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捐

“逼捐”是社會中一直存在,而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捐款中凸顯的社會現象。“逼捐”是道德評價的不合理反映,是社會正義的不合理體現,是對企業和個人道德義務的不合理訴求。“逼捐”所應該遵循的倫理原則有求實原則、自願原則、平等原則、無傷原則和人道原則等。

基本介紹

簡介,行為方式,反對逼捐理由,企業捐款原則,各種觀點,毒化慈善,理性對待,

簡介

逼捐
網路的可怕性與積極性同時並存,正如劍有雙刃,可傷人也同時會傷己,最初抵制家樂福或許可以說是表達對法國支持藏獨的一種憤怒,雖然其中不免有牽強與過火之處,但畢竟在某種層面也體現出中國民眾的愛國主義。但此番網路上一個關於批判國內跨國企業捐款的貼子居然能煽動出一大批網路暴民將逼捐目標指向了這些跨國企業,鬧出圍攻麥當勞的笑話來,又一場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開始了。網路拳民們在憤怒地對一乾明星、企業家的捐款額度進行了批判之後,並且使“逼捐運動”取得一定成績,他們志得意滿,王石們終於被打敗了,讓他們見識到了廣大中國人民的力量。
荷爾蒙仍未完全揮發,他們需要尋找下一個渲泄口,一條簡訊就將網路拳民們引向了那些洋企業身上。區區一個簡訊,一個未曾核實的簡訊,甚至不能證明後續捐贈的簡訊,於是狂熱的拳民們已不再停留在網路口頭批判上,他們開始投身到行動中去。他們是不可阻擋的,因為阻擋者將被視作愛國主義的對立面,各種大帽子將會落在你的頭上,你將成為革命專政的對象。愛國主義如果失去了理性地思考能力,那么又與民族主義何異,中國難道還要倒退到1900年去嗎?
因為中國遭了災,所以你們必須捐,而且不能少捐,因為你們洋企業在中國賺了錢。這和乞討有區別嗎,中國什麼時候淪落成了乞討者,而且表現出的是如此強行乞討。那些被惹惱的跨國企業們紛紛跑到商務部去報怨,他們不理解中國人為什麼要抵制他們,他們在中國市場投資當然是為了賺錢,可為什麼在中國賺錢就必須要捐錢,況且地震並不是他們造成的,況且他們也捐了錢做了慈善,可為什麼中國人還不滿意,他們在中國按規定納了稅也為中國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可中國人仍舊不滿意是因為他們在中國賺了錢。在中國越來越走向世界,甚至努力舉辦奧運會的今天,難道我們就這樣留給國外這樣一個不可理解的乞討者形象嗎?

行為方式

“逼捐”的行動,通常是在網路或者傳統媒體上列出捐款排行榜,然後揪出其中的“鐵公雞”來,進行暴風驟雨般的譴責和辱罵,並伴有電話騷擾,最嚴重的是號召民眾到商家店門口抗議示威。

反對逼捐理由

反對“逼捐”有三種理由。
一是反對網路暴力,認為它是反文明的野蠻行徑,通過暴力而獲得“捐款”是對愛心的褻瀆。
二是認為企業家的責任就是做好做大企業,通過多納稅來實現對社會的貢獻。
三是李連杰說的愛心無大小,匿名捐款最好。

企業捐款原則

國際上的很多成熟企業,長期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套慈善活動的基本原則:
一、企業家的慈善活動和企業的慈善行為分開;
二、企業負責慈善公益的部門與行銷部門嚴格分開,歸不同的領導分管;
三、企業的慈善行為要得到員工的支持和積極參與,很多企業採用1+1方式,即員工捐助多少,企業加倍,使慈善變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
四、慈善活動日常化,有長期的計畫,特殊情況下追加要經過嚴格的程式,而不是由企業家拍腦袋。

