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洛峰

黃洛峰，雲南鶴慶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安寧縣、易門縣、祿豐縣特委書記，共青團昆明市委書記。1930年赴日本留學。1931年回國，任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秘書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黃洛峰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雲南鶴慶
• 性別：男

人物簡介

1936年與李公朴、艾思奇等創辦讀書出版社，任總經理。1948年後，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管理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出版局局長，文化部出版局局長、部長助理、辦公廳主任，文化學院院長，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第一屆副主席。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黃洛峰，原名黃塏，雲南鶴慶縣人，1909年生，1927年5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黃洛峰到易門等地開展黨的工作，建立秘密黨團組織，領導開展農民運動。

1928年，他領導組建了安寧、易門、祿豐3縣特委，並任特委書記。他曾任昆明市團委書記，領導昆明市的青年和學生運動。

1936年1月，他在艾思奇的幫助下，用黃洛峰的名字發表文章，並參與《讀書生活》雜誌的編輯出版工作。1937年1月，他與艾思奇、鄭易里等一起創辦了讀書出版社，任總經理。

在他主持下，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大量進步書籍，並有計畫地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資本論》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就在1938年由讀書出版社出版。在武漢期間，他除了肩負讀書出版社的工作外，還擔負為黨發行《民眾》周刊的任務，並從事向延安輸送革命幹部的工作。

1938年10月，黃洛峰到重慶。他是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即文委）書店組的成員，負責全民通訊社與南方局文化組的聯絡工作。他曾負責過與中共雲南省工委的聯絡工作。抗戰勝利後，黃洛峰積極參加了重慶文化出版界反內戰、反獨裁的愛國民主運動。

1948年10月，根據黨的指示，生活、新知、讀書三家書店在香港正式成立三聯書店總處，由黃洛峰任三聯書店臨時管理委員會主席。

1950年4月，出版總署決定成立新華書店總管理處，統一全國的新華書店，由黃洛峰任總經理。在30餘年中，他先後擔任過中宣部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出版總署出版局局長、文化部部長助理、文化學院院長、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等職。1980年11月4日，黃洛峰去世。

回憶黃洛峰同志

1991.04.21

黃洛峰同志是一位忠實的共產黨員，革命的鬥士，他創造性地建設、領導和發展了黨領導下的革命出版事業。在他的一生中，充滿著革命的曲折經歷，譜寫了人民出版事業成長、發展的篇章。

黃洛峰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堅強信念。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生機勃勃的革命被腥風血雨所代替。那時，18歲的洛峰在雲南省立第一中學高中讀書，面對嚴酷的白色恐怖，他毫不畏懼，毅然於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繼而於同年8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對敵鬥爭中，他幾經被捕入獄，但始終不屈不撓，英勇鬥爭。

1930年他曾去日本留學，1931年7月中旬，被日本警方懷疑參與反日活動拘留關押一個多月。“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和其他留學生一道，開展了種種反日活動。不久，遵照黨組織通過留日學生總會所發的“全體”罷學回國的指示回到上海，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參加了“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並擔任秘書長。次年，因反日活動在英租界被捕入獄。出獄後，身心雖受嚴重摧殘，但仍英勇不屈，堅持革命鬥爭，並將其主要精力投身於革命的出版事業，宣傳民主抗戰，宣傳馬列主義。

1934年，他到了北平，先編《學會生活》雜誌，宣傳愛國主義和進步思潮，被查禁後，改為《西南風》雜誌。

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後，《讀書生活》雜誌隨即被查禁，讀書生活出版社瀕於極度困難，第二年初，黃洛峰應艾思奇和鄭易里之邀赴上海出任該社經理（艾為總編輯，鄭為董事長），擔負起出版業務和經營管理工作。在這個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長遠任務和宣傳抗日救國為現實任務的陣地上，他嘔心瀝血，頑強奮鬥，為我黨領導的人民出版事業做出了貢獻。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出版第一部中譯本《資本論》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

