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國家文化體制的起源、演進與定型》是傅才武創作的文化學著作，首次出版於2016年11月。
該書將近代中國文化發展演進的軌跡放到近代社會基礎結構和政治格局雙重變奏的大背景下加以討論，藉助於“國家文化體制”的解釋框架，描繪了近代政治精英集團藉助意識形態話語和民族現代化旗幟的號召力，完成文化的符號化生產和傳播的過程。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近代中國國家文化體制的起源、演進與定型
- 作者：傅才武
- 字數：352千字
- 類別：文化學著作
- 首版時間：2016年11月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作品鑑賞,作品影響,出版信息,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該書細緻論述了1911—1949年中國文化體制的起源及形成的具體過程，釐清了這個時期文化體制內部的基本矛盾，以及不同的矛盾對文化歷史變遷的方向、目標、路徑的影響，闡明了近代社會文化管理部門和文化機構的組織形態的基本特點，清晰地勾勒出中國文化體制由起源到定型、由初級形態到高級範式的發展道路。
作品目錄
緒論 國家文化體制：概念與分析框架 | |
第一章 1911—1927年民初政府對文化體制的探索 一 民初政府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管理模式的承襲與創新 二 民初政府對文化管理體制的探索 三 民初政府探索現代文化管理體制的價值評估 | 第二章 1927—1937年國內戰爭與文化體制的意識形態化 一 國民黨政府對文化控制的強化 二 中共蘇區文化體制的形成 三 國共兩黨關於文化領導權的競爭 |
第三章 1937—1945年國共合作與文化體制的演變 一 1937—1938年武漢抗戰文化統一戰線：文化社團制度的定型 二 國民黨文化政策的演變 三 中國共產黨文化政策的變遷 四 兩種文藝路線的競爭 | 第四章 1946—1949年國內戰爭與戰時文化體制 一 1946—1949年國民黨政府的文化控制 二 1946—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體制與文化政策 三 國共兩黨文化和意識形態政策的效率比較 |
第五章 1949年前後文化行業的國家化與“制度意外” 一 伴隨軍事勝利對國統區文化機構的接收 二 從地方體制向國家體制的演進 三 國家文化體制設計的經驗來源與“制度意外” | 第六章 國家文化體制的歷史來源與模式建構 一 近代文化體制的社會基礎：公共文化領域的形成與政黨政治的關係 二 文化體制的思想基礎：近代民族國家理念向公共文化領域的拓展與覆蓋 三 文化體制的“路徑鎖定”：文化領導權模式的結構化和制度化 四 簡要結論 |
後記 | |
作品鑑賞
該書設定的理論邏輯是從中國社會的歷史語境出發，客觀描述中國近代文化體制的起源、形成和演進過程，以揭示中國文化體制構建的歷史合法性依據。但作者沒有採用傳統的從經典出發的理論闡釋模式，也沒有簡單套用已有的結論，而是把國家文化體制構建放到近半個世紀中國社會風雲激盪的文化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從意識形態與政黨建設、文化動員與文化領導權、民族主義與公共文化領域等方面，梳理出社會制度變遷與文化體制構建之間的必然關聯與內在邏輯，在“過程”中探尋“路徑”，從“歷史”中發現“規律”，從“實踐”中找到“原因”，細針密線地描述了近代中國文化體制的發展運行軌跡和文化形態的演變過程，為讀者揭示出中國文化體制源於何處的歷史縱深感和社會歷史變遷如何影響文化體制演化的內在機理，從學理上奠定了國家文化體制形成及其功能形態的歷史合法性基礎。
該書以1911—1949年的歷史進程為主線，以國共兩黨的激烈衝突或合作為分期標準，將這一歷史時期劃分為不同階段：1911—1927年民國政府對文化體制的探索、1927—1937年國內戰爭與文化體制的意識形態化、1937—1945年國共合作與文化體制的演變、1946—1949年國內戰爭與戰時文化體制，以及1949年前後中國社會主義文化體制的最終定型過程，對每一個時期的文化法規、文化財政政策、文化稅收管理、新聞宣傳、文藝社團、公共文化運行方式，以及它們在文化領導權與意識形態管理、文化動員與文化體制構建中的特定作用做了細緻的梳理，運用大量的數據、圖表、案例予以說明與澄清，不僅對持論之據探幽發微，也讓讀者看到了近代中國文化現代性歷經曲折卻依然砥礪前行的深刻動因，為解讀這一時期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提供了一種獨特的分析範式。
作者以開闊的學術視野，廣擷博採中外理論資源，有效支撐了全書的持論邏輯和基本觀點。如在闡述文化、文化體制、近現代文化管理、政黨制度和公共文化等問題時，書中使用了大量的大清新法令資料、民國政府內務府的會章程令、檔案館藏資料、政府公報訓令、官制草案諮詢，吸納了梁啓超、康有為、梁漱溟、馮天瑜、方漢奇等眾多學者有關中國政黨制度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新聞傳播史、國家意識形態研究等方面的學術成果。在外國思想資源方面，作者恰當引用了義大利思想家葛蘭西“文化領導權”概念，從法國思想家阿爾都塞那裡引進“意識形態”和“國家”理論，從德國學者哈貝馬斯那裡吸取了“公共領域”和“交往行為理論”，還有如阿爾文·托夫勒的“權力的轉移”、利亞姆·班農的“信息社會”、道格拉斯·凱爾納的“媒介文化”與“政治認同性”觀念等等，它們或作為基本的分析工具，或成為可供參照的觀念，為全書分析國家文化體制起源和內在邏輯建構，提供了有價值的參照與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