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簡介
概述
背景
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1938年12月在日本政治誘降下,親日派
汪精衛集團公開投敵,國民黨當局的妥協分裂傾向日益加強。英、法、美由於歐洲局勢的牽制,無力東顧,遂策劃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欲使國民黨政府同日本“議和”。1939年7月24日英國與日本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承認日本侵華為“合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後,英國由於法西斯德國在歐洲發動進攻,急於對日妥協。1939年10月英、法從華北撤軍。1940年8月8日,英外交部擬定《對日總協定》的備忘錄,力圖達成全面對日妥協。
事件
1940年法國潰敗,英倫告急,日本南進趨勢加強。英國開始轉向誘引中國參加英美集團,利用中國戰場拖住日本的策略。德、意在戰略上急於要日本從中國脫身,南下打擊英、美,以配合其全球攻勢;經濟上又有攫取中國市場的需要,一度成為勸降中國的主角。1940年底,德外長通過勸和,力圖拉國民黨當局結束戰爭參加法西斯陣營。
1941年3~12月美、日進行秘密談判。美國面臨西線告急 、東線吃緊的嚴峻局勢,為了援英反德,確保歐洲重點,力求避免或推遲在遠東與日衝突。談判中美國承認偽滿,同意日本延緩從中國撤軍等,出賣中國換取日本同意恢復“
門戶開放”,以維護美國在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既得利益。
由於英、美和日本的矛盾無法調和,最終導致日本
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堅持正確政策,反對英美陰謀,從而扭轉了危局。
遠東慕尼黑陰謀
歷史的一幕
一天,香港日商東肥洋行的會客室里,走進三個身穿西裝的中國“商人”。當他們剛剛坐定的時候,“呀--”的一聲,室旁的小門開了,進來的是三個日本“商人”,他們個個都在鼻子底下留著一撮小鬍子。
“歡迎,”日本人立正,深深地鞠了一躬。
三個中國“商人”馬上起立,抱拳哈腰地說:“貴方代表遠道而來,有失迎迓,謹致歉意!”
“現在出示證件!”日本人說著,從皮包里拿出一張蓋有日本
陸軍大臣畑俊六印章的檔案。檔案上清楚地寫著:日本大本營
參謀本部臼井課長、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今井課長、
鈴木參謀。原來,他們不是“商人”,而是軍人。
三個中國人“商人”也立刻從皮包里拿出一張檔案,上面蓋有最高國防會議張秘書長的印章。檔案上寫著:重慶行營參謀處陳副處長,最高國防會議章主任秘書,還有一個姓宋的沒有軍銜的人。原來他們也還是“商人”,而是三個負有秘密使命的人。
“請坐,請坐!”日本人的臉上露出了笑容,“現在開始談判。”於是,六個人就圍坐在賀桌旁談了起來……。
談判緣由
日本軍隊正在大舉屠殺中國人民,怎么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卻同他們進行秘密談判了呢?原來,日軍占領武漢以後,日本侵略者把主要精力放在進攻八路軍、
新四軍方面,對國民黨則採取誘降的辦法。日本政府迫切希望通過“和平”方式,引誘國民黨政府投降,以早日解決“中國事變”。果然,漢奸
汪精衛帶了一批人離開重慶,在日軍的
卵翼下,於淪陷區成立了偽政權。
武漢戰役期間英法和德國簽訂的
慕尼黑協定,使日本受到很大的鼓舞,幾乎所有的日本報刊都吹捧出賣
捷克領土的協定,宣傳“中國事變”的解決對於世界“和平”比解決捷克問題更加重要。德國在
慕尼黑取得的“勝利”,英法等國對捷克的出賣,使日本意識到,它可以利用在中國所掌握的對英國施加壓力的手段,讓英美等國在中國再來一個慕尼黑協定。在英國方面,由於歐洲戰爭日益迫近,已無力顧及遠東,希望以妥協的辦法來保護其在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利益。美國這時也不願意捲入對日戰爭,表示準備參加對它有利的談判,以解決中日戰爭。
具體事件
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和國民黨政府
行政院長孔祥熙,進行非正式的“和平”談判,孔樣熙曾表示希望英美進行斡旋。接著日本
五相會議決定,為了解決中日戰爭問題,準備接受第三國的“善意斡旋”。月底,英國外交副大臣
