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假說

邊疆假說，英文Frontier Thesis，1893年由弗雷得里克·J·特納(Frederick. J. Turner, 1861-1932)在《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一文中提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邊疆假說
• 外文名：Frontier Thesis
• 提出人：弗雷得里克·J·特納
• 出處：《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
• 提出時間：1893年

背景

入手

如果從“西進運動”入手，探索西部得以迅速開發的原因，及其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農民愈自由，受農權制殘餘的壓迫愈少，他們的土地整個說來就愈有保障，而農民的分化就愈厲害，農場企業主階級的形成就愈迅速，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也就愈快。因為美國的西部邊疆作為遼闊的處女地，在那裡沒有任何封建殘餘的壓迫和束縛，移民們得以按純粹資本主義的方式去開發和利用其土地，從而建立起一種獨具特色的經濟模式，或曰：“西部開發模式”。

此處為何要從“西進運動”入手，而不是從別的例如特納所說的“邊疆”入手，來開始我們的探索工作呢？這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邊疆”(frontier)主要是一個地理（包括自然地理、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概念；而“西進運動”(Westward Movement)作為一個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運動，既涉及到西部也涉及到東部、既涉及到地理也涉及到人文、既涉及到經濟也涉及到政治，遠遠超出了地理的範圍。因此，從“西進運動”入手，便於我們從不同角度對西部進行透視，唯物地和辯證地考察“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避免陷入形上學的“地理決定論”泥潭。為此，這就要從特納的“邊疆假說”談起，當然也就不能不提及特納其人。

作者

弗雷得里克·J·特納(Frederick. J. Turner, 1861-1932)，生於美國威斯康星的波特奇(Portage)。該村莊位於福克斯河和威斯康星河之間，曾是古老的皮貨貿易商道的必經之地。威斯康星的真正開發始於19世紀30年代，1840年時該領地也只有三萬來人，到1860年恰好走過一個世代。事實上，連“威斯康星”(Wisconsin)這一名稱的拼法，也是在1845年才由該領地立法機關加以統一的，在此之前它曾有過好幾種拼法：Meskousing、Miskonsing、Quisconsin、Wisconsan，等等。由此可知，特納出世之時，這個地方只不過剛剛走出了“拓荒時代”，甚至還沒有完全走出這個時代。正如一位歷史家所描述的，此時的波特奇“宛如一個邊疆村莊，照管著一片拓荒者仍然與印第安人群雜居的地區”。這種背景和環境，對特納以後的學術生涯，無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特納的大學生活，是在威斯康星大學度過的。1887年，他在這所大學獲碩士學位。之後，他轉到著名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博士學位，受教於赫伯特 · B · 亞當斯。1890年，當他拿到博士學位後仍返回他的母校威斯康星大學，在那裡從事邊疆史學的教學和研究，直至1910年。其後，在很長一個時期內（1910－1924年），他應聘執教於哈佛。特納的研究工作，不僅受到他的生活環境的影響，還受到他的歷史觀的支配。1891年，特納在他的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歷史的意義》中聲稱：“每個時代都要根據當時最主要的條件重新撰寫過去的歷史。”1893年他寫出了著名的《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並於同年7月12日在芝加哥舉行的美國歷史協會會議上宣讀。

假說

在文章中，特納提出了著名的“邊疆假說”。這一假說認為：“直到現在為止，一部美國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說是對於大西部的拓殖史。一個自由土地區域的存在，及其不斷的收縮，以及美國定居的向西推進，可以說明美國的發展。”（Up to our own day American history has been in a large degree the history of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Great West. The existence of an area of freeland,its continuous recession, and the advance of American settlement westward, explain American development.

