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黎灌英
- 別名：黎靜中、靜忠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籍貫：四川省內江市東興區
- 出生日期：1895年
- 逝世日期：1928年07月05日
- 職業：革命者
- 性別：男
人物簡介,人物經歷,人物事跡,
人物簡介
黎灌英（1895—1928），男，漢族，四川內江人，出生於商人家庭。內江革命運動的先驅，第一任中共內江縣特支書記。1925年創辦內江二中。革命失敗後，上級安排他撤離內江，到郫縣任特別支部書記，組織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
黎灌英，又名冠英、靜忠，四川內江縣人，生於一八九五年八月，一九二三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青年時期，黎灌英先後與廖恩波、謝篤開等組織讀書會、民團，開辦講習所，積極從事革命活動，歷任內江縣中區民團副團總，內江東鄉聯合團負責人等。一九二五年年底，回鄉組建中共內江縣的黨組織和國民黨內江縣（左派）組織，並任國民黨內江縣（左派）臨時黨部主要負責人。歷任中共郫縣（臨時）縣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候補委員，中共綿竹中心縣委書記。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黎灌英率一千餘人發動郫縣武裝爆勁，由於叛徒告密，起義失敗，七月五日，黎灌英等人在漢旺鄉馬尾場與叛徒譚五一夥展開搏鬥，終因寡不敵眾，壯烈犧牲，年僅三十三歲。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成都市西城區民政局批准黎灌英為革命烈士。
人物經歷
1910年考入內江縣立中學。
1913年考入成都儲才中學。
1923年回到內江，結識了青年團員廖恩波等人。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逐漸明白了人生的真理。是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4年秋，領導了反對魚肉內江人民的惡霸朱基九、馬祥九、范承九的鬥爭，並取得了勝利。後被推薦為內江縣中區民團副團總。在此期間，利用合法身份，開辦了“民團傳習所”、“團練幹部講習所”，為革命事業播下了火種。
1925年冬，在重慶由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左派）。年底，回內江籌建黨的組織，並負責組建國民黨（左派）內江縣黨部。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工作，中共內江縣黨組織正式成立。
1926年秋，奉命調往重慶，在國民黨四川省黨部（左派）工作。同年11月，出席了國民黨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7年1月，回到內江，當選為國民黨內江縣黨部（左派）負責人。7月，奉命到郫縣發展黨的組織。同年10月，任中共郫縣（臨時）縣委書記。郫縣的農民運動在其領導下如火如荼地發展，使反動統治當局十分恐懼，一方面以高官厚祿進行收買；一方面發出通緝令，欲將之逮捕，以撲滅革命烈火。
1928年2月，調離郫縣，當選為省委候補委員。同年春，到綿竹發展黨的組織，擔任綿竹縣委書記，領導綿竹的武裝暴動。中共綿竹縣委為加強對武裝暴動的領導，決定成立武裝暴動行動委員會，黎灌英任主任委員並負責政治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於同年7月4日開始實施暴動計畫。翌日晨，起義部隊在圍攻縣城時，因內奸告密，敵人早有準備，被敵重重包圍。
1928年7月所率起義部隊失利撤退途中，他當機立斷，放棄攻城，命令部隊突圍。當其撤退到漢旺鄉至馬尾場的途中，被內姦殺害。
人物事跡