巴特勒表示,英國願意單獨或同其他國家協力,調停中日問題。十二月,英國大使卡爾由上海到重慶進行活動和蔣介石會談了七次,並歷訪國民黨政府要人。事後他在香港曾對日本人表示“假使日本和中國兩方面都能自動地接近,那時英國很願作一個調停者”。一九三九年春,國民黨政府透露的訊息,也證明了西方帝國主義的這一意圖。二月九日
路透社重慶電稱,重慶一個國民黨官員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說:“中日問題將由列強以壓力加諸中日兩國解決”。
一九三九年初,英美通過報紙大量散布關於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以解決“中日衝突”的訊息。四月,英國大使卡爾再次從上海到重慶進行活動,勸說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蔣介石集團對此表示回響,並在報刊上公開宣傳“擁護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太平洋國際會議是有益於中國的,這不是什麼
慕尼黑,這是復興中國的步驟”等等。
十月前後,美英大使一齊到重慶活動。這時國民黨外交部長
王寵惠對美國
合眾社發表談話稱:“希望愛好和平的國家如美國,能促成調停”,並請務將此意告訴美國。接著孔祥熙也對美聯社記者表示:“
羅斯福總統曾明白宣示其本人之政策,主張召開國際會議,以解決中日之糾紛,以恢復遠東之秩序,足見你們之行政當局已經承認,欲求保護美國之利益,則恢復遠東之和平,實為必要”。此後
張群等紛紛赴香港,作“和平”的試探。於是“和平”、“妥協”之聲,傳遍各地。但是,由於日本同英美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無法真正協調,由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後,英國在遠東地位的被削弱,太平洋會議未能舉行。但是,遠東
慕尼黑活動並未停止。歐洲戰爭爆發後,英美企圖利用德意日
三國同盟的內部矛盾,拆散東京柏林軸心,賄買日本,把日本拉過來。美國雖然於一九四○年一月廢止日美遁商航海條約,但是大量的軍事物資,特別是石油和廢鐵,仍然通過私人企業之手運往日本。五月,英國違反中立原則,與日本成立共管中國政府在
天津租界所存白銀的協定。七月,英日成立關於封閉
滇緬公路的協定,三個月內,禁止武器、彈藥及鐵道材料經緬甸運往中國。同時禁止這些物資從香港運往中國。九月,英日恢復會談。談判中英國在上海公共租界問題上作了讓步,於十月至十二月撤退大部分駐在中國的軍隊。法國和英國採取同一步調。英法的妥協鼓舞了日本,日軍於九月下旬入侵越南,切斷了中國的又一條國際交通線,並為進一步南侵做準備。還派出重兵侵占襄陽、
宜昌,擺出全面進攻重慶的架勢。
蔣介石在日寇的誘降政策下,派出了這個代表團去試探“和平”(也就是試探投降)。這是一九四零年三月七日的事。
經過四天的秘密商談,雙方商定三個月後再進行“圓桌會談”。
六月的一天晚上,三個日本人由國民黨人摘引,在澳門一條沒有人影的路上摸黑走著,他們不知轉了多少個彎,最後鑽進了一間陰暗的地下室。在暗淡的燭光下,看見地下室里早就有三個國民黨民士等待著。雙方上次已經認識,所以一見面就出示證件,這次的會談比上次升了級,東京方面的證件上蓋著日本參謀總長閒宮院的印章,重慶方面蓋的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印章。就在這個陰暗的地下室里,他們在蠟燭光下一連談了三個晚上。最後商定,在這一年的秋天,舉行蔣介石、
汪精衛和板垣(日本侵華軍總參謀長)三人秘密會談。投降陰謀正在進行……
可是,當秋天到來的時候,卻沒有聽到蔣、汪、日密談的竊竊私語聲;聽到的,卻是八路軍的隆隆大炮聲。
國內反對呼聲
遠東慕尼黑活動,從一開始就受到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一九三九年七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指示》,要求全黨用最大的力量,推動各方面共同起來反對這一陰謀。在此前後,《新中華報》、《民眾》、《解放日報》多次發表社論,揭發這個陰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進行鬥爭。
相關爭論
綜述
日本侵華期間英美在東方策劃對日
綏靖,犧牲中國利益的陰謀活動。因沿用犧牲
捷克期洛伐克的
慕尼黑會議方式,史稱“遠東
