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立人與立憲》是2011年9月1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房向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魯迅與胡適：立人與立憲
-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 頁數：393 頁
- 開本：16 開
- 作者：房向東
- 出版日期：2011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02059173、7202059177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魯迅與胡適：“立人”與“立憲”》是魯迅研究專家、知名學者房向東的新作。正如書名“‘立人’與‘立憲’”所表達的，作者在書中要強化的觀點是，魯迅和胡適，作為中國新文化的奠基人，是互為補充的兩個方面。魯迅告訴我們怎么批判一個吃人的舊中國，胡適告訴我們怎么建設一個現代的公民自己的國家；魯迅主要是從國民性改造方面入手，胡適主要是從制度建設方面入手。作者認為，少了任何一面，都無法支撐起中國多元的新文化的大廈，他們分別代表的兩面，貫穿中國新文化運動史。
圖書目錄
婚姻愛情編
第一章 魯母與胡母
一、魯迅與母親
二、胡適與母親
三、無愛的婚姻
第二章 魯愛與胡愛
一、魯迅或可接受的琴姑
二、關於許羨蘇的猜測
三、師生戀：魯迅與許廣平
四、胡適與韋蓮司：友誼與愛之間？
五、胡適與陳衡哲：愛與友誼之間？
六、胡適與曹佩聲：無奈之愛
第三章 魯迅與娼
一、“從叫局到吃花酒”
二、把視察窯子當做補課
三、魯迅的“邀一妓”
四、一樣的關懷
第四章 “無後主義”的破產
一、魯迅：實的“無後主義”
二、胡適：虛的“無後主義”
三、父母無恩於孩子
四、胡思杜之死及其他
第五章 “做最上等的人”與“尋點小事情過活”
一、“做最上等的人”
二、魯迅遺言
三、終於當不成“最上等的人”
四、魯迅的孫子賣爆米花
文化政治編
第一章 魯胡“五四”前後的交往
一、同一個戰壕的戰友
二、居中調停的“和事佬”
三、“雙簧信”
四、《新青年》的編輯方針問題
五、“整理國故”的不同見解
六、見“皇上”與見蔣
第二章 “主將”還是“巨人”——以韓石山的胡魯比較論為例
一、魯迅仿佛是胡適的下級
二、胡適不提倡，魯迅便不寫白話文？
三、沒有《新青年》，魯迅便不寫文章？
四、“三巨人”或“四巨人”
第三章 胡魯“營救”陳獨秀問題——以李敖的胡魯比較論為例
一、魯迅過河拆橋？
二、焦大是誰？
三、“營救”問題
四、胡適等營救陳獨秀的兒子？
五、互相欣賞的老朋友
第四章 “全盤西化”與“不讀中國書”
一、胡適不是“始作俑者”
二、胡適的“全盤西化”思想
三、是“折衷派”嗎？
四、“充分世界化”
五、魯迅是胡適的前提：“不讀中國書”
六、“滿天的黑暗”與“大墓場”
七、對社會的主張與個人喜好
八、方法論
第五章 胡適終究是書生——以魯迅為參照的胡適行狀
一、“光明所到”與“文明監獄”
二、“漢奸”與魯胡
三、胡適的“競選總統”與魯迅的“罵”蔣介石
四、胡適的“怕老婆論”
五、包辦婚姻、婚禮與喪禮
……
為人處世編
後記
後記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過若干魯迅與文化名人的圖書，已經產生較大的影響。我建議他們做一些拓展的工作，形成系列，這對文化建設應該有所助益。他們接受了我的建議。我曾經寫過五十萬字的《魯迅與他的論敵》，其中的胡適和梁實秋，算是書中的所謂“重頭文章”，各有兩萬字左右，仍有意猶未盡之感。對我來說，我所做的也是拓展性的工作，在原來一篇文章的基礎上，拓展成了一本書。
先寫這本《魯迅與胡適》，完全是出於一時的衝動。關於二位先哲的文章叫《“主將”與“楷模”》，此文被多個選本和多家網站轉載，憑此，我頭腦發熱，仿佛自己已經具備做這一選題的學養了。不過，老實說，主要還是現實刺激著我。那一陣子，我不時讀到一些文章，多是捧胡貶魯的，有的文章甚至把魯迅和胡適看做是對立面，是不相容的；有的則是徹底地否認魯迅。捧胡無可非議，胡適是現代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之一，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產生了文化巨人的話，我以為，魯迅、胡適、陳獨秀、蔡元培是現代文化史上的四巨人。其實，我也是一個“捧胡派”。可是，捧胡為什麼一定要貶魯呢？這讓我不開心，乃至有時很生氣。
