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作品原文,注釋譯文,作品鑑賞,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遐水謠
天兵九月渡遐水，馬踏沙鳴驚雁起⑴。
殺氣空高萬里情，塞寒如箭傷眸子⑵。
狼煙堡上霜漫漫，枯葉號風天地乾⑶。
犀帶鼠裘無暖色，清光炯冷黃金鞍。
虜塵如霧罩亭障，隴首年年漢飛將。
麟閣無名期未歸，樓中思婦徒相望。
注釋譯文
⑴驚雁：一作“雁聲”。
⑵傷：一作“雙”。
⑶號：一作“飄”。
作品鑑賞
溫飛卿這首詩，是他自創的新樂府辭，大約是從古樂府的漢橫吹曲《隴頭水》演繹而來的，因為從古樂府《隴頭水》中，完全可以找到這首詩的淵源。例如首句“天兵九月渡遐水”，作為“隴頭水”來說，寫水自然是很多的。最有名的如張正見的“隴頭流水急，流急行難渡”。次句“馬踏沙鳴雁聲起”，連水帶沙的亦復不少，可以找到的有陳後主的“漠漠揚沙暗”、“移沙屢擁回”，梁元帝的“沙飛曉城暮”，劉孝威的“隴水帶沙流”，以及翁綬的“平沙隔水見牛羊”等。楊師道更全面，他說：“霧中塞雁至，沙上轉蓬輕。”第四句“塞寒如箭傷眸子”，有陳後主的“寒多不識春”、“寒聲起夜叢”。第五句“狼煙堡上霜漫漫”有盧照鄰的“旌懸九月霜”。可見九月渡遐時，這裡已是有霜的了。第六句“枯葉飄風天地乾”，鮑溶說：“細響風凋草”。第八句：“清光炯冷黃金鞍”，車喿攵說：“雪凍弓弦斷，風鼓旗桿折”。第九句“虜塵如霧罩亭障”，陳後主說：“驚風起馬嘶，苦霧雜飛塵”。第十句“隴首年年漢將飛”，劉孝威：“勿令如李廣，功遂不封侯。”最末一句“樓中思婦徒相望”，陳後主：“萬里望佳人”，江總的“遙聞玉關道，望入杳悠悠”，僧皎然的“旅魂聲擾亂，無夢到遼陽”。細細尋來，當然還可以找到一些。
溫庭筠卻放著現成的《隴頭水》不用，而偏要別創一曲《遐水謠》。他這樣作，是為了承樂府之意緒而別有所指的；故用“遐水”來代替“隴水”。遐，遠的意思。借《隴頭水》的傳統題意吟邊塞之苦，而又不是寫的甘肅這一帶，故用一含糊的方位詞“遐”蓋過，以便寫心中所思的地方。
這首詩共分三段。首四句寫戰士進戍邊塞的情景，著眼在“殺氣空高萬里情”。“空”，可以作高曠講，但這裡已經是高，不必再以空來形容高；要形容，那也應當是說高飛或高揚，而不宜說空高。空，也可以作虛空講，以空來形容高，就只能是白白地高了。“殺氣空高萬里情”是說白白地把殺氣搞得萬里晴空都是的，以其並非國防之需要，徒然浪費感情而已。所以他和傳統的寫法完全不一樣，原因就是他認為這樣的進軍是冤枉的，所以說“殺氣空高”。“空”字、“情”字皆下得極冷。次四句寫戰士們駐紮邊地的感受，著眼在“清光炯冷黃金鞍”，用將官們的“犀帶鼠裘無暖色”的舒適反襯起戰士只能依“清光炯冷”的馬鞍而憩的非人待遇。末四句寫戰士們久久不能回去的原因，著眼在“麟閣無名期未歸”，指責統治階級貪圖功利而窮兵黷武，以戰士妻子的怨望作結。全詩三換韻，平仄相間，音韻激越，儼然是一部邊塞駐軍思想小史。
詩一開頭，點明了時間是九月，皇上派來的兵渡過了這遠方的水，向著更遠的沙漠進軍。長途跋涉，使得人馬都疲憊不堪，所以人馬都威武不起來，而是雜亂地拖著沉重的步伐。一“踏”字，使整個軍容都抹上了疲勞的灰色。可以想見，當此地“旌懸九月霜”的時候，連那旗幟都是凝重而蔫蔫萎頓的。然而千軍萬馬，那氣勢畢竟是雄壯的，他們邁著沉重的步伐，跋涉在沙漠之中，無論怎么萎頓，那都是一種浩大的聲勢。人馬所踢起的征塵，足可以掩沒大軍；而人馬的雜遝聲，當傳聞老遠，是以使得棲息在沙岸水邊的大雁早早地驚飛呼叫起來。遠遠看去，就是黃塵與雁陣齊飛，蒼天與大地一色。把一次進軍寫得既有氣派，復又透出不濟來。詩人在這裡對這次到萬裡邊地來搞得這戰塵殺氣彌天的行動提出了責備，表示了他對這一次進軍持否定的態度。可見這次行軍，不是為了守邊，保衛祖國。因為如果這樣，溫庭筠甚至都會要去參加的。他在《山中與諸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一詩中說：“韜鈐豈足為經濟，岩壑何嘗是隱淪。”這就表白了他之所以處於岩壑，並非是為了作一個隱士，而是皇帝不用。如果要啟用他，他甚至有這樣的雄心壯志，即連扶助文王以匡天下的呂尚都不放在胯下。可見他的雄心是很大的，和這首詩的情緒迥異。因而可以推見這次進軍是一次不義的行為。大約正因為不便指出，所以這才採用了古樂府的傳統寫法，略去了字面的違礙之處，而發泄其胸中不滿之情。