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鼓樓

高古樓：神采映千秋

2005年2月24日,滇中玉溪隆重舉行高古樓重修落成慶典。

素有“冠冕南州”之稱的中華名樓“高古樓”建於明代中期1522年,興建以來迄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歲月更迭,高古樓數遭天災人患,歷盡人間滄桑,歷朝歷代屢圮屢修,每次修葺均保持著一定的歷史延續性。據查,有記載的修繕達十餘次,最近的一次為1948年因樓閣傾斜而大修。至1970年玉溪大地震受損嚴重,樓基坼裂,樓身腐朽,樓台荒廢,搖搖欲墜，文物部門鑑定為危樓。1993年，岌岌可危的高古樓最終被拆除。

欣逢盛世,高古樓迎來了它重獲生命的絕好時機。2000年,北城鎮政府、北城居委會撥款550多萬元在舊址上重修高古樓，此乃民運昌勝之盛舉。高古樓重建在嚴格按照舊貌進行的基礎上,也借鑑了天下第一樓黃鶴樓的建築風格,歷經四年多的工程建設,復活了玉溪人心中的高古樓風貌,樓三層，高36米,保持玉溪高古樓的歷史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充分顯示出中國古建築獨特的民族風格。整座樓在美學、力學、建築學等方面都有著自己獨特的風貌和成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高古樓
• 地理位置：雲南省玉溪市
• 所處時代：明代
• 建立年份：1522年
• 稱號：冠冕南州

基本介紹

光陰荏苒,幾百年來,雖歲月無情侵蝕、世事變幻莫測,高古樓卻一直矗立在人們的心中。高古樓何以受到玉溪父老鄉親世世代代的關注景仰?

撩開歷史風煙之迷茫,一個極鄉土、極親切的高古樓就這樣立在了記者面前。

滇中古樓見證新興文化的興盛

中國古代建築是與中國悠久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的。高古樓數百年的興衰,同樣見證了一方水土的變遷。高古樓與玉溪地域文化之間的關係是怎樣一種情結呢?

據《雲南通志》、《滇南志略》、《邑乘》等歷史文獻記載,玉溪古稱新興州,是“會城(昆明)之屏藩”、“滇中之倉廩”、“滇中貨物集散之中樞”,“新興州城,商賈雲集,貨物聚散,長盛不衰”。而高古樓所在地北城,元代為新興州所轄的普舍縣,是玉溪的北部門戶、交通樞紐，又是北部地區經濟文化中心。早在唐武德元年(618年),在關索嶺關索廟裡就設定了郵驛—“關索驛”,成為南來北往的重要驛道。

明朝大移民,中原文化在北城播撒下傳統文化的種子,從此根深蒂固的中華文明使小鎮人開始醞釀小鎮文風興盛之大事。偃武修文是華夏民族永恆的期盼,隋唐以來的科舉考試是文教昌盛的一大壯舉。高古樓同樣寄託了北城人對文化興盛一方的強烈願望。

明以前新興州從未出過進士,期待人才輩出的北城鄉紳募捐錢財,察看風水,最終在北城中心,坐北朝南,興建了古樓。登樓使人眼界大開,心曠神怡。當時名曰“高古樓”,意在要有高瞻遠矚的胸襟,志存高遠、胸懷古今。雖然今人無法查詢到有關最早古樓風貌的相關文字,但就在古樓興建次年,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北城人陳表即高中進士,成為玉溪歷史上第一位進士,對於玉溪的歷史發展有“肇啟人文”的促進作用。陳表使玉溪人引以為自豪。

在此說說陳表。玉溪民間確信修建了高古樓,陳表就中了進士。

陳表(1490-1573年)胸懷壯志,學識淵博,曾官至浙江道監察御史,後又調任欽差大臣。所到之處,秉公辦事,不徇私情,激濁揚清,為官清廉,不尚繁苛,興利除弊,被稱為“鐵面御史”。陳表“代天巡狩”,剛正不阿,後因“忠直見忤”而被罷官,因思念家鄉,毅然“自楚歸滇”。回到玉溪後,他對高古樓進行修繕管理,創辦“草池書院”,親自講學。當時玉溪雖有文廟,但未設州學,學生應試要到晉寧、峨山等地。陳表上疏朝廷,申請建學,“州人陳表,成進士,官御史,風氣已開,文教日興,人才漸出,黌序應設”。1567年,朝廷批准了陳表的呈請,新興州有了自己的州學。陳表生前興學,倡盛文運,治水有功於百姓,與當時貶謫到雲南的著名文學家楊慎結為摯友。陳表與高古樓結下難解的情緣,使高古樓與文廟同成為新興州文化的象徵,百姓心中的聖殿。

在陳表之後,清朝北城人管灝、郭偉、馬椿齡等六人相繼中進士。新興州一時名滿滇中,高古樓更加聞名遐邇。

聚奎樓—扶元閣—高古樓:文脈延續的見證

歷史上高古樓曾名聚奎樓、扶元閣,現在高古樓內塑有“魁星點斗”像,其義不言而喻:祈禱高古樓能為玉溪北城帶來文教的興盛和繁榮。

據古書載,“奎星”是天上28宿之一,最初在漢代《孝經援神契》緯書中有“奎主文章”之說，東漢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劃。”由此後世把“奎星”演化成天上文官之首,為主宰文運與文章興衰之神。後又把“奎”化為“魁”。過去奎星閣內塑有一個鬼形的神像,一腳向後蹺起,形如“魁”字的大彎鉤;一手捧斗,象徵“魁”字中的小斗字;一手執筆如點狀,以示點中了中舉的士子。這就是傳說的“魁星點斗”。科舉時代,據說“魁星點斗”為文運興旺之兆,於是取“魁”字字形的會意,在閣內塑造了這么個似鬼似神的塑像。