當然，往開了想，這也沒有什麼可值得大驚小怪的，在大陸，由於政治宣傳的需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捧魯迅若神明，貶胡適如狗屎。矯枉過正，乃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就像鐘擺，擺到極左，必然回到極右，人類就是在如此非理性中打發著時光。搖擺是不正確的，可是歲月就是在搖擺中向前，有什麼辦法呢？如果一律正人君子一般，永遠公正地停在中間，公正固然公正了，一切也就停滯了——時間停滯了，歷史停滯了。
本來，我與“河北人民”談選題構想的時候，是想先做一本《魯迅與梁實秋》，正是由於一些捧胡貶魯文章的刺激，我臨時變卦，請求他們讓我先做《魯迅與胡適》。我覺得，寫這樣一本書，肯定比寫《魯迅與梁實秋》要更有激情。感謝“河北人民”的寬容，他們也接受了我的提議。於是，我就開始了在那篇《“主將”與“楷模”》基礎上的拓展工作。
在魯迅世界摸爬滾打十多年，雖然與專業的魯迅研究專家對比我還屬於一知半解，但我對魯迅的了解大大超過對胡適的了解。可是，一進入胡適世界，還不是陌生所能言，我簡直有被吸入黑洞之感。別的先不說，他的文字量就是那么大，黑壓壓的擺在那裡，一排又一排，僅《胡適日記全編》就比八塊磚頭還厚。我手上用的是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胡適精品集》，說是“精品”了，也有十六本之巨！我想，要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寫出這樣一本書，實在有千難萬難啊！事實也是這樣，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與其說我在拚命寫書，不如說我是在拚命地讀胡適。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與其說是一本完整的書稿，不如說是我關於魯迅與胡適的讀書筆記和心得。這絕對不是虛偽的客氣話，我為自己沒有能力做好這本書而深感愧疚！我想，魯迅與胡適，這是一份需要我做一輩子卻未必做得好的工作。
寫完這本書，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為我在魯迅世界之外看到了胡適世界。此前，雖然到過胡適世界旅遊，那也是到此一游的性質，這回重遊，真有發現了新大陸的驚喜，在研讀的過程中，我充分感受到了閱讀胡適的愉悅，我為自己的心靈在魯迅之外有了相映襯、相比照的胡適而欣慰。這剛剛是開始，我以為，做完這本書，我領到了一張通往胡適世界的門票，只有魯迅而沒有胡適的精神世界是不完整的。如果從個人才情來說，魯迅是天上的鬼的精靈，胡適是人間的建築師；魯迅是天上永遠燦爛的星星，胡適則是造物主恩賜的人間的錦繡山水。“天上人間”，我想，我的精神世界有魯迅與胡適相伴，此生足矣！
現在先交差了，這是一份我自己也不滿意的考卷。此後，我將不斷地研讀胡適，希望若干年以後此書有修訂並再版的機會，到那時，我一定要“重新裝修”一遍，一定努力把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結果相對完美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交稿時間一推再推，我為自己的言而無信而深感愧疚，影響了出版社的出書計畫，在此深表歉意。
在一般圖書很難銷售的今天，“河北人民”居然能接受我自己都不相信會被接受的建議，讓我切實感受到了他們對文化事業的執著——我一直以為，出版的本質是文化積累——我因此對“河北人民”懷有敬意。2008年12月初，王蘇鳳同志專程到福州與我商討這一書系的拓展事宜，並再三寬容我的言而無信，在此，我對“河北人民”，對王蘇鳳同志和責編王軼同志表示我真誠的感謝。
作者
2010年5月31日於釣雪齋
序言
批判與建設及“立人”與“立憲”
魯迅與胡適，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二者的組合，奠定了中國新文化的基礎；他們是一個標誌，他們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誌著為極權統治服務的一元的農業文化的終結，標誌著多元的工業文化的開始。如果說，但丁是“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的標誌性人物的話，魯迅與胡適則是中國一元的傳統文明的終結和多元的現代文明的開端這一特定歷史時刻的一座歷史座標。
“五四”時期，魯迅與胡適在反對封建宗法制度、反對極權政治，在教育問題、家庭倫理、女子貞操問題、易卜生主義的宣傳等等的問題上，有相似和近似的觀點，這是為人所熟知的。
“五四”以後，“五四”先哲們，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彷徨，有的從思想的批判走向實際的抗爭……胡適說不上高升，魯迅也不是一味彷徨，然而，在某個歷史的叉口，他們仿佛各自趕自己的路了。此後，魯迅與胡適有種種分歧，這不必諱言。我要強調的是，儘管他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智者，悲憫者，人道主義者，思想者，他們往往不可避免地有著共同的情懷，一樣的人文關懷。他們在很多問題上是不謀而合的。
