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年談藝錄

內容簡介

文史大家給你講書法——《蘭亭序》並非王羲之所書

柳公權的字不適合初學

齊白石的篆刻並不高明

文史大家黃永年先生篆刻造詣頗高，並洞悉書法源流，對碑刻學亦有獨到研究。本書收入《書法源流雜論》、《唐人楷書述論》、《篆刻藝術》，以及《碑刻學》等相關著述，並選配插圖。

編輯推薦

☆ 回望大師身影。這是一位歷史學家、文獻學家的“副業”，但成就令人欽羨。

☆ 澄清認識誤區。《蘭亭序》並非王羲之所書，柳公權的字不適合初學，齊白石、鄧散木的篆刻並不高明。

上架建議：藝術/書法

黃永年（1925—2007），江蘇江陰人。著名歷史學家和古文獻學家。著有《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唐代史事考釋》、《文史探微》、《文史存稿》等。

第一章　書法源流雜論

一　隸書、八分、楷書、正書

二　王羲之書師法鐘張

三　《蘭亭序》為梁陳人書

四　南北書派異同

五　唐楷

六　晉唐小楷不可信

附：唐人楷書述論

第二章　篆刻藝術

一　篆刻是不是藝術

二　秦漢印章

三　明清以來篆刻

四　怎樣寫印章

五　怎樣刻印章

六　印材印紐及其他

第三章　碑刻學

一　緒論

二　分類

三　拓本（附影印、裝潢、藏印、題跋）

四　史料

五　書法

附：石船鴉府地刻墨本題記

前言

可以永恆的傳承—寫在《黃永年談藝錄》出版時

歲月在沖刷著一切有形的痕跡，同時也在消融享享匙著自以為可以深藏心底的記憶。不知不覺而漸行漸遠，也許可以永恆的只是一脈傳承，或者一片希冀。“一年容易又秋風”，驀然回首的時候，竟又是一望蕭疏的天地。忽然想起允諾過的事情已經遷延良久，那就是要為已故恩師的著作出版寫一點文字，於是，再捧鴻文而重溫勝義。我的恩師，就是黃永年先生，而由先生的哲嗣壽成兄編輯的先生的書，就是《黃永年談藝錄》。

《黃永年談藝錄》所收篇什，或以為皆是先生主業以外的餘事所得，用先生的話說只是業餘的愛好。但這些教益卻多是我隨先生受業問戲抹舟享道乃至安身立命所最偏好的學問和用功的方向，譬如碑刻與拓本，又譬市辨疊如書法與篆刻。因此於我而言，自然最能感受到“鴻文沾溉遠，勝義啟迪深”。

先生乃是當世推許的通儒碩學，其在版本目錄與唐代史學領域為公認的大家，而對古小說與古名物的研究也有著卓然建樹。即便如此，先生猶能以旺盛的精力與聰慧的才識而廣博其對藝文的熱愛，於是，在碑刻學與書法史以及篆刻藝術諸學科，竟同樣收穫了令人欽羨的成就。

生為吳人的先生，卻順於運命而執教於長安，並終老於斯，這或許正與他得以成就其精殫唐史之功冥中契合。想當年先生以鞏拘轎所藏唐《張維岳碑》拓本延請長安著名鑑賞家陳澤秦跋尾，陳氏在跋語中云：“永年作客長安，金石自娛，於有唐一代碑版，尤為留意，廣事搜訪，藏弆甚富，且博學強記，卓具史識，有志著述。鉤沉闡微，補新舊《唐書》之未逮；采佚綴遺，存闕補文獻於已呈，其有意乎。”或許這真是命運的有意安排吧。葉昌熾有“欲訪唐碑當入秦”語，先生落腳關中搜討唐代碑誌拓本並藉以考史，豈非正好得此近水樓台之便。而先生的素來傾心於碑版鑑藏與考訂，也與他早年受到葉昌熾《語石》和《緣督廬日記》的影響最多且最愛葉氏文辭優雅的“儒生面目”不無關係。

先生常常提到清代乾嘉以後的學者最崇尚“淹通”，並在講授《碑刻學》時特彆強調了彼時欲躋身一流學者行列所需具備的十大學術能力，即一要研究經學《十三經》，讀註疏，做考證，寫經解；二要讀前擊擔才四史，尤其《史記》與《漢書》；三要讀幾種子書；四要讀有名的詩文集，並下一定的功夫；五要懂版本、目錄，能寫題跋；六要懂碑刻學，即廣義的金石學，並能寫題跋；七要（對清後期學者）最好懂西域地理；八要懂點佛教東西的，就更高明一籌；九要讀《說文》，兼能一點訓詁；十要會做駢體文。這其中正包括了通“碑刻學”，並應合了先生所說的“此時期之舊式文人若不知金石則不得齒於通人之列”，而惟先生既能淹通碑版，復能拓展其旁支以兼擅書法，且長於篆刻，則先生又自然要高出同儕一頭。不過照此看來，通碑刻之學在當時學者眼中原本並不能算作餘事。只是因為近世以來金石分家且偏重考古而冷落碑刻，遂使斯道中衰，於是先生特為振衰起絕而創開課程並撰寫講義，屈指三十年將去，卻不曾想今日研習碑刻與鑑藏拓本之風大熾，先生的《棕船碑刻學》理論遂成為最好的實用教材並深受熱捧。

