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煥章(清末民初思想家)

陳煥章（1880年－1933年），字重遠，廣東高要人，清末民初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孔教徒。

15歲入廣州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鄉試中舉。光緒三十年（1904年），聯捷甲辰恩科進士。1905年赴美留學。191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12年（民國元年）歸國，模仿基督教建制在上海創“孔教會”，任總幹事。康有為任會長。1913年被聘為袁世凱總統府顧問，入京，與嚴復、梁啓超等聯名致書參眾兩院，請定孔教為國教。1915年反對袁世凱稱帝，離京返鄉。1930年在香港設“孔教學院”，自任院長。主要著作有：《孔門理財學》、《孔教論》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煥章
• 別名：字重遠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880年
• 逝世日期：1933年
• 職業：孔教學院院長
• 畢業院校：萬木草堂
• 信仰：儒學（孔教）
• 主要成就：1930年在香港開辦孔教學院，自任院長
• 代表作品：《孔門理財學》、《孔教論》
• 所處時代：清末民初
• 師從：康有為
• 字：重遠
• 人物身份：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孔教徒

生平簡介

陳煥章（1888~1933年），字重遠。今肇慶市鼎湖區廣利街道硯洲人。光緒十八年（1892年）應試為邑庠生（秀才），在廣州長興里康有為的“萬木草堂”讀書時，與梁啓超為同學，梁力主維新，推行君主立憲，陳主張尊孔，推行立會昌教。二人同為康有為得意門生。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任澳門《知新報》主筆，撰文提倡孔學，主張變法維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廣州時敏學堂任教。翌年，任學堂監督。同時在家鄉硯洲創辦穎川兩等學堂，為肇慶有府屬學堂之始。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中舉人，翌年中進士，朝考點內閣中書，入進士館。後申請出洋留學。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奉派為留美學員，先入庫克學院學習英語，1907年考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經濟，191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是肇慶府第一位博士。1912年返上海，在滬海寧路創“孔教會”任總幹事。1913年出版《孔教會雜誌》，任總編輯。是年夏入京，與嚴復、梁啓超等聯名致書國會，請定孔教為國教，允許信教自由。是年，被聘為袁世凱總統府顧問，並創孔教會于山東曲阜。1914年，袁世凱稱帝之風甚盛，陳返硯洲避之。是年高要縣大洪水，硯洲盡成澤國，煥章倡議築硯洲基圍，並親赴香港籌款，基圍終於築成。1918年，被中央學術團體推舉為參議員，提議孔子誕辰應張燈結彩，放假慶祝，獲兩院通過。是年為“迦匿奇世界和平基金會”撰寫《孔教經世法》共24卷，主張裁軍鉺兵，組織世界大國政府，受世界輿論重視，此稿藏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

1919年，在北京發起建“孔教總會”會堂。1923年在京創立“孔教大學”，任校長。1926年，目睹國內難以弘揚孔學，乃赴東南亞各國傳揚孔教，1927年應紐約世界和平聯合會邀請，赴瑞士日內瓦參加世界宗教和平大會，被大會推舉為副會長。1929年，從歐非講學返香港，設“孔教學堂”，自任院長，每周親作專題講學。1931年，應聘為宣統“高要縣誌”主編，不久因故而停頓編纂工作。1933年10月，在香港病逝。

主要著作

孔門財政學

原書用英文寫成，名為《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s》,Columbia Univ.Press.該書在西方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孔門理財學》是第一部總結我國古代經濟思想的著作。《孔門理財學》系跨歷史、法律、經濟等多門學科的研究著作，分五個部分，按照西方經濟學原理，分別討論了孔子及其儒家學派的一般經濟學說及其在消費、生產、公共財產方面的思想。1911年《孔門理財學》被作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經濟和公共法律研究”叢書之一出版，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德、施格為之作序，高度評價了《孔門理財學》採用西方經濟學框架對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思想所作的精湛研究。之後，凱恩斯在《經濟學雜誌》為《孔門理財學》撰寫書評，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強調《孔門理財學》的重要性，馬克斯·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將《孔門理財學》列為重要參考文獻。《孔門理財學》1930年、1973年、1974年、2002年、2003年由多家英美出版社重印。

梅納德·凱恩斯《孔門理財學》書評

有一次，孔子感嘆道：“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另一場合，孔子說“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這實際上闡明了他的工資理論。還有，孔子不允許土地成為私人所有的對象。孔子認為取息沒有錯；因為資本是母親，息是她的孩子。[1]在關稅事務方面，孔子是一位極端的貿易自由論者。

這就是《孔門理財學》這本書的特色。不過，上述這些並不是陳煥章這一非常有趣之作的基本內容，而更多地是作為一些由頭。其基本內容一部分屬於中國經濟史；一部分是世代相傳的詩篇和格言，其所涉話題只與最廣義理解的“經濟”有關。其章節標題雖為“生產要素”、“分配”、“公共財政”等等，但裝入這一牽強框架的是大量討人喜歡的教誨性內容。為了證明在中國男女之防不是一開始就有的，他竟引用了《詩經》中的這樣一節（孔子是將之作為淫猥風俗的壞例子的）：

溱與洧，

方渙渙兮。

士與女，

方秉蕑兮。

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

洧之外，

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

贈之以勺藥。

在“經濟組織”一章中，我們讀到《詩經》中的另一首詩，針對的是一名要他新婚不到三個月的妻子做女紅的官員：

糾糾葛屨，

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

可以縫裳。

要之襋之，

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

宛然左辟。

佩其象揥，

維是褊心。

是以為刺。

在對待老人方面，孔子規定：婦女五十歲無子，由政府供給衣食，並作為采詩的使者。按照陳煥章博士的說法，這說明孔子認為婦女可以勝任公職。“養老”是孔子的一條特別的原則。“按照《禮記·王制》，五旬老人食用的是細糧，不同於給年輕人的；六旬老人常備肉食，以便隨時取用；七旬老人一天有兩次可口的肉食；八旬老人美食佳肴不斷；九旬老人飲食不離寢室，無論他們閒逛到哪裡，都要有可口的肉食、湯水相隨。”

