些慶祝活動的舉辦者和回憶錄的出版者而言，這不僅是一種遺憾，也是極大的恥辱。
二戰中，這些非洲軍隊發揮了重要作用。先是維希法國，後來是自由法國，更多數量的塞內加爾步槍加入戰鬥。1940年，非洲軍隊在法國陸軍中大約占據9%的份額。戰爭期間，法國共徵集20餘萬名非洲黑人，約2.5萬人戰死，另外的一些人還曾被德國勞改營拘留，數以千計的非洲黑人戰俘（POW）1940年被德軍殺害；還有一些人最終逃脫死刑，其中就包括後來的塞內加爾總統萊奧波德·桑戈爾（LeopoldSenghor）。
事實上，2006年9月3日，英國《衛報》（TheGuardian）便報導了二戰中曾為英國浴血奮戰的非洲老兵如今卻生活窘迫的醜聞；2013年，肯亞報紙《標準數字新聞》報導稱，那些曾為英國浴血奮戰的非洲士兵如今已被遺忘，生活艱辛。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非洲人在非洲和英法軍隊中受到了種族歧視。主僕模式是非洲殖民時期英法種族主義的模板，其中歐洲人是主人而非洲人則是奴僕，在英法軍隊中也是如此。這使得對非洲人的種族歧視在家中和戰爭中都成了慣例。英法殖民立場是明確的——由於種族的劣等性，非洲人沒有能力自治，於是，為這塊“黑暗大陸”帶去文明、啟迪（基督教）和秩序，便成了“白人的負擔”。種族主義也由此成了英法在非洲的殖民統治的組織原則。英國和法國在其假定的依據之上建立了非洲殖民地，其依據是：非洲的種族是劣等種族，他們被描述為像野人一樣（兒童一樣），因而英法有權組織和統治非洲人。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人和法國人在非洲踐行新納粹和法西斯政策，卻還宣稱在歐洲和亞洲反對法西斯主義。這種虛偽只能在種族主義和無知認識論的範疇理解。那些反抗英國人和法國人的非洲士兵也因其種族而被使用、虐待、丟棄和遺忘。這是老式的種族主義。還有一些西方霸權問題是，荷蘭人權研究院及最近成立的跨文化人權中心，同非洲和中國學者合作，尋求通過受體方式解決和重新平衡人權。
實際上，如果非洲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人權及世界和平的突出貢獻繼續被遺忘的話，是可悲的。因此，歷史責任落在了非洲學者的身上，他們需要將非洲人對人類歷史的進步所做的這些重要貢獻更加果斷擺到學術界和全球性論壇。非洲學者們必須大膽地、毫無歉意且毫不妥協地將非洲對世界和平和人權的貢獻置於整個全球人類的歷史軌跡之中。非洲在全球事務和歷史中的邊緣化時代已然結束。非洲學者需要果斷地讓世界其他地區認清這一點。
（作者為荷蘭烏特勒支大學荷蘭人權研究院研究員）
人人都有發展的權利
巴道爾吉·扎木斯楞
人類社會的本質是多變的。隨著世界的發展，新的人權問題和方法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挑戰。國際社會已經確定了“發展權”的基本特徵，包括：對自然資源的完全主權；自決；大眾參與發展；機會均等；為其他國家創造良好的條件，以更好地享受及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人權與發展權有很多共同點。一方面發展的基礎是人權和自由，但另一方面，它是保護和實現人權的基本基石。從人權的角度看，每個人都有發展的權利，享受發展的成果。以人為本應該放在每個國家發展政策的核心位置，例如全球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正是基於人權的發展目標。
蒙古國會在2008通過了國家的綜合發展政策的基礎上，以進一步實現千年發展目標，包括9個目標，24個具體項目和67個指標。蒙古是少數幾個國家在檔案中明確指出民主治理和人權的。
蒙古頒布了關於千年發展目標實施的五份報告，顯示了為應對蒙古所面臨的所有挑戰和實踐所提出的若干建議和實施。蒙古採取的許多措施，是在全國範圍內保護人權、自由和正義。
回顧過去25年，不難發現，蒙古作為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法治、啟蒙和賦予其人權和自由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創造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然而，蒙古在民主和人權的道路上取得成就和良策經驗的同時，也存在著諸多挑戰和障礙。
有時，蒙古採取了不契合的政策，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賄賂、腐敗、官僚主義等問題。這一切對於享受發展權的成果造成了一個很大的障礙。在過去10年的採礦熱潮中，從原材料中獲得的收入大幅增加。不幸的是，由於缺乏透明度和政治執行力，導致了對於這部分收入的濫用和不公平分配。因此，藉此來縮小農村和城市之間的貧困率和貧富差距是不可能的。影響貧困的主要因素有：醫療保健和其他基礎服務有限，對自然災害的抵禦能力不足，就業機會缺乏，區域發展差異加大，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實際情況不符合等。