在特納一生之中，發表的著作和文章不下47種，還不包括大量的書評和報刊文章，以及數以萬計的信函，筆記和未發表的講稿。在已發表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部：《新西部的興起》（1906年）、《美國歷史上的邊疆》（1920年）、《地域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1932年）以及《1830－1850年的美國：這個國家及其地域》（1935年）。儘管如此，所有這些著作和文章，其重要性都超不過他的那篇著名論文，因為這些著作和文章都是圍繞著“邊疆假說”展開的。正因為如此，查爾斯·A·比爾德認為，特納提出“邊疆假說”的那篇論文，“比關於這一題目所寫過的任何其他文章或書都有更深遠意義的影響”。

作品

在威斯康星大學和哈佛大學執教期間，特納一直講授有關《西部歷史》的專題課，由此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弟子和再傳弟子。這些人後來散布於美國各地，在許多大學和機構從事教學或研究，熱心傳播特納關於“邊疆假說”的觀點。形成所謂“邊疆學派”。這裡，除了特納本人而外，還有兩位學者值得一提：一位是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 1887-1977年），他早年著有一本關於“天定命運”的書，晚年又寫出了大部頭的《西進運動史》（1978年發表），是特納的助手和弟子；另一位是雷·A·畢林頓（Ray A. Billington, 1903-1972年），他先後著有《向西部擴張：美國邊疆史》（1949年）、《遠西部邊疆：1830－1860年》等書，是默克的弟子（他的《向西部擴張》一書就是“獻給F·默克”的），也就是特納的再傳弟子。這三位學者是一脈相承，但又各有千秋。

研究

特納以“邊疆”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雖然“地域”問題在他的著作中幾乎是與前者同時提出來的，但直到30年後才著手將其“地域”理論系統化。畢林頓對所有關於邊疆史的重大主題都極為重視，但在他的早期研究工作中似乎更強調“地域”問題在美國歷史中的作用。其名著《向西部擴張：美國邊疆史》的頭幾版既探討了“區域主義的出現”問題、也研究了“地方主義的經濟學”。而且，他在寫作大主題的時候很注意照顧細節上的嚴謹，這使他的討論和闡述顯得更為深入精到，在風格上也與特納的描述性筆法頗為不同。默克雖然是畢林頓的老師，但他的《西進運動史》的出版晚於畢林頓的《向西部擴張》差不多30年，因而有可能並吸收戰後美國學者有關邊疆史研究的豐富成果，其書具有較強的綜合性，並給予制度史以應有的重視。

提出

影響

從美國史學發展的角度看，特納“邊疆假說”的提出，需要有很大的“反潮流”的勇氣，因為當時在美國史壇上占統治地位的是“制度史學派”。這個學派以所謂歐洲“生源論”(germ theory)來解釋美國制度和文化的起源，以為美國早期的歷史只不過是這種“生源”在美洲環境中的發展而已，而對美國史中的美洲因素和特點表現出不屑一顧的態度。與之相反，特納卻認為，“只有把視線從大西洋沿岸轉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國的歷史，並鄭重地提出了“把邊疆作為經濟學和歷史學的一個領域來認真研究”的任務。他的《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就是為實現這一任務而作出的重大努力。

特納的“邊疆假說”，在一些學者中間一直爭論不休，常常被指責為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這當然是不無根據的，美國的民主“來自美國的森林”，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的依據。但實際上特納並不完全否認美國制度和文化中的歐洲根源，因為他說過“邊疆”的不斷地向西推進，只有“意味著逐漸離開歐洲的影響”，而不是根本否認這種影響。他認為，以前研究美國制度史的學者們“過分注意”了尋找日耳曼根源的問題，而對美國本身的因素注意得“十分不夠”。他說，雖然歐洲生活方式已經“打進這個大陸”，但美國也“改變和發展了”這種生活方式，並反過來給歐洲以影響。

與此同時，特納也不認為美國的制度和文化完全是由西部產生的，因為他在提出“邊疆假說”時就給自己的論點加了兩個很重要的限定詞：一是“直到現在為止”(up to our own day)，即在時間上是指1893年以前的美國史；二是說“在很大程度上”(in a large degree)，而不包括全部的美國史，從而給自己留下迴旋的餘地。

如果仔細讀一下他的有關論述，特別是他的那篇《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就不難發現他也曾企圖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至少在主觀上是如此。例如，在談及“各類不同的邊疆及其推進的方式”對東部和舊世界的影響時，他列舉了如下幾點他認為“比較重大”的影響：