黎灌英是中共內江地區黨團組織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先在郫縣做黨的工作，後調任綿竹中心縣委書記，積極發動民眾，組織領導了川西北的綿竹暴動。他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朝氣蓬勃。他以寶貴而短暫的青春，為革命譜寫了英雄的詩篇。他的事跡將永遠載入人民的光輝史冊。
黎灌英（又名黎靜中，也有的寫作黎冠英），1895年9月20日生於四川內江縣東興鎮排龍沖（今內江縣勝利公社境內）一戶農民家庭。其祖父黎正燦，父親黎世昕（又名黎君，號庶熙）均曾兼營商業。但黎灌英出世不久，其父因經商負債，將田產變賣，家道日益中落。更不幸的是祖父又染病臥床，母親備受刺激，神經錯亂。所以黎灌英僅在十歲前讀過一點書。之後，便擔起家庭的部分生活重擔。早上，他要挑菜走十幾里路進城去賣；回來又要下地勞動；還得侍奉病重的祖父。儘管如此，他卻不忘讀書，一有空就堅持自學。1910年，剛滿十五歲的黎灌英便以優秀的成績考入了內江縣立中學四班學習。1913年，中學畢業了，他又以優秀的成績考入了成都儲才中學。這是一所新式學堂。黎灌英過去所學的全是舊學。起初，他對儲才中學開設的新課如英語、數學等的學習，感到非常吃驚力。為了趕上老師的授課進度，他下決心刻苦鑽研，常常看書學習至深夜。他舊學基礎較好，尤擅長作文，動輒下筆洋洋千言，蔚然大觀。這所名曰“新式學堂”的學校，其教學方法卻非常保守，要求學生不要過問社會。為此黎灌英曾寫過一篇作文：《申屠蟠論》，借批判東漢時保守派的代表申屠蟠，來批判學校當局主張脫離現實、明哲保身的思想。這表現了他立志投身於社會的決心。
1915年，學生們進行了罷課鬥爭，反對學校當局的腐敗，黎灌英也參加了。學校當局壓制了這場鬥爭，並要學生們寫悔過書才能重新上課。黎灌英則堅持認為“無過可悔”，毅然退出成都儲才中學回到內江。
1917年，他到川軍舒榮衢部去當兵。1920年，在但懋辛師部擔任過書記員、軍需官等職。當時由於軍閥連年混戰，給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災難。黎灌英目睹這一情景，一度陷於整天飲酒賦詩的憂鬱苦悶之中。
隨著五四運動的蓬勃發展，黎灌英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他振奮起來。1923年，他同川軍邊防軍官學校的內江人謝獨開一道，離開軍隊，結伴回到家鄉，從事實際的宣傳民眾、組織民眾的工作。
很快，黎灌英就同在成都讀書的廖恩波以及進步青年廖釋惑等人相識，常常聚會在一起，閱讀《新青年》、《學燈》等進步刊物；討論時事，抨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這時的廖恩波已在成都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經過他在內江的工作，介紹了黎灌英、廖釋惑、謝獨開等人加入團的組織，並組成了內江縣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由黎灌英擔任組長。
在黎灌英的領導下，內江團小組不斷擴大，運動也逐步深入；還同當時設在武漢的團中央取得了聯繫。
為了傳播馬列主義，動員民眾，黎灌英在內江太平巷楊家祠堂內組織了讀書會，吸收知識青年和進步學生十餘人參加。他們除定期讀書學習討論外，還經常去街上張貼標語，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讀書會的發展，為後來內江黨組織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宣傳革命理論的同時，黎灌英和謝獨開還在1924年領導民眾掀起了一場打擊地方貪官污吏的鬥爭。
當時，內江商會會長林基九，團練局長馬祥九，浮橋經費收支所所長范承九三人，在地方上飛揚跋扈，為非作歹，大事貪污田糧。人民民眾恨之入骨，稱他們為害人的“三九”。黎灌英、謝獨開打聽到討賊軍第一軍駐渝辦事處處長高一白，早年曾加入過同盟會，又是內江人，便寫信向他告發“三九”罪行，要求為民除害。在得到高一白回信後，就組織召開了內江公民大會，一致要求地方政府予以嚴懲。內江政府迫於民眾的壓力，不得不將“三九”關押起來。但過不多久，“三九”買通官府，被釋放了。這件事，教育了黎灌英，使他認識到：地方官吏與土豪劣紳是沆瀣一氣的，要想依靠反動政府來打擊地方土劣，絕不可能。看來只有宣傳和發動民眾，把人民組織起來，與反動政府對抗，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平等。