在原材料價格高的時代，蒙古經濟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增長，但這並沒有改善貧困、邊緣化群體或消除發展障礙。特別是兒童和青年更加容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疲軟所帶來的衝擊。匱乏的教育水平以及不公平的勞動報酬，使得年輕人到國外去生活和學習，這反過來又導致了這些人更容易受到侵害。
蒙古面臨的另一大挑戰，是要保持生態環境與礦業經濟快速增長的平衡關係。惡劣的環境不利於城鄉人口增加，礦業企業的不當行為導致牧民的遊牧生活方式受到破壞並迫使他們搬到其他的國家或城市。
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市有65%的人生活在城市地區的邊緣，這裡的飲用水、衛生設施、電力供應和其他必要的基礎設施都被限制。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沒有固定的就業。在冬天的時候，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對首都產生嚴重的空氣污染情況。這也增加了孕婦和兒童的呼吸系統疾病的增長率。
儘管我們有上述的挑戰和問題，蒙古堅持和平的對外政策，維護和平與安全，實現共同發展。每一次戰爭、武裝衝突、公共秩序都是破壞性的，並危及社會發展、人權和自由。因此，為了保護人權，維護和平，每個人都必須以和平的方式開展活動。
可持續發展目標強調了保護人權對於自由、地區和國際和平的重要性。維護經濟成長，維護和平，創造和闡述人權的政策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
（作者為蒙古國家人權委員會首席專員）
中國對二戰勝利貢獻巨大
史蒂芬尼·格里馬爾蒂
日軍所發動的、主要針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於1945年8月15日宣告結束，比德國於同年5月8日在柏林的投降晚大約3個半月的時間。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這次戰火硝煙下所導致的總計6500萬的受害者：從分布上看他們大致一半來自亞洲、一半來自歐洲。
另外需要提到的很重要的一點是：從整體上看，這場戰爭所導致的受害者中，平民的數量比軍人的要多。從這點上看它顯得與先前的戰爭不太一樣，因為以往的戰爭往往集中於前線，後方的平民有時候還是可以幸免於難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蹂躪下，總共有3000萬的平民淪為了受害者。單在中國就有1400萬到2000萬的普通百姓不幸遇難，還有600萬的中國軍人也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中既有共產黨也有國民黨。
令人覺得匪夷所思的是，在法國甚或在歐洲人們對發生在亞洲的戰事都不怎么了解：該主題既很少在教學內容中出現，也很少有相關的評論。有鑒於此，就需要對歐洲戰場和亞洲戰場之間的相似點專門地進行一番比較說明。只有通過這樣的對比研究，才有可能對那個時代有一個整體性的理解。
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標誌著中國“八年抗戰”的開始。其實如果把1931年9月視為起點的話，用“十四年抗戰”似乎更合適。歐洲人習慣於將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而事實上中國和西班牙兩個國家在此之前就已經被捲入了戰爭的烽火之中。
以一個種族優於另一個種族的教條為藉口，日本兵於1937年在南京對中國百姓實施了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和德軍在東歐犯下的血腥屠殺如出一轍。
最後要說的是日本司令官岡村寧次所實施的“三光政策”，即“殺光、燒光、搶光”政策。這無疑讓我們聯想到德國的四支流動屠殺分隊在俄國前線所進行的有組織的種族滅絕行動。
史達林在1941年以前一直對中國提供援助，其目的在於抵制日本侵略西伯利亞的擴張野心。然而從1941年開始，為了避免兩線作戰的局面，史達林和日本，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根據條約，蘇聯切斷了對中國的軍事和後勤援助。接下來的是美國對中國提供了援助，不過援助的對象是國民黨，而其用心正是要孤立毛澤東所領導的部隊。
