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抗戰第一大捷”，人們往往想到林彪指揮的八路軍“平型關大捷”。最近，經過國內多位專家學者歷時多年考證認為：1932年3月由共產黨員李延祿（後任東北抗聯四軍軍長）直接指揮的“鏡泊湖連環戰”，是東北也是全國“抗戰第一大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鏡泊湖大捷
- 指揮人：李延祿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周長慶、張穎、姜明明、孟含琪
此戰發生於1932年3月13日至27日，在東北東部的鏡泊湖地區。在東西100里、南北300里的深山野嶺里，李延祿調動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部隊和義勇軍等，先後部署5次伏擊，5戰4勝，基本殲滅了日本關東軍天野旅團7000人。特別是第一戰“牆縫”戰鬥，以地下共產黨員為骨幹的補充團700人利用有利地形和日軍驕狂心態，以手榴彈為主要武器，在10小時戰鬥中斃傷日軍3500人以上，而自己只犧牲7人，從而創造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傷亡人數最多、我方損失最小的戰鬥記錄，也為鏡泊湖連環戰取得了首戰和決定性的勝利，徹底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愛國獵戶“帶”日軍進入伏擊圈，救國軍利用有利地形打殲滅戰
【700：7000——我軍躲在山坡高處的巨岩後面，以手榴彈為主要武器，戰鬥持續10個小時，以傷亡7人的代價，斃傷日軍至少3500人】
2014年，曾在中國社科院工作的李丹鋼副研究員和吉林省退休幹部李剛經過8年考證研究，出版了《中國抗日戰爭鏡泊湖大捷之謎》（以下簡稱《鏡泊湖大捷之謎》）。
據該書的翔實考證和記者採訪的多位知情人、研究者和專家，還原了“鏡泊湖連環戰”的歷史真相。
“九一八”事變後，駐吉林省的東北軍王德林營長率全營500餘名官兵起義抗日，中共派王德林舊友、共產黨員李延祿去幫助他，並擔任王任總司令的“國民救國軍”參謀長。李延祿在軍中建立了由我黨秘密領導的700人的補充團併兼任團長（孟涇清任地下黨書記）。國民救國軍1932年2月連克敦化、額穆和蛟河三縣，隊伍壯大到5000人，聲震遠近，引起日軍恐慌。關東軍司令部急調天野第十五旅團等部，從敦化向鏡泊湖進行“征討”。
天野少將是關東軍第二師團的旅團長。在侵占軍事要塞瀋陽市、吉林省會吉林市、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市，以及侵占哈爾濱特別市等軍事行動中，天野旅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九一八”侵略東北的急先鋒。
日軍兵分兩路，以“北隔南攻”戰略，對國民救國軍發動鉗形攻勢。北面，以一個大隊左右兵力占領海林、寧安，阻隔吉東的抗日救國軍與北滿的李杜自衛軍聯合作戰；南面，同混合第八旅團主力共同集結到敦化，組建號稱萬人的天野部隊，意圖一舉消滅活動在鏡泊湖南湖頭一帶的王德林救國軍，然後從南向北，占領整個“吉東”（吉林省東部）。
大敵當前，李延祿說服王德林，利用鏡泊湖一帶的有利地形和日軍的驕狂心理，在“牆縫”一帶伏擊日軍。他們用20匹馬往返多次，把救國軍全部庫存的手榴彈運到伏擊地點。
1932年3月13日清晨，當地愛國獵戶陳文起為日軍“帶路”，將日軍誘入我軍埋伏圈，李延祿率700名補充團官兵隨即打響戰鬥。
“牆縫”的地形地貌，是補充團最強大的秘密武器。天野部隊在人數、裝備、訓練、作戰經驗等方面都大大超過救國軍，但因為“牆縫”獨特的地形地貌，雙方優劣勢發生根本的轉變。