通過反“三九”這一事件，黎灌英在內江民眾心目中威望提高了，被推舉為內江城中區民團副團總。他巧妙地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並借高一白和內江民團團總付堯軒的名義，在內江白鶴場組織了東鄉聯團，成立辦事處，並開辦了民團幹部講習所，進行革命宣傳，培養革命骨幹，組織並掌握革命的武裝力量。黎灌英為實際上的負責人。這個講習所按軍隊的編制分為三個中隊九個班，有學員一百多人。開設有政治、軍事等課程。教員大都由團小組和讀書會的成員擔任。講習所開辦三個月後，軍閥王纘緒察覺其中革命空氣太濃厚，便派政治部主任鐘汝為強行予以解散。雖然如此，但黎灌英等人播下的革命種子已在學員心中紮下了根。
講習所被強行解散後，黎灌英又在自貢附近的三多寨開辦了一個新的團練幹部講習所。他不顧軍閥的各種刁難，堅持辦了六個月之久，使第一批學員全部畢業。
1925年上半年，黎灌英受組織委派，到重慶參加“五卅”慘案國民外交後援活動。在這次反帝鬥爭中，黎灌英在楊闇公等人的領導下，積極工作，他的那種工作熱情和深入的作風，得到大家好評。不久，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成立，黎灌英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5年底，黎灌英奉重慶地方委員會指示，回內江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內江縣特別支部，任特支書記。這是黨在內江的第一個組織，也是全省最早成立的黨組織之一。為了執行黨關於國共合作，迎接大革命到來的方針，黎灌英同特支的其他同志一道，組織成立了內江縣國民黨左派臨時黨部。黎灌英擔任縣黨部的負責人，其他執行委員也多數由共產黨員擔任。
1926年春天，黎灌英以國民黨臨時縣黨部的名義，在內江水巷子李氏宗祠成立了一所內江公學。這個公學以普及民眾教育，改善工農生活為公開目的。以“實施黨化教育，提高科學常識，端正蒙養基礎，救濟失學民眾”為公開的教育方針。實際上，開辦這所學校的目的，是為了更直接地向民眾宣傳革命道路，更多的培養革命青年，為即將到來的大規模民眾革命運動做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黎灌英擔任這所公學的校長，並親自主講政治課。他對學校的課程安排、教學內容都側重於社會科學方面，設有政治學大綱、經濟學大綱和現代歷史等課程。在課堂上，他向學生介紹革命理論，指導學生們閱讀《響導》、《中國青年》等雜誌。開辦不久，影響遍及全縣，學生人數由最初的七、八十人增加至一百二十多人。校址也由原來的李氏宗祠遷到更加寬敞的東壩街萬壽宮內，並新增設了國中班和政治班。
在這所學校里，政治空氣非常濃厚，校園裡革命歌聲不斷。假日、節日、紀念日，教師還組織學生到城內街頭巷尾進行宣傳。在黎灌英的鼓勵下，學校的一些女教師、女學生衝破封建禮教的桎梏，帶頭剪短髮，同男教師、男學生們一起上街演講。內江公學成為當時內江的一個革命活動中心。
黎灌英非常注意宣傳工作。儘管他十分繁忙，既要領導特支的工作，又要領導國民黨左派縣黨部的工作，還要負擔內江公學的教學，但一有機會，從不放棄進行革命宣傳。他經常到農村去作社會調查，向農民宣傳組織起來同土豪劣紳作鬥爭的意義。為了吸引農民聽講，他還從岳父家裡拿了一部手搖留聲機，搬到鄉場上，先放音樂吸引住農民，然後講演農民痛苦的根源，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以及耕者應該有其田的革命道理。他把革命道理編成通俗易懂的民間歌謠，教農民唱.
1926年，三十歲的黎灌英與內江公學的女教師葉莊伯結婚。為了反對舊禮教，宣傳新思想，他們毅然舉行了內江第一次新式結婚的儀式。新郎新娘手持鮮花，攜手並肩在城內街上走了一圈，回到家中，接受人們的祝賀。形式非常簡單。黎灌英對人們宣傳說：“現在要實行男女平等，女的不能只在家裡，要出來參加工作。”他還說：“我們年輕人一切都要改革，要反對舊禮教。”在他的支持與鼓勵下，妻子同他一道走上街頭，宣傳演出；還同他一道奔走於沱江兩岸廣闊的農村，建立農協會組織。
