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是閻連科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首次出版於2018年3月。
小說講述了作家閻連科為名利想自編自導自演一部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拉攏顧長衛和蔣方舟，並親自進行田野式調查，了解到撲朔迷離的故事，最終電影不了了之的故事。
該書以多聲部的結構與敘述，既寓言著對現實的憂慮和感知，又鮮明地顯示著“閻氏小說”的真實與詭異，多變性與實在性。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
- 作者：閻連科
- 文學體裁：長篇小說
- 作品字數：約130000
- 首版時間：2018年3月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創作背景,人物介紹,作品鑑賞,主題思想,藝術特色,作品評價,出版信息,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為了寫劇本，閻連科進行了一場田野式的調查：回到家鄉採訪李撞和鄉鄰，又在北京找到李撞的兒子、工友和李靜，還查閱警察辦案的筆錄。在調查過程中，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說法，不斷推翻、不斷更新。
關於李撞與李靜的糾葛，李撞的說法是這樣的：工友麥子與他打賭，“如果與李靜約上會，給你2000塊”，為了錢，他對李靜糾纏不休；到了麥子那裡，則變成李撞看上李靜家有錢，企圖勾引她，之後財色雙收；而在女主角李靜的口中，起因是李撞拾到她的錢包之後歸還，她覺得這個人實在、淳樸，兩人一來二往有了感情……
最終，閻連科寫成的劇本《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與最初設定的“講述李撞和李靜的畸戀”不同，是另一個版本：李靜因留京不成深受打擊，和院長提出願意接受潛規則被拒，之後舉著“走近我，速求共眠”的牌子以示對抗，正好遇到李撞。結局是兩人恢復理智，友好相處，但已沒有愛情的糾葛。面對這樣的劇本，顧長衛毫無興趣，電影不了了之。
作品目錄
chapter 1 閃念 | chapter 5 卷宗 |
chapter 2 速求共眠（一） | chapter 6 速求共眠（二） |
chapter 3 在レストラソ餐廳 | chapter 7 一片空白如電影中長時間的黑幕般 |
chapter 4 採訪 | 後記 閻連科：走向謝幕的寫作 |
創作背景
2013年夏天的一次觀影經歷讓閻連科決定要做一件事：自編、自導、自演一部電影，讓自己從貧窮而又自命清高的文學隊伍中，一躍跨進電影行業。閻連科找來導演顧長衛、作家蔣方舟、編劇楊薇薇等，開始籌謀創作這部“名利雙收”的電影《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後來，這個計畫落了空，閻連科奮不顧身追名逐利之途也隨之中斷。這次逐夢之旅，閻連科並沒有浪費，而是寫進了長篇小說《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中。
人物介紹
閻連科
作為一名寫了三十多年的作家，閻連科渴望名利雙收，想自編自導自演一部電影，他忽悠顧長衛拉贊助，蔣方舟當女主角。於是他拉攏知名導演，青年作家，演員等來看他的劇本，最終導演給了他五十萬預支款。為了寫劇本，閻連科回到家鄉採訪李撞和鄉鄰，又在北京找到李撞的兒子、工友和李靜，還查閱警察辦案的筆錄。在調查過程中，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說法，導致真實事件過程撲朔迷離。最終，閻連科寫成的劇本《速求共眠》與先前劇情迥異，顧長衛毫無興趣，電影不了了之。閻連科也因此生了大病，開始反思寫作的意義。
李撞（劇本中形象）
一個豫西來的農民工，51歲，老婆多年前病死，兒子在北京復讀，為此他承受著很大的經濟壓力，於是他邊幹活邊賣王八，很節儉，但也有一般農民工常見的缺點。由於許多年未接觸女人身體，因此他對女性有著濃厚的興趣。有一天，他看一個漂亮姑娘站在超市門口舉著 “走近我，速求共眠”的牌子，見沒有哪個男子主動上前，他心猿意馬，加之好友羅麥子一下子把他推到姑娘面前，於是他走近姑娘，姑娘給他遞了紙條，約好時間、地點。他如約而至，想發生男女之事，由於姑娘的躲避，他未能如願。
