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文學爭議作品書系:在懸崖上》收錄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產生重大爭議的小說作品，包括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孫謙的《奇異的離婚故事》、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鄧友梅的《在懸崖上》、陸文夫的《小巷深處》、宗璞的《紅豆》、茹志鵑的《百合花》、陳翔鶴的《陶淵明寫》等名家名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20世紀中國文學爭議作品書系:在懸崖上
- 出版社：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 頁數：341頁
- 開本：16
- 作者：鄧友梅 等
- 出版日期：2013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品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20世紀中國文學爭議作品書系:在懸崖上》在每篇爭議作品的後邊，均附有“述評”，介紹作品的時代背景、爭議雙方的代表人物或主要觀點、爭議的影響以及如何看待這些爭議，等等；在每《20世紀中國文學爭議作品書系:在懸崖上》的“前言”里，梳理並描述這一歷史時期爭議作品的概況、特點，為讀者認識這一特定文學時期及其爭議作品，提供相應的閱讀和智力支持。
作者簡介
鄧友梅，1942年參加八路軍，當交通員。翌年被精簡，後被招工者騙往日本做苦工。1945年回國再度入伍，做通訊員和文工團員，自學文化，開始寫作。1949年轉業，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和北京市文聯創作員。1952年入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結業後深入基層生活。1956年發表成名作《在懸崖上》。1957年被打成右派，生活坎坷，結識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1976年重返文壇，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鄧友梅的小說創作浸潤著時代的風雨，著力塑造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和注重風俗畫的描繪，作風剛健、明朗、醇郁。他的《話說陶然亭》（獲1980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尋訪“畫兒韓”》、《那五》、《煙壺》（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等一組體現獨特風味和美學追求的民俗小說，為人所讚賞。還著有長篇小說《涼山月》、《鄧友梅短篇小說選》、中短篇小說集《京城內外》，中篇小說集《煙壺》、中篇小說《“獵產星座”行動》、散文集《櫻花·孔雀·葡萄》等。
圖書目錄
出版說明
前言
我們夫婦之間
關連長
窪地上的“戰役”
奇異的離婚故事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在懸崖上
小巷深處
田野落霞
美麗
改選
來訪者
親人
紅豆
百合花
“鍛鍊鍛鍊”
英雄的樂章
陶淵明寫《輓歌》
賴大嫂
前言
我們夫婦之間
關連長
窪地上的“戰役”
奇異的離婚故事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在懸崖上
小巷深處
田野落霞
美麗
改選
來訪者
親人
紅豆
百合花
“鍛鍊鍛鍊”
英雄的樂章
陶淵明寫《輓歌》
賴大嫂
序言
一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說，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意義比較獨特。不同的歷史時期，對其評價也大相逕庭。相當一批作品，曾經被打成大毒草，徹底抹殺其價值，作者則接受改造或身陷囹國；有些遭到批評，反覆刪改，不斷背離作者本意。世易時移，隨著政治上的撥亂反正，這些作品得到了重新評價。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從當年被批判和否定的作品中選取有過較大影響和爭議的，包括流沙河、劉賓雁、耿簡、鄧友梅等17位作者的代表性作品，編輯為《重放的鮮花》出版。這些“重放的鮮花”，代表了五六十年代主流文學之外的另一種聲音，另一種傾向，對於我們全面認識那個時代的文學生態，理解那段歷史的社會形態，有著重要意義。如今，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重新編輯出版這些小說，並配發相關的回顧和評論文章，既可以讓普通讀者了解那個年代的文學圖景，了解作家創作和時代生活的關係，也可以給專業的研究者提供不同的視角，應該說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和學術意義。
