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州故城址

歷史沿革

據《遼史》地理志饒州條記載：“饒州，匡義軍節度，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茸故壘。有演河隸延慶宮，統縣三”。“長樂縣，本遼城縣名，太祖伐渤海遷其民建縣居之，戶四千，內一千納鐵。”根據上述文字，這座古城址，唐初為饒樂都督府，唐貞觀二十二年（公元 648 年）改稱松漠都督府。遼代由太祖完茸故壘，建立饒州，西南小城，為饒州的長樂縣城。

1970~1980年，開始對這一城址的發掘和研究。

遺址特點

遺址分東、西兩城，東城大西城小。全長1400米，其中東城長1050米，西城長 350米，寬為 700 米，城牆基寬 12 米，殘高 2-4 米，牆為夯築，東西各有 2門，門址明顯，有瓮城痕跡；北面有等距土堆 7 座，南牆邂中有 60 平方米建築台基 1座，為南門遺址。東城東門附近有 1 建築遺址，其上遍布冶拱焦渣和鐵汁凝固物，並有大量鐵丁、鐵環、鑄鐵殘片。

城址西南方 100 米處，有石廟 1 座，當地人稱“白廟子”。石廟雕工細膩、花紋工整、造型精美。

城址西北方小山頂上，有明顯的石牆遺蹟，石牆周圍全長 200 米，直徑為 70 米，此為饒州城防禦設施遺址。城址正北山上有平台 5 處，每處平台上均有明顯建築遺址。地面上有大量瓏磚碎瓦，均為遼代廟宇建築材料，是遼代廟宇遺址。

經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實地調查，發現城址內東西兩城的布局呈橫向的“日”字形，即“城址平面為橫長方形，系由大小相連的二城組成；西部城址面積較小，是一附城，東部當是主城。”而且在大城西城牆的外側發現有馬面的遺蹟，而且四角還存在著角台，如大城與小城同時建成應無此必要，據此估計，西側的小城可能是在大城築好以後再接築的。這一點的古代城市在其他城市比較少見，而在遼代城址中卻有很多發現，這是遼代城址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據目前考古調查結果來後，具有這種結構的遼代城址除饒州外主要還有遼上京、中京道的松山州等，之所以有這樣的城市布局，是同遼代的社會政治制度及民族分布特點有著密切的聯繫。

首先，唐末以前，潢河（西拉沐淪河）兩岸的廣大地區是契丹族的發源地，主要從事傳統的漁獵畜牧產業，基本上沒有其他民族在此地定居。但是，據《契丹國志》記載，從五代時期開始，“藩鎮驕橫，互相併吞鄰藩，燕人軍士多亡歸契丹”，據《新五代史》記載“時劉守光殘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這說明遷入契丹腹地的中原漢人逐漸增多，契丹統治者將這些遷居以及虜掠而來的漢人安置在上京道地區，“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他們帶來了先進的社會文化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為傳統的遊牧生產方式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但是在契丹統治者眼裡，這外來的人口都是地位低下的人，不能與契丹人同居一城，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契丹統治者在建設城市的時候，就採取了在主城的外面再加築一座附城，用來供這些外來人口居住，這樣就形成了遼代城市所特有的“日”字形布局，這些被分隔出來的附城規模較小，居住條件較差，與一牆之隔的主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為了防範外來人口的反抗，契丹統治者往往在主城構築堅固的防禦設施，對外面的附城進行嚴密的監控。
其次，由於自遼太宗耶律德光開始，遼代實行了“因俗而治”（百官志一）的民族政策，這是一種具有雙重性特點的政治，即“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這一制度體現在城市的建設和管理上，即形成了將契丹人和外來人口分別置於分隔開的兩座城中，這樣可以減少契丹人與外來人口的對立，保留各自的傳統文化和生產生活方式，有利於社會和安定和繁榮，但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主要是由於人為的分隔，阻礙了各民族在各方面的緊密聯繫，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民族融合。
遼代這種“日”字形的城市，是以前歷代中原王朝所沒有的，在草原民族歷史上也是第一次嘗試，這種創舉，不但促進了遼代各民族的共同發展，而且對後世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饒州故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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