他到出版社的第一樁大事，就是同艾思奇、鄭易里商談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長遠規劃，首先是約郭大力、王亞南譯《資本論》並將整個出版社所籌資金4000元的一半撥為出版《資本論》專用款，每月給兩位譯者各80元作為預支稿費使用，以保證譯稿按時完成。

抗戰爆發後，《資本論》的出版仍按原計畫繼續進行。到1938年8月《資本論》第一卷在上海出版，其餘兩卷也相繼問世。雖在運往內地途中又遭戰火，損失慘重，但經再印，終於將三大卷《資本論》獻給讀者。

在此以前，侯外廬、王思華曾根據法文版本翻譯《資本論》第一卷，由我根據日文本加以核校，但未譯完。因此，這是第一部《資本論》的中譯本。它的出版發行，成為人們關注的大事，為進步的輿論界傳為佳話。此外，先後又出版了《恩格斯論資本論》、《資本論通信集》、《卡爾·馬克思》、《恩格斯傳》、《剩餘價值學說史》，還有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傳》、《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問題》等等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著作。所有這些著作都是在黃洛峰同志的領導和組織下出版發行的，為傳播馬列主義做出重大貢獻。另外，還出版了《大眾哲學》和《社會常識讀本》《帝國主義》《中國歷史》《讀書常識》等大批通俗讀物，在思想啟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黃洛峰同志為發展和壯大革命的出版事業，進行了艱苦不懈的努力。讀書出版社遷至武漢後，先後在廣州、桂林、重慶、成都等地設立了分社，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加上上海分社共有七個分支機構，還在貴陽和新知書店合開了一家書店。讀書出版社遷到重慶後，於1940年在南方局領導下和生活書店、新知書店兩家兄弟書店一起合作到延安和太行開辦了華北書店。以後，在蘇北解放區開辦了大眾書店。“皖南事變”後，三家書店除重慶外，分支機構全被查封。有的人被逮捕、殺害，有的人疏散隱蔽起來，黃洛峰和徐伯昕撤往香港，開展海外出版事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又輾轉返回重慶。

而生活書店、新知書店的領導者鄒韜奮、徐伯昕、徐雪寒都沒有再回重慶，這樣，黃洛峰實際上就成了三家的領導者，使三家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組織上都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並以三家書店為核心，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經黃洛峰同志說服和爭取，1943年23家出版社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新的出版業聯合總處，黃洛峰同志擔任董事長。該組織一成立，就向國民黨當局開展了鬥爭，在報上公開呼籲排除出版業發展的障礙，要求取消郵寄限制，平價供應紙張等，迫使國民黨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參加的出版社和書店達50多家，在此情形下，又成立了聯營書店，並在重慶、成都等地成立了分店。抗戰勝利後，為適應新的鬥爭需要，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決定合併成立重慶三聯書店，這對所有進步出版業是一個很大的鼓舞。為了反對國民黨任意查禁書刊，黃洛峰有計畫地組織出版界開展了取消國民黨出版法的鬥爭，並在《民主生活》雜誌上發表了《除去言論自由的障礙》一文，得到出版界和進步人士的大力支持，《新華日報》發表了《打破法西斯的出版法》的社論，黃炎培聯合了10多家雜誌發表“文稿概不送審”的聲明，郭沫若、沈鈞儒、茅盾、葉聖陶等也都寫了文章支持，繼而各地新聞、出版、文化界都積極行動起來，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拒檢運動”，終於迫使國民黨當局宣布撤銷了實行14年的對新聞和圖書雜誌的審查制度，這是我國出版史上的一曲響亮的凱歌。