先生特精於鑑賞題跋，而尤能探索其中史事，故不惟局限於拓本與書法之優劣品評，遂自高過通常鑑賞家一籌。譬如先生在讀大學時就寫出了理據充分而辨析透闢的《葉昌熾所藏宋拓〈雲麾將軍李思訓碑〉辨偽》，好比“洗淨匡廬真面”而足以見證先生承學乾嘉考據的功底之深厚。又嘗撰《漢樊敏碑與唐樊興碑—評任乃強〈樊敏碑考略〉》，緣先生對於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的詳熟和對於漢隸與唐楷以及康有為所謂的“乾祿”書體之明察，遂能證據確鑿地糾正被康有為形諸“蓮花出水，明月開天”而譽在“乾祿上品”之“《樊府君碑》”乃是唐《樊興碑》而非漢《樊敏碑》。先生治碑刻學之精到，於斯可見一斑。而可喟的是六十餘年過去，於今猶有如斯誤讀者在，即今年十月在雅安召開的“中國書法史論第九屆國際研討會”上，竟依然有包括《樊敏碑》所在地的蘆山同仁等學者撰文仍引用康有為此說以評譽《樊敏碑》而為我所察覺並即時糾其謬失。看來此說傳訛甚遠且常不為人所用心核實其正解，可嘆人之惰性與取巧的劣根頗難剪除。先生又撰《記話雨樓舊藏馬天祥造像記》，從形制、書體、內容及流通一一點明此有金農題簽的拓本所以見珍之理由，而更高明的是先生還從碑刻學史與書法史的層面做了拓本鑒偽的考證，有趣的指出凡“祥”字帶有兩條尾巴者即是偽刻，並就“大齊武平九年”的落款蓋當緣出邊鄙地區或不知中朝政局變化而給予了令人信服的合理解析。重溫勝義，不能不為先生的通識學養和考據功夫再次扺掌唱絕，而先生此文亦足堪奉為學習碑拓鑑別方法論之典範。

先生復諳熟於書法，不惟以工穩勻整的小篆見長，更能寫一手流美潤澤的褚派楷書，又常於楷法中兼帶行筆，自如秀麗而挺拔開張，是知以學問馭書法，則氣象自然非凡。25年前隨先生讀書時嘗見先生為他的老師蔣天樞所書墓碑手跡，正是這樣一派充滿褚書意味的面貌。正緣於先生對書法的敏銳眼光，故其所論書體流變，雖皆篇幅未長，卻竟能出心得而樹新義，且所論更都是最見實際又容易含混的問題。譬如字型是認知書法流變的首要，先生遂在《書法源流雜論》中先自對中古時期隸書、八分、楷書、正書稱謂的含義與差異，給予了極為明白的梳理解釋，原因就是此非大眾甚至包括探討書法的學人所能知詳且常為之含混迷惑者，甚至有造成研究上的誤讀與謬失。故先生講書法源流自覺應先要把字型這一問題揭示清楚，旨在發前人未發之覆以矯正視聽，則其導出迷津、撥雲見日的意義豈非尤見重要而實際。至於對“王羲之書師法鐘張”的推理、對阮元“南北書派異同”的修正和對“晉唐小楷不可信”的結論，皆是先生淹通文獻與碑刻書法的真知灼見。先生嘗自我評價其《書法源流雜論》略云：“惟於役鹹秦，多讀碑誌墨拓，於書法源流，頗思撰述。遷延十餘載，得雜論六首，為章寥寥。然依憑寶物不率信傳世名跡，勾稽文獻以推析後起謬說，詞必己出，毋剿襲雷同，聊堪自慰者已。”（《晉唐小楷不可信》）並自認為所作“石刻墨本題記之稍有創穫者”，惟“《葛祚碑額》考訂有裨論說書體遞嬗，《爨龍顏》、《李思訓》二刻之校勘則藉見前人撰述之不盡可信據也”。再讀先生舊作，愈加服膺其所能夠自知與自得。