李靜（劇本中形象）
北大計算機系畢業的研究生，學霸且冷艷，因而沒有男生敢於追求，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而她的情感世界卻一片空白; 因長得太漂亮引起院長夫人妒忌被院長解僱。她不能不抗爭，一時間找不到方法，於是走下道———欲以自己處女身引誘院長，然而院長不是酒色之徒，不僅不予理睬還嘲弄她。她一氣之下，主動聯絡已經畢業的兩個男同學，欲獻出自己的處女身，但他們拒絕她的勾引。她氣憤不過，只想隨便找一個男性破了自己的身子，於是打出了牌子。等李撞到了她的出租房，與她一起租房的閨蜜及其男友迴避了。她感到大難臨頭，幡然醒悟，一面設法躲避李撞的性侵，一面又機智地支開他，讓他去設法收拾解僱自己的院長。最後李撞良心發現，沒有按照李靜的要求做，自己也沒有性侵李靜，他還遙祭了亡妻。李靜受到感動，想幫助他和他的兒子李社。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中閻連科對文本創作（作為純粹性和超越性的語言實踐活動）與作為寫作者的“人”的價值感、意義感之間互證的關係產生了揶揄或反諷，將如此的文化處境、藝術反思和生命體驗，轉喻為小說充滿象徵意味和寓言色彩的敘事組合。《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不再延續作者一貫的作為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知識分子角色彰顯，而將他向來極度“信仰” “確認”和“信任”的文字創作、文本虛構、小說敘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對一切未知事物洞悉的經驗慣性推向深刻猶疑的前台，接受著文本內人物和外讀者的反覆審判和嚴峻拷問，無論是“我”對《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前文本、正文本、後文本的肯定與否定、改造與重述，還是李撞、李靜、李社、洪文鑫、羅麥子等文本內角色和外角色對故事敘述和被敘述的拆解與證偽，小說的質疑、消解和批判的矛頭，指向的不是某一特定的社會歷史或文化對象的質地和屬性，而是閻連科被自我和他者所賦予的安身立命的“小說家角色”的存在意義，指向作為作家職守的文字寫作或小說敘事這一充滿現代創造精神的實踐活動本身，直至指向作為人文知識分子和現代人文精神在當代社會處境中合法性的存在感追尋。閻連科藉助文類跨界和文本牴牾的敘事修辭蠱惑，深隱著對自我角色、文化語境、人性症候的同情與理解，並在敘事圈套的形式構鏡當中，賦予了深切的道德關懷和深邃的生命憂思。
藝術特色
閻連科深知文學反思風險，即容易陷入他言重述或膚淺吶喊或淺嘗輒止，而他避免此窠臼的敘事方法，就是以代入式的敘事機制，打破虛構和非虛構的界限，演繹作為自我角色（作家）與世界對話的精神產物的“文本”（生活文本、藝術文本、敘述文本）在生成過程中，作者、敘述者、人物、讀者之間的衝突、妥協、共謀、攻訐的“動態或重組”，不斷製造著各自“信念與規範”在一致與反差之間的鐘擺弧線 ，由此，《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不僅成為關於人與語言、真實、意念、認知等人的內在性和外在性之間抗衡、消解、佐證的“含混藝術場”，這種修辭的含混設定還將虛構與真實、文本與非文本、敘述與文字、作者與第二自我、角色與第二角色相互疊加。
多重敘事的歧義
