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送陳擇之
- 外文名：songchenzezhi
- 作者：張栻
- 年代：宋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生平,教育思想,人物評價,後代,
作品原文
君能千里來，乃作觸熱去。涼秋幸非遙，歸計無已遽。向來文字間，講論有平素。及茲共王事，益得君佳處。幾微獨深窺，圭角本不露。豈期寂寞濱，獲此友朋助。吾邦雖雲僻，山水足奇趣。更期休沐晨，相與窮杖屨。匆匆何少悰，咄咄出別語。君懷負丞恩，行矣當及戍。我亦念歸歟，霜天收栗芋。後會未可期，往事屢回顧。贈言復何有，獨以此道故。寥寥千載前，達者同一路。所趨固絕塵，所履無虛步。臨深覺居高，仰止有餘慕。要須學滄溟，匯此百川注。他年儻相憶，訪我城南圃。無使歲月深，永思編簡蠹。
作者簡介
張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一字欽夫，又字樂齋，號南軒，世稱南軒先生，南宋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縣）人。中興名相張浚之子。幼承家學，既長，從師南嶽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潛心理學。曾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見志。宏一見，知其大器，稱讚道：“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孝宗乾道元年（1165），受湖南安撫使劉珙之聘，主管嶽麓書院教事，在此苦心經營三年，使書院聞名遐邇，從學者達數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學派規模，成為一代學宗。後歷知撫州、嚴州、吏部員外侍郎、起居郎侍立官兼侍講，再歷知袁州、江陵，淳熙七年（1180）遷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祐觀。其學自成一派，與朱熹、呂祖謙齊名，時稱“東南三賢”。著作經朱熹審定的有《南軒文集》四十四卷刊行於世，還有《論語解》十卷、《孟子說》七卷，後人合刊為《張南軒公全集》。嘗作石鼓書院《武侯祠記》、《風雩亭賦》，並親書韓愈《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刻碑嵌於合江亭壁。卒謚宣，葬於湖南寧鄉溈山（又名官山，為衡山之麓，現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朱熹志其墓（《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理宗淳祐初年（1241）從祀孔廟，後與李寬、韓愈、李士真、周敦頤、朱熹、黃乾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
生平
張栻為南宋“中興”賢相張浚之長子。1133年八月十五日（9月15日）生，以父蔭補右承郎，先後知嚴州（今屬浙江）、袁州（今屬江西）、靜江（今屬廣西）、江陵（今屬湖北）諸州府，在朝曾充侍講，後進直寶文閣。紹興三十一年（1167）於碧泉書院從胡宏受業，胡得之甚喜，為湖湘學派主要傳人。曾創建善化（今長沙）城南書院，主持嶽麓書院，並先後在寧鄉道山、衡山南軒、湘潭碧泉等書院聚徒講學，聲名極一時之盛。其弟子胡大時、彭龜年、吳獵、游九功、游九言，皆為湖湘學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與秦檜為伍，力主抗金，學術上雖承二程，但有別於程朱而又異於陸學。朱熹稱其“學之所就，足以名於一世”，並述他受其深刻影響說：“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即張栻）得衡山胡氏學，則往而從問焉。欽夫告予以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宋元學案》作者黃宗象稱理學中“湖湘學最盛”。教育方面寫有大量學記，提出辦學的主張，說“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豈特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反對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主張以儒家的政治倫理去教育和培養修齊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方。故先使之從事於國小，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子之禮，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侖之間，優遊於弦歌誦讀之際”。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反對學習上的好高騖遠，在學與思的問題上，主張“學思並進”，在其主教嶽麓書院期間，以此躬行實踐，影響甚著。卒於1180年二月二日（3月22日）。與朱熹、呂祖謙齊名，史稱“東南三賢”，卒謚宣公。著有《南軒易說》、《孟子說》、《論語解》、《南軒文集》等。
張栻少時從胡五峰問程氏之學，五峰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見其志。張栻理學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頤《太極圖說》，以“太極”為萬物本原，主張格物致知，知行互發。在知行關係上他認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論語解·序》）。黃宗羲評價張栻的思想:“見識高，踐履又實。”（《宋元學案·南軒學案》）。陳亮則曰：“乾道間東萊呂伯恭（呂祖謙），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荊州（張栻）鼎立，為一代學者宗師。”（《陳亮集》卷21）。全祖望則云：“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游者，如彭忠肅公之節概，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劉宰）、實齋（王遂），誰謂張氏之學弱於朱子乎！”（《湘學略·嶽麓學略第五》）。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
教育思想
辦學指導思想方面 在辦學指導思想方面，主張以“成就人材，以傳道濟民”為方針。他在《嶽麓書院記》中張栻詩集指出：“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材，以傳道而濟斯民也”。這既是張為嶽麓書院制定的辦學方針，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舉取士制度以後，學校便成了科舉的附庸，辦學也就是為了科舉取士。兩宋官學的弊端正表現在士子們“爭馳功利之末”，以“異端空虛之說”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為非。張的上述主張便是針對這種弊端而提出來的。其一，他明確提出辦學不是為了科舉，不能“為決科利祿計”；其二，提出“亦豈使子習為言語之辭之工”，意即反對學校以綴輯文辭為教，而應注重學生的操行培養；其三，提出辦學的根本目的是“傳道濟民”，學校要為社會培養經國濟世的人才。教學程式方面 在教學程式方面，主張由淺入深，由低到高。張在《邵州復舊學記》中精煉地對教學程式進行了概括。即：對學生首先灌輸“國小”、“六藝”的教育，通過“灑掃應對”之類的日常鍛鍊，履行弟子職責，“習乎六藝之節”，參與各種儒家祭祀和實踐活動；再加以“弦歌誦讀”，使學生學習達到高級階段；然後再研修深造，進入《大學》所指的格物致知階段。