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環球人物》雜誌社最受歡迎的專欄結集。全書選取了中國古代的32位文人，講述了他們各自跌宕起伏的一生。中國古代，文人是社會中最驕傲的群體，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群體，但卻從來沒能擺脫地位低下的境遇。因為文人無權勢，只能憑藉才華效力於君主，寄食於豪門。文人本來就是最敏感的，命運注定他們要品嘗更多的痛苦，“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是少數天才人物敢於自信的豪言；多數文人只能長恨“枉拋心力作詩人”。文人又是最心懷天下的，他們有一種天生的悲憫之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他們還有一種慷慨之義，念念不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中國文人的命運，在史書中是極為獨特的章節。他們給後人留下無數可歌又可泣的故事。本書，將向讀者講述一些古代文人的遭際——細看之下，其實歷史離我們沒多遠。
基本介紹
- 書名：豐饒的苦難:中國古代文人傳奇
-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 頁數：326頁
- 開本：32
- 作者：《環球人物》雜誌社
- 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100095433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豐饒的苦難:中國古代文人傳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作者簡介
環球人物》雜誌由人民日報社主管、主辦，是國內第一份具有全球視野的人物類期刊。依託《人民日報》的資源優勢，《環球人物》300餘位國內外記者遍訪全球，追蹤報導世界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熱點人物，為讀者反映全球時事，解讀人生智慧，揭示成功秘訣
圖書目錄
序
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
司馬相如，只為帝王寫文章
韓愈之死的千年疑團
柳宗元：大起大落的“名門之後”
蘇軾，其實沒那么豪放
辛棄疾，為抓叛徒敢闖五萬人敵營
耶律楚材：蒙古鐵騎中的讀書人
紀曉嵐，官場上的“不倒翁”
墨點無多淚點多，山河仍是舊山河
陸機，放不下出身的“包袱”
宋徽宗的錯位人生
錢謙益，一生最愛柳如是
吳梅村，至死不原諒自己
黃宗羲，為何堅持裸葬自己
八大山人，書畫裡都是謎
孔尚任，活在矛盾中
汝輩何知吾自悔，枉拋心力作詩人
杜甫，曾是富貴公子哥
陸游，一生多少無奈
湯顯祖，明代官場裡的“硬骨頭”
蒲松齡，一生都想進“體制內”
曹雪芹晚年為何困居西山
龔自珍，名聲毀在兒子手上
詩狂酒癖總休論，病里時時晝掩門
漫話阮籍的詩與酒
中國第一位山水詩人的人生悲劇
溫庭筠，乾什麼都有一套
米芾，人狂字更狂
唐伯虎，被冤案誤了一輩子
徐渭的癲狂人生
馮夢龍，士大夫眼中的另類
金聖歎，臨刑也把玩笑開
李漁，亂世中求快活
趙執信，搶著去當替罪羊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曹植，有一段謎樣的戀情
元稹，背了一身情債
才女魚玄機，敢於大膽求愛
柳永，淪落得精彩
姜夔，忘不了“合肥情事”
納蘭性德，為何活得不快活
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
司馬相如，只為帝王寫文章
韓愈之死的千年疑團
柳宗元：大起大落的“名門之後”
蘇軾，其實沒那么豪放
辛棄疾，為抓叛徒敢闖五萬人敵營
耶律楚材：蒙古鐵騎中的讀書人
紀曉嵐，官場上的“不倒翁”