閻連科在《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當中設定了層層的文本世界及其組套關係，掩飾和消解單純文本敘事所可能的意義單一呈現，而代之以在敘事盡頭不斷消解既有的敘述真實，進而持續開拓新的敘事可能方向，驅使敘事得以延續。因此，《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是以對“真實”的“不斷抵近”和“敘述”的“不可靠性”之間的牴牾作為文本敘事的動力，它模糊了虛構和非虛構的邊界，或者說將虛構的外延不斷擴大，在虛構和非虛構的交叉地帶，在“‘似與不似’的劇烈傾斜開始模糊符號和對象的差異”情境下 ，實現對生活真實、心理真實、藝術真實的遠距離描述，但內在卻隱藏著閻連科對文學深刻懷疑的態度，同時也包含著他對語言陳述的高度敬畏和虔誠 ——敘述（他者敘述、自我敘述、客觀敘述、心理敘述、想像敘述）具有對真實的引誘、對真實的遮蔽、對讀者的歧義的幻象效果，表述同樣具有對個體內生活、外生活的巨大操控和鉗制影響。因而，《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的各個版本構成了局部或微觀的“真實”，具有顯在的主題指向性，彼此之間的斷裂與隔絕展示出生活的某個側面；但《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的不斷生成衍生、不斷被動改造，以及互相消解彼此，又使整體文本的《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始終無法褪去“虛構”的幔帳。這種局部真實與整體虛構、自我真實與他者虛構、陳述真實與驗證虛構，凸顯出閻連科對於小說敘事、語言存在之於生活真相、存在實相之間隱秘關聯性的探索 ——他解構了自己一貫的現代批判主義敘事的“顯示”功能，而重新將古典主義小說的“講述”引入小說敘事，讓充滿個人化情感、立場和導向的“講述”， “通過對故事的講述，就站在故事和你 ——讀者面前”的“講述中的那個作家”，即“作者的在場”，與秉持客觀、公正、中立的“顯示”，即“作者的隱退”，共同存在於文本當中，這也正是《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虛構與非虛構邊界弱化的敘事成因。同時，閻連科藉助於“小說如何言說”、 “小說怎樣敘事”所具有的延展能量，抽離了小說敘事與現實生活、想像虛構的等級性、疏離性和對立性，而將其嵌置於現實記錄和鏡像反觀的中介，賦予其既可能成為生活的歷史寓言，也可能走向生活的未來預言，但操控這一切的，是作家對自我的一次次自省發現，以及對文本世界當中人物的心靈、靈魂、人性和宿命的道之恆與道之玄的開掘。
《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有六個顯在與隱形版本（紀實小說、微信小說、電影劇本、案卷記錄、人物訪談、整體小說），無論是作者在場版的講述為主型，還是作者隱退型的顯示為主型，講述和顯示並非那么純粹的涇渭分明，相反，每一個文本都有其敘事企圖，但文本之間又相互疊加或衝突或稀釋或證偽，於是“真實”就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哲學黑洞， “後真實”即“語言敘述”反而取代了實踐真實上升為歷史敘述、個人敘述、他者敘述乃至自我敘述的唯一形態。但後真實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代名詞，相反，它是對本質主義的消解，對相對主義的尊重，它放逐了對生活唯一的、表象的、固化的認知模式，代之以多元的、內在的、動態的觀照參悟。於是，《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的每個版本都構成了生活真實的一個面向，但沒有一個面向能取得權威地位，處處是對“經典敘事”即“核心的網路”的“反敘事”，因為在不存在絕對公共性敘述的個人語境中， “真實”只是個人期望和個人意外的產物，它汲取著適合自我規約的真實要素，摒棄著那些反叛自我渴望的事實細節，並最終塑造著個人化的真實觀，固化著自我與外在尋求真實的動力。因此，《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的各個版本支撐著人物的豐滿和立體，警惕著人物的單調和刻板，最重要的是每個版本都雕刻出一種人的生活姿態和生命存在，暗含著人的未來可能的各種方向，這是後真實的一種存在方式，也是語言、敘述乃至小說的無限潛能，它高於任何個體的認知，囊括和濃縮了世界、生活和人以及抽象概念的多維形態。《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當中，閻連科在消解虛構和非虛構界限的同時，更深隱的則是呈現何為真實，或者說後真實為何物，因此他的一切敘述版本既是文本之內的邏輯，又是為文本構建而存在的文本序列，他在小說中如同一位游弋於文本內外的魔法師，將一切的反諷、寓言、敘事、想像、陳述置於可疑或不確定的位置，通過“明顯帶有某種規避批判鋒芒的意圖”的敘事實踐，在諸多的不確定面向中，呈現出敘述或小說對生活內在深邃的無限抵近和無法抵達。