當陳煥章博士敘述後來的哲學家和經濟史時，我們發現他的方法更像現代經濟學家的。他對井田制的記述十分詳細而有趣，這種土地所有制被認為以某種形式存在於公元前約2600年至公元前350年間。這一記述值得所有研究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學生關注。關於貨幣的那部分記錄了中國確實先於其它國家早就採用的許多做法（在這方面，現在的中國是所有國家中最欠發達的）。據說中國從公元前2900年起就已經使用貨幣了，現在仍以銅錢為基礎的三金屬體制早自最遙遠的古代起就一直延用至今（不過金幣越來越少用了）。在套用紙幣方面他們遠遠先於其他民族。卒於公元83年的鄭眾這樣說到“里布”：“布，參（叄）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 中國於九世紀時開創了一種介於紙幣和匯票之間的票據，當時的情景值得引述：

“唐朝中期，錢很少，因此，有些地方錢不讓帶出當地。唐憲宗時（孔子紀元1357~1371年），商人到京城，他們將錢存在諸道駐京的機構（進奏院——譯者注），換成證券放在身邊。這樣，無論到哪兒，他們都很容易憑證券提款。這被稱為‘飛錢’。然而這一做法為中央政府所禁，因為政府認為這些機構將使錢幣退出流通，令商品價格降低。但禁用飛錢的結果更糟。因此，在孔子紀元1363年（812 A.D.），中央政府自己開辦了作飛錢生意的衙門，即由政府向存款人發放證券，存款人可以在不同省份的大城市將證券換成現金。。。真正的政府銀行建立於宋初（1521 A.K.或970 A.D.），那是為了飛錢經營體系的運作，它被稱為 ‘便錢務’。”相傳“標會”制度，即中國的合作銀行，是由生活於公元220年左右的一個名叫龐公的隱士發明的。

中國學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則和數量理論。公元前175年，賈誼說：“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公元1378年，葉子奇制訂了如下規則：“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為之本。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為母。以引為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公元1223年，袁燮認為，銅錢的不足不能用額外發行較次的鐵幣這一辦法來補救，他這樣解釋說：“而又益之以鐵錢，不愈少乎。往時楮幣多，故物價貴，今又益以鐵錢，不愈貴乎？”

在陳煥章博士這本博學而令人愉悅的書中，有大量的內容人們將會引述，比如孔子的優生原則，關於勞工流動的規定，或是寫得極好的中國稅制史。還值得一提的最後一點是中國的人口問題。人口統計在極早的年代就存在了，見之於“（孔子）式負版者”；不過是十分不準確的，主要是因為有些時候存在著“戶稅”和“口稅”，使得人們為了利益而隱瞞他們的人數。不過，即使考慮到這一點誤差，即使還考慮到從土地所有制度推定的情況，似乎很顯然，目前中國龐大的人口是近代的增長造成的，人口的高稠密度是近期的事，與英國的情況一樣。公元後的最初十七個世紀（或者從孔子紀元五世紀至二十二世紀）人口似乎在50，000，000上下波動，在十八世紀初以前從未有可能達到100，000，000。從那以後人口才開始跳躍式增長。按照最近相對比較準確的人口普查，1749年的人口是177，000，000；1783年284，000，000；1842年413，000，000。據說太平天國起義期間（1850~1856）人口減損在10，000，000至20，000，000之間（陳煥章博士將因此導致的人口減損確定為150，000，000，那一定是因為印刷錯誤或修辭式誇張）。較近期的洪災和饑荒造成的人口減損也許比以前的更嚴重。據官方估計，在1868至1885年間人口在378，000，000和405，000，000之間。1910年（據《中國年鑑》）有過兩次分開的估算（西藏和滿洲除外）：《海關估算》（Custom's Estimate）是421，000，000，民政部基於戶數的人口普查（Minchengpu Census Return），結果是316，000，000。四川的人口數字讓人們對上述數字起疑：民政部調查結果為23，000，000，海關的數字卻為79，000，000，而A.Hoise爵士在1904年的估算是45，000，000。無論如何，實際的情況可能是這樣：1700年以前中國本土人口不超過100，000，000，而只是從上個世紀到現在，大約在300，000，000到400，000，000之間。

因此，認為中國人口對生存手段造成壓力已經有許多世紀之久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雖然人們可能傾向於這樣想。這種情況相對來說是新的。中國並沒有發生過如西方世界那樣性質的經濟或自然條件的明顯變化，足以解釋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中國的黃金時代，即她的哲人和詩人的時代、政治藝術和生活藝術大發現的時代，並不是一個人丁興旺、人口過剩的時代。道德家喜歡將人口減少的時期視為國家衰敗的時期。在中國，如同其他地方一樣，宗教勢力總是強有力地贊同子孫無限多就是好；但難以相信，如果有幸享受者如此之多，黃金時代真能重新再來。

然而陳煥章博士從其他方面尋找中國衰弱的主要原因，他在科舉考試對八股文的要求中找到了—— 八股文不實用，而精通掌握它卻需要長時期的訓練；八股文開創於1370年，於1902年廢除。

注[1] 在中文中“息”代表利息，意為“子”。在中國，利息的正當性從沒有受到過質疑。

另，本文原載於《經濟學雜誌》（Economics Journal），1912年月12月號。翻譯來源於網際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