（1）“促進了美國人民的一種混合民族性的形成”；

（2）“減少了我們對英國的依賴”；

（3）“民族主義的興起和美國政治制度的演變”；

（4）“從邊疆生活的條件中出現了極其重要的思想”。

特納在這裡先後使用了“促進了”和“減少了”兩詞，顯然都是為了避免把這些影響絕對化，特納的“邊疆假說”中的這種矛盾現象，反映了這一“假說”的不成熟性。

主題

應該說，不管對特納的“邊疆假說”的看法如何分歧，但在這個假說中卻包含了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主題，這就是西部的拓殖在美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問題。關於這一主題，特納曾用“西部問題只不過是美國發展的問題”一語給予高度概括。並在提出“邊疆假說”的那篇著名論文中，就及時予以點明，開宗明義地提出這一假說就是為了“說明美國的發展”。

筆者認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這一主題都是可以成立的：

首先，從時間的延續上看，移民向西部的推進前後持續了一百多年，這個時期從18世紀末開始到19世紀末為止，正是美國歷史上的所謂“成年時期”，是美國近代史中最重要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19世紀的美國史大半都是在“西進”的影響下度過的；

第二，從空間的擴張上看，向西部的推進涉及到從阿利根尼山脈到太平洋沿岸的整個地域，其面積相當於美國最初13州的7.5倍；即使以密西西比河為界計，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全部領土，也超過了1783年建國時美國領土的2.6倍。美國人在這樣廣闊的領土上展開的歷史性活動，對任何一個對美國史感興趣的人來說，當然是絕對不應當被忽視的；

第三，從行政區劃上看，在美國向西推進的過程中，先後創建了31個新州（不包括佛羅里達），如果加上佛羅里達則是32個新州。由於在原13州的版圖內後來又分化出3個新州（緬因、佛蒙特和西維吉尼亞），西部新建的州數正好等於東部州數的兩倍。因此，可以說，不了解這些新州的形成的過程，就不能了解今日美國及其發展的歷史；

第四，從經濟發展上來看，由於移民以其罕見的規模和速度在西部展開的開發活動，迅速地帶動了與之相關 的各行各業的發展，成為美國在經濟上由商業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轉變、並最終實現工業化的強大動力。甚至在美國政府宣布“邊疆”結束之後多少年內，這種作用在美國歷史的發展中仍然依稀可見。

在上述諸端之中，最基本的當然還是那個大規模的移民運動，領土的擴張可看作是這個運動在地理方面的結果，新州的組建則可看作是這個運動在社會方面的結果，而經濟上的發展便是它們的綜合體現。總之，西部的拓殖在美國的歷史上產生了無可估量的作用，我想它也是“邊疆問題”在美國史研究中長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儘管特納“邊疆學派”衰落了，確定這一主題應是特納假說中合理的核心。

看法

關於這一主題，在特納之前或同時代的不少人，如德國的黑格爾和英國的亞當·斯密，義大利的A．羅利亞和法國的A．托克維爾，都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涉及過，但他們的議論常常是從非科學的立場出發的。例如，A．羅利亞就認為，美國從東部到西部的歷史，每一頁都能找到社會進化的記載，進而斷言：“歐洲枉費了好幾個世紀的功夫去尋找一把揭開歷史之謎的鑰匙，原來這把鑰匙在美國，這個沒有歷史的國家卻光輝地揭示了世界史的進程。”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不僅不只一次地在他們的著作、文章和書信中提及美國的西部及其“自由土地”問題，而且科學地揭示了西部的拓殖在美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這一主題。在1878年11月25日致尼·弗·丹尼爾遜的信中，在談到當時令“經濟學研究者最感興趣的對象”美國時，恩格斯首先寫到：“在英國需要數百年才能實現的那些變化，在這裡只有幾年就發生了。”接下來他就向學者們提出：“但是研究者的注意力不應當放在比較老的、大西洋沿岸的各州上，而應當放在比較新的（俄亥俄是最顯著的例子）和最新的（例如加利福尼亞）各州上。”這就不僅提出了美國經濟和歷史發展的速度問題，也提出了西部的拓殖與美國經濟發展的關係問題。由此可見，特納在“邊疆假說”中所提出的主題，並不是毫無根據，毫無意義的，其結論應該是相反。