敘事修辭的蠱惑與精神倫理的重構
閻連科在《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當中有意識的壓制慣常的對社會歷史和現代人性的批判銳度，反省和反觀著他人的“批判” ——“你是靠賣咱村人的孬換了名聲的。靠賣中國的孬處才有名望的......”儘管如此，他仍然無法真正割捨通過小說對一切人的存在真實境況進行人文探秘的道德責任，《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就成為閻連科嫁接敘事修辭、人文反思和敘事倫理的實驗之作，以此緩和主體性理想和生活本相之間的緊張與焦慮，轉身為以修辭的營造來實現“抵達人、社會和世界的內部去書寫真實、創造真實”的企圖。
首先，《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充滿非戲劇化、戲劇化和自覺敘述者的疊合及其“含混”的修辭隱喻。在《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的小文本事件當中，閻連科是非戲劇化的敘述者，即以最大程度的中立、公正和客觀進行敘述，以無價值暗示、無道德傾向展示生活真實，甚至以訪談和卷宗等零度介入的方式，追溯農民工李撞與北大研究生李靜之間的“感情”是否存在、何以可能的原委，將言說的權力交予被敘述人物自己，而文本內外的讀者都成為傾聽者和裁定者，並在不自覺當中被代入各個版本的敘述語境。但李撞對李靜的“非禮”究竟是源於打賭慫恿、意圖殺人劫財的預謀、同情施捨與感恩回報、復仇的險惡與和解，不同敘事主體的陳述事實都在相互抵消，生活真實的基本邏輯陷入混亂破碎，但每一個人的敘述又是符合自我意念和情感道德的邏輯真實，而這種虛構的真實或真實的謊言，則是作者為所有讀者打造的一種真實抉擇 ——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道德、慾念、想像、體驗做出自己的判斷，完成讀者與文本人物的“共謀”，參與不同版本敘事的意義生成。
閻連科的非戲劇化敘事，灼照和撕裂的是生活表象事件下的內在性真實 ——摻雜著心理、道德、人性、欲望、貪婪、陰暗、復仇、理性的不同維度的“個體真實”的同時存在、角逐和擠壓，挑戰著接受者的生活經驗、震驚著接受者的情感自製、革新著接受者的認知模式，他們構成了現代人文精神和道德倫理得以重建或張揚的前提，亟待著對造成混亂境遇的人文現狀進行現代性救贖，由此完成以修辭抵達人文精神反思的探幽。同時，在《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的大文本事件當中，閻連科卻是戲劇化的角色，將自己“變成與其所講述的人物同樣生動的人物”，文本內外讀者所觀的不僅是敘述者的所寫所言，還包括對敘述人物及其行為本身，這種打破講述者和被講述者界限的戲劇化修辭，展示出講述者和被講述者所共享的生命體驗。
其次，小說修辭的審美距離設定及其寓意。閻連科在《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當中設定了多重敘事、文本、人物、結構的審美距離，它使得彼此互相參照構成鏡像，由此衍生出間離性、發散性或開放性的主題，使敘事修辭的寓意避免了單一視角而涉及道德、理智、情感、身體和時間的多個領域。小說除卻敘述者的閻連科，還有一個不同於作者和敘述者的閻連科，即在敘事中逐漸展開的重新發現自我的隱含讀者， 一個“他自己”的隱含的替身，一個“第二自我”。
第二自我閻連科攜帶著文本內外的讀者，遠離敘述者的敘述、遠離文本角色的自述和轉述（如人物訪談和卷宗），使故事人物成為脫離虛構/非虛構的範疇，成為在敘述情境中真實生活的想像人物，這樣，任何的敘事就成為不可信的敘述， 沒有什麼可信的敘述者能夠為讀者提供真實，由此含喻的是對任何敘述的深刻懷疑，以及敘述的表征對於生活與真實介入的虛妄、無力和孱弱。