各種觀點

觀點1:捐款是善行,行善應自願,捐多捐少都該感激
偉大的思想家阿倫特在論述善行時指出,善行有一種“隱匿”性質,一旦公開化就失去了其善的特徵。也就是說,行善完全是精神層面的東西,不附加榮譽、利益等。那么捐款最好匿名,所以不要搞什麼企業捐贈排行榜;行善動力在於個體內在良知,價值在於真誠,所以必須自願;既然是自願,那么就有“不捐亦可”的意思,如果捐了,就是做好事,那么善小也是善,應該感激。
觀點2:企業追求利潤就是最大的社會責任
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說過,企業的主要社會責任,那就是為股東負責,遵守法律,賺取利潤。國內經濟學家如張維迎也曾寫長文,結合中國實際對此闡釋。因此跨國企業總部考慮全球股東的利益而不願意捐款,這也符合西方商業倫理的觀念。國內萬科補捐1億,也有持股人表示不滿。但這裡有個悖論,不熱心慈善,影響企業形象,遭到消費者抵制,則何談為股東負責、賺取利潤。
觀點4:捐款造勢純屬炒作,完全是行銷手段
王石為他輕率的言論付出了代價。誠懇的道歉和追加的巨額捐贈在短時間內無法根本難以修補多年經營的良好形象受到的傷害。
王老吉因為他們的一擲千金獲得了公眾的滿堂喝彩,他們也許還能在一段時間內享受成功的行銷戰術贏得的銷售業績。但當人們的情緒隨著時間的流逝歸於平靜之後,是否在利用公眾情緒進行有違道德標準的行為,將是一個他們需要一直面對但卻不好回答的問題。
觀點5:不管那么多,災民得到更多捐款才是硬道理
一方面,有些網友為“逼捐”洋洋自得,認為各企業紛紛追加捐款正是自己輿論施壓的功勞;另一方面,還是以王老吉為焦點,首先大家不認為王老吉初衷就是炒作——“你花1億炒一個試試”,退一步,“即便炒作又如何,反正災民真真實實得到了1個億”。很多人認為:“人家已經出了錢,出一下風頭又有什麼呢?你以為錢是這么好賺的嗎?你是災民你還能這么說嗎?”
觀點6:主流民意:捐款數額論英雄
總的來看,大家似乎心裡有個標準,比如大的跨國企業,似乎至少捐1千萬才是合適的,捐多了褒獎,捐少了貶損。對國內企業,則更不客氣——“你的錢是有原罪的”。這些成了網上主流民意。質疑王老吉的帖子,一般都被劈頭蓋臉辱罵。如果這不是人為操控,則可見民意一斑。

毒化慈善

正當善良民眾踴躍捐款出力之際,出現了一個令人寒心的現象,一些身居言論渠道因而對輿論頗有影響力的媒體人士,拿著先行做出捐款的企業家名單和捐款數額,去百般催逼其他企業家,要求他們做出同等比例的捐款,他們計算著企業的銷售額、利潤、資產額、高管年薪等等指標,算計著每個企業應該捐多少,然後用這指標去評價每個企業家有沒有、有多少良心。這種催逼逐漸升級直至發展為一場充斥了謾罵和攻擊的網上民眾運動,更荒唐的是,這些被催逼的企業家實際上早已做出了數額不小的捐款,有些還制訂並實施了自己的救援計畫。
逼捐不僅在道德上站不住腳,而且對慈善業非常有害,會毒化慈善業健康發展所需的文化和輿論環境。逼捐者用以支持其行為的理由是可以逼出更多的捐款,事實上幫助了受助者,但犧牲整個慈善發展環境去換取一時的捐款增加,無異於殺雞取卵。激勵人們行善的最重要動力,來自於善行撫平行善者對他人痛苦的惻隱之心後帶來的欣慰感和旁人對其善行的讚譽所帶來的榮譽感,而逼捐將從四個方面同時打擊這兩個慈善的心理基礎。
首先,對於被逼者,逼迫之下的捐贈帶不來絲毫欣慰,更談不上榮譽,只有尷尬、委屈和反感。原本,他可能只是選擇不參與這次慈善活動,或者選擇低調的、私下的、難以為公眾所見的方式來參與,甚至他只是還沒想好該以何種方式參與,或者還沒準備好可以用來宣布的援助計畫。所有這些都不能證明他沒有慈善精神,更不能證明他不會在過去和將來積極參與慈善。然而逼捐卻很可能真的讓他對慈善活動心灰意冷,未來在可能的情況下儘量迴避。
其次,對於被逼捐者用作榜樣的先行捐贈者,逼捐將把他們置於不義之地。本來,這些善人的巨額捐贈完全是出於自己的價值取向和榮譽感,或許他們會希望自己的行動具有某種感召力,但極少會有以此向旁人施壓的意圖。當巴菲特做出370億美元巨額捐贈的壯舉時,絕沒有施壓旁人的意思,他說:“如果你想捐款,這完全是你個人的事情,應該自己體驗,很多人在體驗之後會改變想法,對於慈善事業,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忠實於自己的想法。”
第三,一旦逼捐的氛圍形成,任何人捐出善款時,旁人都無從判別,他究竟是出於慈悲還是僅僅屈服於輿論壓力?這樣一來,即使沒有直接受逼,捐款人將再也得不到他應得的自豪和榮譽。如此,整個慈善業所賴以存在的心理基礎便不復存在,其對慈善業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
最後,逼捐也將把受助者置於不義之地。慈善受助者不是乞丐,他們中多數不願被當成乞丐對待,如果他們知道大量善款都是逼捐逼來的,他們接受善款時將作何感想?這種感受之下他們是否還願意接受捐助?接受了之後心理會不會留下陰影?慈善活動一旦淪入這種氣氛中,慈悲、憐憫、溫情、感恩這些本應充滿這一活動的美好情感將被置於何地?
慈善業在中國僅只初具雛形,還時常遭受運作不規範、透明度不夠、核查機制不健全等等缺陷的困擾,現在它又要面臨逼捐風潮的打擊,實在前景堪憂。逼捐者有他們的言論自由,但那些希望慈善業得到持續健康發展的善良人們,理應發出他們的聲音,去譴責這種對慈善業釜底抽薪的惡劣行為。