近年來，眾多學者關注中國當代小說創作與發展的得失，對影響中國小說走出困境和瓶頸的各種內外因素，不乏探索和追問。那么，何以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總是與政治貼得那么緊密，或是首當其衝成為批判的靶心；或是推波助瀾，為荒謬的時代歌功頌德，搖旗吶喊？何以近幾十年來，中國文學在擺脫了政治干擾後，又被市場所俘獲，成為欲望過盛的後現代文化產物，備受海內外學者質疑，評價相當之低？這些追問，關涉到文學的本質，文學的價值，文學與歷史的重新審視和評價。理性去面對問題，審慎地思考問題，積極尋找問題的答案，無疑是很有必要的：否則我們既不能；隹確認識文學，也無法真正理解歷史。文學的核心是人，歷史的主體也是人，文學和歷史中間站著的還是人。周作人說，文學不是為人生的，也不是為藝術的，而是為人生的藝術。所以，我們回頭看五六十年代的爭議小說，並非作品本身犯了什麼政治錯誤，也並非思想藝術審美低劣而遭到批判，而是因為這些作品游離於時代的主旋律，在那個頌歌和戰歌的年代，這些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對現實問題的冷靜反思和觀照，對人性世界的真誠探索和表達，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大批判，上綱上線，以政治性和階級性為唯一標準，深刻地反映了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文學和文化的身份定位和現實命運。
二
1948年3月，香港《大眾文藝叢刊》創辦，文學評論的話語體系開始轉換，對作品的分析開了政治定位的先河。新的階級論美學原則逐漸成為唯一標準。以解放區文藝為主導，要求培養工農兵作家，非此即彼，非友即敵的戰爭思維日益影響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和文學發展總體趨勢。這一年，文壇開始對文人進行政治性批判，一些與工農兵文學不同的作家創作風格遭到批判，並且往往蔓延成為對作家本人的政治批判。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中，就不遺餘力地批判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資產階級”作家，指責這些人思想落後。邵荃麟、胡繩等對七月派領導人胡風的文藝理論，以及代表作家路翎的小說進行了集中清算。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出版遭到周揚阻撓，在毛澤東本人的許可下才得以出版，開創了黨干預作家創作的先例。此後，文藝界領導對文學創作的干預更加嚴重，審查日益嚴格。1948年的一系列運動，無論是思想清理，還是隊伍清理，都是為共和國文學做出了充分的準備。
1949年7月，中華全國第一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周恩來做了《政治報告》，高度評價國統區和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同時強調了文藝鬥爭原則和文藝隊伍建設問題。周揚在《新的人民的文藝》講話中指出，解放區文藝實現了文藝與人民與政治的緊密結合，文藝創作和發展應以毛澤東文藝思想為指引，反映黨的政策，寫重大題材和英雄人物，藝術上強調大眾化的追求，同時要求對文藝加強黨的領導。茅盾做了《在反動派反對和壓抑下鬥爭和發展的文藝》的報告，檢討國統區革命文藝運動的各種錯誤傾向，尤其是批評了胡風及其周圍的_些進步作家，提出用黨的政策來衡量作品的政治性和藝術性。郭沫若在《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的總結講話中，回顧了中國現代文學30年的歷史，指出現代文學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號召文藝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同時展望新中國文藝發展的未來。要求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開展廣泛的民眾文藝運動，吸收蘇聯的文學創作經驗，排除資產階級的非革命因素，作家必須努力深入生活，改造舊的文學傳統。
