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市志·教育志

《青島市志·教育志》的編寫工作始於1982年，1994年正式出版。上限自1891年青島建置始，下限至1987年。

基本介紹

• 書名：青島市志·教育志
• 作者：青島市史志辦公室
• 類別：史實
• 出版社：北京新華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94年
• 編寫時間：1982年

概述

《青島市志·教育志》上限自1891年青島建置始，下限至1987年。

內容

清朝末期

1891年，清政府議決在青島設防。至1897年，境內有私塾150餘所，有塾師232人，學生3243人。除少數富戶聘用教師和塾師設館教學外，大都是全村或聯村辦村塾。從程度上分有兩種：一是蒙館，著重啟蒙教育，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主要教識字作文。二是經館，專習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學習分三個階段：啟蒙--讀經--準備科舉應試。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島時期，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民眾借私塾以對抗。 德國侵占青島後，設教堂，辦學校，按他們所需培養人才。

1898年，駐青島德國公民團體為自己的子女開辦了外國人在青島辦的第一所國小，之後又開辦德華書院、德語學校、禮賢書院、淑範女校、弗蘭西斯科女子學校等5所教會學校和1所總督府學校。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島時期，按日本學制和辦學模式為日本人駐青島子女開辦各類學校。 計有尋常國小校3所和2個分教場，幼稚園和保育會各1所，並先後開設青島中學校、青島高等女子學校、中國語學校、私立青島學院。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在膠澳商埠督辦公署內設政務處，下設學務科，是青島最早由中國人設定的教育行政機構，實施北洋政府1922年頒布的新學制。為實現新學制的教育宗旨，督辦公署將日占時期的37所公學堂全部改為公立國小校， 並增設國小15所，分8個學區管理，計有兩級國小23所，初級國小29所。 南京國民政府第一次統治青島時期，其教育方針是根據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的《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即普通教育應陶冶兒童及青年，注重倫理知識教育，以助長兒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德性，確定青年三民主義之信仰，實行國民黨的黨化教育。

民國時期

自1929年開始辦社會教育，舉辦民眾學校、職工補習學校和女子補習學校， 招收職工和貧民上學。

1931年創辦市立盲童學校1所。

1936年市區兒童入學率為70%， 鄉區兒童入學率為60%。

同年9月，全市有公、私立國小127所，在校學生39800人，教職員1011人；有公、私立中學9所，在校學生2413人，教職員293人。為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 在普通中學附設職業科進行職業教育。1930年6月，國立青島大學正式建成，

1932年夏，易名為國立山東大學。

1937年該校奉命遷往四川。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島期間，實施法西斯奴化教育。

1942年，日本占領當局驅逐了美國人在其所屬教會學校的勢力，於1944年將3所教會中學和3所教會國小由私立改為市立， 在全市各校進一步推行法西斯教育。

1944年全市有國小85所，學生37916人，教職員259人。另外還有3所日語補習學校和2所商業補習學校。

1945年9月， 國民黨青島市政府接管青島市各級各類學校，停辦日本人所設的學校，增設市立滄口初級中學和市立李村師範學校。同時，恢復1922年學制。國民黨官僚、 社會各界人士及外國教會相繼開辦20餘所私立中、國小和6所職業學校，還有企業附設子弟國小13所。由於青島是山東省最晚解放的城市，從省城濟南和鄰近各縣遷來“流亡” 中學12所。

1949年6月，全市有公、私立國小124所，在校學生63652人，教職員1650人；公、私立中學15所，在校學生12283人，教職員445人；中等職業學校5所，在校學生1511人，教師58人；市區和郊區有私塾50餘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青島文化教育事業迅速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

1957年，全市已有幼稚園209所， 在園幼兒7106人；國小3747所，在校學生482397人；中學23所，在校學生51604人；中等職業技術學校8所，在校學生4985人；師範學校1所，在校學生826人；高等院校2所， 在校學生3133人。隨著“大躍進”口號的提出，市屬各級教育部門開闢了多種形式辦學的新途徑。由於追求“高指標、高速度”，曾一度出現盲目大上教育的局面。

從1958年到1960年，新建和擴建高等院校5所，山東大學遷至濟南後，留在青島的海洋、水產、地質3個系獨立建院；新建中專3所。市屬各縣創辦了一批農業中學半工半讀和紅專學校。

1962年，青島市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裁撤了5所高等院校和3所中等專業學校。中國小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青島市各級各類學校相繼停課“鬧革命”，教學秩序被打亂，教學設備被損壞，應屆畢業生不能按時畢業，招生工作停止。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提出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並把教育列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重點，教育有了顯著的變化。

198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普及國小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後，青島市把“文化大革命”中開始實行的國小五年一貫制一律改為六年制，調整中等學校布局，整頓教學秩序，積極開展教學研究活動。同時，還針對學校出現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新情況，提出全面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加強德育工作並結合勤工儉學進行勞動教育，全面提高了教育質量。