理性對待

切忌造謠生事
網民對善心的歌頌怎么也不為過,但他們對所謂“吝於捐款、愛心不夠”者的抨擊則大可商榷。說某個明星一年靠冬粉的支持賺了幾千萬,卻只肯拿出區區十萬塊錢來賑濟災區;說某個富可敵國的商人捐的錢還不夠買下自己的半套別墅。指責者的眼裡似乎只有數字,卻忽視了另外一些普遍的事實:有些名人雖然沒有出現在公開捐款的報導中,但人已第一時間趕到災區從事志願服務。有些企業雖然由於一時困難捐款數額不大,但用實物捐助或者組織募捐的方式,在抗震救災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看似出錢少的未必真的出錢少,出錢少的未必就貢獻小,出錢出力少的愛心也未必就少。僅僅以錢數多寡,似不足為衡量愛心的依據,在掌握全面信息之時,也不宜大興撻伐之辭。
所謂“國際鐵公雞排行榜”,雖然其情可嘉,但也反映出指責者們易衝動、非理性的特徵。過去幾天,一條訊息通過網路和簡訊的方式四下流傳:某些如雷貫耳的跨國企業在中國大發其財,當中國人民遇到巨大困難時,卻一毛不拔或者敷衍其事。這條信息引發了大面積的義憤。後來,商務部出面闢謠:被指為“一毛不拔”的企業都有很大捐贈,“一般都在千萬以上,只有極個別的捐了200萬、300萬”。
傳言和真相南轅北轍,這種沒有事實依據卻又以極富殺傷力的語言羅織的罪狀,是對出錢出力的跨國企業及其員工的巨大傷害。對於第一個編造流言的人,已經不能用“關心災區情切,希望籌得更多善款”的美麗藉口來解釋其動機,因為以愛心為出發點的人是不會存心作偽的,更不會去傷害其他有愛心的人。在傳播這個流言的人中,相當一部分被義憤遮蔽了探求真相的雙眼。雖然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像記者一樣以核實信息為己任,但一個有責任心的人總該在指責別人之前動用常識判斷一下事實。不加任何核實,聞訊就開罵,這種舉動是極其輕率,也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切記“君子動口不動手”
汶川震後兩周,中國普通民眾對死難同胞的悲憫之情演變為企業界頭頂的巨大壓力,許多捐贈較少、行動較慢的企業遭到網民激烈的攻擊。
中國現代化百年進程行至今日,大部分民眾的產權觀念依舊淡漠,無法理解恪守西方商業倫理的跨國和本土精英們的行為,也不願尊重全球化時代的商業遊戲規則。這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表現,而是中國和西方價值觀衝突的體現。
跨國公司進入新中國30年來,儘管已經深深融入中國經濟,對中國市場的認識、中國人消費習慣的把握有了豐富的經驗,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還遠遠不夠。
“在中國發大財而又不捐款的國際鐵公雞排行榜:可口可樂、肯德基、麥當勞、諾基亞、LV、大金、寶潔、摩托羅拉。如果你有良心,共同抵制,相互轉發!”這是廣為流傳的鐵公雞排行榜的其中一個版本。5月19日,許多中國人都收到了這條簡訊。“鐵公雞排行榜”的版本幾經更替,最初的帖子現已無從查找。南方周末記者通過搜尋引擎發現,最早的榜單出現於5月14日一個名叫PHPWindBoard的技術論壇中,肯德基、麥當勞、三星電子、森馬集團、摩托羅拉與諾基亞赫然在列。帖子末尾,帖主還號召大家不斷更新。
這個帖子的信息並不準確。彼時距汶川地震發生已過兩天。5月12日地震當晚,百勝餐飲集團(肯德基母公司)已決定捐款300萬元。5月14日,麥當勞宣布捐款100萬元。5月15日,三星電子向紅十字會捐款3000萬元,據公關經理周先生介紹,三星管理層在5月13日就做出決策,捐款後,訊息在新浪、搜狐的主頁上掛了一天,“很醒目”。
但就在當日,流傳最廣的“鐵公雞榜”版本出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星,後面分別是諾基亞、大金、LV、可口可樂、麥當勞、肯德基。帖主還呼籲,“通報這些公司,不是讓大家去消費,而是要銘記心中:這是沒有良心的企業!是中國人就不要給他們賺!!”
不過,這一帖子沒有迅即流傳。5月19日,“鐵公雞榜”突然像發生核裂變般爆傳於各大論壇、聊天室、MSN及QQ,據稱轉帖還有獎,“轉發30個以上網友,你將會被騰訊公司列為愛心,你的名字將會變為紅色”。跟帖中不乏為“鐵公雞”辯護的聲音,但板磚往往會立馬從四面飛奔而來。“鐵公雞榜”還通過手機簡訊海量傳播,從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到正在麥當勞就餐的中學生,手機里收到了同一條信息。《南方人物周刊》主筆何三畏幫困惑的女兒詢問信息傳送者、成都中院的一位法官情況是否屬實,對方復,“不知道,轉發的”。