實際上，很可能正是因為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做的巨大努力，才讓日本侵略勢力止步於歐洲戰事之外。毫無疑問，中國對日本的牽制為史達林戰勝希特勒作出了貢獻。
蘇聯直到在雅爾達會議上對美國作出了承諾之後，才於1945年8月8日對日宣戰。而僅在七天之後，日本就宣布了投降。促使日本投降的原因就是美國那兩顆恐怖的核子彈，它們不僅給日本這個國家帶來了持久的創傷，同時也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同時也是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二戰的硝煙剛剛落定，另一場“戰爭”又接踵而至。對於我們歐洲人而言，後面這場“戰爭”結束的標誌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的倒塌。我所指的當然是將兩個世界、兩種政治觀點對立起來的“冷戰”，它在朝鮮半島、越南和非洲導致了其它的衝突。
中國及昔日的敵人都承受了戰爭的殘酷和傷痛；而我們的國家、歐洲民眾也有著同樣的經歷。正是因為人類的瘋狂，因為這種潛伏於我們人類身上的黑暗面，才讓你們偉大的國家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殘暴的侵略戰爭。
無論如何，你們偉大的國家以堅強的姿態走出了戰爭：在經歷了外敵入侵時的團結一致以及內戰時期的分裂之後，最終迎來了1949年的大轉折。
希望全人類以及中國人民都能牢記這段歷史。
（作者為法國岡城紀念館館長）
人權不是選擇而是基本要求
穆罕默德·卡瑞姆
2015年5月31日，埃及全國委員會正式通過了第十個年度報告。我們的報告特別指出，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威脅埃及人權的頭號因素。在過去幾年中，700名警察、軍官及士兵因此而犧牲，550多名民眾失去了生命。人民和平、寧靜地生活的權利受到嚴重的侵犯。我們正在面臨恐怖分子決心摧毀整個國家的威脅，他們企圖通過攻擊電廠、法庭、外國機構、埃及基督徒公民的家、博物館和文化中心迫使國家陷入癱瘓。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國際媒體煽動仇恨和黨派之爭。所有這些挑戰迫使埃及人民尋求安全與和平，捍衛他們的生存權。埃及人民緊密地團結在他們的國家和軍隊周圍。
人權價值應當成為和平的催化劑，而不應為了實現基本的人權價值而侵犯基本權利。我們拿和平集會權來舉個例子。任何有關這項權利的法律，都應當以依據世界各地所執行的法律組織這項權利為宗旨，不應該以侵犯工作的權利、製造混亂或者允許滲透者向建築物和民眾投擲燃燒彈為代價，而組織這項和平的示威權。對自由的表達要以和平的方式有組織地進行，這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第二個問題是以利用人權干涉內政為託辭進行批評和誹謗。我們定期會收到來自一些西方人權國際組織、媒體以及非政府組織有關我們國家人權狀況的報告。這些報告並不是與我們攜手並肩努力，而是通過從帶有偏見的樣本和部門提取的數據中獲取政治結論，來攻擊我們國家所做的一切。而原因總是為達成為某一政治目的所服務的具體結論。在政治學中，我們將其稱作通過建立虛假前提或猜想而導致的虛假的歸納或演繹結論。
我們也應當認識到社會和經濟權的重要性。全世界的人們都已受到國際商品動盪不定和食品價格居高不下的影響。無論油價高漲或下跌，能源價格都在嚴重影響貧困地區的人們。人口過剩，對灌溉水的需求，增加農業和糧食生產的農田用地的需求，對醫療和藥品的需求，以及對正確教育的需求，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通過教育提高公眾意識，促進政治參與，進一步建立能夠產生健康民主的充滿活力的政治機構。因此，認為發展權是反對個人權利的集體權這一說法是錯誤的。而貶低支持包括民權和政治權利在內的任何其他權利的發展權也是不正確的。工業化國家及富人有義務讓窮人、無產者有更好的機會去享有全面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權利，改善全人類的福利，完善利益分配。
發展權受到歧視、外敵入侵、侵略和戰爭威脅這三方面因素的阻礙。在這一方面，通過國際合作幫助國家項目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權利，確保人民享有資源、教育、健康、食品、住房、就業和合理分配收入的權利，這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婦女在這個進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聯合國大會第41/128號有關發展權的檔案的第八條對這一點做了明確規定。各國必須協力消除所有阻礙發展進程的障礙，在平等、合作與互利的基礎上建立國際經濟秩序。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在我們非洲大陸存在著數字鴻溝，只有少數國家可以享有信息技術，而大多數國家都無法使用這項技術。