這套教學程式實際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識教育的範圍，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也囊括進去了。重視學生的品德培養是張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教學內容方面 在教學內容方面，強調以儒家經典為教學的基本教材。張為嶽麓書院親自編寫了教材《孟子說》，他在其序中說：“學者潛心孔孟，必求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明義利之辨”。在中國封建社會，培養人才有賴於儒學，儒學的振興則依賴於人才的培養，二者互為依託，缺一不可。張把官場腐敗歸咎於儒術不興，所以他一方面批評“今日大患，不悅儒學”，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訓導諸生“先於明義利之辨”。教學具體方法方面 在教學具體方法方面，主張循序漸進、學思並進和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即所謂“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他又說《中庸》論誠之道，其目的有五：學、問、思、辨、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漸進，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在學與思的關係上，張主張“學恩並進”，而不能偏廢任何一方。他說：“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這種“學思並進”的思想顯然與陸九淵的“只思不學”是絕然相反的。張還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雖極力推崇儒術，但不主張囫圇吞棗、盲目追從。他說：“所謂觀書，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知與行的關係方面 在知與行的關係方面，主張“知行並發”。張栻認為知和行二者的結合是教學必須貫徹的重要原則和方法。他在《論語解·序》中指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屬於同一個認識過程，二者相張栻立像即不離，行必須以知為指導，而知有損行而深化，知可促進行，行亦可促進知。張的這種知行觀顯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後行”論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高明得多，同時也成為明清之際王夫之進一步提出“行先知後”的唯物主義知行觀的理論先導。張的知行觀反映在教學上是主張學為了實用，他最反對“循名亡實之病”，批評那種“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的學風。
在張栻的影響下，湖湘弟子把重視“經濟之學”作為“踐履”的重要標準。他在嶽麓書院培養了一大批弟子，成為湖湘學派的中堅力量。李肖聃《湘學略》說：“南軒進學於嶽麓，傳道於二江（靜江和江陵），湘蜀門徒之盛，一時無兩”。《宋元學案》中介紹南軒門人及再傳弟子，成器者達數十人。其中有“開禧北伐”功臣吳獵、趙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鯁之臣”彭龜年，組織抗金、“銳志當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於理財，整頓“交子”（紙幣）卓有成效的陳琦，“光於世學”的理學家張忠恕等。他們都是張主教嶽麓時的學生，被稱之為“嶽麓巨子”，他們真正踐履了張拭的“傳道濟民”的理想，其學術和政治活動使湖湖學派更加流光溢彩。
黃宗羲曾評價張栻的思想是“見識高，踐履又實。”正是這種思想，對後世學風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明清到近代，長沙及整個湖南地區在湖湘學派教育背景下，產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這是一個令人驚嘆而又深思的歷史現象。
人物評價
張栻理學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頤《太極圖說》，以“太極”為萬物本原，主張格物致知，知行互發。在知行關係上他認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張栻題跋像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論語解·序》）。曾創建善化（今長沙）城南書院，主持嶽麓書院，並先後在寧鄉道山、衡山南軒、湘潭碧泉等書院聚徒講學，聲名極一時之盛。其弟子胡大時、彭龜年、吳獵、游九功、游九言，皆為湖湘學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與秦檜為伍，力主抗金，學術上雖承二程，但有別於程朱而又異於陸學。
朱熹稱其“學之所就，足以名於一世”，並述他受其深刻影響說：“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即張栻）得衡山胡氏學，則往而從問焉。欽夫告予以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宋元學案》作者黃宗羲稱理學中“湖湘學最盛”。教育方面寫有大量學記，提出辦學的主張，說“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豈特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 道而濟斯民也”。評價張栻的思想:“見識高，踐履又實。”（《宋元學案·南軒學案》）。反對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主張以儒家的政治倫理去教育和培養修齊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方。故先使之從事於國小，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子之禮，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侖之間，優遊於弦歌誦讀之際”。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反對學習上的好高騖遠，在學與思的問題上，主張“學思並進”，在其主教嶽麓書院期間，以此躬行實踐，影響甚著。陳亮則曰：“乾道間東萊呂伯恭（呂祖謙），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荊州（張栻）鼎立，為一代學者宗師。”（《陳亮集》卷21）。全祖望則云：“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游者，如彭忠肅公之節概，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劉宰）、實齋（王遂），誰謂張氏之學弱於朱子乎！”（《湘學略·嶽麓學略第五》）。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宋史·道學第三》）。
與朱熹、呂祖謙齊名，史稱“東南三賢”，卒謚宣公。著有《南軒易說》、《孟子說》、《論語解》、《南軒文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