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宗泐

釋泐(1318—1407)字季潭, 號全室,原籍浙江黃巖縣。本姓陳,幼年被浙江臨海縣周氏收為養子,因而俗姓周,籍貫臨海縣。性聰慧,八歲到臨海天寧寺求師;後赴杭州淨慈寺。臨濟宗大慧派禪僧大(號笑隱)試以《心經》,他出口成誦。14歲遂得剃度,20歲受具足戒,居淨慈寺數年,精研藏經。宗泐學兼儒釋,深達理事之不二。元文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於金陵,大為開山第一世, 賜名廣智全悟大禪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釋宗泐
  • 出生日期:1318年
人物經歷
詩僧釋宗泐和他的詩
釋泐(1318—1407)字季潭,號全室,原籍浙江黃巖縣。本姓陳,幼年被浙江臨海縣周氏收為養子,因而俗姓周,籍貫臨海縣。性聰慧,八歲到臨海天寧寺求師;後赴杭州淨慈寺。臨濟宗大慧派禪僧大(號笑隱)試以《心經》,他出口成誦。14歲遂得剃度,20歲受具足戒,居淨慈寺數年,精研藏經。宗泐學兼儒釋,深達理事之不二。元文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於金陵,大為開山第一世,賜名廣智全悟大禪師。
宗泐時為大嗣法子,又是百丈山誨機元熙的法孫,故常隨大祈左右。後至元二年(1336),元順帝賜大釋教宗主之號,掌領五山各寺,隨之。宗泐又參謁徑山元叟,遂得掌記室之職。此後,宗泐初主水西寺,後移住中天竺,雙徑等寺。至正四年(1344)大訢示寂,宗泐還故里,住雲嶺、柴籜嶺、天寧寺等處。元朝末年,主持杭州上天竺。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兵占領建業(南京),明年,改大龍翔集慶寺為大天界寺,朱元璋親筆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以(字覺原)主其寺。明洪武元年(1368)三月,明朝授慧曇為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仍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洪武二年(1369)慧曇中風得瘖疾,遂罷院事。三年(1370)春,慧曇疾已愈,夏六月,奉使西域。四年,宗泐自徑山入天界寺,稱善世禪師。其時,宗泐同門靈隱禪寺輔良(字用貞,號介庵)大師滅度。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宗泐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宗泐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強,豈遽知其所言。及治任未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宗泐乃於大師白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範將來。乃加評隲,輯成簡編,持示金華宋濂,為文揭之塔上。先是,奉使西域,洪武四年(1371)秋,慧曇行至西域的省合剌國,布宣明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於佛山寺,待以師禮。同年九月庚午,師有微疾,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丙子,恬然而逝。王大敬嘆, 香為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茶毗之。拾靈骨柎葬其國舍利塔中。洪武七年(1374),詔宗泐住南京天界寺。同年秋九月,奉慧曇大師遺衣藏於南京聚寶山雨花台之側。
先是,至正四年(1344)秋八月十六日,大訢遺體葬石頭城塔院之後閣。元季兵亂,左右皆軍壘;且地迫城濠,土善崩,勢將入壙。大訢上首弟子宗泐心甚憂之,方議改圖;安隱寺僧法壽有地在城南撥雲山,與康僧會古塔鄰,即以歸焉。明洪武七年,宗泐入奏其事,帝從其奏。宗泐遂捐私貲建祠宇,造石塔者三:中塔瘞大訢大禪師全體;傍附二窟:一葬前大天界寺住持覺元慧曇遺衣;一為完泐自身壽域。其東塔則歷代寺僧,西塔則清淨海眾。皆整致可經久。笑隱碑銘(黃文獻公溍撰銘)亦舁至祠下。此工程肇始於洪武七年四月,訖功於秋七月。