朱正先生在《魯迅研究月刊》二零零二年第二期發表了《異中有同》一文，舉了很多例子說明二人各自東西以後在思想觀點上仍然有很多的共同點。我們只舉一例。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評《孔子誕辰紀念》，其中說：
最近二十年，世變彌烈，人慾橫流，功利思想如水趨壑，不特仁義之說為俗誹笑，即人禽之判亦幾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然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於精神幻滅之域。
魯迅不能贊同這種意見。他在九月二十日寫了一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刊登在十月二十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上，文章首先指出：如果說，“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然無存”，就並不是這篇社評所說的“最近二十年”的事，早就如此了：
從公開的文字上看起來：兩年之前，我們總自誇著‘地大物博’，是事實；不久就不再自誇了，只希望著國聯，也是事實；現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國聯，改為一味求神拜佛，懷古傷今了——卻也是事實。
於是有人慨嘆曰：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單據這一點現象而論，自信其實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後來信“國聯”，都沒有相信過“自己”。假使這也算一種“信”，那也只能說中國人曾經有過“他信力”，自從對國聯失望之後，便把這他信力都失掉了。
……
中國人現在是在發展著“自欺力”。
文章做到這裡，魯迅把筆鋒一轉：
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衊。
這篇文章成了魯迅的名作，被不斷選進學生課本，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他說得真好，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說的，中國“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八三頁)要不是歷代都有這樣的“脊樑”，中國又怎么能夠“支撐以至今日”呢。
胡適也不能贊同《大公報》的這篇社評。他在九月三日寫了一篇《寫在之後》，登在他自己編的《獨立評論》九月九日出版的第一一七號上，對其加以反駁。
胡適也不同意社評中“最近二十年”這一說。他說：“《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描寫的社會政治情形，不是中國的實情嗎？是不是我們得把病情移前三十年呢？《品花寶鑑》以至《金瓶梅》描寫的也不是中國的社會政治嗎？這樣一來，又得挪上三五百年了。那些時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論語》、《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還有士大夫講理學的風氣哩！究竟那每年‘洙水橋前，大成殿上，多士濟濟，肅穆趨蹌’(引者按：《大公報》這篇社評中語)，曾何補於當時的慘酷的社會，貪污的政治？”(《胡適文集》第五冊，北京大學出版社版，第四零九頁)
魯迅和胡適從不同的角度反駁了這篇社評中“最近二十年”一說。在應該看到“中國的脊樑”這一點上，兩人卻並沒有什麼不同。胡適激昂地說：
我們談到古人的人格，往往想到岳飛、文天祥和晚明那些死在廷杖下或天牢里的東林忠臣。我們何不想想這二三十年中為了各種革命慷慨殺身的無數志士！那些年年有特別紀念日追悼的人們，我們姑且不論。我們試想想那些為排滿革命而死的許多志士，那些為民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些前兩年中在上海在長城一帶為抗日衛國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些為民十三以來的共產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他們慷慨獻身去經營的目標比起東林諸君子的目標來，其偉大真不可比例了。