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1945年她家搬到上海
霞飛坊62號,與住在64號的
周海嬰是鄰居,並經常在一塊玩耍。對於與馬新雲的婚姻周海嬰先生有過自己的介紹:
我的婚姻
最初
我與妻子馬新雲從相識、相戀到結為夫妻,其過程實在很平凡,既沒有我“死皮賴臉”的追求,也不曾有過“海枯石爛不變心”一類的山盟海誓。倒像是兩股不同方向流來的山泉,很自然地匯合在一起了。
最初的情形有如我在前面所述,由於長年疾病的折磨,使我變得消瘦而蒼白,加之我又長得高,看起來像個那年代最可怕的“少年癆”。因此周圍有些鄰居就告誡他們的子女,“別跟這個癆病鬼白相,當心傳染上,那可一輩子倒大霉了。”為此願意跟我玩的人實在不多,這使我感到寂寞和孤單。再說母親又常常外出,並不總能與我同行,每當這時,我就被一個人“扔”在家裡(當然那都是發病不能上學校的時候),這“度時如年”,看著鐘點等媽媽的滋味真是不好受!直到1946年抗戰勝利後,這處境才有了一些改變。
那一年,隔壁62號新搬來一家人。這家人口眾多,除了大人,孩子有七八個,令我高興的是這家的孩子並不迴避我,特別是二女兒馬新雲,脾氣隨和常常願意與我交往。他們家的大人,不知道是不是曉得我們家屬於“危險分子”,從不阻攔。這樣我們就漸漸要好起來了,一起做功課玩耍,有時去
霞飛路逛馬路,或到弄堂斜對面的“國泰”或朝東稍遠一點的“巴黎”電影院去看好萊塢影片。這樣,我漸漸曉得她家何以會搬來
霞飛坊。 原來她家先前住在霞飛路西頭的
上方花園里。那可是個“高等華人”住的地方,弄堂挺寬,裡邊都是一幢幢漂亮的小洋房,有些人家是坐小汽車進出的。可是她家卻並不富裕,甚至可以說日子還過得蠻拮据。原來這裡面有個緣故。
在好多年前,小馬的爺爺曾是上海灘上珠寶界有名氣的老闆,只要提起“馬瑞芝”這三個字,可說是無人不曉。不但如此,人家還曉得他馬瑞芝是如何發的家。說是有一回他去雲南某地操辦寶石材料,偶然發現一塊石頭,被人不在意地冷落在一邊,問問賣價很便宜,就不動聲色地買了下來。運回上海剖開一看,果然如他所預料的,是塊品質極佳的翡翠。這一來,馬瑞芝突然“發”了也出名了,同行業都知道他手裡擁有令人眼熱的寶貝——上品翡翠。誰知禍福無常,她爺爺竟被壓死在法巡捕房的車輪下。馬家的公子,也就是馬新雲的爸爸是個老實而又不大管事的人,如今當家人馬瑞芝突然撒手而去,這個家也就此敗落下來。好在她爺爺在世時幫過一位朋友的忙,這人在浦東開家天章紙廠,有一回“頭寸”掉不過來,急得幾乎要關廠,是她爺爺扶了他一把,使他在銀行里貸得一筆款子,才度過了難關。這位老闆知恩圖報,在馬家慘遭敗落的情況下,也伸出了援助之手,為他們做三件事:一是讓出上方花園一部分房子供馬家老小棲身;二是送他們一部分天章紙廠的“
乾股”(占了整個廠股份的十八分之一),再是安排她爸爸到廠里當個行政管理方面的副科長。當然,馬家表面上是敗落了,實際上手裡還捏著一部分寶貝——翡翠,而且業內的人都曉得,並非是什麼秘密。不過無論再苦再窮,馬家都不肯將之出手換錢。 誰知抗戰勝利後,不知道這位天章廠老闆與日偽有些什麼牽連,被當作漢奸,工廠家產一律被“接收”。過了一個時期,這位老闆本人坐穿,家產也收不回來了。在倒霉之前,這位老闆仍不忘舊恩,給馬家幾根金條,讓他們去另找住處。這樣,馬家就用這筆錢,“頂”下霞飛坊62號一樓一底住了下來。不過,由於馬新雲父親在廠里只是個小小副科長,收入有限,手裡的寶貝又怎么也不肯出手,而吃飯的人口倒不少,這使得他們在旁人眼裡,只不過是一家空殼富人。
這種家庭的興衰,當然並不影響我與馬新雲之間的關係。我不管她家的窮,她也不在乎我家“危險”的政治色彩。且隨著年紀的增長,相互間不知不覺地萌生出另一種感情來。至於母親,並非不曉得我與小馬越來越熱和,但她本著父親“任其自然發展”的原則,聽任我們往來,絲毫不予干涉,也不嫌她家庭“出身門戶”。當有一天,我大膽向母親提出,要帶小馬到我們家裡來見面,母親似乎即意識此事關係之重大,竟爽快地回答我,“那就請她來我家吃飯”。為了這頓飯,母親做了認真的準備,結果弄出一頓不中不西的晚餐,她是想好好招待一下兒子的女朋友,我終於體會到母親當時的心理,她一定挺高興,只可惜這頓飯小馬吃了並不受用。這當然是她事後才敢對我說的。原來她家出身南京,南京人的飲食習慣是吃飯要兼喝湯,而那天的主食卻是西式麵包片,不免讓她覺得乾乾的難以下咽。不過從此以後,我們之間的關係自然又進了一步。
發展
1948年冬天,我和母親悄悄離開上海,轉道香港、瀋陽,到達北京,並在那裡定居。這時新中國剛成立,
廖承志舅舅有讓我們去蘇聯留學的動機,於是我和
夏衍、