慕尼黑”。“歷史上是否存在遠東慕尼黑阻,”這是研究太平洋戰爭前中美日關係的一個熱門話題。學術界對此有著一系列的爭論,其焦點是,如何看待美日談判?美國是否以犧牲中國來實現對日妥協?爭論觀點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
爭論一
一部分學者認為“遠東慕尼黑陰謀”是不存在的,對日妥協並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傾向。
鄧蜀生認為,羅斯雖出現過
綏靖傾向,但“整個說來”,不是執行的像
張伯倫那樣的對德投降妥協的
慕尼黑政策,他在根本問題上沒有打算把中國出賣給日本,“
慕尼黑”遠東沒有出現。
王斯德、李巨廉指出,綏靖不是美國對日政策的主要內容,亦非占主導地位的因素。太平洋戰爭前夕美國對華政策有雙重性,但主要傾向不是犧牲中國,不是害怕中國革命力量興起。1940年下半年起,美國逐漸在財政和軍事物質上加強對中國的援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國各種抗日,因此總在某種程度上反對蔣介石挑起內戰,1941年日美談判中,美國始終堅持日本必須從中國撤軍,不能獨占中國的立場。可見太平洋戰爭前美國援華制日的傾向大於勾結日本犧牲中國的傾向。
金燦榮認為,“七·七”事變後,美國立場由在
中日之間搞平衡轉為支持中國。以後援華制日逐漸取代了
綏靖主義1937-1941年美國外交政策雖存消極面,對中國支持是有限的,但基本傾向是援華制日,並在實際上給予中國外交和物質上的支援,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抗戰起了程度作用。考慮到美國的全球戰略與當時國內的
孤立主義勢力,就可知羅斯福政府推行的是一項現實主義政策。朱聽昌認為1941年日美談判,美英動機是出於“先歐後亞”的全球戰略下的策略性考慮。而當美國得到德國進攻蘇聯的確切訊息後,更不願讓步,對日態日趨強硬,並1941年於7月開始了對日全面經濟戰爭,1941年談判不是“遠東
慕尼黑”而是美國
全球戰略制約下的產物。不否認其有妥協的一面,但談判中美國的讓步始終小於要求日本作出的讓步,亦即美國對日政策進攻性大於妥協性。這於
慕尼黑陰謀有質的區別。
爭論二
一部分學者承認美國雖非一味退讓,但主要是推行對日
綏靖的外交政策。
胡之信認為美國1937年-1941年採取了對日姑息和贊助中國統日的兩面華政策。美國為了在
中日戰爭中獲得更多利潤和自身安全,在這一階段大部分時間內,對日姑息是主流。只有在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制日助華方逐漸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方面。而即使如此,美國仍未完全放棄對姑息。王開琚認為1941年美日談判是美國對日實行“
綏靖政策”,美日間互相蒙蔽,爭取備戰時間或推遲戰爭爆發的補交鬥爭。綜觀美日談判,從局部和暫時意義上講存在“綏靖”性質,有遠東
慕尼黑傾向,但未變成事實。丁則勤丁克迅指出,從《日美諒解方案》意在推動美國與日本共同笄遠東慕尼黑陰謀。“美國朝野一部分強烈的
孤立主義者的言行具有明顯的遠東慕尼黑性質,從美國政府支持兩國私人接觸和姑且同意以《舊美諒解方案》作為談判基礎等處來看,也有某種東慕尼黑傾向。他們指出,歷史情況表明1941年上半年,美國政府加強援華制日政策和本國軍事力量同時,也推行“先歐後亞”戰略,對美日談判達成妥協抱有熱切期望。中國問題是美國對日妥協的重點。美國作法是對日本侵略中國既得利益作可能的讓步,而遏制其進一步推行“
大東亞共榮圈”和武力南進。美國政府對美日談判的態度是積極主動的,說它力圖在這一階段會談為中謀求與日妥協,並不過分。
爭論三
仍有學者堅持1941年美日談判乃是遠東
慕尼黑的見解。任重認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後,美英政府在將介石進行勸降活動。而最終美日矛盾無法妥協,遠東慕尼黑陰謀未能得逞。1941年美日談判是“遠東慕尼黑陰謀”的繼續。
黃德祿論述道,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日對中國一直勾心鬥角的爭奪,兩面三刀的勾結。美國為了避免捲入戰爭或儘量推遲東慕尼黑,以犧牲中國,姑息日本達到妥協目的。劉甫武說,美國一直沒有放棄對日妥協求和的願望,始終改變不了他所推行的日美妥協、犧牲中國的“遠東慕尼黑”政策,這與張伯出賣
捷克來維持其歐洲利益如出一轍。太平洋戰爭前,確有一個遠東慕尼黑的陰影徘徊在中國的天空,所謂日美談判不是遠東
慕尼黑的說法,值得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