講書體演變，先生亦最強調注意時代風尚與書法主流的遞嬗，如從初唐褚薛的瘦硬到盛唐徐顏的腴美是有其漸變的脈絡可循，即在顏真卿領袖壯美風騷之同時，已有如徐浩家族為典型的華腴書法肇開先聲而值得留意。先生在跋唐天寶十載徐浩撰《徐俊墓誌》拓本時指出：徐浩傳其父徐嶠之筆法而益工，《不空和尚碑》即其傑構，而《徐俊墓誌》為浩子所書，《徐浩碑》又為浩子現所書，相較其筆跡體勢悉同，則“說明這不僅是徐嶠之、徐浩、徐、徐現幾代有淵源的家學，當也呈現了其時由瘦硬轉入腴美的書風”。推“知彼時書風已貴腴美而薄瘦硬，不特徐氏家學如斯耳”，亦非顏書一人之力遂能扭轉時代風尚，的是慧眼卓識。若更比附近年新出的徐浩楷書開元二十四年《陳尚仙墓誌》、天寶十三載《李峴妻獨孤峻墓誌》和永泰三年《李峴墓誌》等以相佐證，則這一脈楷法風尚的演進特點自更加透明清晰。

先生於傳統學術之主業以外，又兼擅篆刻技藝，凡所創作多能精彩通神而為時人稱羨。先生治印走清代文人印一路，且最愛吳熙載之白文茂密而朱文挺拔，亦愛趙之謙之儀態萬方、黃牧甫之渾穆拙樸和王福庵之工穩均勻。先生治白文仿漢印即最得黃牧甫之神韻，而治細朱文印則絕似王福庵之精工。先生雖以治印為業餘愛好，然入道甚早，大約自弱冠入讀中央大學時就開始隨中文系老師郭則豫學習篆刻，如先生回憶：“到二十歲遇見郭則豫先生才真開始入門。郭先生字組南，號楓谷，所刻追蹤黃牧甫，是一位真正的篆刻家，與時下某些以斯道自詡者不可同日而語，我在他薰陶下購置了黃牧甫、趙叔以及王福庵等的正經印譜。”（《黃永年印存》前言）先生又嘗在回復篆刻愛好者的信中強調：“如欲於篆刻入門深造，最好多看黃牧甫、王福庵、錢君陶諸人之印譜，在漢白元朱上打好基本功，且多刻姓名章。閒章並無用處，且字多不易掌握得好。”當然，先生之所以能高出時人而獨樹印林，乃與其善寫小篆分不開，故先生特彆強調只有寫好小篆方能治好印章。“文革”後期，先生治印最勤最多，一則彼時沒有禁忌，二則冀望在藝術上有以寄託，故許多精品都是在此一時期創作的。

惟似先生這般於學術之外而兼精餘事如篆刻藝術且燦然可觀者，並世無多，或譽之為“印林之隱者，不名而高”，信然。不久前，終南印社社長趙熊在《回顧的價值》一文中寫道：“黃永年先生是終南印社創始人之一，他的篆刻在缺失了流派印這個重要階段的當代長安，有著獨立的意義和價值。一篇三十年前的《篆刻藝術》文字，是黃永年先生治學之外於治印的體會與總結。先生的某些觀點以及對某些印風的批判自然可以看作是一家之言，但他主張的精純典雅仍將以主流形態的一翼，振翮於當代印壇。”（引自2013年9月印行的《終南》第22輯）這應是對先生篆刻藝術最見中肯的評譽。

最後想就先生畢生堅守的治學態度說幾句。先生嘗自己選編了一本學術性隨筆叫《樹新義室筆談》，在“自序”里先生這樣解題道：“我這裡只是借用了這個本屬中性的‘樹新義’，用來說拙文都有些新東西，或本為人家未曾講到，或人家講得不對，我來加以糾正。我認為這二者是寫學術文章的起碼要求。否則重複人家講過的東西，把人家的東西冒充自己的創見，那就形同盜竊。早在《禮記》的《曲禮》里就有‘毋剿說，毋雷同’的訓誡，何況講精神文明的今天。”不剿襲，不雷同，有心得，樹新義，正映照出先生毅然與時下平庸、功利乃至巧取豪奪、欺世盜名的學術亂像不兩立、不妥協的正大品質。讀書治學，詞必己出，堅守不易，傳承更難，則我輩又該怎樣努力肩負，方能趨近前路尚遠的光明？可不慎哉。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思緒畢竟在這樣的季節里最容易追憶。於是，坐擁清寂，染翰銜情，寫下這篇聊以寄託的文字，希望能為永年恩師的七年之祭敬奠一瓣心香，希望能為《黃永年談藝錄》的出版奉上一份不能忘卻的紀念，也希望能有一脈守望與傳承可以綿長以無絕，久遠而芬芳。

受業　王其禕謹志

2013年12月於西安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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