最後，人格化的議論型敘事設定。《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以議論推進敘事前行，並在敘述者的議論、人物的議論、文本內讀者的議論當中，來“塑造信念”、 “升華事件”、 “控制情緒”。《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當中既有人物角色對文本、事件、自我和其他人物的“戲劇化議論”，也有依託某些場景、細節、對照物或背景的象徵的含蓄議論 。但議論的“錯位”構成了敘事的動力。比如閻連科對文本（紀實小說、電影劇本）的自信與“文本內讀者”對作品的否決，最後不得不依靠生活實踐的“偶然”尋求和解，錯位仍然存在，但文學的尊嚴得以捍衛；訪談版的閻連科、李撞、李靜、羅麥子、洪文鑫的彼此議論，電影劇本版的李靜、李撞、張華、麥子、吳國強以及警察等的彼此議論，無論是印象議論、心理議論，還是語言議論、動態議論，議論的錯位促使敘事朝著發散性的方向發展，在尋求共通的規範、信念和情緒的統一過程中，人物的虛偽、乖戾、善良、懦弱、陰鬱、盲目、冷漠等人性質地得以裸露，且同時投射於每個人物身上，從而避免了人物內涵的單向度，而呈現出人在差異化的生活境遇和敘述語境中內在性的無限豐富、斑駁和蕪雜。
作品評價
《亞洲周刊》：在閻連科作品中，《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的閱讀感受相當特別且顛覆想像，素日閻連科的每部作品在形式上都會特別講究，但《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小說形式上的自由度超過了他以前的寫作。它丟失了以往小說的沉重感，恢復到一種純粹的閱讀趣味上。書中紀實小說、採訪、微信文章、審判紀錄、劇本以及小說本身多個版本的多聲部形式，包括閻連科本人在小說中的出現，表面上非常詭異和魔幻，實際是讓真實把虛構給擊碎了，同時又是讓虛構把真實給擊碎了。
《華西都市報》：《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真真假假，忽真忽假，非虛構的手法寫出來的卻是虛構小說。虛構與非虛構穿插，小說與電影互文，是一場大膽而成功的創新。模糊的體裁邊界，讓人感到撲朔迷離，非常新鮮，很有閱讀快感。
上海作家協會黨組書記、上海文藝出版社原社長孫顒：這部小說，對“黑色幽默”手段的運用，一如既往，非常徹底，毫不留情。但是，與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在於作品批判的主角，是一個名叫“閻連科”的作家及其所存身的文化藝術圈。作家閻連科，似乎並不想徹底粉碎作品裡面的“閻連科”，只是儘量對其黑色幽默，使人在苦澀的笑中對紙面上“閻連科”的荒唐行徑產生憤怒，並期盼他能回歸正常和理性。作家警醒世俗的用意相當明晰，甚至不惜使用苦肉計：我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總可以吧？
《中國作家》副主編付秀瑩：《速求共眠》有意混淆了虛構和非虛構的邊界，同時將電影劇本放置在小說中，構成雙重文本，以多聲部的結構和敘述，抒發了對時代生活的關注和憂思，現實與超現實，虛構和非虛構，荒誕與反諷，批判與反思……小說在延續了以往思想主題的同時，依然在進行著文體的創新與文本實驗，顯示了作家鮮明而獨特的個性風格特徵。
出版信息
書名 | 出版時間 | 出版社 | 語種 | ISB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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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求共眠 : 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 | 2018年3月23日 | INK印刻出版公司 | 繁體中文 | 978-9-8638-7234-4 |
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 | 2019年3月 |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 簡體中文 | 978-7-5500-299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