洪武九年(1376)春,明太祖到天界寺與宗泐談話,稱讚他知書識禮。太祖愛之,叫他“秀才”,令他養發。髪既成,欲官之,宗泐固辭,乃止。以後常召他到宮中談佛學。洪武十年(1377),宗泐奉太祖之命,往西域求經,率三十餘人,涉流沙,翻蔥嶺,遍游西域,到達印度,得《荘嚴寶王經》及《文殊經》。往返14萬餘里,歷時五年,至洪武十五年(1382)才回到南京。同年,朝廷創設僧祿司,授宗泐右善世之職,為十方禪林之所領袖,仍居天界寺。又奉詔作贊佛樂章,得太祖嘉許。太祖的馬皇后既薨,臨葬日大風雨雷電。太祖甚不樂,召僧宗泐至,曰:“太后將窀穸,汝其宣偈!”宗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宣已,帝大悅,頃忽朗霽,遂啟車而行。詔賜宗泐白金百兩。
宗泐才華洋溢,後遭忌,退居鳳陽槎枒峰,築圓通庵隱退。太祖親書“寂寞觀明月,逍遙對白雲。汝其行哉”的條幅相贈。洪武十九年(1386),胡維庸案發,宗泐受牽連,有司奏論死,太祖憫之,得免死發配鳳陽。後仍回天界寺。永樂元年(1403),朱棣戮殺建文舊臣,宗泐亦入獄,太子少保上疏請赦,獲釋後,回浙江,住持江浦石佛寺,尋卒。又一說是,宗泐示寂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壽74歲。
宗泐著有《全室外集》九卷,《全室續集》一卷,合稱《全室集》。今存明永樂刻《全室集》,北京圖書館藏本;《赤城遺書》匯刻本《全室集》十卷四冊。《西遊集》一卷。《金剛般若經新注》一書為洪武十年(1377)冬,詔天界禪師季潭、泐公會江南禪教有學諸師參用古注而定其說。於是季潭與演福寺法師大璞如玘公同加箋釋而成。宋濂為此書寫序。同年秋七月,宗泐與如又完成《楞伽經注》一書,書上亦有宋濂序。宗泐奉詔刊於南京天界寺,如玘復刊於杭州演福寺。此後,兩人又完成《心經注》一書,書首有明太祖御製序文。(以上見《明一統志》及《方外志》。考《明史·藝文志》有《心經注》和《金剛經注》,至於《楞伽經注》則未見著錄,今存唯《南藏》中《經集注》一卷;《北藏》中有《心經註解》三紙、《金剛經解》一卷,《楞伽經註解》四卷。以上參見《金陵梵剎志》卷一,卷十六,《淨慈寺志》卷十,卷十九,《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二、《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三,《臨海縣誌》明永樂刻《全室集》,《赤城遺書》匯刻本,宋慈抱原著、項士元審訂《兩浙著述考》,徐禎卿《剪勝野聞》,《紀錄彙編》,《台州地區志》,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三、卷三十二等)。
宗泐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僧人,書法工篆隸,詩文為元朝虞集、黃溍、張翥等名家所推重。他的抒情詩,高度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其經過精心選擇,抓住別人沒有用過的形象,選取生活中最有典型意義的、最有特徵的片段,升華出思想的結晶;以高度集中的形象,在大膽想像和巧妙聯想的基礎上,運用比、興的手法,揭示事物的本質。構思新穎、不落俗套、含義深刻、以清新之氣、洗人耳目,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量和藝術魅力。詩人以火一般熾烈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自己所身受和觀察到的痛苦,一一苦吟在自己的詩篇之中,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他的《從軍行》這首詩,便是這方面的典型。詩曰:
拾骨當炊薪,淘屍做泉窟。
平野不見人,寒雲鷹飛沒。
悄悄橫吹笛,梅花為誰發。
