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遠而闊於事情

迂(迂腐)遠(空談,大道理)而闊於事情(對處理具體的事情沒有什麼價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迂遠而闊於事情
  • 主要人員:孟子
這是孟子當時的諸侯對其學說的評價,也是後世某些人對於儒家思想的看法。即主張脫離社會現實。
劉向劉歆父子撰《諸子略》,認為儒家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觀點卻與劉向、劉歆父子不同,認為“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顯然,司馬談說儒家“迂腐”。
不過,還是司馬遷深刻,他看到了儒家的堅守。司馬遷說:“衛靈公問陣,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
這不是孔子、孟子不知道衛靈公、梁惠王所想,而是不願意迎合衛靈公、梁惠王的不義之戰,所以被認為“迂遠而闊於事情”。這種“迂遠”,正是孔子、孟子的堅守。儒家的這種精神,正是中國社會保持向善力量的源泉。
戰國時期,善於順應時代變化的,是法家縱橫家。《史記·商君列傳》說,商鞅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得以求見孝公,他知道最好的政治是五帝禪讓之“帝道”,三王以德治國之“王道”已經墮落,而春秋五霸的“霸道”又比王道等而下之,但是,他為了求得秦孝公的任用,竟然以更等而下之的“富國強兵之術”遊說秦孝公,以換得秦孝公的重用。
《史記·蘇秦列傳》說蘇秦先到秦國,欲幫助秦國“連橫”,統一天下,後不得秦重用,歸家刺股苦學,後遊說六國“合縱”,欲維持戰國分裂之局面。後張儀先投奔已經發達的蘇秦,其意是想在“合縱”中貢獻自己的力量,因蘇秦不接納,遂投奔秦國,成為“連橫”的智囊。這說明蘇秦、張儀為了自己出人頭地,對於統一或者分裂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也首鼠兩端。
《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李斯為了個人利益,可以篡改詔書,害死公子扶蘇,扶持胡亥上台,縱容趙高指鹿為馬,使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黑暗的時期。
戰國至秦,不僅有投機的法家和縱橫家,還有氣節高尚有堅守的儒者。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設立博士制度,而所招攬的博士,大部分是儒生。秦始皇就重大問題,多次徵詢博士意見,其“民主”精神,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難得的了。但是,對於秦始皇來講,他需要的是博士們沿著他的思路思考,給他的主意錦上添花,而不是反對他的觀點。但是,博士們卻不願意曲意奉承。所以,秦始皇覺得博士“怪異”。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真正目的,是所謂“妖言以亂黔首”,“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儒生的執著,最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秦始皇殘暴如此,但秦始皇長子扶蘇卻是一個另類,他對秦始皇進諫說:“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哪裡聽得進去,公子扶蘇因此被遣往上郡,遠離權力中樞,最後被李斯、趙高和公子胡亥暗算。
雖然有堅守的儒生命運坎坷,但是,那些投機分子,也難免陰溝翻船。
《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得罪秦惠王,倉皇出逃,欲住宿,因無身份證明,而不被接納,客店老闆告知商鞅:“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鞅也喟然嘆道:“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制定的新法令自己無處藏身,他逃亡魏國,魏國因擔心得罪秦國,不敢接納,最終商鞅被秦車裂而死。魏人說:“商君,秦之賊。”雖然這個話有一定的語言環境,但就普遍意義而言,商鞅變法,帶來了秦國的強盛,某種程度上也加速了秦國的滅亡。正如司馬遷所說:“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乾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一個刻薄的人,得到現世果報,也可以為後人戒。
《史記·李斯列傳》載,李斯在勾結趙高立胡亥後,在與趙高的爭權鬥爭中失敗,被處腰斬,並夷三族。他臨死與他的次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司馬遷說,“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這個看法,是很準確的。
被看作“迂腐”的儒生,雖然難免坎坷命運,甚至喪命,但是,正因為他們的堅持,使社會上少了一部分助紂為虐的人,被看作識時務的商鞅、李斯等人,雖然不一定送命,但也不一定不送命。現世的榮華如過眼煙雲,身後的罵名,卻世代流傳。更因為他們的推波助瀾,使社會漸趨黑暗,即使他們得有善終,但是時過境遷,當他們的子孫重新被邊緣化以後,他們所釀造的苦酒,仍然可能讓他們的子孫和廣大的平民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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