墨點無多淚點多，山河仍是舊山河
陸機，放不下出身的“包袱”
宋徽宗的錯位人生
錢謙益，一生最愛柳如是
吳梅村，至死不原諒自己
黃宗羲，為何堅持裸葬自己
八大山人，書畫裡都是謎
孔尚任，活在矛盾中
汝輩何知吾自悔，枉拋心力作詩人
杜甫，曾是富貴公子哥
陸游，一生多少無奈
湯顯祖，明代官場裡的“硬骨頭”
蒲松齡，一生都想進“體制內”
曹雪芹晚年為何困居西山
龔自珍，名聲毀在兒子手上
詩狂酒癖總休論，病里時時晝掩門
漫話阮籍的詩與酒
中國第一位山水詩人的人生悲劇
溫庭筠，乾什麼都有一套
米芾，人狂字更狂
唐伯虎，被冤案誤了一輩子
徐渭的癲狂人生
馮夢龍，士大夫眼中的另類
金聖歎，臨刑也把玩笑開
李漁，亂世中求快活
趙執信，搶著去當替罪羊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曹植，有一段謎樣的戀情
元稹，背了一身情債
才女魚玄機，敢於大膽求愛
柳永，淪落得精彩
姜夔，忘不了“合肥情事”
納蘭性德，為何活得不快活
序言
序
劉揚忠
兩年前的夏天，人民日報社《環球人物》雜誌編輯部準備在他們的刊物上開闢一個新的專欄——“歷代文人傳奇”。編輯部把約稿對象定為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研究室的諸位同行，於是找到了當時擔任研究室主任的我與我的老搭檔——當時為副主任、現已接替我主任職務的蔣寅教授，請我倆為他們組稿。我倆欣然應允，並按時交出了第一批稿子。2010年9月6日，該刊當年第24期(總第125期)把我撰寫的《蘇軾，其實沒那么豪放》作為此新欄目的第一篇稿子登了出來，並請蔣寅教授在拙文之前寫下了一段《開篇的話》，意在說明這個專欄將要刊登的各篇文章的共同寫作目的與特色。其略云：
清代詩人黃景仁詩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在中國古代，文人是社會中最驕傲的群體，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群體，但卻從來沒能擺脫地位低下的境遇。因為文人無權勢，只能憑藉才華效力於君主，寄食於豪門。文人本來就是最敏感的，命運注定他們要品嘗更多的痛苦，“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是少數天才人物敢於自信的豪言；多數文人只能長恨“枉拋心力作詩人”。文人又是最心懷天下的，他們有一種天生的悲憫之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他們還有一種慷慨之義，念念不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中國文人的命運，在史書中是極為獨特的章節。他們給後人留下無數可歌又可泣的故事。本欄目，將給讀者講一些古代丈人的遭際——細看之下，其實歷史離我們沒多遠。
這裡僅舉書中的幾個例子，來看一看我的同行們是如何向普通讀者生動有趣地講述古代文人傳奇性的、可歌可泣的人生遭遇與獨特性格的。
比如，蔣寅先生精心結撰的《漫話阮籍的詩與酒》一文，通過講述阮籍嗜酒的故事，結合對魏晉之交政治社會環境的分析，得出了過去阮籍及其《詠懷》詩研究者所見不及的下述結論：“我初讀《詠懷》詩，有一點深感不解：其中竟絕口不提他日常藉以遁世的酒！雖然這頗符合他拉開抒情主人公‘我’與真實自我距離的表現方式，但比起後來高唱出世情懷的詩人，如陶淵明、王績、李白的言不離酒來，終究有些奇怪。後來我終於想通了，飲酒於阮籍既屬於人生苦難的逃避，就必不是快樂的行為。在飲酒中忘卻痛苦，也就意味著憂生之嗟的消解，套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既得忘我意，乃知嘿自遺’。只有從酒精的麻痹中醒來，憂生之嗟重又占據胸臆，才一度一度泛濫於詩歌。而此刻，鎮痛作用既已失效，作為麻醉劑的酒精便不再有意義，詩人也就懶得提它了。這不是很自然的么？由此我忽然解悟，成天將飲酒掛在嘴邊、寫進詩里的五柳先生陶淵明、詩仙李太白，其實都清醒得很哩，或者說他們的痛苦還遠不到阮籍那種不可克服的程度。是啊，為五斗米折腰於督郵，為皇帝寫寫歌詞，比起殺身之禍、室家性命之危，又算得了什麼呢！那種‘借酒澆愁愁更愁’的熱烈言說，適足表明那愁之輕漫，尚可作審美的玩味：若真正痛苦到阮籍的地步，那就真的‘只願長醉不願醒’，也就沒有關於酒的閒話了。”