1946年，黃洛峰到上海同徐伯昕、沈靜芷共同研究了人民出版事業發展的新途徑，先後在北平開辦了“朝華書店”在膠東和東北解放區開辦了“光華書店”，還在台北與人合作開辦了“新創造出版社”等。1947年10月，在黨的指導下，三聯書店的重心由上海轉到香港，11月黃洛峰抵達香港繼續籌劃三聯書店的工作。1948年底三聯書店徹底合併，集中統一經營管理，黃洛峰任管理委員會主席。1949年2月黨中央調黃洛峰北上，2月到北平，籌建出版委員會，黃洛峰擔任主任委員。7月，在北平成立了由出版委員會領導的華北聯合出版社，由商務、中華、世界、大東、北新、兒童等15家私營書店參加，這是公私合營的一個新的嘗試。不久，由新華、三聯和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等62家書店聯合成立上海聯合出版社。這兩個聯合出版社的成立，對全國出版事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各大城市相繼成立了類似的機構。為統一全國的出版事業奠定了基礎。

11月中央政府設立出版總署，黃洛峰任該署出版局局長，黨內是署黨組成員，1950年4月兼任新華書店總管理處總經理；1951年4月，出版總署成立了“毛澤東選集出版印刷發行工作委員會”，黃洛峰任主任委員；1952年任總署辦公廳主任，黨組副書記，為健全人民出版制度，改進和發展人民出版事業做出很大貢獻。在他擔任出版領導工作期間、統一了全國的新華書店，在各大區成立了9個總分店，在各省成立了47個分店，在各縣成立了889個支店。同時，實行了出版、印刷和發行三種業務的分工，併合理調整了公私關係。還建立了大批專業出版機構，如工人出版社、青年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科技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並相繼成立公私合營的專門負責發行的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和經營書刊進出口的國際書店。1954年出版總署撤銷，出版事業轉為文化部管理，黃洛峰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長，部黨組成員，後任部長助理仍兼出版局局長，對出版事業繼續做出貢獻。

我與黃洛峰相知較早，但直接接觸較晚。30年代初我們都在日本留學，“九一八”事變後都曾參加反日活動，但無個人直接聯繫。後都回國，他返上海，我返北平。1934年為了工作和生活，黃洛峰到了北平，先後主編進步雜誌《學會生活》和《西南風》，同進步文化界有所來往。我通過溫健公同他有間接聯繫。抗戰後，1939年我到重慶，在黨領導下，搞憲政運動，黃洛峰作為出版界的代表人物積極參加了這個運動，同時，他又是我作為領導人之一的救國會的成員，同我接觸較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年，他從香港撤退到桂林，我當時擔任接待安置從香港撤退的文化人的任務，曾同他暢談，並送他去重慶，他態度積極，表示仍為黨的出版事業繼續作出貢獻。1943年在我回到重慶後，擔任南方局文委秘書長，公開職業是重慶生活書店總編輯，負責聯繫出版界。黃洛峰的組織關係在南方局，由文委書記徐冰直接領導，有些具體工作同我聯繫。那時我和黃洛峰同志對門而居，經常接觸，除商討出版工作外，我常為他發行的《學習生活》寫稿。解放後，他在出版總署出版局和文化部出版局工作期間，因我在北京市領導新聞出版工作並了解文化界實際情況，曾就出版工作問題徵求過我的意見。我建議出版工作的方針是要爭取多出書、出好書，而在具體措施上則要嚴格把關、寧缺毋濫。他採取了我的建議。另有一事值得一談，即他對知識分子是尊重的，是嚴格執行了中央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在文化部擔任黨組成員期間，為了解決侯外廬黨籍問題，曾嚴肅認真，不厭其煩地向我核對事實，徵求意見。由我出具證明，使多年失掉黨籍的侯外廬重新獲得黨籍。

黃洛峰同志為黨的人民出版事業所做的貢獻和艱苦奮鬥的精神，是永遠值得後人頌揚和學習的。特別是針對當前出版事業和出版隊伍的狀況，我們更應當以黃洛峰同志為榜樣對出版事業加以整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