意義

不過，特納所提出的這一主題還有另一層意義。從近代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看，各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和特點就是，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一些大國）中都有一個從沿海到內地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一般來說是與由商業資本主義到工業資本主義的轉變聯繫在一起的。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歷史現象，是因為近代資本主義是從商業資本主義逐步成長起來的，而商業資本主義一般來說又首先興起於沿海及河口地帶。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又主要有兩個：第一，在商業資本主義時代，以及在此之前的一切時代，社會的分工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分工的基礎上的，因此民族之間的分工往往比國內的分工更為發達，對外貿易（特別是海上貿易）在經濟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第二，由於“水道開拓了比陸路開拓的廣大得多的市場，所以從來各種產業的分工、改良都自然而然地開始於沿海沿河口一帶。這種改良往往經過許久以後才慢慢普及到內地。”

所有這些情況和趨勢，我們都可以從義大利、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的歷史中找到，美國只不過是又一個更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特納所提出的主題，從世界史研究的角度看，也是值得重視的。

內容

範疇

在“邊疆假說”中，特納雖然提出了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主題，但卻未能找到一種正確回答這一問題的方法，以致他提出的主題最終被他的方法所扭曲和掩蓋，這是因為他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了“地理決定論”的泥潭，儘管他一再否認自己是一個“極端環境論者”，聲稱“決定的因素不是一個”。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特納究竟是怎樣陷入“地理決定論”的泥潭的呢？這就有必要簡單考察一下他提出的基本範疇。為了“說明美國的發展”，特納給自己提出了兩個範疇：一個是所謂“邊疆”(frontier)概念，另一個就是所謂“地域”(section)概念，並把它們看成是“美國歷史中兩個最基本因素”。特納正是在使用這兩個範疇來說明美國的發展時，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地理決定論”的泥潭的。

邊疆

問題不在於可不可以使用“邊疆”這一概念，而在於在什麼樣的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關於“邊疆”這一概念，在1890年的美國人口調查報告中，被定義為每平方英里兩人或兩人以上六人以下這樣一個人口密度的定居地。很明顯，“邊疆”在這裡是一個人文地理學的概念，而不僅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地理學的概念，更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地理學的概念。然而，特納卻認為在使用“邊疆”這一概念之前“並不需要明確的界定”，這就為他在使用這一概念時的混亂創造了條件。正因為如此，特納在論證“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時，有時把它看作小於“西部”的區域，也就是把“邊疆”當作一個自然地理學的概念在使用；有時又把它劃分為“農業邊疆”、“商業邊疆”或“礦業邊疆”，也就是把“邊疆”當作一個經濟地理學的概念在使用；有時還把它稱作是“野蠻與文明的交匯處”，也就是把“邊疆”當作一個人文地理學的概念在使用。當他把“邊疆”當作一個自然地理或經濟地理概念來使用，並企圖用它來解釋複雜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現象時，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地理決定論”的泥潭。

地域

與“邊疆”這一概念不一樣，特納沒有賦予他的“地域”概念以多方面的含義，便徑直用它來解釋各種各樣複雜的歷史和社會現象。他用他的“地域”理論來解釋美國人向西移殖的原因，便把它看作是人們為了“擺脫一些已經確立的階級的統治”，而西部也就僅僅被看作是“一個避難所”；他用他的“地域”理論來解釋美國的兩黨制及其矛盾，則宣稱：“無論是黨派代表大會，還是國會審議的結果都酷似地域間的條約”，並預言“地域利益的衝突很可能伴隨著人口的定居而更加劇烈”；他用他的“地域”理論來解釋聯邦與州權之間的矛盾，便以為這種矛盾也是“由規模各不相同的地域而產生的”，因為美國就好比是一個與歐洲差不多的“一些潛在的國家聯邦”；他用他的“地域”理論來解釋美國的“內戰”史，便認定美國“內戰只不過是地域的最激烈的、最悲劇性的表現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北兩個競爭的社會一道向西部未被占用的土地推進這一實際情況決定的。最後，他聲稱：“地域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歐洲國家的模糊形象。”〔換言之，一部美國史乃是各地域鬥爭的歷史。