又如，李芳女士的《李漁，亂世中求快活》一文，通過生動地講述與主人公有關的故事，為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活潑潑的、生活化了的大文藝家和全能文化人李漁的形象：“他既是一位受人追捧的小說家，又是經營有方的出版家；同時他還是能寫能演的劇作家，甚至親手調教出了一個很專業的戲班子；他更是會享受生活的人，對美食、養生的認識，都可以上升到理論高度，閒時自己還會搞點生活中的小發明創造。他的性格也很獨特，文人本來清高，李漁卻愛財色甚於愛面子；文人本執著於功名，李漁卻沒有像他的若干前輩那樣，考科舉考到白髮蒼蒼，而是完全解脫出來，想乾什麼就乾什麼。”
再如，我所撰寫的那篇揭示明代文人唐伯虎悲慘遭遇之真相的文章《唐伯虎，被冤案誤了一輩子》，就通過解析一些有關他的真真假假的故事，“透過他(唐伯虎)狂放的外殼，真正了解其顛沛曲折的人生經歷，方知唐伯虎並不是一個嘻哈成性的喜劇人物，而是一位嘗盡人世辛酸、一輩子坎坷失意的落魄文人！”對於從古到今都在中國社會廣泛流傳的“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我是這樣評論的：“‘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其實算不上精彩，卻流傳了近五百年，一方面說明人們普遍都對封建偽道德心懷不滿，對唐伯虎這樣的風流才子十分羨慕；另一方面也說明，唐伯虎對封建偽道德的反抗，採取的只是一種溫和的甚至有點庸俗的方式，所以在當時和後世都很容易被世俗社會接受和認可。這個故事，對於讀者和觀眾來說，當然是一出挺好玩的喜劇，但對於喪失自己人格尊嚴和文化品位去討好官僚之門的文藝家唐伯虎來說，不如說是人生的一大悲劇。文畫雙絕的唐伯虎，折損於仕途，不得已而放浪一生，真是令人可惜可嘆。”
我們文學研究所古代室的諸位同人之所以樂於做以上這樣的普及工作，而且一定要把《環球人物》所約的這批文章寫好，除了近年來隨著學術文化環境的飛速變化，我們大多具備了較為濃重的學術創新意識之外，還與我們很好地繼承了本單位早已行之有效的一種學術傳統有關——這就是我們古代文學研究室的學術師長和前輩學者從建所初期就實行過的“兩條腿走路”，即邊搞研究邊做普及工作的正確方針。新中國建立的初期，我們的老所長鄭振鐸、何其芳二位就先後倡導和建議老專家們在做好專門性研究的基礎上，搞出一批優秀的古典文學普及讀物。當時，對二位所長的主張回響最熱烈，所出版的普及讀物最多、影響也較大的，就是我們古代室的第一任領導余冠英先生(當時古代室還稱為“古代組”，余先生為組長)。這位上世紀30年代在清華園讀書時就被譽為“人物也一樣非常之‘清華”’的學者兼作家，幾年間出版了在全國古典文學讀者中影響很大的《詩經選》、《詩經選譯》、《三曹詩選》、《漢魏六朝詩選》、《樂府詩選》等多種選本。很快地，在那幾年中，我室二級研究員王伯祥的《史記選》、一級研究員錢锺書的《宋詩選注》、一級研究員俞平伯的《唐宋詞選釋》等書籍都陸續出版了！多么強大的專家陣容！多么具有社會影響的一流選本！幾年前，我就在所里的一次學術論壇上對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室的這一段光榮歷史做過回顧，指出：我們古代室同仁應該向建所初期的那些國內聞名的古典文學大家學習，“兩條腿走路”，一是做好專業性和理論性很強的學術研究，二是做好面對大眾的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工作。現在我們面前的這部書，毋寧說是我室學術傳統與新一代學人創新意識兩相結合的產物。而對於社會大眾而言，這樣像說書先生講故事似的既有普及性又有趣味性的文化讀物，遠比一般的純學術著作更能引發他們的欣賞興趣和高度關注；他們讀起這種“故事書”來，也會比讀那些正兒八經的選注本更覺得輕鬆愉快。