第一次文代會標誌著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由五四新文學開創的個性解放自由民主精神，全面轉向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化表達。無產階級文學一體化初步形成。延安文藝模式成為共和國文藝發展藍本。歷史之流洶湧壯闊，當代中國文學卻逐漸走入狹窄的發展航道，西方文藝思想，現實社會問題，愛情和人性的複雜性，城市和市民生活，都被否定和遮蔽。共和國文學規範日漸森嚴，文學進入體制化和一體化發展階段。具體體現為，政權強力介入文藝創作，文藝籠罩在國家意識形態之中，作家被納入各級各類組織，基本失去思想自由。文學新規範的建立，終於使中國文學被迫成為時代的傳聲筒和政治宣傳工具。作家們只有在《人民日報》的社論、紅頭檔案、毛澤東語錄中，去把握生活與創作的本質和主流。
三
1949年8月27日《文匯報》發表了洗群的《關於“可不可以寫小資產階級”問題》的文章，引發討論。討論的實質是繼續強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何其芳的《一個文藝創作問題的爭論》，則代表官方對這次討論做了總結，他認為：只要工農兵方向不變，小資產階級也可以成為主角。不同的問題雖然可以提出來，最後都要由絕對的官方意志決定其對錯，並且所有知識分子都必須遵守，不允許有個人見解，這種現象此後30年日趨嚴重。
1950年《文藝學習》第一期發表了阿壠的《論傾向性》一文，認為應加強藝術審美力量，從而使政治自然顯現，同時強調“藝術即真”，即藝術必須真實。陳涌的《論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一文批駁了阿壠的觀點，認為阿壠的文章是以反對公式主義為藉口，反對進步的革命文藝，是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歪曲。茅盾此間發表的《目前創作上的一些問題》，指出政治即政策，沒有政策，文學就沒有現實性。陳涌的文章是建國以來第一篇以政治定性取代文藝評論的文章，此後這類文章不斷泛濫。茅盾的觀點則影響更廣泛而深刻，後來很多人都認為作品藝術上差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應犧牲作品的政治性。
1951年，對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開了對作家作品批判的先河。小說寫知識分子出身的李克以工農出身的妻子張同志為鏡子，接受教育改造自己的過程。在藝術上小說並不成功，但仍然遭到了文藝界的大批判。其中最重要的批判文章是丁玲的《致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章認為該小說文藝傾向不對，想寫李克改造，效果卻是張同志應該接受改造，表現了作者本人留戀小資產階級情調，厭惡工農的不良傾向。爭論的結果是作者蕭也牧公開檢討《我們夫婦之間》的錯誤傾向，表示要清算小資產階級的觀點，以此來參加保衛人民文藝的戰鬥。“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文藝界對《我們夫婦之間》進行了再評價，認為這篇小說在建國初期，是一篇敏銳干預生活的作品，很有現實意義。
此後，方季的小說《讓生命變得更美好吧》也遭到了批判。評論者認為小說寫的黨性力量沒有美女力量大，應該接受審查，同時認為小說中的心理描寫是運用了弗洛伊德的手法，是不健康的。對於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一些評論者認為作品描寫了王應洪在愛情和紀律之間的徘徊，這與國際主義精神是相背離的；並且王應洪胸口的信物有貶低志願軍形象的嫌疑。魏巍認為該小說在堆滿了紀律的字眼下控訴了紀律的無情，誹謗了正義的戰爭，朝鮮姑娘金聖姬對王應洪主動的愛情，是對她的極大侮辱。巴金更認為這篇小說是路翎敵視人民，敵視軍隊，用個人主義代替團隊精神，用顛倒黑白的方法來實現其反革命的目的。針對這些批評，路翎提出了反駁，但在1955年，該小說仍舊被看成是作家路翎在以反革命的情緒誣衊志願軍、瓦解革命鬥志，並且小說在感情上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這些作品後來都得到了重新評價和正面肯定，而當年的那些大義凜然言之鑿鑿的批判，雖然世易時移，仍然音猶在耳，值得我們嚴肅反思。
四