而戰士每到了一個新的地方，當然開始是有點新奇感的，所以什麼都要看一看。然而除了寒風吹得眼睛生疼以外，幾乎別無什麼可以壓下自己那離開熱土的思念之情。一“寒”字，既像水墨畫般的畫出了邊塞的荒涼，也精細入微地刻畫出了戍卒的心理感受，並為以後的怨望張本。而這些又均妙在從戍卒的新奇的眼光中出之。乍到尚如此，則今後會更難打發。一種難耐之情，躍然紙上，為“失約”的怨恨作好鋪墊。這一組形象，由於溶鑄了作者強烈的思想感情，真切細緻地表達了客觀的典型環境，故而為讀者提供了審美條件，從而可以捕捉到他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獲得了共同語言的基礎。因此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段，狼煙堡。寫的是駐守在這邊塞堡壘內的情況。古時沒有現代電子通訊設備，邊疆報警，黑夜燃烽火，白天則燒狼糞乾。段成式《酉陽雜俎·廣動植》載：“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燃燒狼煙的城堡上，因為沒有戰事，早已沒有煙火痕跡，只有一片白皚皚的濃霜，在沙磧之中，寒光閃爍。而乾燥的大地，枯葉飄風，轉蓬之類的蒿草，被狂風裹著沙粒，颳得滿地翻滾。可以想見：這時的天空，一定是日光慘澹，而古戰場上，那些喜歡戰事的鷲鷹和烏鴉，成群的繞著圈在上空盤旋、噪聒。寫出一個莽莽蒼蒼的古戰場。天氣是這樣的乾冷，將軍們繫著辟寒犀做的帶子，穿著貂鼠皮做的軟裘，圍著火爐，飲著美酒，尚且面無暖色。而戰士們身披鐵甲，手執鐵器，卻站在這煞白的清炯炯的霜地里，猶自頂著凜冽的寒風，扶著馬鞍，準備隨時出發。這一組形象，把一個古戰場寫得穆肅而生動，如在目前，甚至仿佛讀者自己就是那身披甲冑的士兵，從而和他一樣，興起了嚴肅而怨望的複雜感情。這一段更逼進一層，把感情推向了高潮。特別是對那在可以凍折旗桿的奇寒之下，而表現得這樣神聖莊嚴的戰士，詩中流露的感情是複雜的，既是為他們的精神所感動，為之而尊崇，同時也為他們的待遇而同情悲憤。這一節把詩人對戍卒的感情表達得非常親切、透徹。他不需要口號，直著嗓子喊出的一切好聽的詞句，在他這字裡行間如同汨汨流出的清泉面前，都要顯出粗糙和虛偽來。
最末一段，為了卒章顯志，他筆法一轉，仿佛在這長長的歷史畫卷後面，再擺上四幅色彩各異的油畫。“虜塵如霧罩亭障”，這是一幅以黑紅兩色為底色的畫，“虜塵如霧”應當說夠黑的了，而既有“虜塵”，就難免不充滿了鮮紅的血與火。亭障，就是邊塞的堡壘。“虜”，這個字在這裡是不能輕易地放過的。它固然可以理解為匈奴、為胡兒，當作敵人來講；但就字義而言，它也可以指奴隸、指被捉來的俘虜。“虜”們掀起的戰塵把堡壘都籠罩了，則戰爭已經打到這城堡之內來了。然而從這首詩的通篇看來，分明是沒有發生異族的侵略行為的。那么這一句或是不著邊際的敗筆。但能夠把個戰爭寫得如此栩栩如生的現實主義大家，是不會出現這樣細節的失實的。如果從作者的生活中找找依據，晚唐之時，正是農民起義如火如荼之時，其中最大的就有三次，其給予唐王朝的打擊，遠比外族的侵略要嚴重得多。不僅如此，而且唐王朝還借用外族勢力來鎮壓人民的起義，民族關係完全混淆了，所以他這裡實在是用一個“虜”字，說是外族也可，說是起義的農民也無不可。因為所有的封建王朝雖然高出於奴隸社會，但仍莫不把人即看成是奴隸。一直到最末代的清朝後期，慈禧還是在說她的江山是“寧給外人，不予家奴”的。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868年（鹹通九年）爆發的桂林戍卒的起義。據夏承燾先生《溫飛卿系年》考，謂溫死於870年，正是他逝世前兩年。這次起義，就是因為唐朝命徐州節度使孟球，以八萬人戍桂林。按制度規定，戍卒三年一換，到這一批已經六年都沒有更換了，於是戍卒多次請求代還。而這時的徐州崔彥曾，為人刻薄，重用都押牙尹戡、徐行儉一幫子貪官污吏，藉口派兵前往代回舊戍，費用過多，要桂林戍卒再留一年。於是“戍卒家人，飛書桂林”，“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官龐勛為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眾千百餘”，一下反回了徐州，並占據江淮一帶。這首詩的深刻性，就是因為它反映了戍卒的不滿情緒和悲慘命運，滿了期，又不讓回去；既為兵變，則麟閣不可能留有名字。而戰亂已平，叛卒已成了刀下之鬼，是“樓中思婦”也只有徒然的“相望”了。所以他的這首詩，如果不是在為“叛卒”說話，就是一位哲者的預言了。