1926年11月，四川第一次國民黨全省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黎灌英和妻子葉莊伯代表內江縣左派國民黨，赴渝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期間，黎灌英同楊闇公、劉伯承等一道開會研究了如何反擊國民黨右派的進攻，如何更廣泛地開展工人、農民運動等問題。
1927年1月，黎灌英回內江後，根據國民黨省代表大會的布置，在內江水巷子主持召開了內江縣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共有六十多人參加，代表著當時內江的一百多個國民黨員和各鄉場的區分部。由於內江的國民黨組織是我黨負責人黎灌英親自建立和領導的，在發展組織時注意了純潔性，所以，這次代表大會實際是各鄉的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的大會。在這次會上，黎灌英傳達了省代會的精神，討論了發展內江國民黨組織，以及發展工會、農會和婦女、青年等組織的問題。大會正式提出了宣傳新三民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並選舉黎灌英為縣黨部負責人。共產黨員廖釋惑、謝獨開等人當選為執委。當時，地方反動軍閥曾想派代表參加大會，遭到了黎灌英等人的堅決拒絕。
1927年2月，黎灌英在內江萬壽宮主持召開了內江工人代表大會，研究組織、發展工會的問題。接著成立了碼頭、人力車、理髮、糞幫等工會組織，共有會員二百多人。
這段時間裡，內江農民運動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特支指定了專人負責協會工作。黎灌英親自到東興鎮的觀音井、馬浦堰，白馬鎮的賽峨山、爛泥溝、石龍口一帶組織農協會。很快，農協會組織就遍布沱江兩岸山鄉，僅石子、東興兩個鄉就有會員四百多人。
在城內，黎灌英安排葉莊伯出面組織婦女聯合會，公開發表宣言，吸收廣大勞動婦女參加。婦聯向社會各界募捐二百元，在城內藥王廟開辦了婦女識字夜校。
隨著民眾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內江的黨團組織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黨員由特支建立時的四人發展到二十四人，形成了堅強的領導核心。
1927年3月31日，重慶發生了“三·三一”慘案。接著，省委書記楊闇公壯烈犧牲。
這時，劉伯承同志在瀘州領導的順瀘起義遭到川黔兩省軍閥的圍攻。黎灌英到瀘州與劉伯承面晤後，連夜趕回內江組織民團武裝，準備援瀘。他很快在城內集中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武裝隊伍。不幸，訊息被走漏了，反動派出動大批軍隊包圍內江城，準備進行血腥大屠殺。為了避免民眾的犧牲，上級指示立即停止援瀘行動。
敵人進城後，四處搜捕黎灌英，他的處境十分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他家的人和一些同志都勸他離開四川，到外地去避避風頭。他卻坦然地說：“四川的革命工作我們不做，哪個來做？我死也要死在四川？
他隱蔽到城郊芭蕉井一個同志家裡，一面布置已經暴露的同志進行轉移，一面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直到省委調離他，他才離開內江。
黎灌英離開內江後，黨考慮到他身體不太好，決定派他到鄺繼勛部隊去擔任中校團副。這時，他聽說郫縣的革命鬥爭迫切需要幹部，便主動要求到還沒有建立黨組織，工作條件更為艱苦的郫縣去。他的請求得到了批准。
素以富庶著稱的川西壩上的“銀郫縣”，在反動政府的強征暴斂下，廣大人民處在飢餓的死亡線上，到處是一片破敗的悽慘景象。農民同地主階級的矛盾，人民同反動統治者的矛盾，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都異常尖銳，階級關係呈現出非常複雜的局面。郫縣農民為了反抗統治階級和地主的剝削壓迫，自發地組織了兩次示威遊行，鬥爭矛頭直指反動軍閥。1927年上半年，發生了農民武裝圍攻縣城的鬥爭。為了加強對郫縣農民運動的領導，黨決定派最代秀的幹部到郫縣建立組織，開展工作。
1927年7月，黎灌英到了郫縣。