“牆縫”是夾在牡丹江和一個山坡中間的一條5華里長小路，路邊聳立一人多高的石壁，時斷時續，隔一段有個裂口，被稱“牆縫”。小的縫隙只能露臉，大的縫口數米寬。埋伏兩端可形成交叉火力。
“牆縫”戰場長5華里，陳文起把日軍帶到最遠端的5號陣地後，李延祿一聲令下，5華里長的戰場上30多個襲擊點（縫口）同時對敵發動襲擊，令7000多人的日軍被分散在30多個岩石縫口，優勢兵力被化解。
“我們的勇士，三五成群”布陣，守大縫口的每組5人，守小縫口的每組3人，有的負責擰蓋子遞手榴彈，有的負責投彈，投累了輪換。李延祿後來回憶。
高大的岩石，讓日軍的裝備優勢被化解。岩石高過人頭，補充團戰士躲在岩石縫口後扔手榴彈，日軍的步槍、機槍無法傷及抗日戰士。又因為戰場狹窄，日軍的炮彈飛過戰線老遠，失去用場，機械化部隊在山地窄道和巨石縫口也無從施展，飛機又無法對與日兵近距離作戰的我軍投彈。
日軍習慣用兩面包抄、中間突破戰術做進攻，也注意撒開散兵線。但在狹長的“牆縫”，無法兩翼包抄，也無法攀登垂直光禿的岩石，撒開散兵線更無意義。無論單兵作戰能力還是協同作戰能力，在這裡都起不到作用，日軍唯一的選擇就是向30多個縫口衝擊，因為只要能突破其中一個縫口，日軍就能橫向反包圍抗日軍。
在驕狂的日軍指揮官看來，救國軍不過烏合之眾，只要衝過某個縫隙，勝券就在握，於是按小隊、中隊建制反覆驅趕士兵向上沖。這樣一來，等於主動向補充團戰士餵食，擴大了手榴彈的殺傷力。據參戰村民李長發說，岩石下敵兵一批一批倒下，肢體橫飛，成堆成片的“死倒”垛，一片鬼哭狼嚎。
補充團戰士由於伏在巨石縫下邊投彈，傷亡風險大大降低，傷亡僅7人。“牆縫”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形和日軍的狂傲，讓補充團有效實現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根據戰後打掃戰場繳獲槍枝的數量，估算殲滅（含亡和傷）日兵至少3500人。
戰鬥持續到10個小時，天野終於發現救國軍的薄弱環節。他們改向埋伏在西山掩護補充團後翼的“戴營”發動強攻。見“戴營”撤退，為避免被抄後路，李延祿才下令補充團按預定路線及時撤退。
此後，李延祿又在“松蔭（乙）溝”組織火燒伏擊戰，日兵身上和馬匹背上的彈藥遇火爆炸，斃傷日兵數千。據事後調查，逃出火網的日兵大約400人。這400殘兵後來在“關家小鋪”戰鬥中被擊斃100多人、在“高嶺子”戰鬥中又被擊斃200多人。最後，7000人的天野部隊成功西逃的不足百人。
歷史真相是如何被淹沒的
【戰後，王德林領導的“國民救國軍”和當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裝李杜將軍領導的“抗日自衛軍”相互爭功，吵得不可開交。因為，補充團雖然實際上歸共產黨地下黨領導和指揮，但名義上是歸“救國軍”領導，而開始建立補充團的一萬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後李杜和救國軍領導王德林、孔憲榮達成一致：都不公布這一輝煌戰績。而日軍為了維護“不可戰勝”的謊言，更是秘而不宣】
“鏡泊湖連環戰”斃傷日軍數量，遠比馬占山的“江橋抗戰”大得多，甚至比“平型關大捷”還大，但如此大的戰績，為何當時未產生大的震動，且記載的資料也很少呢？
“這場戰役真相是被矛盾和糾紛淹沒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研究員張量說。