1984年，山東省、 青島市政府檢查驗收學齡兒童入學率為99.2%。鞏固率為99.34%，畢業率為98.17%，普及率99.5%。青島市成為全省首先完成普及初等教育的先進市之一。 為適應青島市經濟建設的需要，青島市從1979年開始對中等教育結構進行改革試點。1980年擴大試點，1981年加快發展步伐，堅持“聯辦為主”。到1983年，職業高中與普通高中招生數的比例達到4∶6。

1988年，全市共有職業中專13所，職業高中38所(其中市區16所)，企業辦職業高中4所，在校生558班、26189人。市區各類職業技術學校招生數占高中階段招生數的57.7%。農村(市屬縣、市、區)共有農業技術中學25所， 農業高中2所，並有5所普通高中兼辦農職班，開設25個專業，在校學生136604人， 占高中階段在校學生的30%，各類職業技術學校的招生數占高中階段招生總數的44.5%。 高等教育增設了新興專業和邊緣學科專業， 開設文理滲透、理工結合的專業。1988年全市共有普通高校7所， 共設有94個專業，在校生達14408人。高等院校中既有綜合性大學，又有理工科、醫科、師範類的專門學校，分別設有專科、本科、研究生3個辦學層次，擁有學士、碩士、博士3種學位的授予權。

評價

《青島市志·教育志》是《青島市志》中出版較早的一部分志,全面如實地記錄了青島市的教育歷史,從內容、體例、結構到語言文字等各方面質量都較高,得到了各界好評,並於1995年受到青島市人民政府的表彰獎勵。與此同時,各基層單位在我們的指導下,也編纂出一批質量較高的校史或校志。
《青島市志·教育志》出版以後,青島市的教育史志工作並沒有停止,青島市教科所繼續擔負著與教育史志有關的工作任務,如編寫年鑑、百科全書及有關青島的教育史料等,指導學校修志,妥善保管已有資料並繼續收集新資料,為下一屆編修教育志和教育部主編的共和國教育史青島分編做好準備。教育史志工作已成為教科所的一項常規工作任務,教科所現任所長姜宏德同志被選為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理事。今年5月,我們又接受了中央教科所牽頭搞的“淪陷時期日偽在華北實施的奴化教育研究”課題的一部分研究任務,即日偽在青島實施的奴化教育。在此期間,我們還為上級、基層和有關部門提供有關史料,使多年來積累的寶貴資料發揮其應有的“資政、教化、存史”作用。例如,1995年,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與青島電視台聯合攝製了6集電視教育片《歷史在訴說》,其中的許多史料都是我們直接或間接提供的。

作者體會

回顧《青島市志·教育志》的編纂過程,我們有以下幾點體會:

領導重視是保障

1983年成立的《青島市志·教育志》編纂領導小組的組長由剛退居二線的老局長擔任,副組長由當時在任的教育局長和另一位剛退居二線的副局長管惠遠同志擔任,由管局長靠上專門抓教育史志工作。1991年開始成立編纂委員會。每屆的教育局長、教委主任都是當然的第一副主編,由退休的老局長擔任主編或顧問;教委辦公室主任參加編委會任編委,負責協調各方面的工作。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提一下管惠遠局長在編纂教育志方面起的重要作用。管局長在整個編修教育志過程中,一直擔任著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常務副主編、主編,不僅親自起草並與其他教委領導一起研究制訂教育史志的規劃,指導編纂人員學習修志理論和有關知識,領導大家制定和修改《教育志》篇目,並且以身作則,和編纂人員一同查找資料,撰寫資料長編,組織志稿研討會,指導修改志稿以及負責志稿的最後把關等工作。管局長還是中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的常務理事,擔負著與兄弟省市的教育史志工作交流職責。管局長退休以後一直關心著教育史志的編纂工作,直至現在仍不時過問史志的工作。
由於各級領導在領導、規劃、班子建設、人員配備、經費保障、工作要求等方面給予教育史志工作以高度重視和支持,使我市的教育史志工作有了可靠的保障,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全體編研人員團結奮鬥、認真負責是關鍵

由於本次修志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第一次修志,時間跨度大,歷史上政權和行政區劃變更頻繁,每次政權更替都會造成檔案資料的丟失;特別是十年動亂造成檔案資料大量散失,加之編研人員大部分是已過或接近退休年齡的老同志,身體條件較差,資料收集工作異常困難。但是全體編研人員發揚艱苦奮鬥、不怕困難的精神,克服重重障礙,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基本完成了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撰寫、修訂教育志過程中,全體編研人員以對歷史、對後代、對教育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反覆核實每一件史實、每一個數字,確信無誤後才入志。在整個教育志的編纂過程中,管局長和宮主任以身作則,吃苦在先,工作在先,為全體同志樹立了良好的榜樣。許多老同志都是帶病堅持工作,如宮主任,身患多種疾病,不僅沒有減少自己的工作量,而且各項工作都做在我們前頭,感冒發燒也不休息,使我們深受感動。編修史志是一項長期、艱苦的工作,需要嚴肅、認真、細緻的工作態度,需要安下心來,深入進去,這就需要有高度的責任心,需要耐得住寂寞。由於當時的條件比較差,同志們的待遇都不算高,在一些人眼裡,這是一件勞而無功的苦差事。儘管各級領導給予我們很大的支持和關心,但由於當時條件所限,我們許多同志有些實際困難還是難以及時解決。正是領導同志的率先垂範感動了我們,使我們全體同志很少計較個人得失,從而能夠團結一致,善始善終地完成這項功在千秋的工程。