他首先在地方開明士紳辦的“青塔團練學校”擔任政治教官，用革命思想教育學員，在學員中發展和培養黨員。到第一期學員畢業時，黨團員人數已有了相當的發展，使這所團練學校成了培養農民運動幹部的學校。有了這個基礎，經省委批准，建立了中共郫縣臨時縣委，由黎灌英擔任縣委書記。在黨的領導下，郫縣農民抗捐抗稅的鬥爭很快匯入了全國性的革命洪流之中。
黎灌英領導縣委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組織農民、教育農民上。他除了在團練學校上課，還經常深入到貧僱農中去進行調查研究，號召農民組織自己的農會。在這之前，郫縣曾建立了一些由地主、富農、袍哥把持的農會組織，實際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黎灌英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後，決定對原有的農會進行改造。在他起草的農會章程中，明文規定：“有一百畝田地的人不準參加農會”；“農會只找窮苦的農民參加”。為了充實和加強農會的領導班子，他將青塔團練學校畢業的黨員和進步學員派去擔任農會的負責人，使舊農會的政治成份逐步得到改變，活動也經常起來。貧僱農高興地說：“黎教官來以前，農協會都是袍哥把持。現在組織的才是真正的農民協會。”在黨的領導下，郫縣農民的思想覺悟提高了，他們提出了“打倒高租大押”的革命口號。
在組織發展農民協會的同時，黎灌英還積極地領導工人運動，先後在郫縣新場建立了獨輪車、理髮、改工、蔑工等十幾個工會。其中獨輪車工會的影響最大，後來逐步擴大到雅安、邛崍、大邑、崇慶、溫江、郫縣、崇寧、彭縣等地。1927年底，這幾個縣在黨的領導下，聯合成立了“川西南獨輪車工會”，並在新場召開了兩次代表大會。
1927年10月，為了檢閱農民武裝力量，擴大革命影響，縣委決定在新場召開追悼抗捐抗稅鬥爭中死難農友的大會。這次大會，經過充分的準備，規模是空前的，除了有新場本地和馬街、三道堰的農軍和民眾外，幾乎川西壩子所有的縣都派來了代表，總計一萬多人。農軍荷槍實彈，威風凜凜，顯示了農民武裝的巨大力量。整個新場掛滿了各界人士送來的輓聯、祭幛。其中有一些出自黎灌英的手筆。黎灌英在大會上講演，他說：“軍閥是不可怕的，只要我們團結起來就可以打倒它！”會上，印發了黎灌英草擬的宣傳提綱，演出了文藝節目。黎灌英還寫了一首《悼死難農友歌》，在會議期間教唱。
會後，黎灌英帶領民眾，在新場場口豎立起一座近兩公尺高的“本邑軍農衝突死難農眾紀念碑”，還舉行了盛大的提燈遊行。這次追悼會前後共開了三天，充分顯示了農民民眾的力量，也是向軍閥的直接示威。
追悼會後，黎灌英又在吉祥寺開辦了第二期幹部訓練隊，吸收了四百多名學員。同時在吉祥寺辦起了農民政治夜校，培訓農會幹部，並把婦女協會和少年宣傳隊建立起來了。
隨著工作的逐漸深入，農民協會基本得到了改造，團防武裝的下層負責幹部逐漸由傾向革命的“青塔團練學兵”充任。於是，黎灌英便在郫縣進一步領導農民開展了一系列反對封建剝削的鬥爭。他所採取的實際步驟：
一是，改斗改秤實行減租。把四十斤的老斗改為三十二斤的新斗；把十八兩的老秤改為十六兩的新秤。農民向地主交租用新斗新秤計標。實際上減少了地租。
二是，開展反奪佃鬥爭。對那些不按農會規章辦事的地主，組織農民把他捉來遊街，戴上高帽子，帽子上寫上“奸中奪佃”四個字。打擊了惡霸地主的囂張氣焰。
三是，開展清算鬥爭。這項措施主要針對保正或有點勢力的地主，清查他們貪污的罪行，勒令其退贓；同時清查黑田，對那些隱瞞不報，或者少交團米的地主，強令其補交。
四是，濟貧和提高僱工待遇。農會把算帳、查黑田等鬥爭得來的錢糧，在“救濟貧民”的口號下，無償地發給貧苦農民和工人。同時，農會規定了雇用工人的最低工資標準；僱工要和僱主吃同樣的飯菜；僱主不準中途辭退工人，不準阻擋僱工開會等。
這些鬥爭，長了農民的志氣，提高了農民協會在民眾中的威信。正象許多當地的老農協會員回憶時所說的：“當年黎教官在這裡辦的事，就象解放後人民政府辦的事情一樣。”
熱火朝天的革命形勢，引起了反動統治當局和軍閥的驚恐不安，他們互相勾結起來，密謀策劃鎮壓日益發展的農民運動。首先是進行收買黎灌英的活動。郫縣當時屬於第二十八軍的防區，駐在郫縣的二十八軍的一個營長王岫生，是黎灌英在川軍時的上級。他受軍閥和反動政府的指派，找到黎灌英，要黎灌英歸順政府，並許諾給予二十八軍旅長的職務。這種卑鄙的收買手段，激起黎灌英的無比義憤，他嚴厲地斥責了王岫生。反動統治者見收買不成，便採取威脅恐嚇的手段。他們在成都的報紙上登出通緝令，揚言要把黎灌英逮捕歸案，嚴加懲處云云。黎灌英對此嗤之以鼻。這時候，他因為長期辛勞，積勞成疾。省委為了他的安全和健康，於1928年2月將他調離了郫縣。
