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源節流說

　戰國時荀子提出的關於增加收入、調節流通、節省開支的理財理論。主要討論財政、生產（尤指農業生產）及二者關係。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開源節流說
• 提出者：荀子

詞源

《荀子·富國》篇說：“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後人取“節其流、開其源”，稱“開源節流”。荀子實際上是用本末這對哲學範疇，綜合地分析財政貨稅的源和流。財、貨是錢、谷等的通名，泛含一般財富。荀子認為，只有維持正常的生產活動和按量賦稅，才能構成財富的源頭活水，才是生富的真正本源。因此，國君必須善於安定民心，任用民力，保證生產、稅收活動的正常循環，即“謹養其和，節其源，開其流”，使“事業得敘”。這與荀子在《天論》篇中所提出的強本節用的思想是有區別的。“強本”之“本”是以農為本，不包括工商等；“開源”之“源”則包括工商等。而開源實指開闢新稅種，增加財政收入。“節用”是指節制一般消費，“節流”則是講調節財貨流通。後代講的節流一般是指節減財政開支。

基本內容

荀子開源節流的要點包括：①開源節流的根本目標是“兼足天下”，使“上下俱富”，這是“國計之極”（《荀子·富國》）。②經濟活動，尤其農業生產，是國家財政的真正來源，王者應使天下明分盡職，發展生產。③財政節流對開源有反作用，財政不可有礙生產，應當通過強本節用、節政裕民來促進生產。

開源

荀子很重視開源。他認為，人類社會有偉大的認識與改造自然的能力，它們給生產活動提供了無限制的前提和主體能力。荀子倡人性惡論，認為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人的欲望、好利等實際追求，“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惡》）。但他也看到，如果“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同上）。所以荀子又提出化性起偽，“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同上）。荀子論禮的起源說：“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荀子既非主張欲望決定論，亦非主張禮義決定論。他是把欲望及其滿足看成是一對相反相成的動態過程的兩極，它們是禮義的決定因素。荀子從總體上提出“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荀子·王制》），由此強調了人的社會性。人的偉大也正在於人類社會的力量。由於社會性，所以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同上）。

荀子講的是社會生產，光有社會還不是生產發展的自足條件。他認為人類能認識和改造自然。他說：“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因此，人能明於天人之分。進而他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潛力。他問道：“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同上）也就是說要人類選擇應時騁能，改造自然的路向。他認為，如果人類力爭駕馭自然，“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荀子·富國》）。

荀子還認為社會安定和生產發展是互為條件的，要求二者並治，互相保證。他說：“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無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荀子·正論》）如果“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荀子·富國》），“故君人者，愛民而安”（《荀子·君道》）。只有法度政治適合民情，社會才會安定，統治者才能得百姓之力，達到上下俱富；上下俱富又反過來促進人民安分盡力，從而平治天下。

開源還包括設定生產管理機構等措施。荀子提出一套較系統的管理和促進生產的機構構想。置“司田”，以“相高下，視肥w0182001，序五種，省農功，謹蓄藏”，使農夫“朴力而寡能”。置“司空”，經管“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無論歲之凶敗水旱，均能使民“有所耘艾”。另有“鄉師”，管理土地、住宅和鄉里教化；“工師”管理營造手工業；“虞師”管理山澤資源；“治市”管理商旅、通貨與市場等。他們與“司馬”、“冢宰”、“辟公”等一系列政事職官，組成一個統一的“王制”系統，“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均見《荀子·王制》）荀子肯定：“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荀子·富國》）只要重視人為努力，使士農工商相與為事，力興百業，則欲多而物寡的矛盾即可賴生產而得以解決。

荀子發展生產的主張也包含一定的局限性。荀子認為農業才是真正的生產活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而工商雖有社會分工職能，卻不是根本的生產部門。在其論述發展生產的措施時，顯然存在矛盾。一方面，他認為工商眾則國貧，所以要壓減工商業者數量，擴增農業勞力；另一方面，他又積極主張發展天下諸侯國之間的財物貿易，通暢有無，並且明確地主張“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徵，省商賈之數”（同上）。以上二者在事實上是難以協調的。

節流

節流的根本目的是消除生產流通障礙、損耗，調節和促進生產，足民富國。荀子所謂的“等賦府庫”就是為了達此目的。“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征，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荀子在很大程度上注意到了生產循環和生產增長的重要性和動力所在。他的按等量宜賦稅，就是為了裕民養民。因為裕民不僅可安定社會，還能促進農業生產增長。他說：“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同上）也就是說，如果橫徵暴斂而使民貧，則財政和生產基礎將皆受摧殘，這無異於伐本竭源，驅天下於焦困彌貧，造成人民逃亡，百業俱廢。相反，若是節政裕民，生產會發展，財富會不斷增長。“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荀子·富國》）

節流也包括消費上的節用，減少非生產性的開支。因為節用與否將直接影響稅收與生產，所以荀子既反對統治者過分奢靡，又要求以儉風儉德化民成俗。荀子的節用消費觀固然承繼了孔孟“儉不喪禮”、“用不傷義”的理想消費觀，但又有所發展。一方面表現在他提出了“明分”概念，使過去的禮的消費標準更明確了；另一方面表現在他的“強本節用”主張上。他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論》）當然，荀子對上層統治者的個人消費和用來隆禮的消費並不一概反對。

影響和意義

荀子的開源節流思想，被後世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儘管荀子的原意已被歪曲，但仍有其實際影響。它在理論上也有深遠的意義，一言以蔽之，即認為財富的創造（生財）高於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