因此，我們應當提醒我們第一世界的合作夥伴在這一方面所擔負的特殊責任，因為這些嚴重的問題會發展到他們自己的國家。我們所看到的大量移民湧入歐洲的現象就是一個例證。
另一個依然難以捉摸的問題是人類的和平權。國際社會尚未充分承認體現，在以下方面的和平權：包括預防暴力、偏狹、不公正、高額軍備競賽費用、發展核武器實現全面徹底裁軍，以及對和平文化的迫切需要。
最後，《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公約》中莊嚴載入的基本權利應當得到尊重和實施。人權不是一種選擇，而是所有國家和民族的基本要求。
（作者為埃及人權事務大使、國家人權委員會前秘書長）
人權法庭的判決必須執行
胡安·西門內斯·馬約爾
美洲國家組織（OEA）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區域性多邊組織，其成員國由美國的35個獨立國家組成。從北美的加拿大、美國到南美洲的阿根廷、智利，其跨度也包括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美洲國家組織（OEA）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區域性多邊組織。
《美洲國家組織憲章》於1948年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簽署，它對於確保美洲大陸的和平有著特別重要的作用，而和平正是美洲國家的核心任務。這部憲法的第二章專門指出，穩固美洲的和平是該組織的主要任務，並應密切關注美洲大陸的安全局勢。這部憲法同時指出，該組織的任務之一是確保成員國國家之間出現的爭端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並在遭到侵犯的情況下組織起一致的應對行動。這部法律檔案中的許多組成部分都力求達到針對常規武器的一個有效限制，以謀求用於成員國人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資源量達到最大化。
泛美體系是以一系列原則為支撐的，如：成員國間法律的一致性，自決權及不干涉原則，禁止設定或實施強制性的政治或經濟措施來強加他國的主權意志並以此獲得任何好處，再如對民主的保護和改善以及對人權的尊重。這確保了泛美司法體系輪廓清晰，並保證了美洲大陸的和平局面。
我們並不否認在美洲國家間有過戰爭，但應該指出的是，美洲的問題更多的集中在國家內部的安全問題上，而不是關於邊界和領土擴張問題的國際性衝突。我們的問題更多地集中在我們的政府怎么樣，人民是怎么被有預謀的折磨的，權力是如何腐敗的，人權是如何被踐踏的，政變是如何發生的以及獨裁統治是如何出現的。
一個客觀的數據是，我們是這個世界上使用和平方式解決衝突次數最多的大陸。事實上，海牙國際法庭過去已經並且還經常被叫做美洲國家國際法庭，因為我們在這個法庭提交的案件數上處於領先：從2001年至2018年，已提交13起案件。
在美洲和平局面的建設過程中還應重點強調的是，泛美司法系統還構思了一個原則和標準所構成的結構，以謀求設立一個關於政府應如何處理其與公民之間關係的最低標準。自1948年起，我們開始執行《美洲人的權利和義務宣言》，同時也開始執行一整套重要的泛美法律檔案，其中就包括《美洲人權公約》。這些法律檔案規範了人權，也設立了一套監督、控制機制。該機制通過兩個重要機構運轉：一是“泛美人權委員會”，另一個是“泛美人權法庭”。該法庭是針對人權問題所設立的，管轄25個拉美國家。
需要強調的是，在這種國際司法模式中，這個人權法庭所做出的判決是有約束力的，所涉及國家必須執行。這個機制意味著任何一個違反人權法的人，在沒有做出補救措施的情況下，需出席泛美人權委員會，由它對其行為進行裁決。如果該委員會裁決其行為是嚴重踐踏人權的行為，可將其案件呈送至人權法庭。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對策來保衛人民不受源自國家非正義的侵犯。
正如剛剛所提到的，美洲國家組織是西半球主要的政府級別的政治、司法機構，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在維護區域和平，推動區域內各類價值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無需置疑。儘管有著複雜的歷史，甚至還被許多人批評，在處理美洲所面臨的現有人權和民主問題上沒有太多效力，但是美洲國家組織對於改善民主條件及美洲人民生活條件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應祝賀自己，因為國際權利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也因為帶給美洲國家的不是武力，而是公平和正義。