1928年初，四川省委為了貫徹實現全國總暴動的計畫，批准了綿竹縣委關於舉行武裝暴動的報告。為了加強黨的領導，省委決議成立綿竹中心縣委，負責領導秋收暴動的工作。黎灌英回到省委，還沒有來得及治病，甚至還未來得及看望快要分娩的妻子，聽到將要舉行綿竹暴動的訊息後，便要求省委派他到綿竹去工作。在他的強烈要求下，省委同意了，並任命他為中共綿竹中心縣委書記。
黎灌英到綿竹後，立即投入了暴動的準備工作。他領導農民民眾開展了反對苛捐雜稅、反動土豪劣紳的鬥爭，在鬥爭中發展了一批黨員，並建立了工會、農會等組織。很快，黨團組織的成員就發展到近百人，組織起來的民眾達數千人。為了對即將到來的武裝暴動加強領導，中心縣委決定成立武裝暴動的行動委員會，由黎灌英主任委員並負責政治部工作。省委為了支持這次武裝暴動，派出了一支由十多名經驗豐富的同志組成的手槍隊到綿竹協助起義工作。行動委員會還開辦了“特別訓練班”，培訓暴動的指揮人員。
暴風雨來臨之前有數不清的工作要做。黎灌英忘記了自己的病情，從早忙到晚地工作，經常是深夜剛躺下，又被喊起來，天一亮又出外奔波去了。過度的勞累，使他的病情加重，終於到了不能起床的地步。即使這樣，他想到的仍然是黨的工作。他請求組織上找幾個人，用涼床將自己抬著，照常出去參加會議，了解情況，布置工作。望著他日益消瘦的身體和被疾病折磨著的面容，看到他在這種情況下的工作熱情和負責精神，同志們都很受感動。
經過幾個月的匆忙籌備之後，1928年7月4日晚上暴動開始了。參加起義的人員，包括綿竹本地的基本武裝隊伍，什邡、彭縣、安岳、羅江等地來支援起義的同志，以及工會、農會、怒潮社、新生民導社等團體的民眾共一千多人，按照預定的計畫在城外聚集，由黎灌英宣布舉行武裝起義。起義隊伍乘著黑夜迅速占領了縣城附近的鄉、鎮公所，然後分成東北、西南西路，向縣城進攻。黎灌英親自率領東北路的隊伍。
7月5日拂曉，起義軍按照原定計畫抵達綿竹縣城。晨曦中，縣城郊外顯得特別寧靜。沒有料到，由於起義計畫被泄漏，敵人已經做好了準備，寂靜的原野上，蘊藏著罪惡的屠殺。當起義部隊剛欲攻城時，突然，敵人伏兵四起，將起義部隊包圍在城外無遮無擋的平壩上。起義軍英勇還擊，畢竟力量懸殊，所處的地形又極為不利，隊伍很快就被衝散了。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黎灌英決定放棄攻城計畫，突圍出去，保存革命力量。他率領東北路隊伍，殺開一條血路，沖了出去。不料敵人布置了好幾道包圍圈，剛衝出去又遇重兵。黎灌英只得下令分頭突圍，以牽引敵人。戰鬥打到最後，黎灌英撤退時，才發現身邊只有張仲生和李晏凡兩位戰友了。他們決定到附近去找原來口頭表示傾向革命的民團區大隊長譚尊五，望其掩護，並借用他掌握的力量再行起義。但譚尊五早已投向反革命營壘，起義的訊息就是他向反動政府告的密，反動政府封他為山防支隊的大隊正，他還想殺害黎灌英後向反動政府索要更大的職位。這些，黎灌英當時並不知道。
譚尊五見黎灌英等人前來，先是假惺惺地表示了一番同情，又佯裝派人護送。當走到漢旺鄉至馬尾場中途的一棵大酸棗樹下時，譚尊五撕下了假面具，暴露出猙獰的反革命面目。他威脅黎灌英等人背叛革命，隨他一道去向政府邀功請賞。黎灌英等人當即斷然拒絕，同譚尊五等及其隨從展開了搏鬥。終因寡不敵眾，三個人都被捆綁起來。
譚尊五又用死來威脅，黎灌英朗朗吟道：“入山以為泉水清，出山才知泉水濁。”大罵譚匪出賣革命。其它兩位同志也堅貞不屈，誓死不投降。惱羞成怒的譚尊五，下令用亂刀將黎灌英等三人活活砍死。後來，當地民眾將烈士的遺骸葬於酸棗樹下。
黎灌英犧牲時，年僅三十三歲。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內江人民、郫縣人民、綿竹人民都還深深地懷念著這位四川早期農民運動的傑出領導人、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黎灌英。烈士犧牲所在地的那棵近百年的大酸棗樹，歷經滄桑，如今還是那么鬱鬱蔥蔥，崛強崢嶸巍然屹立。它象徵著黎灌英烈士永垂不朽的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