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民族村寨社區參與式旅遊扶貧機制及效應評價研究

內容簡介

現有研究表明，旅遊發展與貧困減緩間確實存在一定的正向關係，但如何提高旅遊扶貧績效仍然是目前國內外旅遊扶貧研究的核心內容。目前，旅遊扶貧績效評價方法從定向評價逐漸轉向定量評價；評價內容從區域經濟效應轉向區域經濟、社會、環境多維績效評價；從評價方法主要通過問卷調查來分析。從扶貧管理視角分析，社區居民對旅遊的減貧感知評價是衡量旅遊扶貧績效的重要手段。少數民族民族地區旅遊扶貧逐漸成為旅遊領域的研究熱點。目前，學者針對少數民族地區旅遊扶貧的研究主要基於旅遊資源、旅遊產業發展、社區旅遊參與機制、旅遊扶貧績效定性分析等方面，針對少數民族村寨社區參與式旅遊精準扶貧及其績效研究少。

　　國內外學者對民族村寨旅遊扶貧的研究呈現相對集中、跨文化、問題取向等特點。東亞和東南亞、北美印第安人集中區、加勒比海、南歐與西歐、非洲南部等是國外研究案例主要分布區；國內學者研究樣本集中在貴州、雲南、四川、廣西、湖南等省和自治區，具體鎖定於貴州花溪區鎮山村、黔東南西江苗寨、朗德苗寨、肇興侗寨，雲南寧范縣瀘沽湖落水村、元陽縣哈尼菁口村、西雙版納的傣族園，四川甘孜州甲居藏寨、阿壩州理縣桃坪羌寨、汶川縣蘿蔔寨，廣西平安寨、程陽馬安寨等。這些村寨的共同特點是：民族旅遊文化資源保存良好，具有一定資源、交通或區位優勢，且已獲得了各級政府的助推。

　　國內外學者在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共識以及分歧。村寨旅遊扶貧的核心在於貧困人口受益，其在貧困減緩、創造窮人就業機會、復興傳統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普遍認可，國內外研究均發現由於參與主體權利不平等，在民族地區發展村寨旅遊扶貧往往存在經濟漏損、貧困人口參與不足、社區資源被無償擠占、社會傳統文化遭到破壞等問題。對於如何提升村寨旅遊扶貧的績效，由於所處階段的差異，國內外學者的主張有一定分歧：國外研究更強調市場機制，傾向於立足村寨，從內生視角解決村寨旅遊扶貧的相關問題，普遍認為應該突破“孤島”格局，打通村寨產業經濟結構之間的關聯，尊重地方文化資本的價值，針對市場特徵實行多元化的經濟戰略；國內研究更強調行政作用，普遍從社區參與能力、扶貧機制、產權制度、產業融合等視角進行思考，關注自上而下的“外生”策略，對於民族村寨旅遊扶貧的內生機理及動力機制的討論相對有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精準性不足。村寨旅遊扶貧研究應該以“扶真貧”和“真扶貧”為著力點，“精準”破解貧困。現有研究，在樣本選擇上具有典型的區位易達性、資料易獲取性、過程可行性等取向，而其他大量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民族村寨旅遊扶貧至今鮮有關注，未能“精準鎖定”貧困村寨。並且，大多個案研究過於微觀、定性主導，缺乏系統及定量的研究視角，各地的經驗相互難以遷移，不利於村寨旅遊扶貧政策的制定和巨觀戰略的實施。第二，缺乏系統視角。“村寨旅遊扶貧”的相關研究往往落腳於對具體村寨的一般描述，習慣於將民族村寨視為一個“經濟孤島”、將旅遊產業視為一個孤立的產業系統看待，停留在扶貧框架下整個經濟鏈條的某箇中間環節，忽視了區域經濟要素之間關係的把握。在研究中未將村寨旅遊扶貧納入大的扶貧產業體系中來探尋村寨聚落經濟轉型的特徵及動力。第三，靶向偏離。“社區”是～個非均質群體，貧困人口的參與才是解決貧困的根本。現有的研究大多從“社區增權”的視角討論村寨旅遊扶貧“經濟功能”，但旅遊發展並“不會自動破解貧困”，以社區為旅遊扶貧的研究對象，遮蔽了社區中不同群體的受益差異（Ashley等，2000）。新形勢下，我國大面積貧困的問題已基本解決，扶貧攻堅越來越鎖定於“發展條件差”及“自身能力弱”的深度貧困地區及弱勢貧困群體。隨著扶貧任務的推進，村寨旅遊扶貧研究必須圍繞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矛盾，破解新的現實難題；最後，方法欠整合。目前的研究方法，雖然定量方法逐步增加，但仍然以定性研究為主。我國民族村寨具有地域性、經濟性、文化性、民族性等特徵，在鄉村結構、產業特點及扶貧模式千差萬別，迫切需提升研究方法的針對性及科學性。

貴州民族村寨社區參與式旅遊扶貧機制及效應評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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