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確定了“雙百方針”。1956年5月26日，陸定一召開了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的代表大會，做了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會上提出知識分子有獨立思考、創作、批評、發表的自由，這就使知識分子誤認為自由是無限制的，而忽視了這種自由只是在毛澤東的“二為方針”限制下的自由。會上還提出文學創作不限定題材，文學理論工作者有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但同時又強調知識分子套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觀，並強調這種自由只是人民內部的自由。雙百方針提出後，暴露社會黑暗的，寫愛情的、人性的、人情的作品出現了一大批。小說創作方面，出現了干預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義。李國文的《改選》，表現了政治生活的某些不合理。還有一些描寫愛情的作品，如宗璞《紅豆》，探索了人的複雜情感與政治立場的關係，等等。其他如詩歌、戲劇、報告文學、文學理論等領域也相繼出現了一大批具有獨立思考、後來遭受批評的作品。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勃勃生機，可惜這一批眼光敏銳、關注社會問題的青年作家和詩人，這些張揚個性的詩歌和揭露社會弊端的特寫及小說，很快就遭到了疾風暴雨式的批判，作家們也大都因此被打成右派。
五
《人民日報》在1957年6月發表了《這是為什麼》一文，標誌著文藝界的氣候開始轉變。隨後，即同年的7月份，該報公布了一大批右派名單。1958年《人民日報》發表了周揚的文章《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代表官方的文藝路線對其他文藝進行清算。反右運動中，數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文學界是重災區。首先從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開始，一大批小說家如劉紹棠、王蒙等也都遭到批判、流放和關押改造。
從此，作家們開始小心翼翼地迴避現實和躲避真情實感。文學的蕭條再次降臨。作家無法面對現實，無力改變現實，於是有人就在創作上選擇了返回歷史，這是在相對寬鬆的題材領域表達自己，如陳翔鶴的短篇小說《陶淵明寫(輓歌)》。有的作家則選擇了返回人性、返回“美”，意在避免與現實短兵相接，既保持了獨立的藝術審美，又不至於涉及太敏感的東西，如茹志娟的短篇小說《百合花》。然而，這些作品同樣無一例外遭到了批評。
通過“文藝大躍進”運動和“兩結合”創作方針的實踐，文藝新規範越來越朝著左的方向發展，最終將十七年文學推進到了文革文學。為了對文藝界實行“全面專政”，林彪委託江青於1966年2月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形成《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炮製了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首先是把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理論方面的代表論點歸納為“黑八論”，即“寫真實”、“現實主義一廣闊的道路”、“現實主義深化”、反“題材決定論”、“寫中間人物”、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和“離經叛道論”。緊接著則是把大批優秀作品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同時大興文字獄，文藝工作者或被關進牛棚，或被流放監禁，致使馮雪峰、邵荃麟、老舍、田漢、趙樹理、聞捷、楊朔、海默等數百名文藝家被迫害而死。蒙受冤假錯案劫難的更是不計其數。同時強行解散全國文聯、作協及其各地分會。全國文藝刊物，除《解放軍文藝》外，全部被迫停刊。各種文藝團體、文化設施，一律停止活動。除了江青一手炮製的樣板戲外，只有浩然等極少數作家還可以公開寫作，發表作品。當代中國文學進入了最黑暗最荒蕪的歷史時期。不過，這已經不是文學的爭議了。
回顧歷史，可以提供思考的動因；直面歷史，是一個民族真正強大的起點。五六十年代的小說創作，其成就當然不能抹殺，同時也應看到，它也存在著巨大的時代局限性和自身的結構性缺陷，並且這種局限至今影響深遠。那些當年遭受了不公正對待、後來又得到了平反的作家作品，都是歷史的鏡子，以古鑒今，可以知興替，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必須正視這一切，才有希望。
張艷梅
