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門戶，不平等條約賦予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國的特權，西方傳教士們乘勢湧入，上下滲透，步步推進，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種特殊的勢力。傳教士中大多數人挾有民族優越感，漠視甚至蔑視中國社會的傳統和文化，有意無意地援引本國政府的政治甚至軍事力量作為傳教的後盾，由此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國打上了極明顯的“洋教”烙印。
1851年11月，在上海舉行的天主教主教會議上，各地主教做出決定，嚴格限制中國人擔任教會的高級神職人員。1869-1870年，羅馬教廷召開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幾乎所有中國教區代牧和主教均聚集羅馬開會，但其中卻沒有一個中國人。會議上，與會者大都表示不相信中國籍神職人員能夠很好地管理中國教會事務，並請求傳信部不要過分地相信和誇大本地神職人員的才具。那時中國的代牧主教共三十一位，其中十六名為法國人。他們均反對教廷與中國通使，也企圖阻止教會的本地化傾向。因此，在整個19世紀，在華的天主教會在國人心目中始終是依附外國勢力的“洋教”。
進入二十世紀後，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高漲，要求教會本地化（中國化）的呼聲越來越高。主要代表人物有英斂之、馬相伯等具有較高民族氣節的天主教徒，他們反省天主教會中由來已久的積弊，並由此引發對當權的西方傳教士所持守舊心態的批評。
1919年教宗本篤十五世頒布《夫至大》通諭，該通諭並未專指中國，然而人們普遍認為，它是中國教會實現本地化的一個重要轉折。該通諭提倡培養本地神職，要建立一個由本地神職領導的本地教會。
當時，有的外國傳教士也意識到了中國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性。例如，比利時傳教士雷鳴遠神父，被人們當作中國化的典型例子。另一位積極主張中國教會中國化的外籍傳教士，是教廷首位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樞機主教（1876-1958）。在他的努力下，1926年10月28日，教宗庇護十一世親自在聖伯多祿大堂舉行祝聖典禮，將6名中國神父祝聖為主教，成為自羅文藻以來獲祝聖的首批中國籍主教。剛恆毅在推動中國天主教本地化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但總體來說，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天主教會仍未擺脫由外籍傳教士主導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