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全國嚴打事件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提出從1983年起，在3年內組織3個戰役。從1983年8月上旬開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機關迅速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第一戰役。此後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每年都組織“嚴打”戰役。按照依法“從重從快，一網打盡”的精神，對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堅決打擊。

“嚴打”，即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最早提出這個詞的人是鄧小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社會治安不好，成為當時面臨的突出問題。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十年內亂”的後遺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搶分子、強姦犯、搶劫犯、殺人犯、盜竊犯和流氓團伙犯罪分子。這些犯罪分子活動猖獗，破壞社會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在一段時間內，我們還沒有進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當多的一部分犯罪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各條戰線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在大好形勢下，社會治安不好，成為公安司法工作面臨的突出問題。

據公安部統計，1980年全國立案75萬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萬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萬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983年頭幾個月案件繼續猛烈上升，雖然後4個月開展了“嚴打”戰役，發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總數仍達61萬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社會治安情況開始明顯好轉，但因此而引起的爭議事件眾多，例如馬燕秦案、遲志強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1983年全國嚴打事件
• 外文名：1983 events nationwide crackdown
• 發生年代：1983年
• 嚴打地點：全國範圍內
• 歷史影響：社會治安好轉，但相對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 嚴打案件：65000多起

事件背景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積累的待業人員已達2000萬，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待業人數的最高值。如北京市待業人員40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8.6%，平均每2.7戶城市居民中有一個待業人員。天津市待業人員最多達到38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11.7%。待業人員包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及新增的城市閒散人口，其中前者占多半。

1979年12月，李先念在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表示，上山下鄉運動勞民傷財，得不償失。1980年，中央結束了持續25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980年代初，大批知識青年陸續返城，許多成為待業青年，加劇了社會治安惡化。當時根據全國調查，要求回城及復職的人員共有9類，除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外，還有1960年代初被精簡回鄉的職工要求復工，“社來社去”的大學及中專畢業生要求國家統一分配等等。城市積累了大批待業人員，同時還要接納大批返城人員，這使就業形勢進一步困難，社會治安惡化。

治安狀況

上海控江路事件

主詞條：控江路事件

1979年9月9日上午，執勤交警施漢培發現一青年搶劫農民出售的螃蟹，就抓獲這名青年進行體罰，附近民眾在旁圍觀。一些流氓地痞則趁機鬧事，圍攻多位民警，還攔車砸車，推翻農民菜車，搶奪路人財物、侮辱婦女等 。其中，路過控江路的上海化工輕工公司團委副書記吳某，被一群流氓包圍，搶走手錶皮夾，強行猥褻，吳某的乳房外陰等都被抓傷。直到晚上8點，楊浦公安分局和上海市公安局聯合派出300多人警力才控制住局面。事後，31個流氓被抓獲，7人判刑，11人勞動教養。

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強姦殺人案

主詞條：6·16內蒙古牙克石特大兇殺案

1983年6月16日，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的林業設計院紅旗溝農場。於洪傑、韓立軍、楊萬春3名有盜竊、犯罪紀錄的流氓青年，邀約王守禮等另外7名青年一同喝酒，趁著酒醉，一群人竟約定血洗紅旗溝。王守禮、李東東2人不願參加，仍被其他人控制在場。於洪傑等8人在紅旗溝農場持刀殺人，主要目標為男性，一小時就殺死16人。後將農場內的一群女場員綁架，實施了強姦、輪姦罪行，又殺死其中幾人。酒醒後，於洪傑和韓立軍自知死罪難逃，點汽油自爆，韓立軍死亡，於洪傑重傷。幾個女青年逃出農場向外求救，警察趕來抓獲了剩餘七名流氓分子，事後兩名未死主犯於洪傑、楊萬春被判死刑，其餘罪犯因未達年齡未判死刑。

東北二王事件

主詞條：東北二王

1983年2月12日中午，王宗坊、王宗瑋混入瀋陽空軍463醫院。王宗坊撬開小賣部房門，入室盜竊，王宗瑋在外放哨。此時，醫院人員發現王宗瑋形跡可疑，將他帶到醫院外科室盤查。後又抓住企圖逃跑的王宗坊，將他帶到外科室隔壁房間審查。這時，王宗瑋趁機開槍打死周仕民，又闖入隔壁房間，打死了孫維金、劉福山、畢繼兵、打傷吳永春，“二王”匆忙逃竄。