從現有的資料分析,這首詩應作於元朝末期。考之往古有許多朝代的末梢年,由於政治腐敗,天災與人禍交至,最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元朝末期,宰相專權、皇帝繼承鬥爭激烈、皇室腐敗、官吏貪污、軍政廢馳、財政渴蹶、徭役深、鈔法敗壞、軍閥混戰。加上連年水旱饑荒,造成大江南北赤地千里,白骨縱橫。人民已經迫近死亡的邊緣。據史書記載:大德(1298—1307)末期,天下旱蝗飢疫荐臻,“吳越、齊魯之郊,骨肉相食、餓殍滿野,行數十里,不聞人聲。”(程鉅夫:《書柯自牧自序救荒事後·雪樓集》)又:天曆(1328—1329)年間,山東、河南、陝西、江浙等地發生大面積旱、疫、蝗、水等災害,陝西饑民1.334.000餘口,江浙北部諸路饑民六十餘萬戶。又:至順二年(1331),衡州路屬縣比歲旱、蝗,“民食草木殆盡,又疫癘,死者十、九”。又:元朝末年山東、河南諸郡蝗、旱洊臻,沴疫暴作,“郊關之外,十室九空”。(張養浩:《時政書·歸田稿》)。又:1358年,京城大都發生饑荒。餓死和病死的貧民枕籍道路,大都十一座城門外,都挖掘大坑,掩埋屍體,一坑積屍萬人。又:至正十九年(1359)“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塹盡平,民大飢。”(《元史·順帝紀》)。
離開這些客觀環境,詩人不可能產生如此強烈的思想感情。而且《從軍行》這首詩所反映的並不僅是詩人個人的思想感情,而且表達了元朝統治末期千百萬人民共同的心聲。這首詩以白描的手法重刻了詩人在中原大地上目睹的悽慘情景,字裡行間縈繞著一種令人肝腸寸斷的悲壯氣氛,從而構成了一副悽惻哀婉、慘絕人寰的畫面,寄託著詩人的無比悲憤之情,一字字如血點淚滴和墨寫成,讀後使人有肝腸迸裂之感。元朝末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統治者不斷加強壓迫和剝削,終於導致了農民戰爭的大風暴;各種社會勢力趁機而起,混水摸魚,國家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有人做詩嘲諷說:“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下,“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裡無一人……”(《松江官號·輟耕錄》)所謂“名藍望剎,多化為煨燼之區”。(宋濂:《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宋文憲公全集》)“浮屠氏脫兵而遺者十不一、二。”(楊維楨:《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東維子文集》)宗泐是一位僧人,睹此情景能不悲慟欲絕嗎?爆孛婁:《畫梅》詩:“羌笛有聲吹不落,膽瓶無水亦常開。”(趙翼:《檐曝雜記》),宗泐在《從軍行》中亦以形象鮮明、情景交融的傳神手筆,寫出了“悄悄橫吹笛,梅花為誰發”,在讀者眼前顯現出一幅極為淒涼的生活圖景:名藍望剎燒光了,僧尼們死的死,逃的逃,都不知何處去了。眼前只剩下一片瓦礫和一些斷井頹垣拋棄在荒涼夕照之中。在這冷寂、凝固、蒼茫的世界裡,只有一顆無主的梅樹寂寥地開著花,伴隨一位悄悄吹起羌笛的和尚。此時此刻,這位和尚思深憂遠的問:“梅花呀,梅花?你為誰而開呢?”詩人預感到未來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將沒,六趣昏冥,人無慧眼,出離難期!詩人當時這種思想可以從他日後那首《秋日錢塘雜興》一詩中得到引證。這首詩的開頭兩句是:“宋朝宮殿元朝寺,廢址秋風見黍離。”(僧宗泐:《全室集》卷七)。
《從軍行》這首詩,由於用天空中的飛鷹,路上的行人這兩個最常見最一般的動態詞,被“不見人”,“鷹飛沒”這兩個斷然否定了,形成了一個極端寂靜,絕對沉默的景象,就使下兩句原本屬於靜態的“笛”和“梅花”的描寫一下子顯得玲瓏剔透,隱蘊生動,人物與景色渾然一體,詩情畫意呼之欲出,仿佛展開一幅名師工筆的冷色調水墨畫。正是這種以靜寫動、以景喻情的表現手法,鮮明地表達了作者躍動的思維狀態。面對當時政局的越發不可收拾的氣氛和自己的處境,詩人黯然銷魂,極度悲傷愁苦,於是以極度誇張的背景烘托自己思的維躍動,體現了作者獨特的藝術構思和表現手法。這種手法的運用,是才華的閃耀,也是無奈的選擇。作者感時觸事,聲淚俱下,“千載後猶使讀者低回不能置”。
以上所言系個人意見,不敢自以為是,甚望方家指教。
【作者簡介】洪用斌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研究員;洪昌國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助理館員。
(本文原刊於內蒙古社科院歷史所 編《朔方論叢》第五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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