無論如何，《豐饒的苦難——中國古代文人傳奇》作為一種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產品已經問世。它在我們文藝百花園中是一個新品種，理應坦然接受廣大讀者的文本解讀和審美品評。我們希望它能勝利地接受這樣的解讀與品評！
劉揚忠
兩年前的夏天，人民日報社《環球人物》雜誌編輯部準備在他們的刊物上開闢一個新的專欄——“歷代文人傳奇”。編輯部把約稿對象定為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文學研究室的諸位同行，於是找到了當時擔任研究室主任的我與我的老搭檔——當時為副主任、現已接替我主任職務的蔣寅教授，請我倆為他們組稿。我倆欣然應允，並按時交出了第一批稿子。2010年9月6日，該刊當年第24期(總第125期)把我撰寫的《蘇軾，其實沒那么豪放》作為此新欄目的第一篇稿子登了出來，並請蔣寅教授在拙文之前寫下了一段《開篇的話》，意在說明這個專欄將要刊登的各篇文章的共同寫作目的與特色。其略云：
清代詩人黃景仁詩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在中國古代，文人是社會中最驕傲的群體，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群體，但卻從來沒能擺脫地位低下的境遇。因為文人無權勢，只能憑藉才華效力於君主，寄食於豪門。文人本來就是最敏感的，命運注定他們要品嘗更多的痛苦，“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是少數天才人物敢於自信的豪言；多數文人只能長恨“枉拋心力作詩人”。文人又是最心懷天下的，他們有一種天生的悲憫之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他們還有一種慷慨之義，念念不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中國文人的命運，在史書中是極為獨特的章節。他們給後人留下無數可歌又可泣的故事。本欄目，將給讀者講一些古代丈人的遭際——細看之下，其實歷史離我們沒多遠。
這裡僅舉書中的幾個例子，來看一看我的同行們是如何向普通讀者生動有趣地講述古代文人傳奇性的、可歌可泣的人生遭遇與獨特性格的。
比如，蔣寅先生精心結撰的《漫話阮籍的詩與酒》一文，通過講述阮籍嗜酒的故事，結合對魏晉之交政治社會環境的分析，得出了過去阮籍及其《詠懷》詩研究者所見不及的下述結論：“我初讀《詠懷》詩，有一點深感不解：其中竟絕口不提他日常藉以遁世的酒！雖然這頗符合他拉開抒情主人公‘我’與真實自我距離的表現方式，但比起後來高唱出世情懷的詩人，如陶淵明、王績、李白的言不離酒來，終究有些奇怪。後來我終於想通了，飲酒於阮籍既屬於人生苦難的逃避，就必不是快樂的行為。在飲酒中忘卻痛苦，也就意味著憂生之嗟的消解，套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既得忘我意，乃知嘿自遺’。只有從酒精的麻痹中醒來，憂生之嗟重又占據胸臆，才一度一度泛濫於詩歌。而此刻，鎮痛作用既已失效，作為麻醉劑的酒精便不再有意義，詩人也就懶得提它了。這不是很自然的么？由此我忽然解悟，成天將飲酒掛在嘴邊、寫進詩里的五柳先生陶淵明、詩仙李太白，其實都清醒得很哩，或者說他們的痛苦還遠不到阮籍那種不可克服的程度。是啊，為五斗米折腰於督郵，為皇帝寫寫歌詞，比起殺身之禍、室家性命之危，又算得了什麼呢！那種‘借酒澆愁愁更愁’的熱烈言說，適足表明那愁之輕漫，尚可作審美的玩味：若真正痛苦到阮籍的地步，那就真的‘只願長醉不願醒’，也就沒有關於酒的閒話了。”