運動開啟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決定》指出：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是政治領域中一場嚴重的敵我鬥爭。為迅速扭轉社會治安的不正常狀況，中共中央決定，以三年為期，組織一次、兩次、三次戰役，按照依法“從重從快，一網打盡”的精神，對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堅決打擊。

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及《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式的決定》，其中前者規定對流氓罪等十幾種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後者規定在程式上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要迅速及時審判，抗訴期限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

1983年8月至1987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連續三年開展了分為三個戰役的統一行動、集中打擊。1983年嚴打發動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劉復之表示：“嚴打戰役，意義極為深遠，就其指導思想、氣勢、規模和效果等方面來說，是繼1950年至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又一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

此次嚴打的政治及軍事色彩十分濃厚。1983年，幾十萬中國人民解放軍內衛部隊改編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接受特種訓練。中共中央發出的檔案強調，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黨、政、軍等有關部門齊動手，將判處死刑的許可權交到區縣級的人民法院，同級黨委領導可直接決定判處死刑。此次嚴打的打擊對象除刑事犯罪以外，還有“現行反革命”以及林彪、“四人幫”團伙殘餘分子，這是和後來幾次嚴打的不同之處。鄧小平針對有人“怕搞錯兩類矛盾”指出，就應該將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當做敵我矛盾處理，“我們保證最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人道主義。”

處理方式

“嚴打”自1983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87年1月進入尾聲，共分三大戰役分步實施：第一階段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第二階段1984年8月至1985年12月，第三階段從1986年4月上旬到國慶節，加上收尾工作，歷時3年零5個月。在此期間，共查獲各種犯罪團伙19.7萬個，團伙成員87.6萬人，全國共逮捕177.2萬人，判刑174.7萬人，勞動教養32.1萬人，其中，第一階段逮捕102.7萬人，判死刑的2.4萬人。為應對這個時期關押場所緊張，一方面進行突擊性建設，另一方面，改建了一些公安機關辦公用房並借用一些單位庫房，作為臨時監房。

“嚴打”第一階段，死刑24000人，打掉的基本都是民眾身邊的違法犯罪人員，社會反響最為強烈。公檢法對所立案件依法從重從快處理，各地相繼召開大規模宣判會，嚴重威脅當地治安的違法人員被嚴懲、註銷城市戶口，押送外地改造，一些首惡分子被槍斃。

“嚴打”期間的死刑大案要案比比皆是，死刑的場面深深刻入百姓記憶中。經過審訊被公審宣判死刑的犯人，須經過遊街示眾後押赴刑場行刑。前面由鳴著警笛的警車開道，後面緊跟著一輛輛大卡車，每輛卡車上站著一名將要被執行死刑的犯人。犯人被五花大綁，由於將臨的死亡和遊街的恥辱而面如土色。他們胸前掛著木牌，上面寫有名字、性別、年齡及罪行等，在他們的名字上面還畫著黑色的“×”。行刑車沿途播放廣播，宣傳“嚴打”鬥爭，控訴犯人罪行。路過的大街小巷，引來無數百姓圍觀。公安人員在旁邊維持秩序，疏導交通。

當時，各地的校園還經常張貼審判犯人、遊街示眾、刑場行刑的實景照片，張貼這些照片的本意，與遊街示眾一樣，意在教育民眾遵紀守法，希望祖國的花朵從小見證殘酷的行刑場面，長大後不會重蹈覆轍。對“生”才剛剛有些朦朧體味的孩子，面對“死刑”這兩個字眼，心中生出的更多的是恐懼。血肉模糊的死刑場景印在幼小孩子們腦海里，成為成長記憶里長久揮不去的一抹陰影。

居民區的大街小巷，時不時張貼通緝令和判刑公告。這些公告上，死刑犯的名字下面會用粗粗的紅線畫上一道，而結尾處，“此布，院長某某”字樣的上邊則用醒目的紅色“√”作為一種嚴厲的警示。