解放後，李延祿奉毛澤東之命回顧抗聯四軍歷史，從1960年開始回憶、口述，歷時19年，由著名作家駱賓基記錄、整理，並於1979年出版了《過去的年代——抗日聯軍第四軍回憶》一書。詳盡敘述了“鏡泊湖連環戰”的戰況：當時王德林領導的“國民救國軍”和當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裝李杜將軍領導的“抗日自衛軍”相互爭功，吵得不可開交。因為，補充團雖然實際上歸共產黨地下黨領導和指揮，但名義上是歸“救國軍”領導，而開始建立補充團的一萬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後李杜和救國軍領導王德林、孔憲榮達成一致：都不公布這一輝煌戰績。
據張量和李剛介紹，1933年，救國軍副總司令孔憲榮為助募捐，在廣州以“東北義勇軍總司令部宣傳處”名義編印了《國民救國軍抗日血戰史》。為給自己臉上貼金，當時堅決反對對抗天野“萬人大軍”的孔憲榮，隻字不提“鏡泊湖連環戰”，而是大力吹噓自己在南湖頭伏擊日軍的戰績。
而另一方面，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為維護“不可戰勝”的謊言，掩蓋天野部隊在鏡泊湖地區的重大失敗，在編造的《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中，隱瞞天野部隊曾到鏡泊湖的史實。
敵我都不提這事，致使當時的人對這場戰鬥知之甚少、真實記錄也不多。
1980年，中央領導要求編寫東北抗聯史。78歲的譚譯，退休前曾是中共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負責編寫東北義勇軍部分。他當時蒐集材料時下的功夫比較大，對“牆縫”戰績曾與當地黨史專家進行探討。譚譯說，當時他們認為不可能消滅日軍幾千，但也絕不是目前軍史記載的100多人。作為“義勇軍”部分的主編，譚譯後來寫的是比較籠統的“數百人或多人”。
按李延祿在回憶錄中描述：日軍打掃戰場時將日軍屍體堆成三大垛焚燒，我們總計得到被燒毀的槍筒殘品1500餘件，給我們在寧安新建的兵工廠修理；搜出完整無缺的三八式步槍2000多支，裝備了補充團的後備軍。我軍史專家稱，按照日軍軍規，三八式步槍是天皇賜予，士兵只能人手一支。據此可見“牆縫”戰鬥日軍傷亡至少3500人。記者在黑龍江省東寧文管所看到了國民救國軍兵工廠在1932年的歷史材料：“兵工廠第一批生產任務是修理寧安‘牆縫’戰鬥所繳獲的三八槍1500支”，正面印證了李延祿的回憶。
此外，抗戰期間先後任抗聯五軍軍長、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中國抗聯教導旅旅長的周保中在1960年所寫的《東北人民抗日戰爭概括》中明確指出：“鏡泊湖殲敵天野部隊（7000人）”，並強調在此役中“救國軍總部直屬補充團起著骨幹作用”。譚譯認為，周保中在該戰役結束不久就轉入救國軍，擔任前方總指揮部參謀長，他廣泛接觸救國軍官兵，尤其接觸了李延祿和孔憲榮，因此該數字具有真實性，不誇張。
開國將軍彭施魯在回憶錄中，也記載了抗聯四軍戰士的軍旅聊天，證實在1935年底，“補充團”未犧牲的老戰士都能為殲滅天野部隊作證。
“鏡泊湖連環戰”特別是“牆縫”大捷，從目前看,不但有修槍物證，有當事人、知情人的人證，還有戰場民眾代代相傳的口述傳承、戰場遺址的地形地貌等各類史料的支持。
爭議持續多年，探索沒有停息
【“由於鏡泊湖連環戰役發生年代久遠，加之東北抗日鬥爭開展初期歷史背景、社會情況十分複雜，當年親歷者多已辭世，所留下的文史檔案資料又留散各處，所以澄清這一懸案，還歷史本來面目，有賴於近現代史、軍史學界專家和海內外知情者共同襄助，特別是要注重收集、提供說明事件真相的第一手資料。”】
多年來，關於鏡泊湖連環戰，黨史、抗戰史研究者的爭議不斷。“沒想到這段用鮮血書寫的輝煌戰史，居然會引起後人巨大的分歧。”李延祿的孫女李戈說，李延祿的回憶並經考證的《過去的年代》一書，卻被一些黨史、史志工作人員視為“文學創作”而非“史實”。
