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嘉慶十四年(1809)
進士,官
大理寺卿。生平應酬書,時有不經意處,惟署跋金石,鉤稽真贗,手題掌錄,恆矜莊研究,不肯率意下筆,獨得晉唐無諍三昧。或以泥金盡書每冊余紙,凝厚婀娜,並露毫端。與
林則徐、
梁章鉅同為閩人,而書絕相似。兼工蘭竹。著芳堅館題跋、增默庵遺集。卒年四十八。《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金石家書畫集小傳、海上墨林、清朝書畫家筆錄、
謝堃書畫見聞錄、
龔顯曾芳堅館題跋敍錄、福建畫人傳》
書法
在清代,書法前期因帖學館閣之風行,崇趙學董盛極一時。但時有“
文字獄”,使學者噤若寒蟬,很多人改行致力於金石考據,至
嘉慶之始帖學衰微。郭尚先書法成就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他不僅書法精妙,書評理論也很有深度。 在書法藝術上,他在當世負有盛名。清龔顯曾在《書林藻鑒》中評云:“蘭石先生以工八法,名嘉道間,作字甫脫手,輒為人持去,片縑寸楷,鹹拱璧珍之。書法娟秀逸宕,直入敬客《磚塔銘》之室,行書嗣體平原(真卿)《論坐帖》,中年以後,幾與董思翁方駕驅。”《清史·本傳》也云:“蘭石工書法,嘗為仁宗(
嘉慶)所賞識。”康有為在政治上是個叱吒風雲的人物,在書法上也堪稱大手筆。他喜臧否他人,但在《廣藝舟雙輯》中寫道:“嘉道之間,以趙吳興軟弱,兼重歐陽信本。故道光季世,郭蘭石、張翰鳳二家,大盛於時,名流書體相似。其實郭張二家,方板緩弱,絕無劍戟森森之氣,彼於書道未窺堂戶,然而風流扇盪,名重一時,蓋便於摺策之體也。”康有為之評語對郭氏頗有求全之意,但實為褒多於貶。
在書論上,郭尚先給後代人留有一部極為價值的《芳堅館題跋》。這部書評多採用點評的方式,針對某書家或作品給予品藻,闡述自己的品評觀點。有的僅用二三句就品活了要點。他主張書法崇古談,他評《子游殘碑》“結體在《韓敕》、《鄭固》之間,東京初年書類如是,觀其古談,足正魏晉以後矯強之失”;又云:“此書縱橫跳擲,一洗唐人方整習氣,唯未平淡,稍佻耳。” 郭尚先認為《禮器碑》書法為“漢隸第一,超邁雍雅,若卿雲在空,在《史晨》、《乙瑛》、《孔廟》之上。”評唐高宗《景龍觀鐘銘》書法“氣象雍穆”。 郭尚先對魏晉以來書法持推崇觀點。
對前人所集王羲之書法,各人評價不一,他在評大雅集王羲之書法成《吳文碑》書法時認為:“懷仁集書於千古絕作,其病在字型銜接太緊,不得縱吝,故香光疑為懷仁自運。蓋勻圓整潔止是唐人法,晉人無是也。此碑神觀自不及懷仁,而分行稍疏轉覺古穆。”對此碑與懷仁集是有區別,這是很有見解的。 郭尚先眼光敏銳,評書時常常恰到點處。評蘇靈芝時他指出:“蘇靈芝書蓋出自薛嗣通,法備而韻不足。”說唐代李陽冰書法好在“其變動飛騰隨手取勢”;評張從申的《改修季子廟碑》書法是“側鋒取勢,漸近自然”,“溫夫則鼓勁為力,為時代為之也”,又說唐人無圓鋒,唯此碑是側鋒取態。” >郭尚先很推崇柳公權的書法,他指出:“柳書香光服其下筆古澀,此非深於此事者不知。好之者以為開朗,病之者以為支離,皆皮相也。《馮宿》、《苻□》二碑字較少於《大達和尚碑》,而魄力雄渾一同,此時何等神力”。明人評說裴休的書法勝過柳公權,郭尚先不服氣,他認為裴休書法以整潔為勝,柳公權以圓勁古淡為主,裴休是永遠超不過柳公權。足見他評書法以書法藝術本體為主,不以人品而輕易否定書藝。
王鐸先是明朝大臣,後為清代臣子,一個“貳臣傳”使他聲名掃地,但郭尚先獨具慧眼,致力張揚。他十分重視王鐸書法,可以說是最早肯定王鐸書法的人。他說:“觀《擬山園帖》,乃知孟津(王鐸)相國於古玩法耽玩之功,亦自不少,其詣力與祝希指(枝山)正同。”他又評說:“京居數載,頻見孟津相國書,此卷合作(佳作),蒼鬱雄暢,兼有雙井、天中(皆天下奇觀)之勝。亦所遇之時,有以發之,晚歲雍容、轉作纏繞掩抑之狀,無此風力矣。”他肯定了王鐸的書法藝術,又批評王的晚年書法不如早年書法。其原因是晚年的王鐸既沒有黃道周、倪雲路那樣殺身成仁,為國損軀的氣概,又沒有傅山那樣“補天乏術、出世無門”的心情。王鐸的這種悲哀失意,憂鬱病苦傾瀉在書法上,便失去了中年王鋒的血氣。此品評堪力,切中要點。王鐸書法首受郭尚先品評而身後倍增聲望。 傅山是個醫生,也是個孤臣孽子,他誓死不食清祿,其書法是狂草重性情,強調氣勢。郭評云:“先生學問志節,為國初第一流人物,世爭重其分隸,然行草生氣鬱勃,更為殊觀。嘗見其論書一帖,老董止是一個秀字,知先生於書未嘗不自負,特不欲以自名耳。”清劉墉被人稱為“濃墨宰相”,其書法以濃墨大筆為主,粗重而豐肥。郭也評云:“晉唐元明諸士 除力全是個靜字,須知純清,大非容易,國朝作者相望,能副是語者,只有石庵(墉)先生”。此評語雖難免誇飾,但也有可取之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