聯繫

從形式上看，在特納的“邊疆假說”中，“邊疆”和“地域”是用來解釋美國發展的不同範疇，但在二者之間實際上卻貫串著一種“地理決定論”的哲學。這種哲學可以在他為我們提供的如下的邏輯中看到：第一，他認為，“邊疆”和“地域”是美國歷史中“兩個最基本的因素”；第二，他認為，邊疆與地域密不可分，“邊疆是活動的地域”；第三，他認為，各地域的特點“在奠定地理基礎的時代就部分地確定了”。在這裡，關鍵在於“邊疆是活動的地域”這一公式，通過這個公式他把美國歷史發展的動力與地域直接聯繫起來，最終導致了地理環境決定論。特納曾極力否認自己是一個“極端環境論者”，但他在“地理決定論”的泥潭裡陷得是那樣深，以致他的一隻腳還沒從“地理決定論”的泥潭裡拔出來，另一隻腳又自覺或不自覺地踏進了另一個泥潭。這是因為，他的否認或辯解，並不是從辯證唯物論出發，而是從形上學的多元論出發的。關於這一點，只要讀一讀他關於這個問題的聲明的上下文就清楚了。他說：“決定的因素不是一個。人們不是完全受氣候、地理、土壤或經濟利益的支配。他們出生的血統的影響，遺傳下來的理想以及精神因素，往往勝於物質利益。還有個性的影響。”在他看來，氣候、地理、經濟和精神，這些因素在歷史上本是並列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它們並不具有本源與從屬的關係。所以當他在否認自己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者的時候，恰恰又露出了自己“多元論”的破綻，這正是他的悲劇所在。

局限

特納的悲劇說明，為了正確地說明邊疆在美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必須從根本上拋棄特納所提供的方法論而採用科學的方法論，這就必須藉助於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我們在研究美國邊疆史時，之所以要從“西進運動”入手，就是因為它便於我們藉助這種科學的方法論。

我們從“西進運動”入手，並不僅僅是因為它是一個可以從多角度進行透視的綜合體，還在於它涉及到歷史唯物論的一個根本原理。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決定的。當美國勞動力的分布隨著“西進運動”的興起和擴大而不斷發生變化的時候，也就意味著有越來越多的“潛在的”生產力變為“現實的”生產力，意味著生產和經濟的新發展，所以伴隨著“西進運動”而來的，必然是一個大規模的經濟開發運動。僅此一點，就可以說明西進運動和邊疆歷史上的意義。當然還需要補充和說明。

因此，“邊疆”不僅僅是一個自然地理概念或經濟地理概念，而且同時也是一個人文地理概念。它將以人地關係的理論為基礎，討論有關的各種人文現象的分布、變化和擴散，以及移民活動的空間結構。並在此基礎上，討論東部和西部、政治和經濟，以及各種產業結構之間的關係，以全面闡述邊疆和西部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我們之所以依然採用“邊疆”這一概念，是因為我們認為美國人口調查局關於“邊疆”的官方定義本身已屬歷史，並基本上反映了美國人向西推進和拓殖的過程，仍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而我們所研究的範圍，雖然對不同的地域而言其歷史的進程也有所不同，但對西部的大部分地方來說都還未擺脫“拓荒時代”的痕跡，或者只是剛剛走出“拓荒時代”，即大體屬於“邊疆史”的範圍。這時的西部邊境，主要還是作為一個已經或正在開發的農業區，而與工業的北部和奴隸制的南部相對立而存在的。

然而，把“邊疆”和“西部”作為一個單獨的對象來加以研究，在時間和空間上又能不受到限制。因為，當交通運輸尚不發達或不很發達的情況下，特別是在鐵路網還未建立起來之前，人們的各種經濟活動和交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還受著地理條件的制約，而“西部”和“邊疆”也就有了較大的獨特性和個性，區域關係也就有了較大的歷史意義。而當交通運輸業已經相當發達，特別在全國性的鐵路網建立起來後，隨著統一市場在美國的最後形成，以往不平衡的區域關係便被打破了，過去那種具有獨特性的區域問題也便開始失去它的歷史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再把西部或邊疆作為一個典型的地域來研究，就失去了歷史的依據，這一點決定了本書的研究範圍的有限性。當然，這並不是說以後的區域問題不再存在了，但那是新條件下的區域問題，其含義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