（作者為秘魯前總理、秘魯常駐美洲國家組織代表）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對話
斯特凡諾·韋爾諾萊
1978至1982年間，中國通過了一部新憲法，其中七項基本法律確立了法律體系和經濟體制的基礎，包括民事訴訟法，重組法院和檢察院，規定律師的作用等。
憲法關於公民權利的規定顯然是一個轉折點：第71至75條保障了守法公民的財產權，第94至98條保護了公民的智慧財產權、專利權和商標權，第99至105條規定了公民的個人權利，還禁止“包辦婚姻”這一中國封建社會通行的做法，並做出加強保護婦女、兒童、老人、病人及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規定。
2004年中國憲法修正案鞏固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和“國家尊重並保護人權”等法律規定。
中國簽署了27項國際人權公約，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包括：《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殘疾人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中國簽署但尚未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包含了290條法律規定，於2013年1月1日開始施行。
這項法律的特點之一在於其刑事訴訟程式，法官必須在與上級領導協商後才能在程式最後階段進行審判；另一個問題則與被告承擔訴訟費用有關。
為同聯合國公約規定的人權基本原則保持一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近通過了5項保護被告和被拘留者特殊權利的修正。這些基本原則包括：（1）刑訊逼供得到的證詞無效；（2）警方無權迫使嫌疑人作對自己不利的證言；（3）對被告人實施的訊問和審判的全部過程都應被錄像或錄音；（4）建立強制各種目擊證人參與審判的機制；（5）引入保護目擊證人的措施。
中國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12—2015）是中國政府實施憲法保障措施，尊重人權原則並實現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最重要的舉措。這些措施表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履行向聯合國做出的承諾，與其它國家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展開對話、合作和貿易的決心。
中國建立了覆蓋全國的基本醫療體系，保護公民的健康權。
與此同時，中國還採取措施防控地方性疾病，並在西藏、海南和新疆地區，消除了90%的因碘缺乏而產生的各種疾病，在這些地方，對藥物使用也採取了更有效的防範與控制。
中國政府還倡導在環境、能源和文化等領域採取實質性措施，首要的就是採用新信息技術。
從公共機構的角度來看，應當強調的是，國家尊重並保障各黨派（包括非共產主義者）、各代表團體及少數民族和文化代表的權利，允許他們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
中國極度關注社會最脆弱或弱勢的群體：婦女、兒童、殘疾人——為他們創造一個能夠發揮其作用的社會。
同樣，中國軍隊為和平與世界穩定所作出的貢獻也得到了認可；中國人民解放軍發放的救援物資已達到10.25億元人民幣，向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派遣了11支專業救援隊幫助當地人民並消除傳染病。
中國的人道主義努力主要體現，在其與聯合國在印度尼西亞（2003年）和海地（2010年）合作展開的23次維和行動中，中國共2.3萬名維和士兵對維和行動提供了大力支持，他們還被派往剛果、賴比瑞亞、黎巴嫩、南蘇丹和達爾富爾。這些維和行動中的大多數部隊精銳、運輸工人和醫療專家都來源於中國。
中國軍隊還參與了亞丁灣和索馬里打擊海盜的軍事任務，在北約打擊利比亞期間，幫助他國轉移當地的平民工作人員（2011年）。中國承擔了最大份額的聯合國預算經費。
中國在互相尊重的原則上，為本國和國際人權的保護與發展積極拓展方法和機遇。
在此方面，中國媒體如電視、廣播、報紙和社交網路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將中國的意圖傳達到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