2013年5月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說，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意義比較獨特。不同的歷史時期，對其評價也大相逕庭。相當一批作品，曾經被打成大毒草，徹底抹殺其價值，作者則接受改造或身陷囹國；有些遭到批評，反覆刪改，不斷背離作者本意。世易時移，隨著政治上的撥亂反正，這些作品得到了重新評價。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從當年被批判和否定的作品中選取有過較大影響和爭議的，包括流沙河、劉賓雁、耿簡、鄧友梅等17位作者的代表性作品，編輯為《重放的鮮花》出版。這些“重放的鮮花”，代表了五六十年代主流文學之外的另一種聲音，另一種傾向，對於我們全面認識那個時代的文學生態，理解那段歷史的社會形態，有著重要意義。如今，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重新編輯出版這些小說，並配發相關的回顧和評論文章，既可以讓普通讀者了解那個年代的文學圖景，了解作家創作和時代生活的關係，也可以給專業的研究者提供不同的視角，應該說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和學術意義。
近年來，眾多學者關注中國當代小說創作與發展的得失，對影響中國小說走出困境和瓶頸的各種內外因素，不乏探索和追問。那么，何以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總是與政治貼得那么緊密，或是首當其衝成為批判的靶心；或是推波助瀾，為荒謬的時代歌功頌德，搖旗吶喊？何以近幾十年來，中國文學在擺脫了政治干擾後，又被市場所俘獲，成為欲望過盛的後現代文化產物，備受海內外學者質疑，評價相當之低？這些追問，關涉到文學的本質，文學的價值，文學與歷史的重新審視和評價。理性去面對問題，審慎地思考問題，積極尋找問題的答案，無疑是很有必要的：否則我們既不能；隹確認識文學，也無法真正理解歷史。文學的核心是人，歷史的主體也是人，文學和歷史中間站著的還是人。周作人說，文學不是為人生的，也不是為藝術的，而是為人生的藝術。所以，我們回頭看五六十年代的爭議小說，並非作品本身犯了什麼政治錯誤，也並非思想藝術審美低劣而遭到批判，而是因為這些作品游離於時代的主旋律，在那個頌歌和戰歌的年代，這些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對現實問題的冷靜反思和觀照，對人性世界的真誠探索和表達，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大批判，上綱上線，以政治性和階級性為唯一標準，深刻地反映了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文學和文化的身份定位和現實命運。
二
1948年3月，香港《大眾文藝叢刊》創辦，文學評論的話語體系開始轉換，對作品的分析開了政治定位的先河。新的階級論美學原則逐漸成為唯一標準。以解放區文藝為主導，要求培養工農兵作家，非此即彼，非友即敵的戰爭思維日益影響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和文學發展總體趨勢。這一年，文壇開始對文人進行政治性批判，一些與工農兵文學不同的作家創作風格遭到批判，並且往往蔓延成為對作家本人的政治批判。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中，就不遺餘力地批判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資產階級”作家，指責這些人思想落後。邵荃麟、胡繩等對七月派領導人胡風的文藝理論，以及代表作家路翎的小說進行了集中清算。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出版遭到周揚阻撓，在毛澤東本人的許可下才得以出版，開創了黨干預作家創作的先例。此後，文藝界領導對文學創作的干預更加嚴重，審查日益嚴格。1948年的一系列運動，無論是思想清理，還是隊伍清理，都是為共和國文學做出了充分的準備。
1949年7月，中華全國第一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周恩來做了《政治報告》，高度評價國統區和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同時強調了文藝鬥爭原則和文藝隊伍建設問題。周揚在《新的人民的文藝》講話中指出，解放區文藝實現了文藝與人民與政治的緊密結合，文藝創作和發展應以毛澤東文藝思想為指引，反映黨的政策，寫重大題材和英雄人物，藝術上強調大眾化的追求，同時要求對文藝加強黨的領導。茅盾做了《在反動派反對和壓抑下鬥爭和發展的文藝》的報告，檢討國統區革命文藝運動的各種錯誤傾向，尤其是批評了胡風及其周圍的_些進步作家，提出用黨的政策來衡量作品的政治性和藝術性。郭沫若在《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的總結講話中，回顧了中國現代文學30年的歷史，指出現代文學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號召文藝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同時展望新中國文藝發展的未來。要求文藝為工農兵服務，開展廣泛的民眾文藝運動，吸收蘇聯的文學創作經驗，排除資產階級的非革命因素，作家必須努力深入生活，改造舊的文學傳統。