以陳表、管灝等為代表的北城進士群,更為高古樓贏得一個耀眼的光環。人們對它更虔誠熱愛,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時,北城作為一個商貿碼頭,早在明代就有織布、製革等手工業生產。清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大營回族馬佑齡以紗換布,創辦“興太和”商店,經營棉紗、土布等。之後,到民國時期,先後有“同興”、“大道生”織布廠,北城街上有六七家較大的商鋪。僅民國32年(1943年),“大道生”就生產70多萬匹土布銷往雲南三迤。故史稱“新興衣被半全滇”。商業的興盛,使北城名噪滇中一方。之後,隨著洋紗洋線、機織的引進,土布逐漸衰落。經濟的衰退,生產技術的落後,更激發了人們要培養能人的願望。明後期,高古樓曾毀於火災;清道光年間(1833年),高古樓再次遭毀。之後60年間,樓塌無人再修,也無人登榜。光緒19年(1893年),在當地士紳劉亮卿的倡議下,高古樓重建,命名為扶元閣,也稱聚奎樓,但都寄託了當地人對人才培養的迫切心情。清末經濟特科狀元袁嘉穀為玉溪高古樓題寫了“扶元閣”,更激勵了高古樓文化的發展。

高古樓幾次重建,特別是此次原址重建,也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產物。一個地方,當地經濟的發展,必然催生文化的活躍。文化與經濟互融互動,才有了非常典型的區域文化——高古樓文化。有形的高古樓是百姓民眾與歷代文人建起的樓,無形的高古樓,其實一直就未曾損毀過,一直矗立在玉溪人心中。難怪玉溪人人都會背誦民謠“我家玉溪高古樓,半截矗在天裡頭。抬頭望望高古樓,帽子掉進溝溝頭。初一去燒香,十五才下樓。”

北城作為玉溪開放的北大門,也成為各種新思想及文化交流融通的地方,以開放的意識不斷吸納著外來的先進文化。高古樓建成之後的幾百年間,北城逐漸成為滇中文化的重鎮。繼陳表之後,人才輩出。既有清朝興建文廟育英才的管灝、聞名中外的伊斯蘭經學大師馬聯元、民國時雲南民政長(省長)李鴻祥、民國將軍謝汝翼等志士仁人,也有佘永寧、熊介臣、薛國興等玉溪花燈藝人,以花燈藝術抗日救國,並創新發展了花燈藝術,形成了玉溪新燈。

高鼓樓

人才與文教的興盛正是當地百姓最初建高古樓的樸素願望。人才帶來了玉溪的名氣,名氣帶來人氣,人氣帶來財氣,財氣促進發展。據志書記載,在高古樓附近是北城熱鬧的商貿街,各地商人在此經貿往來;北城有名的特色小吃散布在城中,民間花燈藝術以高古樓為中心唱燈會。逢年過節,北城是新興州最繁華和人氣最旺的地方。

高古樓新顏:續寫滇中時代風采

登樓眺望,北城背靠青龍山,東側龍馬山、西側臥牛山,昆洛公路與舊時馬道的車轍疊壓在一起,從城中望南而去,新興州山川景物一覽無餘,讓人頓生“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之感慨。只遺憾歷代登樓覽勝、詠詩抒懷者不多。

中國自古就有登樓文化,從王粲的《登樓賦》到王勃的《滕王閣序》、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王之渙的《登鸛雀樓》、崔顥的《黃鶴樓》,古人登高懷遠,已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最具暢想時空的一種文體。可惜高古樓僅存近人趙藩的《新興聚奎樓銘有序》、嚴天駿的《重建扶元閣碑記》等有限的文字。

故而此次高古樓重建,滇中文人齊會北城,揮毫潑墨,以洋洋灑灑的詩賦詞聯,吟詠古今高古樓之勝況,讚嘆滇中經濟文化之繁榮景象。徵集到詩文聯數百篇(幅)。其中不乏張文勛老先生的《玉溪高古樓賦》、張茀先生178字的長聯等,這些將同高古樓一道流芳百世。

古人云“人以樓發,樓以人傳”,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一旦注入了文化內涵,便可以一舉成名。高古樓文化是民族的、大眾的、多元的文化,是一種發展著的傳統文化。高古樓的重建,體現了這種發展和創新的民族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高古樓文化在新時代具有激勵進步、鼓舞向前的積極作用,具有文化、經濟互融互動的特質,從而促進社會和諧，推動歷史發展。

高古樓雖是舊址重建,但其名樓之風不減。同時後人必將續寫其時代風采。

高鼓樓

高鼓樓

高鼓樓

高鼓樓

結構

鋼筋混凝土結構，樓三層，高36米。

景觀

玉溪北城社區一望即收。圍繞玉溪高鼓樓有數條街道。旁邊有農貿市場。商業步行街。

歷史

素有“冠冕南州”之稱的中華名樓“高古樓”建於明代中期1522年,興建以來迄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歲月更迭,高古樓數遭天災人患,歷盡人間滄桑,歷朝歷代屢圮屢修,每次修葺均保持著一定的歷史延續性。據查,有記載的修繕達十餘次,最近的一次為1948年因樓閣傾斜而大修。至1970年玉溪大地震受損嚴重,樓基坼裂,樓身腐朽,樓台荒廢,搖搖欲墜，文物部門鑑定為危樓。1993年，岌岌可危的高古樓最終被拆除。2005年2月24日,滇中玉溪隆重舉行高古樓重修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