東林諸君子慷慨抗爭的是“紅丸”，“移官”，“妖書”等等米米小的問題；而這無數的革命青年慷慨獻身去工作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個國家的自由平等，或他們所夢想的全人類社會的自由平等。我們想到了這二十年中為一個主義而從容殺身的無數青年，我們想起了這無數個“殺身成仁”的中國青年，我們不能不低下頭來向他們致最深的敬禮；我們不能不頌讚這“最近二十年”是中國史上一個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堅強的時代。他們把他們的生命都獻給了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主義，天下還有比這更大的信心嗎？(《胡適文集》第五冊，北京大學出版社版，第四一三頁)
朱正在他文章的結尾說：“在魯迅的晚年，在政治立場上和胡適可以說是處於對立的地位，可是人們也看見了異中有同。看人看事不宜簡單化，這可以算是一例。”
魯迅和胡適都認為應該改變中國的現狀。在批判和建設方面他們實際上有很多的共識。在我看來，就是不論這些共同點，魯迅與胡適，構成互補的東西也要比構成衝突的東西要多得多。他們的“對立”，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定位與政治觀點層面的對立，相對而言，是淺層次的；而他們的互補，是歷史意義和文化意義上的客觀的互補，是深層次的。
我要強化的觀點是，魯迅和胡適，是中國新文化的奠基人，他們是互為補充的兩個方面。魯迅告訴我們怎么批判一個吃人的舊中國，胡適告訴我們怎么建設一個現代的公民自己的國家。魯迅主要是從國民性改造方面入手，胡適主要是從制度建設方面入手。
中國是一座破爛不堪的老城，除了破爛外，還到處流著屎和尿，蒼蠅在高唱著太平歌謠，蚊子在吸血之前還煞有介事地發表道德宣言……魯迅是一個深刻批判歷史和批判現實的愛之深故言之也苛的極為熱情同時也極為冷酷的對中國最為了解的愛國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魯迅眼裡的中國文明，“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席的廚房”(《燈下漫筆》)，他鼓勵青年“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魯迅是在形而上意義上拆除中國這座老城的人，是極權社會的掘墓人，是在思想及觀念上推翻舊中國的推土機，是喚起“鐵屋子”中昏睡欲死的人們的啟蒙者，他懷著美好的理想，堅信未來一定好過現在。
胡適呢，他是盜火的人，是播種者。他是一個現代社會科學和現代政治科學的科普作者，他把人類目前為止最為合理的社會制度，用中國人所能理解的語言，一定程度上結合中國的實際，給介紹到了中國來。他是現代中國的唐僧，唐僧取的是印度的經，他取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經。他的社會思想有一定的新意，但不能說構建了一個什麼體系；他就是把西方的一套圖紙給搬到中國來，雖然他不是做這一工作的第一人，卻是一個做得相對成系統、相對有大影響的人——他在告訴我們怎樣建設一個新中國，他是建設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設計師。
魯迅與胡適，與其說是鐘擺的左右兩極，不如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雖然魯迅也有建設的思想，比如他的“首在立人”的思想，但總體上看，魯迅是批判的；雖然胡適也有批判的鋒芒，比如他的“中國不亡，天理難容”的偏激，但顧及全人，胡適是建設的。
我一直以為，魯胡各有長短，相輔相成，應該兩邊同時並進。只是照搬西方的制度肯定是不行的，因為制度是靠人來實行的；然而，也不能等國民性改造好了，再推行民主政治。魯迅也說過，沒有大炮，不妨先用衝鋒鎗。一時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現代文明的民主自由的國家體系，一步一步地漸進，也是好的，這也是胡適的基本思想之一。事實上，他們已經形成了互補的格局。只有魯迅這種大無畏的徹頭徹尾地批判，只有搗毀了極權的舊中國，才有可能為胡適展示並提供一個可以建設的空間，建設一個把人當作人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國。