1983年“嚴打”時，有這樣一句口號：“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嚴打”鬥爭打擊了許多違法犯罪分子，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會生活安定，收效明顯。但是這段時間內，對於某些罪責較輕的犯人，打得過嚴了。

爭議案件

馬燕秦案

1983年時，西安婦女馬燕秦42歲，離異有二女，已從西安民生餐廳病退。馬燕秦喜愛交際，經常在家中舉行私人舞會。9月前後，馬燕秦被警方逮捕，馬燕秦家的家庭舞會被認定為涉案人員上百人的流氓犯罪團伙，馬燕秦的舞伴韓濤、惠利名等人也被逮捕。馬秦燕被法院認定“糾集流氓分子多次舉辦流氓舞會，勾引男女青年教唆誘發流氓犯罪、先後與數十人亂搞兩性關係，威逼、引誘兩個親生女兒供流氓分子玩弄等罪名，馬秦燕與韓濤等兩人被判死刑，惠利名等被判有期徒刑。馬燕秦等人抗訴無效，1985年4月15日，馬燕秦被押至西安市體育場參加公審大會，開往北郊刑場，兩槍斃命。

遲志強案

遲志強為長春電影製片廠演員，嚴打開始時年僅24歲，是當時中國最紅的男演員之一，與劉曉慶、唐國強、陳冲等演員齊名。1983年，遲志強在南京拍攝電影《月到中秋》，期間參與了一些高幹子女組織的私人舞會，舞會上放著鄧麗君的歌曲，青年男女一起跳貼面舞。遲志強還曾與一名高幹女兒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發生了性關係。1984年，私人舞會後被鄰居舉報為聚眾淫亂活動，在河北拍戲的遲志強還被押回南京受審。遲志強等八人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為流氓團伙，主犯王某被判15年，其他7人被判1-5年不等。遲志強獲刑4年，演員前途從此中斷。

歷史評價

關於“嚴打”的爭論依然不斷。理論界持“反對說”和“反思說”，司法實務界及少數學者認同“肯定說”。持“肯定說”的代表之一、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肖揚表示：“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條件，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多年來的經驗表明，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劇上升的有效措施。”的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運動式執法的“嚴打”行動，確實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不過，負面作用也很大，留下很多後遺症。

1983年“嚴打”行動，冤枉了很多人，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死了，一些人被錯判了。當時刑法里的流氓罪最高是可判死刑的，有的亂搞男女關係的人就是按流氓罪從重被判了死刑。還有的只搶了一點點東西甚至只是一頂軍帽就被槍斃了。不過大多數被槍斃的人在當時也算有法可依，只不過是從嚴使用了法律規定的最高限。但由此引發了被錯判重判的人及其家屬的不滿甚至仇恨，一些因犯小錯進監獄的年輕人反而真的學成犯罪分子。

當時在嚴打行動期間，公、檢、法三家是聯合辦案的，每抓到一個罪犯（犯罪嫌疑人）不是公安審，然後檢察查，最後法院判，而是三家各派一到兩人，共同審問，一次定刑。審完以後，各單位出各單位的案卷，共同研究一個罪名，定出判多少年。所以當時的審判效率非常之高，可以說達到了中國法制歷史上的高效之巔。正是因為快審快判也就難免忙中出錯。這次“嚴打”也給公檢法系統留下了專政的烙印，許多地方迷戀運動式執法，熱衷搞公審公判，一些人由此輕視公民權利，甚至肆意踐踏、侵犯。還有地方的公安機關喜歡搞公審大會，繼續犯下這種侵犯國民隱私權的錯誤。

1983年的嚴打鬥爭早已成為煙塵往事，留給我們的有經驗，有教訓，但我們相信，在法制越來越健全的中國，錯殺錯判的事情正在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對人的基本權利的尊重和人道主義精神正在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歷史意義

《決定》指出，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是政治領域中一場嚴重的敵我鬥爭。它對於搞好社會治安，推動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對於提高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敵情觀念和政治警惕性，加強黨紀、政紀、軍紀，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