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文極

錢文極，我國延安時代通信設備設計、製造和新華廣播接替電台組建者之一。我國第一代地空飛彈總設計師。長期從事通信機研製技術領導工作和地空飛彈武器系統研製的領導工作。對我國通信、電子技術、飛彈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錢文極
• 出生日期：1916
• 逝世日期：2006
• 籍貫：江蘇太倉

人物簡介

錢文極（1916－2006 ），原名錢景伊，江蘇太倉人。同濟大學肄業。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央軍委通信局材料廠技術員、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通信局裝配科科長。建國後，歷任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器材處處長，通信部電子科學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國防部五院二分院副院長，第四機械工業部通信工程研究院院長，國務院電子計算機工業總局副局長，中國電子學會第一、二屆常務理事、副秘書長、解放戰爭時期，在太行山區參加突擊裝制無線電台以接替陝北廣播電台，保證了黨中央的聲音及時傳播到全國各地。曾任地空飛彈總設計師，完成了我國第一代地空飛彈的仿製任務。1980年負責創建了北京信息工業學院。

人物生平

錢文極，原名錢景伊，1916年6月生於江蘇省太倉縣。在家鄉省立太倉中學附屬國小和國中部完成學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國立同濟大學附設高級中學。1936年直接升人該大學工學院。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抗日救國學生運動。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親眼目睹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更激發起他強烈的愛國熱情，立志走科學救國的道路。從高中起，他認真鑽研無線電技術並自己動手組裝無線電接收機，成為一名業餘無線電愛好者。同時，在進步書刊和左派同學的影響下，積極參加學校救亡宣傳隊的活動，並任隊長。1937年“七七”事變後，看到南京國民政府軍隊在各條戰線上的大步後退，他痛感不能依靠南京國民政府來取得抗戰的勝利，毅然決定和其他幾個同學一道投奔共產黨，成為當時同濟大學棄筆投戎的第一批大學生。後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介紹，於1938年初，到達陝甘寧邊區。

到達陝北後，先在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學習，結業後進入陝北公學第11隊學習。193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分配到中央軍委通信局材料廠，從事軍用通信機的生產製造工作，設計了一批小型收發報機，並投入小批量生產，裝備了我軍領導指揮機關。在此基礎上，他主持設計了我軍第一批100瓦主振強放式發報機，隨後又設計了新華通訊社最早使用的500瓦發報機，是該套設備的設計與裝配者之一。

1945年10月，擔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通信分局二處器材科科長，負責設計裝配軍用收發報機，裝備部隊。1946年在太行山區，參加了邯鄲廣播電台的建設工作。

1947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軍隊進攻延安，中央決定由邯鄲廣播電台接替陝北廣播電台的廣播工作。為此需將原邯鄲的中波電台改裝為短波電台。在王士光的領導下，他組織實施了該機的改裝設計製造工作。經過半個月的日夜奮戰，邯鄲廣播電台按時接替了陝北新華廣播電台的廣播工作，保證了黨中央的聲音在空中沒有中斷一天。南京國民政府軍胡宗南部隊占領延安後，聽到陝北廣播電台還在播音，十分驚訝。特調用美國的測向機專門尋找這個電台，但始終未能找到。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電台是在太行山里！

隨後，為保證劉鄧大軍南下，他組織有關人員在短時間內生產出一批電台，保證了部隊的需要。由於這兩項任務完成出色，均被記予特等功。

1948年夏，華北軍區成立，被調往華北軍區司令部通信處工作。同年12月，奉命參加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工作，負責接管天津市無線電、電機工業企業及電信物資工作。對工廠進行改編後，成立了天津電工一廠、二廠和中央電器公司。被任命為公司總經理及電工二廠廠長。

1950年2月調往北京，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總參謀部通信部器材處處長，負責全軍通信裝備器材的採購、儲存和供應工作。在我國志願軍人朝作戰期間，圓滿完成了全軍入朝部隊通信裝備器材的供應工作。與此同時，還有計畫地組織全國有關工廠開展通信器材的研製工作。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前後，率先完成了我國陸軍通信機及器材裝備的國產化工作，成為全國解放後，在全軍各軍兵種中實現部隊裝備國產化的第一家。