堅持根本原則

工作開展初期,由於“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混亂和一些是非問題還需要澄清。當時問題的焦點集中在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儘管黨中央已經做出決定,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在處理實質問題時,有的同志仍心存疑慮,主張對“文化大革命”採取迴避的辦法。
針對這一情況,管局長和宮主任引導大家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出發,辯證地、客觀地看待歷史問題,並帶領大家學習黨中央的有關決定和鄧小平同志關於實事求是的講話。通過多次學習和討論,我們統一了認識: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等於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時期教育工作和和廣大教職員工所作出的貢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教師頂著巨大的壓力,甚至在遭受迫害的情況下,仍然本著對黨、對人民、對子孫後代負責任的態度,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鄧小平同志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教育秩序曾出現短暫的恢復,教育質量也有所提高。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教育避而不談,那是割斷歷史,是對後代不負責任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把“文化大革命”寫入志書,有利於後人從中接受教訓。
基本認識統一以後,我們在處理“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時就有了標準:第一,要正視“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實事求是地寫;第二,對“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積極事物應予以肯定;第三,畢竟“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錯誤的,在具體運作時,宜粗不宜細,因此只作概括的記述即可。
通過這些討論,我們更加體會到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理論指導,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是我們開展一切工作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在編史修志過程中,我們也要遵循這一原則,秉筆直書,既要如實地記載我們取得的成績,又不能迴避我們的錯誤和缺點。這一原則始終貫穿於我們的志書編纂始終。例如1952年青島市區基本普及了國小教育,這是新中國建立後取得的重大成績,但由於當時條件所限及後來的新生兒童激增,校舍、設備、教師都不足用,以至不得不採取“二部制”。“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國家對教育高度重視,我們又逐漸恢復了全日制。對於這些成績和不足,我們都做了如實的記載。對於解放前所辦的教育,我們也是一分為二,該肯定的肯定,該否定的否定。如南京國民政府第一次統治時期,青島市的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們作了如實的記載,但同時也指出它利用“黨義”、“公民訓練”等課程對學生進行的反動、封建教育及壓制進步思想的史實。

編纂教育志的基礎

一部好的志書,除了要做到觀點正確、內容豐富、重點突出以外,還要做到“齊、準、清”。所謂齊,指的是資料完整,從整部志書看,應該橫不缺項,縱不斷線;所謂準,指的是資料準確可信,不以訛傳訛;所謂清,指的是志書條理清楚,少交叉,不重複。在編纂教育志的過程中,我們一直是遵循這條原則的。而要做到“齊、準、清”,就必須從資料和篇目著手。
我們認為,資料是基礎,是寫好志書的前提條件。沒有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就等於做無米之炊,不可能寫出一部詳盡完整的志書。所以我們在資料收集和整理方面下的功夫最大。在收集資料時,我們本著寧濫毋缺的原則,不怕資料多,就怕沒資料,直到認為資料基本夠用了才動筆寫。在以後的編寫過程中,我們還根據具體情況,隨時補查有關資料。對於收集來的資料,我們採取邊收集邊整理的辦法,將所收集的浩繁散亂的資料甄別篩選,提煉歸類,建檔立案。對於有疑問的資料和口碑資料,我們反覆核對,多方查證;對所缺資料千方百計找到補齊,有時為此遍翻所有能找到的檔案、圖書、報刊,遍訪所有可能找到的知情人,在此基礎上整理成資料長編和大事記,為撰寫志書做好充分的準備。
如果把志書比作一座大樓,那么資料就是建造這座大樓的磚瓦,而篇目則是大樓的框架。篇目制訂好了,志書的骨架就確立了,再加上準確詳實的資料,志書的胚胎基本就形成了。所以我們在制訂篇目的時候很下了一番功夫,先後六次修訂篇目。每次篇目修訂之後,我們都要廣泛徵求意見,反覆討論,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力求篇目臻於完善合理。在編寫過程中我們還不斷相互討論,交換意見。遇有交叉重疊之處,就由有關各方的執筆人討論協商,妥善處理好志書內容各方面的關係,做到既不重複,又無疏漏。
由於我們在資料和篇目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為志書的編寫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所以以後的撰稿和修改工作就進展得比較順利,保證了志書的質量。 (本文作者系青島教育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