梁啓超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把五十年來中國人的學問進步分為三期。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是其代表。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從甲午戰爭起到民國六七年間止，這二十年間，都是覺得我們的政治、法律等等遠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倘能如此，萬事都有辦法了。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為、梁啓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體制，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所以最終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了。那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胡適等剛剛回國的留學生。
我以為，梁啓超所言極是。一是物質的硬體的引進，二是制度的思想的引進，三是人的改造，即由奴隸、奴才而更新為現代國家的公民、國民。只是，梁啓超寫這文章時就斷言胡適是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未免時候尚早。
終觀胡適一生，總體上看，他是屬於溫和漸進的“立憲”派的，他一生所追求的是把西方尤其美國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國來。
梁啓超所言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應該是“首在立人”，一生孜孜矻矻於國民性改造的魯迅。
按照梁啓超的劃分法，魯迅的思想發展(或曰進化)也是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以醫學救國為目的來改造中國，大致相當於梁啓超所謂第一期思想。魯迅與許多同時代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直接跳過了“制度救國”的第二期思想，而以“提倡文藝運動”救國進入到第三期思想。
魯迅一生在不斷地批判封建專制，把中國極權統治的歷史看作是“吃人”的歷史，魯迅對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態度。對專制的否定與批判，客觀上不正是對民主的肯定嗎？魯迅一生立足於“立人”，專制的基礎是臣民的愚昧。有什麼樣的百姓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早些年，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有“醬缸文化”一說，即，一切外來的東西，到了中國，都會被“醬”得面目全非。其實，魯迅老早就表達了這一思想。魯迅認為，一切國外進口的主義，在中國全都走樣。他說：“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花邊文學·偶感》)他又說：“在中國活動的現有兩種‘主義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們的精神，還是舊貨，所以我現在無所屬，但希望他們自己覺悟，自動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義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無政府主義者的報館而用護兵守門，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有幾個學生在軍中，倘不同化，怕終不能占得勢力，但若同化，則占得勢力又於將來何益。”(《兩地書·八》)就是說，一切外來的東西，只有中國化了，才有生存的空間。但是，在很多的時候很多的場合，中國化並不意味著進步而是相反，換言之，外國進步的東西只有被中國固有的惰性同化並呈落後狀態，方可立足。此前，魯迅還說過類似意思的話：“無論什麼主義，全擾亂不了中國；從古到今的擾亂，也不聽說因為什麼主義。”(《隨感錄五十六·“來了”》)魯迅又說“什麼主義都與中國無乾”，“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隨感錄五十九·“聖武”》)所有的主義到了中國，就被中國人實用化、功利化了。不要說人文思想，便是自然科學，也會被改造成適合中國國情，為中國人所實用，“風水，是合於地理學的，……煉丹，是合於化學的”(《花邊文學·偶感》)，中國人就是這樣，可以把西方自然科學的成就變成證明自己腐朽文化合理性的“科學根據”。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中國人這樣，中國文化這樣，人不變，道亦不變。魯迅認為，先要立人，然後才談得上立“人國”即政制。“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那么，又應當如何立人呢？他說：“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墳·文化偏至論》)立人先於立“人國”，文藝復興、倫理革命先於政治革命、制度改革，這是魯迅的基本主張。