第一次文代會標誌著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由五四新文學開創的個性解放自由民主精神，全面轉向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化表達。無產階級文學一體化初步形成。延安文藝模式成為共和國文藝發展藍本。歷史之流洶湧壯闊，當代中國文學卻逐漸走入狹窄的發展航道，西方文藝思想，現實社會問題，愛情和人性的複雜性，城市和市民生活，都被否定和遮蔽。共和國文學規範日漸森嚴，文學進入體制化和一體化發展階段。具體體現為，政權強力介入文藝創作，文藝籠罩在國家意識形態之中，作家被納入各級各類組織，基本失去思想自由。文學新規範的建立，終於使中國文學被迫成為時代的傳聲筒和政治宣傳工具。作家們只有在《人民日報》的社論、紅頭檔案、毛澤東語錄中，去把握生活與創作的本質和主流。
三
1949年8月27日《文匯報》發表了洗群的《關於“可不可以寫小資產階級”問題》的文章，引發討論。討論的實質是繼續強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何其芳的《一個文藝創作問題的爭論》，則代表官方對這次討論做了總結，他認為：只要工農兵方向不變，小資產階級也可以成為主角。不同的問題雖然可以提出來，最後都要由絕對的官方意志決定其對錯，並且所有知識分子都必須遵守，不允許有個人見解，這種現象此後30年日趨嚴重。
1950年《文藝學習》第一期發表了阿壠的《論傾向性》一文，認為應加強藝術審美力量，從而使政治自然顯現，同時強調“藝術即真”，即藝術必須真實。陳涌的《論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一文批駁了阿壠的觀點，認為阿壠的文章是以反對公式主義為藉口，反對進步的革命文藝，是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歪曲。茅盾此間發表的《目前創作上的一些問題》，指出政治即政策，沒有政策，文學就沒有現實性。陳涌的文章是建國以來第一篇以政治定性取代文藝評論的文章，此後這類文章不斷泛濫。茅盾的觀點則影響更廣泛而深刻，後來很多人都認為作品藝術上差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應犧牲作品的政治性。
1951年，對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開了對作家作品批判的先河。小說寫知識分子出身的李克以工農出身的妻子張同志為鏡子，接受教育改造自己的過程。在藝術上小說並不成功，但仍然遭到了文藝界的大批判。其中最重要的批判文章是丁玲的《致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章認為該小說文藝傾向不對，想寫李克改造，效果卻是張同志應該接受改造，表現了作者本人留戀小資產階級情調，厭惡工農的不良傾向。爭論的結果是作者蕭也牧公開檢討《我們夫婦之間》的錯誤傾向，表示要清算小資產階級的觀點，以此來參加保衛人民文藝的戰鬥。“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文藝界對《我們夫婦之間》進行了再評價，認為這篇小說在建國初期，是一篇敏銳干預生活的作品，很有現實意義。
此後，方季的小說《讓生命變得更美好吧》也遭到了批判。評論者認為小說寫的黨性力量沒有美女力量大，應該接受審查，同時認為小說中的心理描寫是運用了弗洛伊德的手法，是不健康的。對於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一些評論者認為作品描寫了王應洪在愛情和紀律之間的徘徊，這與國際主義精神是相背離的；並且王應洪胸口的信物有貶低志願軍形象的嫌疑。魏巍認為該小說在堆滿了紀律的字眼下控訴了紀律的無情，誹謗了正義的戰爭，朝鮮姑娘金聖姬對王應洪主動的愛情，是對她的極大侮辱。巴金更認為這篇小說是路翎敵視人民，敵視軍隊，用個人主義代替團隊精神，用顛倒黑白的方法來實現其反革命的目的。針對這些批評，路翎提出了反駁，但在1955年，該小說仍舊被看成是作家路翎在以反革命的情緒誣衊志願軍、瓦解革命鬥志，並且小說在感情上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這些作品後來都得到了重新評價和正面肯定，而當年的那些大義凜然言之鑿鑿的批判，雖然世易時移，仍然音猶在耳，值得我們嚴肅反思。
四