在《中共黑龍江黨史大事記》和《中共牡丹江市黨的歷史活動大事記》中對鏡泊湖戰役的記錄均為：“抗擊上田支隊，殲敵七八十人。”最近，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一位負責人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電話採訪時說，他們在目前編寫的“東北抗聯史”書中，對牆縫戰鬥仍然採用“抗擊上田支隊，牆縫戰殲敵120餘人，後面幾場戰役再次伏擊敵人130人”的表述，但是同時加了備註，註明民間對此戰役有不同意見。李延祿的後人和相關專家對此表示非常不滿或不解。
1999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紀念日前夕，時任《牡丹江日報》總編輯的高永新按照策劃，帶隊沿牡丹江轄區進行“版圖邊緣行”採訪。他們來到“牆縫戰鬥”發生地——東大泡子村採訪時，發現當地老百姓對牆縫戰史實的回憶敘述，同豎立在岩岸下江灘上的紀念碑文內容相牴觸。
高永新說，當時已卸任的村老支部書記李宗福（時年62歲）多次用不容置疑的口氣說：“牆縫這仗，日軍被打死上千人，碑文卻硬說打死七八十人，那可是胡說瞎掰。”儘管由於史實認定大相逕庭，高永新對這場戰鬥戰果的敘述作了一個折衷報導，《牡丹江日報》1999年9月7日一版《血染“牆縫”花更紅》報導中，以謹慎的態度，大膽採用這次戰鬥的參加者獵戶李長發“殲敵千餘人”的說法。由此引發了爭議。
“從此，我對‘鏡泊湖連環戰’歷史真相開展了艱辛的採訪求證。”高永新在隨後近8年的調研考察中，遍訪了當年戰爭親歷者的後人，研讀了大量的史料，不斷地尋找證據，並在2006年牡丹江市委主辦的《今日牡丹江》雜誌第3、4兩期連續發表上萬字《中國抗戰史研究中一樁亟須澄清的懸案》的文章，證明李延祿關於鏡泊湖連環戰的回憶基本屬實，並且再次呼籲：“由於鏡泊湖連環戰役發生年代久遠，加之東北抗日鬥爭開展初期歷史背景、社會情況十分複雜，當年親歷者多已辭世，所留下的文史檔案資料又留散各處，所以澄清這一懸案，還歷史本來面目，有賴於近現代史、軍史學界專家和海內外知情者共同襄助，特別是要注重收集、提供說明事件真相的第一手資料。”
在戰事發源地的牡丹江市，還有原《牡丹江師範學報》主編張克、牡丹江市博物館和烈士紀念館研究員黃強等於2005年在《牡丹江日報》《牡丹江社會科學》發表《鏡泊湖連環戰的牆縫之戰是大戰還是小仗》和《鏡泊湖連環戰》，說明此戰“殲敵數千人”真實可信。
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譚譯說：“當時到實地考察了牆縫一代的地形，聽了很多當地人的反映，覺得歷史記載的牆縫戰鬥日軍死傷七八十人的說法，沒有真實反映戰況。這件事這么多年一直是我的心結，我們也反思，應該堅持消滅日軍幾千人的說法。”
《鏡泊湖大捷之謎》作者之一的李剛，長期從事政法工作，非常重視完整、有效的證據考證。在歷時8年的調查中，他聘請了日本人野田先生（化名）在日幫助查找相關資料。根據日軍史料記載，天野旅團在“鏡泊湖連環戰”後的方正戰中只能充當督戰和收容角色；天野旅團在關東軍中地位下降，4月被調到後方維持治安；天野旅團戰力僅相當一個大隊等等，都間接證實了天野旅團經過鏡泊湖連環戰後的一蹶不振；日軍參謀本部於連環戰幾天后的4月5日，先向關東軍增派2個師團、後又增派1個師團，間接證實了關東軍在鏡泊湖連環戰中確實出現兵力大失血；第二師團提前撤回日本仙台市時獨無天野旅團的身影、日關東軍高層銷毀1932年軍事情報和命令文檔，以及其後處置了包括天野在內涉案的1名中將、3名少將，不但撤職，而且勒令退役，凡此種種，進一步坐實了鏡泊湖連環戰確實給予天野部隊傷筋動骨的打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