民主政治不是什麼高深莫測的東西，全民參與的東西能高深到哪裡去呢？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已經是絕大多數，用權力制約權力，新聞自由，軍隊國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集會、結社自由，選票裡面出政府……藥方也就是那些。民主政治的關鍵是“行”，是一個知易行難的問題。為什麼行難？因為有由利益集團操控的反人民的政府；為什麼反人民的極權政府能在中國存在，因為人民愚昧。如果百姓沒有脫離奴隸和奴才的狀態，統治奴隸和奴才的政府，無論打的什麼旗號，實行的都只能、只會是專制統治。只有啟蒙人民，讓極權統治下的奴隸、奴才，變成國民、公民，才有可能建設現代民主國家。沒有國民的崛起，什麼樣的好制度搬到中國，都會被中國特色的大染缸染成面目全非。這是有很多歷史教訓的。在魯迅看來，在中國的國民性改造好以前，所謂的民主自由只不過是痴人說夢而已。
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注重製度引進和制度設計，而魯迅一生的事業是在於批判國民劣根性，啟蒙國民。魯迅做的是更加基礎的工作。魯迅立人，這是治本之策啊！
胡適是一個勤於勞作的搬運工，他一生致力於全盤西化，一生辛勤地把西方文明包括政治文明搬運到中國來。制度設計、制度完善，用法制推動民主等等，都是必要的。中國社會的轉型是一個系統工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的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胡適側重於民主政治的推行，魯迅孜孜於國民的啟蒙和國民性的改造，很多很多的工程師和普通勞動者在為國家經濟建設添磚加瓦，為中產階級的擴大並成為社會的主導而努力……
只是照搬西方的制度肯定是不行的，因為制度是靠人來實行的；然而，也不能等國民性改造好了，再推行民主政治。魯迅也說過，沒有大炮，不妨先用衝鋒鎗。一時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現代文明的民主自由的國家體系，一步一步地漸進，也是好的，這也是胡適的基本思想之一。事實上，他們已經形成了互補的格局。
當一切綜合條件成熟了時候，我們親愛的公民自己的共和國，就會屹立在世界各民主國家之列，誠如方誌敏所言，“站在歐洲、美洲各位華貴的太太面前”，“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不會自慚形穢，因為我們民族已經“可以無愧色的立在人類面前，而生育我們的母親，也會最美麗地裝飾起來，與世界上各位母親平等的攜手了”(《可愛的中國》)。
十月懷胎，是的，民主是一個過程。我們不能輕易否認魯迅、胡適以及方方面面的努力，我們更不應該以胡適來否認魯迅，或以魯迅來否認胡適；當中國的民主還不成熟的時候，我們不能揠苗助長，不能剖開祖國母親的肚子，那掏出來的只能是一個死胎啊！那一切又要重新來過啊！這樣的事，我們不是已經見過、經歷了嗎？當然，這是題外話了。
五四時期，風雲際會，是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後又一個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
春秋戰國的思想活躍，因了秦帝國的建立而銷聲匿跡，開始了兩千多年的大一統的極權統治。這兩千多年，是超穩定的一元化的農業社會。從一八四零年開始的漸變，到了“五四”時期，我們迎來了眾聲喧譁、百家爭鳴的多元的現代的工業文明時代。如果春秋戰國是以先秦諸子的崛起為標誌的話，此文的開首我說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兩個座標意義的人物，那就是魯迅和胡適。魯迅是在不遺餘力地批判一個舊中國，胡適是殫精竭慮要建設一個新中國，如果說多元的新文化有一個體系的話，魯胡的兩面組合，就是這個新文化的基石。我堅信，少了一面，都無法支撐起中國多元的新文化的大廈。如果我們要書寫中國新文化運動史的話，那么，它的序言，就只能是魯迅與胡適，而魯、胡所代表的兩面，也必將貫穿全書。
關於魯迅與胡適批判和建設相輔相成的思考，關於首在“立人”、“立人”與“立憲”並舉的思考，關於魯胡合二為一從而成為中國新文化基石的思考，是我要寫這樣一本書的動力所在，激情所在。
我願意把這些思考擺在本書的最前面，算是自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