1955年，調總參通信部通信技術研究所，任所主任。1956年2月參加了在日本召開的國際地球物理年西太平洋區域會議。同年，參加了全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會議。根據規劃，通信技術研究所在1957年被改編為軍事電子科學技術研究院。被任命為副院長。

1957年10月，參加中國科學技術代表團，與蘇聯簽訂科學技術協定。擔任無線電電子學小組組長。在無線電電子學方面，為蘇聯援助中國確定了技術項目，為我國無線電、電子技術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1957年底，擔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副院長，主管技術業務。二分院為我國新設立的飛彈控制系統專業設計研究院，因此一切從零起步。他自始至終參與了我國飛彈控制系統設計研究院的全部創建過程，併兼任仿製的地空飛彈武器系統總設計師，為我國飛彈研製基地的建設和第一代地空飛彈的研製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

1978年，任第四工業機械部第十九研究院院長。該院承擔通信技術和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研製工作。在該院工作期間，1979年，參加中國電子學會赴美訪問團出訪美國，考察了美國的半導體和計算機等企業和機構，後又應西柏林通信技術研究所的邀請，訪問了聯邦德國。

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他積極對該院的技術管理體制進行改革，明確了總工程師的地位，建立了技術指揮體系和相應的管理制度。為培養計算機方面的技術人才，特別是軟體人才，他利用十九院15所的計算機技術力量與北京大學聯合，於1978年創辦北京大學二分校，即北京信息工程學院的前身。為日後我國大批培養計算機方面的人才創造了有利條件。

1979年，兼任國家計算機工業管理總局副局長，是我國現代計算機行業早期開拓者之一。

技術成就

1956年初，國務院組織制訂我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當時，全國的電子技術研究機構只有總參通信部所屬的北京通信技術研究所和南京雷達技術研究所；在全國的高等院校中，只有清華大學設有無線電系，上海交通大學僅設一個有線電通訊系。

錢文極作為軍事通信技術專業的帶頭人，在規劃會議上被任命為無線電電子學規劃小組組長，主持編寫了相關部分的發展規劃。在規劃制訂的後期，蘇聯派出高級科學家代表團來華協助制訂，規劃中無線電和電子技術的發展問題才開始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進而以採取緊急措施的形式將電子學、計算機、半導體、自動化4項列為規劃中的重點發展項目，並在規劃中規定了在全國各大學普遍設立電子學方面的各類專業，以便大量培養電子學方面的人才。會後，有關部門也相繼迅速建立起電子學方面的研究機構，為日後我國無線電和電子學專業的蓬勃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自1956年制訂全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後，我國便與蘇聯談判，達成了蘇聯援助中國發展飛彈事業的協定。當年便成立了國防部第五局和國防部五院，1957年組建五院一、二分院，二分院為飛彈控制系統研究設計院。由於我國過去從未有過飛彈事業，因此分院的建設在技術業務上完全由蘇聯提供援助。他作為二分院的技術負責人，參與了同蘇方的關於二分院建設的全部談判和接待工作。

蘇方援建的基建工程稱為“8109”工程。全部建築面積為14多萬平方米，擴大初步設計由蘇方負責，施工設計由中方負責。工程於1960年3月動工，1965年上半年土木建築全部完工。各類技術人員於1960年開始大批進入，其中大多數新畢業的大學生就是1956年12年規劃後所設新專業的畢業生，是執行規劃後畢業的第一批大學生，正是他們才基本滿足了基地建設的需要。

在該項工程的擴大初步設計期間，他代表二分院去莫斯科與蘇方談判“8109”工程的設備分交方案。為保證工程質量的百年大計，他對工程中凡是技術含量高的項目都作了充分的調查研究。例如超淨廠房和試驗室、高精密機加車間、類型齊全的先進表面處理車間等，所需設備由蘇方提供，而我國能製造的一般設備則可自己解決，從而使該項工程節省了不少外匯。

在1959年的極左思潮和浮誇風泛濫時，他仍堅持緊緊抓住工程質量不放，多次向承擔施工設計部門的總工程師呂理復提出確保工程設計及施工質量的建議，為高質量地建設“8109”工程出了力。該項工程在當時來說，技術上是先進的，質量是優良的，並有很強的實用性。