又如，李芳女士的《李漁，亂世中求快活》一文，通過生動地講述與主人公有關的故事，為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活潑潑的、生活化了的大文藝家和全能文化人李漁的形象：“他既是一位受人追捧的小說家，又是經營有方的出版家；同時他還是能寫能演的劇作家，甚至親手調教出了一個很專業的戲班子；他更是會享受生活的人，對美食、養生的認識，都可以上升到理論高度，閒時自己還會搞點生活中的小發明創造。他的性格也很獨特，文人本來清高，李漁卻愛財色甚於愛面子；文人本執著於功名，李漁卻沒有像他的若干前輩那樣，考科舉考到白髮蒼蒼，而是完全解脫出來，想乾什麼就乾什麼。”
再如，我所撰寫的那篇揭示明代文人唐伯虎悲慘遭遇之真相的文章《唐伯虎，被冤案誤了一輩子》，就通過解析一些有關他的真真假假的故事，“透過他(唐伯虎)狂放的外殼，真正了解其顛沛曲折的人生經歷，方知唐伯虎並不是一個嘻哈成性的喜劇人物，而是一位嘗盡人世辛酸、一輩子坎坷失意的落魄文人！”對於從古到今都在中國社會廣泛流傳的“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我是這樣評論的：“‘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其實算不上精彩，卻流傳了近五百年，一方面說明人們普遍都對封建偽道德心懷不滿，對唐伯虎這樣的風流才子十分羨慕；另一方面也說明，唐伯虎對封建偽道德的反抗，採取的只是一種溫和的甚至有點庸俗的方式，所以在當時和後世都很容易被世俗社會接受和認可。這個故事，對於讀者和觀眾來說，當然是一出挺好玩的喜劇，但對於喪失自己人格尊嚴和文化品位去討好官僚之門的文藝家唐伯虎來說，不如說是人生的一大悲劇。文畫雙絕的唐伯虎，折損於仕途，不得已而放浪一生，真是令人可惜可嘆。”
我們文學研究所古代室的諸位同人之所以樂於做以上這樣的普及工作，而且一定要把《環球人物》所約的這批文章寫好，除了近年來隨著學術文化環境的飛速變化，我們大多具備了較為濃重的學術創新意識之外，還與我們很好地繼承了本單位早已行之有效的一種學術傳統有關——這就是我們古代文學研究室的學術師長和前輩學者從建所初期就實行過的“兩條腿走路”，即邊搞研究邊做普及工作的正確方針。新中國建立的初期，我們的老所長鄭振鐸、何其芳二位就先後倡導和建議老專家們在做好專門性研究的基礎上，搞出一批優秀的古典文學普及讀物。當時，對二位所長的主張回響最熱烈，所出版的普及讀物最多、影響也較大的，就是我們古代室的第一任領導余冠英先生(當時古代室還稱為“古代組”，余先生為組長)。這位上世紀30年代在清華園讀書時就被譽為“人物也一樣非常之‘清華”’的學者兼作家，幾年間出版了在全國古典文學讀者中影響很大的《詩經選》、《詩經選譯》、《三曹詩選》、《漢魏六朝詩選》、《樂府詩選》等多種選本。很快地，在那幾年中，我室二級研究員王伯祥的《史記選》、一級研究員錢锺書的《宋詩選注》、一級研究員俞平伯的《唐宋詞選釋》等書籍都陸續出版了！多么強大的專家陣容！多么具有社會影響的一流選本！幾年前，我就在所里的一次學術論壇上對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室的這一段光榮歷史做過回顧，指出：我們古代室同仁應該向建所初期的那些國內聞名的古典文學大家學習，“兩條腿走路”，一是做好專業性和理論性很強的學術研究，二是做好面對大眾的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工作。現在我們面前的這部書，毋寧說是我室學術傳統與新一代學人創新意識兩相結合的產物。而對於社會大眾而言，這樣像說書先生講故事似的既有普及性又有趣味性的文化讀物，遠比一般的純學術著作更能引發他們的欣賞興趣和高度關注；他們讀起這種“故事書”來，也會比讀那些正兒八經的選注本更覺得輕鬆愉快。
無論如何，《豐饒的苦難——中國古代文人傳奇》作為一種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產品已經問世。它在我們文藝百花園中是一個新品種，理應坦然接受廣大讀者的文本解讀和審美品評。我們希望它能勝利地接受這樣的解讀與品評！