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確定了“雙百方針”。1956年5月26日，陸定一召開了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的代表大會，做了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會上提出知識分子有獨立思考、創作、批評、發表的自由，這就使知識分子誤認為自由是無限制的，而忽視了這種自由只是在毛澤東的“二為方針”限制下的自由。會上還提出文學創作不限定題材，文學理論工作者有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但同時又強調知識分子套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觀，並強調這種自由只是人民內部的自由。雙百方針提出後，暴露社會黑暗的，寫愛情的、人性的、人情的作品出現了一大批。小說創作方面，出現了干預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義。李國文的《改選》，表現了政治生活的某些不合理。還有一些描寫愛情的作品，如宗璞《紅豆》，探索了人的複雜情感與政治立場的關係，等等。其他如詩歌、戲劇、報告文學、文學理論等領域也相繼出現了一大批具有獨立思考、後來遭受批評的作品。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勃勃生機，可惜這一批眼光敏銳、關注社會問題的青年作家和詩人，這些張揚個性的詩歌和揭露社會弊端的特寫及小說，很快就遭到了疾風暴雨式的批判，作家們也大都因此被打成右派。
五
《人民日報》在1957年6月發表了《這是為什麼》一文，標誌著文藝界的氣候開始轉變。隨後，即同年的7月份，該報公布了一大批右派名單。1958年《人民日報》發表了周揚的文章《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代表官方的文藝路線對其他文藝進行清算。反右運動中，數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文學界是重災區。首先從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開始，一大批小說家如劉紹棠、王蒙等也都遭到批判、流放和關押改造。
從此，作家們開始小心翼翼地迴避現實和躲避真情實感。文學的蕭條再次降臨。作家無法面對現實，無力改變現實，於是有人就在創作上選擇了返回歷史，這是在相對寬鬆的題材領域表達自己，如陳翔鶴的短篇小說《陶淵明寫(輓歌)》。有的作家則選擇了返回人性、返回“美”，意在避免與現實短兵相接，既保持了獨立的藝術審美，又不至於涉及太敏感的東西，如茹志娟的短篇小說《百合花》。然而，這些作品同樣無一例外遭到了批評。
通過“文藝大躍進”運動和“兩結合”創作方針的實踐，文藝新規範越來越朝著左的方向發展，最終將十七年文學推進到了文革文學。為了對文藝界實行“全面專政”，林彪委託江青於1966年2月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形成《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炮製了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首先是把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理論方面的代表論點歸納為“黑八論”，即“寫真實”、“現實主義一廣闊的道路”、“現實主義深化”、反“題材決定論”、“寫中間人物”、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和“離經叛道論”。緊接著則是把大批優秀作品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同時大興文字獄，文藝工作者或被關進牛棚，或被流放監禁，致使馮雪峰、邵荃麟、老舍、田漢、趙樹理、聞捷、楊朔、海默等數百名文藝家被迫害而死。蒙受冤假錯案劫難的更是不計其數。同時強行解散全國文聯、作協及其各地分會。全國文藝刊物，除《解放軍文藝》外，全部被迫停刊。各種文藝團體、文化設施，一律停止活動。除了江青一手炮製的樣板戲外，只有浩然等極少數作家還可以公開寫作，發表作品。當代中國文學進入了最黑暗最荒蕪的歷史時期。不過，這已經不是文學的爭議了。
回顧歷史，可以提供思考的動因；直面歷史，是一個民族真正強大的起點。五六十年代的小說創作，其成就當然不能抹殺，同時也應看到，它也存在著巨大的時代局限性和自身的結構性缺陷，並且這種局限至今影響深遠。那些當年遭受了不公正對待、後來又得到了平反的作家作品，都是歷史的鏡子，以古鑒今，可以知興替，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必須正視這一切，才有希望。
張艷梅
201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