廖夢醒的子女分頭找教師抓緊補習功課,為出國做準備。這樣,回到上海我與小馬重又聯絡上了。按當時的習慣,也到了該考慮婚嫁的時候。好在我們兩家隔鄰而居多年,相互都是知根知底的,因此母親和小馬的父母都贊成我們今後的婚姻。母親還表示她挺喜歡小馬,要把她當作自己女兒看待。就這樣,我們就趁機明確關係——訂了婚。
婚禮
我們正在補習功課之際,廖承志又傳來新的意見:讓我們在國內讀書。這樣,我們得馬上返回北京去考大學。由於已經訂婚,又徵得雙方大人的同意,索性讓小馬也一起到北京去讀書。這樣,我們雙雙到了北京,小馬繼續讀她的高中,我考進了
輔仁大學,讀的是社會學。
那時母親已是國務院副秘書長,住在機關宿舍里。這是當年滿清貴族住的地方,有一進進富麗堂皇的
四合院,母親和另三位副秘書長同住一個四合院,各人分得其中一大間。母親一個人在那裡的生活極其簡單,除了早點自己解決,午、晚兩餐都在食堂打飯。請了位女傭料理家務,但她也是“上班制”,過8小時才能來幹活。我倆到了北京,也參與進這種簡單的生活方法,只是將大房間做了些調整,當中掛個布簾,算是兩間,母親與小馬住“一間”,我住另“一間”。
令我至今難忘的是剛到北京時,母親招待我們的那頓早餐。清早起來,她到伙房打一壺開水,將幾個雞蛋洗淨,扔進水壺,開始“煮”;同時在爐子上烤饅頭片。待饅頭片烤香,又從壺中撈出雞蛋來,每人分一、兩個,就著饅頭片吃。試想,一壺開水能有多少熱量?因此這泡出來的雞蛋,蛋黃倒像熟了,而蛋白仍跟
鼻涕一般,透明地直往下淌。至於滋味更說不得了,反正怪怪的,分不清是香是腥。好在半年後,我們買了大石作的房子,這樣的日子才告結束。
有了自己的房子,母親看看我倆年紀也老大不小了,就張羅著要為我們完婚,為此小馬父母也雙雙從上海趕來。結婚的準備完全“革命化”:買了一隻衣櫃放置衣物,又從上海運來舊鐵架子的棕繃床,再有建人叔叔和
顧均正夫婦合送的一隻茶几和一隻吊燈,這就是新房裡的陳設。也不舉行什麼儀式,到民政部門領張
結婚證書,用自己的相機拍了幾張黑白照片,然後兩親家一道在家裡吃了一頓較豐盛的飯。這結婚的過程就算完成了。這之前,岳母要為我們的婚事增添些喜氣,特意在
大柵欄絨線鋪買了幾朵紅絨花,讓我們這對新郎新娘佩戴起來。可我那時也已經滿腦子新思想,將這玩意視之為“四舊”(按“文革”時的說法),趁她老人家不防,甩手扔進了爐灶,轉眼就化作了煙塵,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啥也沒說。
岳父對北京的風味小吃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自個兒出去,總到大柵欄的
門框胡同吃“
餡餅周”的羊肉鍋餅和雜豆粥,他夸這家店的餅皮薄而餡多。有時還順便帶回同是那個胡同的“
醬羊肉”給大家共嘗。我們有時也陪著他一道出去,吃“
都一處”的
三鮮燒麥,喝
信遠齋的
酸梅湯。
不久我和小馬的學習生活發生了變化。一是她高中畢業,考進了北大俄羅斯文學系。再是全國大學院系調整,我就讀的
輔仁大學取消,學生被分流出去。按我本人意願想去清華,讀我自小就迷戀的無線電專業。但我是調乾生,組織上卻要我去北大的物理系,理由是無線電與物理是相通的。
之後才知道,這個系正另籌建一個系屬於絕密單位,對外只叫代號“五四六信箱”(後來公開了,稱“技術物理系”)。原來那時我們國家已在為研製“兩彈”培養人才,為此北大、清華都設了這種系科,不過我去時,“技物系”的大樓剛剛落成,還是個空殼殼。就在這樣的條件下,
朱光亞和
虞福春兩位教授帶領我們一邊學習,一邊幹了起來。除了朱、虞兩位教授,還有
張至善和
吳季蘭(他們都是我的入黨介紹人)。隨後又陸續調進來一些人,都是這方面的尖子,其中就有後來當了北大校長的
陳佳洱(當時他還只是個助教)。現中科院院士
何祚庥的夫人慶成瑞,那時剛從蘇聯留學回來,也調入我們這個系。因為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因此我那時的具體工作,是在張至善同志領導之下製作實驗室的儀器和各種設備。因為外國絕對禁止向我們出口這類器材,我們只有自力更生一條路。為了完成任務,有時我得拿了二機部的介紹信到處跑,尋覓稀缺的材料。好在無論到哪裡,也不管多高的保密級別,都能夠敞開倉庫大門,任憑我隨意挑選,要啥給啥,決無二話。當時還曾聽到一個傳聞,說是
錢三強教授有意調我去他主持的物理研究所。協商結果,本單位不予放行。要不然,我今後將是另一條生活道路了。北大之所以不肯讓我走,大概與我當時的表現有關。我在前面說過,奇怪得很,到了北方之後,那一直折磨我的哮喘竟然無形中消失了。又正值青春年華,心裡滿懷革命理想,幹勁十足,受到領導和同事的好評,並被吸收入黨,那是1956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