事實尚不清楚,憤怒已然集結。7家“鐵公雞”身後,還陸續出現了寶潔、戴爾、IBM等跨國公司的身影。
為了表示自己的憤慨,網民把熱情轉向了國產品牌,編出了順口溜:以後喝王老吉(1億元),存錢到工商(8726萬元),還是用移動(5820萬元),買電器到蘇寧(5000萬元),買保險買平安(3500萬元),喝白酒喝瀘州老窖(3000萬元),買藥修正牌(捐助2500萬元),上網用QQ(捐助2000萬元),運動穿李寧(捐助1249萬元),電腦買聯想(捐助1000萬元),洗衣機買海爾(捐助1000萬元),空調買美的(捐助1000萬元),開車開吉利(捐助1000萬元)……如果大家都買聯想,聯想將在5年內超越戴爾;如果大家都買吉利,吉利將在5年內超越大眾豐田。
跨國公司頓時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但網民的憤怒並沒有停留在口頭上。
然而,跨國企業們的行為產生的正面效果遠沒有最初的負面信息殺傷力大。
網民對追加表示“欣慰”,5月16日在部落格上批評寶潔“廣告巨人、賑捐矮子”的網民老醉,5月20日又發了一篇“拔毛鐵公雞,寶潔多捐1000萬”的帖子。老醉是這群網路好漢的領袖人物,許多網民甚至將5月16日谷歌捐款1700萬元視作他的功勞。
隨著一些網民指出“鐵公雞”們並非一毛不拔,再加上跨國公司的陸續追加捐款,網路輿論在5月19日之後不再一邊倒。
但是,真正令跨國公司們始料未及的事情稍後發生了,這場斗“雞”大會迅速地從網路和簡訊上的口誅筆伐轉向了消費者的身體力行上。
5月20日上午10點左右,四川南充市五星商業步行街上的一家麥當勞餐廳聚集了上百人,抗議麥當勞不捐款。餐廳的門口,被貼上了超大列印版的“國際超級鐵公雞”。
在四川攀枝花、陝西西安、山西運城等城市,肯德基也遭遇了不同規模的圍堵。“很多餐廳不得不暫時停業。”百勝餐飲集團中國事業部副總裁王群說。從上傳到網路的現場照片看,有人將榜單做成標語,貼在麥當勞的櫥窗上,並註明,“憑你的良心,互相抵制!向災區的遇難同胞默哀。”
“逼捐”也有正當性
捐款“並不是比富”,這話的確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捐款出於自願,是不應該接受道德“審判”的。但這是有前提的,即捐款對象僅僅是一些普通的百姓或企業。對於一些名人或名企業來說,在特殊時期,捐款則是他們理應承擔的一項社會責任,是必須接受公眾監督的。
事實上,不管是名人還是名企業,因為他們比普通人或普通企業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當然也獲得了更多的收益,因此在國家危難、人民受苦時,就應站出來承擔起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說,“捐款排行榜”也是一種對名人、名企業的有效監督。否則,“在利益面前是名人,在責任面前是普通人”不就成了他們的遮羞布了嗎?
尊重跨國企業多年形成的慈善體系
網民們很難理解跨國企業中國區的難處。“我不可能第一時間飛到芬蘭去向總部解釋為什麼需要這么多錢。”諾基亞副總裁蕭潔雲說。
數十家跨國公司,無一例外表示,捐款需要與總部的溝通,而且第一筆只能根據當時的災情確定,後續的才能就嚴重程度繼續申請。阿斯利康的中國區高級副總裁吳浣苓告訴記者,她就是在13日先動用了100萬元的應急資金,同時開始向總部申請後續的600萬元。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對企業家和明星保持一定的慈善壓力,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有一個論者甚至認為,那些外國企業家在自己的國家裡主動行善,但是到了中國就入鄉隨俗,只知道討好官僚,對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感建樹無多。這次“逼捐”讓他們從高爾夫球場回到大街上,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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