第二幅畫，“隴首年年漢飛將”，這是運用李廣有功不封侯的故事；也可以說畫的是李廣的故事。桂林戍卒之變，之所以有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傅寂、張實、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共同舉事，包括龐勛也不過是一個糧料官，都屬於中下級軍官，在戰爭中，他們是第一線的斗將。然而貪官得勢，他們則恰如當年的李廣那樣，雖有功亦為這些貪官所頂冒了。而“年年隴首”，也和戍卒一起，一代幾年，必定生怨。歷史把他們和戍卒的命運縛在了一起，使得他們和士卒一樣感受到朝廷寡恩，將帥刻薄，是以即令這一幅畫畫的是李廣的故事，讀者也能理解他們那不可按捺的心情。忍耐原是有限度的。
第三幅畫是方帥藩鎮的寫照。這些節度使們是為了自己的名利，卻不顧恤士卒的死活。他們要這些士卒久戍邊苦之地，而他們自己則在大後方盡情的享樂。高適是曾參加過這種幕僚生活的，所以他在《燕歌行》里就寫下了“戰士生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這樣的詩句。“犀帶鼠裘無暖色，清光炯冷黃金鞍”，如此鮮明的對立，使得將士“麟閣無名”而又過期幾年，猶不許回歸。這就深刻地揭露了這些戍卒之所以要長期羈留絕域，只不過是方帥們為自己的爵位邀功而已。根本不是什麼非要如此的正義行為。
第四幅畫則是少婦思春圖。“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桂林之變，正是因為“戍卒家人，飛書桂林”而引起的。於是怨思的星星之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勢了。
這四幅基調不同的畫：黑、灰、紅、綠，擺在一起，就如同蒙太奇一樣，一經組合，立即產生了強烈的印象，這就無異是桂林戍卒譁變的歷史畫卷。
這件事發生在廣西而不在甘肅，與詩人所詠的自然環境不同。但在軍事上既可以聲東擊西，那么在詩里，指著葫蘆說瓢也未始不可。地點是次要的，這正是詩人狡黠而自由的地方。重要的是詩人以其政治敏感，預感到了這樣的地震即將發生，或者是在深刻而形象地剖析了地震之所以發生的成因。所謂“怨不在大，可畏維人”。他在這短短的十二句詩里，可以說沒有一句不是寫人的。正是他把眼光放在了人民的心上，與人民息息相通，所以他這才能寫出這樣深刻的預感。史詩，不僅在於它如實地描寫了那一事件，更重要的還在於寫出時代精神，揭示出歷史進程的本質和核心。這樣才能使人從的事件中吸取教訓，而不是僅看到一幅幅的歷史畫面而已。那么，溫庭筠的這首詩，就是符合這一要求的了。他把這一事件的矛盾揭露得十分深刻。他雖然沒有直接說出自己的見解，所謂“不著一字”，然而通過這一系列的描繪，已是“盡得風流”，早已看清了諸如桂林事件的責任何在了。這樣的詩，從藝術上說，味在鹹酸之外，已經達到了對詩最高的審美要求了。從思想性來說，詩人的傾向，正如恩格斯所希望的那樣，他不是訴之於口號，而是“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從他流露出的鮮明的態度，可以看到溫庭筠在農民起義（“桂林事件”，形式是兵變，而根本的還是農民起義）這件事上，是站在同情農民的立場上，而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朝廷和整個腐敗了的統治階級，從而顯示了詩人的崇高和偉大。恩格斯曾是那樣肯定過歌德。他說：“這個時代的每一部傑作都滲透了反抗當時整個德國社會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寫了《葛茲·馮·伯里欣根》，他在這本書里通過戲劇的形式向一個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而溫庭筠正是通過詩，向起來反抗或者即將起來反抗的叛逆者們，傾注了無限深情。這樣的好詩，歷來很少有人讚賞，反而說他沒有意義，這確實是極不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