在“8109”工程的編制中將計量部門設定為一個管理機構，但二分院的計量部門那時已是技術力量相當強的研究室。錢文極同志憑著多年領導研究工作的經驗，認為不應削弱這個部門，而應加強它，因此將計量研究室擴建成了所一級的計量站，並親自組織建設起這支技術隊伍。後來，該站在仿製工作中承擔了統一有關軍工生產廠的無線電計量標準，其中包括制導站廠5個，彈上設備廠2個，保證了在仿製工作中從未發生過計量誤差問題，為仿製工作的一次成功起到至關重要的保障作用。

1957年底，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所進口了蘇聯援助的小型及大型數字計算機樣機及圖紙，並開始試製生產計算機。由於他參加了我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制訂，深知建立和發展計算機技術的重要性，當即派遣以張梓昌為首的十多位技術人員去學習和參加試製工作。試製成功後，國家將生產出的第一台計算機分配給科學院計算所使用，二分院爭取到了第二台。為此，二分院建了計算機房，配備了相應的程式設計師，成立了計算機技術研究所，即706 所。60年代初，這台計算機為二機部完成了大量的計算任務，為我國核武器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並由此培養出一支計算機技術隊伍，為在全院套用計算機技術創造了條件，為我國飛彈事業的基礎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國地空飛彈的研製事業，是在仿製蘇聯援助的“543”型地空飛彈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錢文極被任命為“543”總設計師。1959 年，“543”飛彈系統資料陸續到達，資料翻譯工作全面展開；1960年上半年，蘇聯專家先後到齊。正當仿製工作剛剛全面展開，赫魯雪夫便撕毀協定，撤走了全部專家。當時又逢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仿製工作被迫處於半停頓狀態。

“543”地空飛彈是蘇聯在20世紀50年代開發的新產品，在當時技術上仍屬先進。60年代初，我空軍部隊用蘇制飛彈打下美制U2高空偵察機，是世界地空飛彈實戰史上的第一個戰例。

1962年9月，中央決定恢復“543”的仿製工作，要求地空飛彈隊伍集中力量先抓好“543”仿製任務；為此，重新明確五院為總設計師單位，並重新任命錢文極為總設計師。為加強設計師隊伍的領導，在五院院部設立了地空飛彈總設計師辦公室，他搬到五院辦公，領導一、二分院共1100餘人參加各工業部門的仿製生產工作，其中絕大部分是大學畢業來院不久的大學生，決心一定要把我國第一代地空飛彈仿製出來。

當時中國的經濟基礎和工業基礎都十分薄弱，承擔仿製生產任務的各個工廠共有18個，其中飛彈生產廠8個，制導站廠6個，地面設備廠4個，加上外協的新元器件與新材料的試製和生產廠則有數十家工廠。各廠都有設計科和一批技術人員參加仿製。

為協調科研單位下廠人員與生產廠技術人員在仿製生產中的關係，他與生產廠領導部門共同擬訂了《地空型號設計師下廠工作條例》。該條例按武器系統分別規定了五院設計師系統下廠人員與生產廠技術人員的職責分工，特別明確了設計師單位下廠人員負責生產過程中超差代料以及底圖更改的審批許可權。該條例還規定了設計師系統的組成和各級設計師之間的關係，解決了不同行政單位的人員在仿製工作中的技術指揮關係問題。該條例的發布和貫徹執行，強有力地落實和明確了各級技術責任制，從源頭上控制了“543”仿製工作的質量，為保證仿製試驗的一次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面對技術人員新、設計師隊伍又從未接觸過飛彈技術的特點，他提出了搞清設計原理、吃透設計思想、把握技術關鍵、嚴格控制質量的要求。他安排三分之一的技術人員長期駐廠，其餘人員在本院辦公室進行反設計，並輪流下廠工作；使他們在理論聯繫實際的工作中，通過反設計理解設計檔案的內涵，在參加生產實踐的鍛鍊中基本掌握了當代地空飛彈武器系統的設計技術。

“543”定型後，還遺留一個最困難的生產技術問題，主要是雷達天線的使用頻率數未達標。按要求，頻率數應達到20個，但生產出的產品只有1～2個，有的甚至一個也沒有，這嚴重影響了“543”的使用性能，制約了新型地空飛彈的研製。該天線採用的是製造飛機的蒙皮鉚接技術，尺寸精度要求極高。由於生產廠工藝水平低，長期過不了關。

