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群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毓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荐臻。
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為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長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譽，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蒞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為善之必利，為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民失耕桑，饑寒並至，盜賊之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為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仕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袁宏《後漢紀》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