他擔任雷達攻關組組長。發揮技術專家的作用，組織該技術領域的專家進行設計分析和計算，制定技術方案，並與專家們一起下廠協調與廠方的關係。經過半年的反覆計算與試製，最終採用在天線內部開口的辦法突破了難關，使雷達天線可用頻率數大多數能達到12～13個或更多，為此獲國家科委一等獎。

經過兩年的艱辛努力，1964年秋，仿製“543”型地空飛彈的全型號武器系統實彈試驗一次成功，並通過了生產定型。

“543”仿製成功的意義在於：第一，它使我國形成了一條能生產並裝備部隊的完整的地空飛彈生產線；第二，形成了立足國內的全套生產協作網，在仿製生產的同時，試製並生產出一批新材料和新型元器件，攻克了許多生產技術難關，在國內建立起全套武器系統獨立生產的條件；第三，為我國培養出第一支年輕的初步掌握地空飛彈系統研製技術的設計隊伍，為我國自行設計地空飛彈武器系統奠定了基礎。

縱觀“543”型地空飛彈仿製工作的全過程，在出成果、出人才這兩個方面，無不凝聚著錢文極的心血和辛勞。

錢文極非常善於學習新技術，對新知識的洞察力和敏感性使他的知識領域不斷擴展。年輕時期他僅是一個業餘無線電愛好者；上大學後學的是機械專業，由於同濟大學採用的是德國學制，第一年是工廠實習，而他僅在大學一年後就離校參加了抗戰，所以大學課程基本沒有學。到陝北後，在延安為新華通訊社設計、生產500瓦發報機的過程中，他深感缺乏無線電理論方面的知識，於是一面工作，一面努力自學當時上海交大的無線電工程學課本，同時還補習了微積分。全國解放後他抓住歷次出國訪問的機會，仔細參觀有關的研究機構和生產企業，全力擴大知識面和更新專業知識。尤其在擔任國防部五院二分院副院長兼“543”地空飛彈總設計師之後，他系統地學習了系統工程、雷達技術、彈體結構、火箭發動機、火工技術、自動控制及彈道學等方面的專業知識，並運用這些知識正確處理武器系統設計與製造、研製與批生產、大型綜合試驗與型號改進的策劃與規劃等方面的問題，在工作中形成了一整套嚴謹務實的工作作風。無論是處理技術問題還是管理問題，都具有很強的系統性、邏輯性以及實事求是地進行決策的科學精神。

在外語學習方面，他先後學了英文、德文和俄文3種外國語。英語是國中學的。德語是在高中和大學時學的。老師用德語講課。1959年5月至11月在蘇聯工作期間，利用與蘇聯專家接觸的機會及請教翻譯人員，他又自學了俄文，並很快就具備了藉助字典看懂短文的能力，尤其是在聽力方面提高很快，能獨立進行一般的技術和生活對話。

由於他一貫注重擴充和更新自己的知識，一貫注重理論聯繫實際，使他在數十年的工作中能始終保持敏銳的技術眼光，組織能力和技術水平也不斷提高，出色地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的各項任務，為我國電子、通信、飛彈及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在黨的培養和教育下，從一個思想單純，一心走科學救國道路的年輕大學生，成長為一個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為祖國科技事業奉獻全部精力的共產黨員。

個人簡歷

1916年6月 生於江蘇省太倉縣。

1936～1937年 上海同濟大學工學院學習。

1938～1938年 陝西延安安吳堡青訓班和陝北公學學習。

1938～1942年 中央軍委通訊局材料廠技術員、股長、實驗室副主任。

1942～1945年 中央軍委通訊局通信學校電學教員組組長、實驗室主任。

1945～1948年 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通信分局二處器材料科長。

1948年 華北軍區司令部通信處任科長。

1949年 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電信接管處軍代表；天津中央電器公司總經理。

1949～1950年 天津電工二廠廠長。

1950～1955年 總參通信部器材處處長。

1955～1957年 總參通信部通信技術研究所主任；軍事電子科學技術研究院副院長。

1958～1965年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研究分院副院長。

1965～1978年 第七機械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長。

1978～1982年 第四機械工業部第19研究院院長；兼國家計算機工業管理總局副局長。

1982年 離休。

2006年6月 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